来源：微信公众号 质化研究

人类学以及质化研究范式不应仅仅是一种对社会现象、社会生活的“深描”。本文通过对经验材料的分析和阐释，尝试提炼和建构一个新的跨学科概念“在场”。让我们一起通过阅读这篇文章，体察理论阐释之精妙。

作者：郭建斌

原文标题：”在场“：一个基于中国经验的媒体人类学概念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11期

摘要

“在场”，是在对中国西南乡村电视、流动电影进行多年田野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概念。在此前相关讨论的基础上，论文进一步围绕概念界定、理论内涵、经验指向等方面探讨，进而对其超出学科及所考察对象之外的可能意义及该概念存在的不足进行说明。“在场”概念基于中国经验，并与相关的理论话语勾连，这一概念对于中国传播研究具有理论创新的价值，同时，围绕该概念所进行的讨论在研究方法论层面也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

“在场”；中国经验；田野研究；媒体人类学

引子

八月的高原牧场，傍晚七点钟，太阳还未完全落山，牧民们的营地位于一个山坳里，因此已经照不到阳光。牦牛被从山上赶回，妇女们正在给牦牛挤奶。电影放 映员下午到达这个牧场上的营地，每年夏季大致相同的时间，他都会来这里为牧民 们放几天的电影。晚饭前，几个男子就帮着他在空旷的牧场上竖起了两根木头，挂起了银幕。这里位于中国的西部，天黑的时间比东部晚两小时左右，通常要晚上九点才开始放电影。放映员提前一个多小时已经把数字电影放映机安装完毕，并把发电 机摆在距离放映机大约50米开外的地方。八点过一点，放映员拉响了发电机，开始调试放映机。发电机及音响发出的声音，牧场营地上的所有人家均能听到。小孩子在放映员开始安装放映机时就围在了放映机旁，大人们要做完家务之后才能来看电影。在正式放映之前，放映员把U盘插在数字电影放映机上，播放了几首藏语歌曲。

近九点，夜幕降临。放映员正式开始放映。所有的大人小孩席地而坐，所有人的目光投向电影银幕，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1998年，中国在全国范围内(主要是农村地区) 实施了两项与现代传媒直接相关的“国家工程”，一个是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另一个是电影“2131工程”。进入本世纪后，前10年，作者以位于云南西北的一个少数民族村庄作为田野研究地点，围绕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重点对电视展开研究；2010年之后，作者的田野研究区域换到了滇川藏交界的“大三角”地区，1重点关注与电影“2131工程”相关的农牧区流动电影放映。这两项与传媒相关的国家工程，在组织实施、技术设备、观看等表象上存在很大差别，其理论阐释理应有很多的维度，但是在这前后近二十年的两项研究中，在理论表达上，作者使用了同一个分析概念——“在场”，围绕乡村电视及流动电影这两类媒介实践进行“深描”。

在已经发表、出版的文章、书籍中，作者已几次使用“在场”概念，为何还要写这样一篇文章？主要因为在前面的相关研究中，“在场”概念主要是为经验材料提供思路和整合框架，具有更多的工具性、操作性意味，本文将其转换为对此前所有相关研究经验材料的整合、反思与提升。因此，本文将对“在场”概念的内涵、所针对的问题、所概括的经验现象以及所提供的理论分析路径做出更为系统的演绎。

如果说之前使用“在场”这个概念时主要还是通过征引相关理论文献来赋予其理论内涵，并在此基础上作为一个工具性概念用于对经验材料的分析，那么，在本文中，我将 “以我为主”，直接从“在场”概念入手，回答何谓“在场”、为什么是“在场”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在场”的内涵以及其中所涉及的相关理论内在的逻辑关联等做出说明，同时，还将结合田野资料对“在场”概念的动态性做出说明。继而，本文还将对 “在场”概念超出学科和特定研究对象之外可能的意义进行讨论，并对“在场”概念存在的不足做出说明。

在高原的牧场上，虽然还是夏末，夜幕降临之后，气温比白天低得多。那些席地而坐的牧民有些也穿上了厚厚的羊皮大衣，把年纪小的孩子裹在大衣里，孩子从大衣里探出一双眼睛。所有观影者，一致地把目光投向电影银幕，进入了电影中的“荧屏空间”，仿佛忘了他们所处的日常生活空间，他（她)们看电影的地方，白天是牲畜归来时停留的 “场所”。

何谓“在场”

(一)界定

在本文开头所描述的场景中，正放映一部汉语电影，而当时牧场上的所有牧民，没有一个能用汉语进行交流。即使有几个上过几年小学的学过一些汉语，但因离开 学校之后不再使用，几乎也已对所学完全忘记。在这样一种缺乏语言的理解的电影

观看，若是从效果的角度去考察，应该说效果是微乎其微的。这部电影的名字叫《举起手来》，对于这样的影片，我们也可以从文本的角度去进行解读或是批判，但是我们的解读必定与当地人的解读有较大区别，我们来到这么远的地方，更主要是为了了解当地人的解读。在较长时间的田野观察中，我们觉察到，虽然当地的很多电影观看没有效果(或者是很难去对效果进行实证)，但是那些观影者的电影观看活动，却是一项具有丰富意义的社会交往活动。因此我的关注点自然就转向了把电影观看活动放到更为宽泛的日常生活脉络中来进行考察的方面。

在传播研究中，有学者把传播理论的类型分为四种，即后实证主义、阐释学理 论、批判理论和规范理论。2在这样的分类中，如果一定要给我自己的研究做一个归类，可以归入阐释学理论一类，即“通过对行为或文本的系统性阐释来实现”。3而我所做的阐释，又属于阐释理论中“社会阐释学”的范畴，而不是对文本的阐释。当然，如果拓宽对于文本理解的视野，社会行为(或行动)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文本，正如格尔兹对于民族志的理解：“从事民族志就像解读(在‘建构有关......的阐释’的意义上)一份手稿陌生、字迹模糊、充满省略、前后不一致、可疑的更改和带偏见的评语，但它并非用习惯上的表音字符写成，而是用行为模式的例子临时写成的。”4

在上述经验观察及理论思考的基础上，我对“在场”做出了如下界定：

所谓“在场”，指的是由特定的大众传播制度及相应实践所构筑的媒介时空中的 一种“结构化”存在及其象征意义。5

对于这一界定的具体含义，我将在后面做进一步说明，在这里，主要想对“在 场”概念中“场”的含义做一点解释。这也是以往的讨论中几乎没有涉及的。

(二)“场”的含义

“在场”概念中的“场”，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指的是“现场”。如电视观看场所，流动电影放映和观看的场所等。这样的场所，是直接可以观察到的。它坐落于特定的时空，电视、电影观看活动在此时 空内展开。同时，这样的场所也具有特定的结构(无论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以 及社会行动的规则维度等而言，都是如此) 。

第二，指一种“行动的场域”。这样一种理论视角，与布尔迪厄对“场域”6讨论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这方面的含义相对抽象一些，但并非完全是停留在抽离具 体现象的层面上来进行讨论。从“行动的场域”的意义上来理解，无论是电视还是 电影的观看，就不仅仅只限于某个特定的时空场景中，而是延伸到了整个经由传媒 所建构起来的“媒介的权力网络”7之中。这一“行动的场域”，包含了十分复杂的权力关系，包括电影的生产、发行等复杂的过程，任何一个环节，均有层层把关。但是关于电影生产方面，在我们的本项研究中几乎没有涉及，这方面内容本身可以成为一项值得单独去做研究的课题。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电影发行、放映及观影部分。即便如此，对于这个“行动的场域”中与电影发行、放映相关的权力运作，很多东西也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但是通过对相关人士的访谈8，以及公开的一些资料，我们还是可以间接地看到其内部权力运作是如何发生的。对于放映员的招募、培训，放映影片的选择等，我们在对放映员的访谈以及其放映活动的参与观察中直接可以得到这方面的资料。

滇川藏“大三角”地区的流动电影放映，绝大多数是在室外进行，村委会、学 校、寺庙是通常的放映场所。2015年我们在四川德格县调查时，看到邻近县城的几个乡镇已经有了室内的放映点。这种室内的放映场所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多媒体会议室，并且设在乡政府的院内。这样的室内放映，虽然避免了天气等因素的干扰，但对村民而言，似乎没有在露天观看那么自由。本文开头所讲到的那个高原牧场上的 放映，这种场所是完全开放的，就这个特定的“场所”而言，它当然有距离哪家的 帐篷更近的差别，并且营地所在的土地也是有明确的归属的，但是这个“场所”并不像村委会、学校等那样的有院墙、大门。这或许是流动电影放映中最开放的 “场所”。有时候放映员也会在村子的道路边放电影。村委会、学校等地，这类 “场所”并非是为放电影专门设置的，而是具有更为重要的功能——行政或教育，放电影只是临时的。在西藏昌都调研期间，我们也随放映员到过多个寺庙里去放电影。与村委会和学校有些类似，寺庙作为放映“场所”也是临时的。在西藏，寺庙的历史要比村委会、学校悠久得多，同时，在现代学校进入西藏之前，寺庙也是最为重要的教育“场所”。上述几类“场所”，牧场、村道等是最为开放的，村委会、学校、寺庙这样一些“场所”因其具有其他的功能(如行政、教育、宗教)，电影放映与观看只是一种临时性地“嵌入”。

上述这样一些“场所”，并非是纯粹的地理空间，而是包含着社会关系的社会空 间，其中蕴含着多种社会权力关系。最高决策者自然是国家电影局9。往下，有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电影发行的主管部门，西藏是自治区电影公司，四川省是原来的广播电影电视局的电影处，云南和四川相同。再往下，地市、县市均有相应的机构，县(或县级市)的机构是全国电影发行、放映管理的末梢。分布在各乡镇的电影放映员，均由县级的相应机构进行业务管理，通常是一个电影放映员负责一个或多个乡镇的放映。

2004年上半年，原国家广电总局颁布了《电影数字化发展纲要》10，此后短短几年间，中国农村电影放映迅速地完成了从胶片电影到数字电影的转变。2012年我们 在西藏昌都调查时，看到当地的所有农村电影放映员，都用上了数字电影放映机。每一台数字电影放映机上，均有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装置，从理论上来说，最高管理者可以对任何一台处于开机状态的数字电影放映机进行监控。这样一种新的技术平台，从某种意义上为我们考察抽象的“行动的场域”提供了一个直观的图示。在此，我将结合中国流动电影放映GPS/GPRS监控平台示意图(图1) 来做进一步说明。11

在上图(图1)中，流动电影放映、观看的“场所”处于图的左下角，但是这些电影放映、观看的“场所”，仅仅是由现代科学技术所编织而成的技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上述技术网络，背后还有负责全国流动电影管理工作的层级结构，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现代传播科技，为科层式的行政管理提供了某种便利，也同时参与了“行动的场域”的建构。此时的技术设备等，具有了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的“行动者”(actor)的意义，而且具有携带着国家权力和现代性的能动性(agency)12。

“场所”和“行动的场域”为“在场”概念设定了意义生成的基础，在阐明“在场”概念的内涵之前，先要回答另一个问题。

为什么是“在场”

如上所述“在场”这一概念，直接源自对经验现象的观察以及相关的理论思考。在理论类型上，属于阐释理论的范畴。或许读者会问，即便是阐释理论，可以选择的理论视角和表达也是多种多样的，为什么就是“在场”呢？在最早提出“在场” 概念的一篇文章中13，我曾经对此做过解释，为了便于理解，在此得稍稍再做一 点重复。

“在场”这个概念的直接启发，是来自麦奎尔(Denis McQuail)的《受众分析》 一书中的以下这段话：

在电影院这个公共场所中，持续不断的动态图像延续着戏剧而非印刷品的传播情形，重现了早期受众的现场(locatedness)接受方式。......数以百万计的普通民众一起分享相同的、经媒介传播的情感和学习体验。14

当时的启发，具体来说是麦奎尔上述表达中所使用的locatedness一词，中文译 本的译者把这个词翻译为“现场”，但是我却从locatedness这个英文词汇中读出了另一番意味。我不清楚这个词是不是麦奎尔自己的创造，但是从这个词的动词部分来看，具有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的意思。这个词义马上就和我当时的诸多经验材料联系到了一起，它不仅能把杂乱的经验材料串起来，同时找到了一个理论分析的方向。于是，我将locatedness翻译成“在场”。反之亦然，当时“在场”的英文表达使用的是locatedness。

麦奎尔并未对locatedness 这个词做出明确的界定，其具体的内涵是含混不清的。并且当时主要关注到的是看电视这个行为具有地点约束性，也就是必须在电视机所在之处展开，而且跟随电视节目的时间安排，因此收看电视不仅具有此地性，而且还有此时性。这是麦奎尔所讲的locatedness。这是概括行为特征的一个概念，也提供了一个视角，可以比较使用不同媒体的行为。这也为我后来关于“大三角”地区流动电影的研究预留下了进一步理论阐发的空间。在对“在场”概念的内涵的不断充实过程中，潘忠党建议用being present作为“在场”的英文表达。对此，后文还会有详细说明。

以上所说的还只是表述的问题，无论使用怎样的表述，更为重要的是其内在的理论意义。通俗地说，使用“在场”这一概念具有怎样的好处？

“在场”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其一方面是对经验现象做出某种概括，另一方面，它又要回到经验现象，对现象做出具有某种理论意义的阐释。“在场”概念能够“胜任”么？

先说第一个方面。如前所述，无论是广播电视“村村通”，还是电影“2131工程”(或是此后其他的提法)，均是由国家主导的，是一种“顶层设计”。这样一种 由国家主导的制度性安排，无论从政策层面，还是从具体实施，乃至到具体放映的 内容，均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国家在场”。从电影观看者的方面来看，他(她)的 电影观看活动，并非仅仅是“看电影”，而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交往活动，电影内容对于他(她)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遥远的“他者”，他(她)们中的一些 人甚至完全听不懂电影里的人所讲的语言。因此，在这一“媒介时空”中，他 (她)的电影观看活动同样具有“在场”的意义。

第二个方面，使用“在场”这一概念可以对经验现象做出怎样的理论阐释。在既往传播研究中，绝大多数的研究是把传播研究简单理解为一种“传授关系”，即便在所谓的“新受众”研究中，也仅仅是突出了受众的主动性，并未彻底摆脱“传授关系”的思路。我们这样一项具体的研究，自然无法全面否定上述研究的合法性，但是讨论问题的视角，已经从“传授关系”转向了一种“场”(或“场域”)分析的视角。在这一点上，与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讨论“传播的仪式观”的视角是基本一致的15。从上述对于“在场”概念的内涵的阐述中也可以看出，经由 “在场”这一概念，或许可以把很多既往相关的理论视角较为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并指向经验现象并且，这与用理论来解释特定现象的做法不同，而是从经验出发， 与相关理论展开学术对话。

“在场”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观察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理论视 角，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在社会基层是如何实践“在场”的，同时，观影者与 国家也处于同一个“场景”(或场域)中，这种共同的“在场”，使得中心与边陲、“庙堂”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区隔得以暂时消解，具有了维克多·特纳所说的 “阈限”的意义16。虽然流动电影放映与特纳所考察的宗教仪式不同，但是这样一种完全世俗化的“视觉展演”，与宗教仪式之间，多少又具有几分的类似。流动电影，仅仅是实践国家和观影者共同“在场”的一种方式，并且，这样一种方式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方式。正如在调研中放映员对我们说的：放映员到哪里都比较受欢迎。

由于这样的“在场”是存在于经由传媒所建构起来的“媒介时空”中，因此在这其中，作为观影者，自然也存在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说的“反抗的日常形式”( 如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17，他(她)们并不会老老实实地坐在银幕前，全神贯注地看电影。由于流动电影放映场所的开放性，也使得这样“入场”或“离场”是十分容易 的事情。就我们多年的田野调查中了解到的情况，目前的流动电影放映观众的观影热情远远不如1990年代之前。这对于那些在1970或1980年代参加工作的农村电影放映员来说，感受更加明显。由于受制于技术的控制，如果一部影片不放映完，就不算完成放映任务，因此，有些时候，即便已经没有观众，放映员也得把影片全部放完，才能收拾设备，然后默默地“退场”。

“在场”的内涵

前文对于“在场”概念的界定，主要涉及三个理论指向，一是时间与空间，二是“结构化”，三是仪式分析。具体来说，第一个指向意在表明“在场”是在某个 特定的“媒介时空”中的存在；第二个指向主要采纳了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对“结构”与“行动”讨论的理论视角，欲表明“在场”也具有吉登斯所说的 “结构化”的意义；第三个指向是以仪式作为分析方法，对某个特定的“媒介时空”中的“结构化”存在的象征意义的阐释。

在拙著《在场》中，我曾对“在场”概念上述三个理论指向进行过较为全面的阐述18，为了便于理解，此处还得做一个简单的交代，继而对三个理论指向之间如何交织、互构做进一步的说明。同时，我还将对“在场”作为一种动态过程的含义做 出说明。

(一)“在场”是特定 “媒介时空”中的存在

以上三个理论指向，第一个方面与前面已经讲过的“场所”与“行动的场域”有关，所谓“媒介时空”，是包括了“场所”和“行动的场域”两个方面。

这样一种特定的“媒介时空”，具体又可以区分为三类时空：日常生活时空、荧屏时空以及社会结构时空。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时空更接近于上述电影放映及观看的 “场所”，而荧屏时空主要讲的是经由电视或电影所建构起来的一个想象的时空，社会结构时空更接近于上面所讲过的“行动的场域”，它与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权力和资源的分配等直接关联。在一个特定的电影放映及观看活动中，这三类空间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正如吉登斯所说的：

随着时间的“逝去”和空间的“隐遁”，在场和不在场交织在一起。所有的社会生活都发生在这种交织的关系之中，也都是通过这种交织关系而得以构成的。19

吉登斯在此处所说的“在场”，对应的英文词汇是presence。虽然译者在此把 presence翻译为“在场”，但是它和我所说的“在场”，意义并不相同。

在《媒介空间：媒介时代的地方，规模和文化》(Media Space: Place，Scale and Culture in a Media Age)一书中，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和安娜·麦卡锡(Anna McCarthy)曾对“媒介空间”做过这样的界定：

媒介空间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它既包括那些由媒介创造的空间，也包括在日常生活具体化时既存的空间安排对媒体形式产生的效果。20

接着，库尔德里和麦卡锡区分出媒介空间的双重属性，即实体性和符号性(或象征性)。前者包括人、器物、特定的地理区位(也是一种权力结构)、资本主义的特定经济部门等，后者包括形象、符号等。

在上述界定的基础上，库尔德里和麦卡锡把“媒介空间”的研究分为五个层次(或类型)，即“媒介的空间表征”“媒介对社会空间的改造”“媒介的消费空间和生 产空间”“媒介在空间中运作所导致的错综复杂的联系”“媒介所产生的错综复杂联 系在不同地方的不同的经历和理解”21。

对于库尔德里和麦卡锡上述五个层次(或类型)的媒介空间，潘忠党和於红梅在一篇文章中做了这样的解读：

在他们看来，当代电子媒体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空间的过程，它突破了很多空间构成中的藩篱，也提供了很多可以开拓、重塑空间的可能性。这个过程既是物质的，也是象征的；既涉及媒介内容的生产和消费场所、文本再现的空间和由该再 现的流动所构成的空间，也跨越不同规模的空间，涉及地方与全球之间的交织(entanglement)以及人们在不同条件下对此多元的体验。22

库尔德里和麦卡锡关于“媒介空间”的讨论，对于我们理解媒介化社会中的空间问题无疑具有启发意义，它与我们的讨论相关的内容至少包括或可区分为：(1)规制了媒介生产和运作的体制结构空间及其演变的时间轨迹；(2)媒介内容所再现的时空，其中可能有对中外的区分，对过去和现在的区分，对“我们”所归宿的共同体及其命运的呈现；(3)媒介使用(如观影)活动所展开的社会行动时空。三者的共同点——因此可用“媒介时空”的三重维度概括——是围绕媒介而展开，因为媒介而构筑，由于媒介的引入而构成。

(二) “在场”具有 “结构化”的意涵

第二个方面与第一个方面中所讲到的社会结构时空有关。在这里，我主要借鉴的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精妙之处在于解决了以往研究中的个体行动者的日常生活实践和社会结构之间割裂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以往的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未能解决的问题。吉登斯这样说道：“在结构化理论看来，社会科 学研究的基本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 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23吉登斯把这种结构化理论表述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并且认为“结构二重性原则是结构化理论的关键”。24对于结构二重性，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一书后面的术语表中给出了这样一个简洁的解释：“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25

就流动电影放映而言，如前所述，是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同时，全国流动电影放映的发行、放映、监管体制，也是一种结构。但是这样的一种结构，是由具有能动性的各级代理人的行动生产出来的。行动是流动的，结构是稳定的。行动体现了结构，落实了结构；结构制约了行动，同时又使然了行动。这一具有能动性的“行动”，同时也具有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的“行动者”的意义，26虽然流动 电影放映与拉图尔所考察的实验室工作有很大区别，但是其“行动者”概念，用于流动电影放映，十分贴切，这是因为：“行动者一词在拉图尔这里还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它不仅指行为人(actor)，还包括观念、技术、生物等许多非人的物体(object)，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事物状态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为‘行动者’。”27就流动电影放映而言，放映员、流动电影放映车，以及放映设备等，均具有“行动者”的意义。尤其是那些老一辈的流动电影放映员，他们通常是技术能手，除了维修放映设备，还为当地小学生讲授电力的基本知识，当地老百姓将发电机称之为“电影妈妈”，把放映机称之为“电影爸爸”28。

（三）“在场”是一种象征性存在

第三个方面是以仪式作为分析方法，意在彰显“在场”这样一种存在的象征性意味。在既往对于仪式的相关研究中，存在着“仪式”作为文化活动和表演的现象，与“仪式”作为一个隐喻性的理论概念或者视角(lens)两个不同的视角，比如， 特纳(Victor Turner)29、麦克阿隆(John J. MacAloon)30等是在第一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用它指代分析的经验对象；詹姆斯·凯瑞是在第二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即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传播31；戴扬(Dayan)和卡茨(Katz)32、库尔德里32、柯林斯(Randall Collins)33、是在二者结合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一方面，分析的经验现象(如特定类型的媒介事件、围绕体现媒介权力的生产过程、日常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及其形态)是某种形态的仪式，或者是具有仪式特性的交往或展演，另一方面，他们又以仪式的分析视角来看待这些经验现象。就流动电影放映、观影，乃至中国流动放映所构成的“媒介景观”，的确具有仪式的意味。这方面问题，我们曾在一篇文章中围绕“视觉展演”来进行过讨论34，不再赘述。就“在场”这一概念而言，主要是以仪式的分析视角来对流动电影相关的经验现象进行考察所形成的一种理论表达，它更接近于詹姆斯·凯瑞的思路，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场”是詹姆斯·凯瑞“传播的仪式观”的一种更为具体的表达。

(四) 三者如何交织？

在对上述三方面的理论意涵进行简要说明的基础上，我想进一步说明的问题是：这三个不同的理论视角是如何交织、互构的？

先来说“媒介时空”与“结构化”理论之间的关系。关于“时空”与“结构 化”之间的关系，吉登斯在关于社会的构成的讨论中也讲到了，“时空”是“结构”与“行动”的场所。只不过我在这里所讨论的“时空”，如前所述，是特指经由传媒所建构起来的时空。这样一种特定的时空，同样是“结构”与“行动”的场所，同时，这一场所也具有“行动的场域”的意义。前文对“在场”中的 “场”的含义进行过解释，无论是作为场所”，还是“行动的场域”，这主要还是从“时空”的角度来理解的，但是“在场”中的“在”，尤其在强调其动态性 (后文会有进一步说明)之后，它能够更好地与“结构化”理论对接。若此“在场”的表达，也可以把“时空”与“结构化”理论较好地衔接起来。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可以借用吉登斯在对时间、空间与情景进行讨论时所做的一个图示来说明。吉登斯在时间、空间与情境进行讨论时，对赫格斯特兰德时空结构图示进行了改造，得到了这样一个图示35：

在图2中，H、S、C 三个区域分别代表了一个学生日常活动的三个主要区域——家、学校和电影院。箭头所代表的是时间在空间中的运动。三个不同的区域对应着不同的时间维度，电影院通常代表夜晚，学校通常代表白天，家则是两者转换的场所(或区域)。36这是一个十分有启发的图示，在图中，时间、空间与情景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此外，在这样一个图示中，吉登斯用去看电影(C)指代闲暇活动，恰巧正是本文关注的方面，我当然理解吉登斯所说的去看电影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但是他所举例的闲暇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传媒日益成为人们闲暇生活重要内容的又一证据。

吉登斯是从日常活动的视角来考察时间、空间和情景问题的，和我从作为闲暇生活的一个具体方面(看电影)入手所进行的考察的确有区别。也就是说，吉登斯所讨论的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时空，而我的切入点是“媒介时空”，但是我对 “媒介时空”的讨论，并未完全忽略日常生活时空。在吉登斯对时空问题的讨论中，他的确涉及到了现代传播媒介，但是他讨论问题的视角，是在一般意义上来进行的，并未对某种特定的时空类型进行讨论。对于某种特定时空类型的讨论，在某 种程度上可以丰富吉登斯对于时间、空间与“结构化”讨论的意义。

关于“媒介时空”与仪式分析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媒介时空”为仪式分析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对象或时空场景，一方面，处于“媒介时空”中的某些具体的时空场景具有仪式的意义，另一方面，采用仪式的分析视角来考察这些时空场景时，又可以为“媒介时空”赋予新的理论内涵。

对于“结构化”与仪式分析之间的关系，与上述“媒介时空”与仪式分析之间的关系有些类似，处于“结构化”中的行动与结构，本身具有展演的意味，同时，从仪式分析的视角来对其进行考察，在某种程度上同样可以丰富“结构化”理论的意义。

以上三者之间的关系，简单地来说，“媒介时空”为“在场”概念设定了一个意义的场所，“结构化”则是在某个特定的“媒介时空”中的“行动”对于“结 构”的生产与再生产，仪式分析则是作为考察上述两者的一种方法(或视角)。这 三者相互交织、互构，使得“在场”概念获得了某种理论的张力。

(五) “在场”作为一个过程

虽然有些内容上文中也有所提及，但是我还想对“在场”概念的动态含义结合相关的田野资料做出进一步说明，以此彰显“在场”概念的这一特定意涵。

在上文中我已经提到，是潘忠党建议把“在场”的英文表述为being present。他 这样讲道：可用being present来凸显动态的过程，以获得更大的理论阐发和经验解读的空间37。的确，由于时态等方面的原因，中文“在场”的表述容易使得人们对其理解停留在一个静态的层面上，但是就我们所考察的与流动电影等相关的媒介实践而言，它的确是一种动态的。使用英文being present的表述，的确能够更好地传达出这方面的寓意。这样一种英文表述上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把 “在场”这一概念从原来偏向于空间转向了偏向于时间。对于这方面含义的强调，也可以使上述三个理论指向的动态意味得以更好地彰显。

从动态的角度来对与流动电影放映、观看相关的媒介实践做出考察，结合“在 场”概念，可以把它简单地分为这样几个阶段：入场、转场、退场。

1. 入场

对于入场，在本文开头处已经讲到过一些，那还只是整个入场的一个片段，这里所说的入场，包括从政策的制定、影片的生产、设备的发放，最后才有了放映员的放映。2003年2月，媒体曾报道过这样一条新闻——“新年伊始，国家发改委、国家广电总局又为西藏捐赠 18 辆流动电影放映车，交接仪式于13日上午，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38这样一条新闻，具有高度的象征意味，这样的仪式，也是一个复 杂的入场过程中的众多仪式中的一个。包括那些奔跑于西藏高原公路上的车厢周身喷了汉藏两种文字的流动电影放映车，均是入场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电影开映 之前，前面所说的“媒介空间”并未形成，“行动”与“结构”还是分离的，仪式还未进入最为关键的环节。小姑娘、小伙子在来看电影之前，要换下白天干活穿的 衣物，打扮一番之后才出门，小孩子则是早早地坐到了电影放映机旁边，尽管他们 可能在电影开映不久就在大人的怀里熟睡了。目前的流动电影放映通常要求放映员 要放一部科教片，在原广电总局的规定中，一部科教片加一部故事片，才算一个放映场次。但是老百姓大多对科教片没有太大的兴趣，作为放映员，自然也很清楚这 一点，因此有时候放映员在天还未完全黑就开始放科教片，他们说这样可以起到“暖场”的作用。“暖场”，也是入场过程的最后阶段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场景中，作为国家制度的“代理人”的放映员携带着同样具有“行动者”意味的先进的放映设备来到了牧场，牧民们也暂时悬置了他们既往的身份，成为了“观影者”，意识形态询唤( interpellate)39的对象、国家权力服务和管控的对象。同时，那块平时牧归挤奶、牲畜活动的场地，当它成为一个放映、观影场所之后，加之电影开始时夜幕已经降临，顿时转换为一个具有某种“异托邦”40意味的场所。

2. 转场

露天电影的观看者陆陆续续地到来，放映员虽然没有按照标准的钟表时间准时放映，但一般情况下，天色渐渐暗下来之后，放映员就开始放映故事片了。在西藏， 夏季通常是晚上九点左右。这里使用“转场”来表述这个阶段，并不是四川甘孜一带的放映员们通常说的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放电影，而指的是在具体的电影 观看过程中的时空转移、穿梭，或是交汇。前文已经讲到过，在由电影所建构起来 的“媒介时空”中，包括三类不同的空间。放映及观影过程，也是一个空间实践 (或生产)的过程。正如有学者所说的：“空间结构在如今不仅仅被视为社会生活于 其中展开的竞技场，而且还被视为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媒介。”41因此，我在这里所说的 “转场”，在更为抽象的层面上，它是一种空间实践，在不同时空的转移、穿梭或是交汇的过程中，社会关系得以生产及再生产。同时，所谓“结构化”，也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空间实践中完成的。再者，这也是前面所说的 “场”作为“行动的场域”的又一种体现。

3. 退场

放映结束后，“在场”并未立刻结束，还有一个“退场”的过程。放映员还要收拾放映机，有些电影观看者，似乎还不想马上离开，即便离开了，也不想马上回家。在文章开头所讲的那个高原牧场上，有一天晚上放完电影很长时间了，我还听到帐篷外有一群男女青年在高声谈论，很晚了才骑着摩托车离开。第二天我问放映员那些年轻人在做什么，放映员告诉我：“跑夜”(也即“约会”)。放映结束之后几天，或许人们会再度谈论起电影中的某些片段，甚至开始模仿电影中的角色的装束。对于那些生活在高原牧场上的人们来说，下次再看电影，通常要等一年的时间。退场过程中，又开始了下一轮的入场。

入场、转场和退场，构成了某一次特定的“在场”，这是一个较为完整的过程， 同时也是“在场”概念动态性较为直观的体现。

“在场” 概念的普适性及局限性

“在场”是作者基于长时间的关于中国乡村电视、流动电影的研究形成的一个分析概念。这样的研究，不仅仅是“媒介研究”，也与传统的“受众研究”有所不同，是把媒介、观看者放到一个经由特定的媒介制度所建构起来的“媒介时空”来进行考察。这样一种民族志取向的研究，也可以称为“民族志传播研究”42。同时，它也可以归入“媒体人类学”的范畴43。两者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并无刻意纠缠的必要，况且，国内“媒体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不少是由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者完成的。为了更好地展开跨学科对话，本文把“在场”概念放到“媒体人类学”的意义上来进行讨论，希望这一从传播研究中得到的理论表达获得更大的意义空间。然而，无论是“民族志传播研究”还是“媒体人类学”，均未消除学科的区隔。在此我想进一步讨论的是：在超越学科及特定的研究对象之后“在场”概念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研究，是否具有某种普适性意义?

(一) 普适性

无论是广播电视“村村通”，还是电影“2131”工程，它们都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一种方式，除此以外，国家治理当然也还有其他很多的方式，如教育、文化、 财政、收税以及基层政权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在场”对于当代中国，具 有某种普适性意义，尽管具体的“在场”的方式各有差别。关于这方面问题，我们 可以结合从事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的一些学者们的论述来加以说明。

纵观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70年的历史，所谓“国家在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体情况有着较大的差别。这70年历史，通常可以分为“改革前”和“改革后”两个阶段，这样阶段划分的节点，通常是1978年12月18日至12月2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 “改革前”中国的社会结构，孙立平等人称之为一种“总体性社会结构”，在这种 “总体性结构”中，照孙立平等人的说法：

国家几乎垄断着全部重要资源。这种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就业机会)及信息资源。以这种垄断为基础，国家对几乎全部的社会生活实行着严格而全面的控制。同时，对于任何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要么予以抑制，要么使之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可以说，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个相对独立的、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的社会已经不复存在。44

在对“改革后”的前15年的社会转型的分析中，孙立平等人从三个方面来描述了党和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第一是控制范围缩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等方面，党和政府的直接控制和干预已经越来越少，自主性明显增强；第二是在仍然控制的领域中，控制的力度在减弱，控制的方式在变化，即由一种比 较“实在的”对实际过程的控制，转变为一种比较“虚的”原则性控制；第三是控 制手段的规范化在加强。由于法制建设的加强以及政府行为逐步走向规范化，那种 任意的控制开始向较有规则的控制转变。45与此同时，孙立平又专门针对1990年代 以来的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断裂社会”的概念。此时 孙立平使用“断裂”一说，主要是针对1990年代的中国社会而言，即“一个与 80 年代有着很大不同的新社会正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46

跨入21世纪十年之后，在由孙立平执笔的《“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一文中，再次对“改革后”三十多年的中国社会转型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把这三十年划分为三个阶段，同时对这三个阶段的特征进行了归纳。他们这样写道：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进 入21世纪后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47

郭于华等把1949年之后的中国称为“共产主义文明”48，强调自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变及其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长河以及在整个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大意义。虽然我不完全同意其具体的表述，但是这样强调一个并不很长的历史时段的特殊意义(无论是从纵横两个维度来看)，我认为是一种有价值的思考。

上述这样一些讨论，其实也是“国家在场”的另一种表述。除此以外，也有不少的研究直接使用了“国家在场”的表述1，由于篇幅的原因，在此不再展开说明。因此，“国家在场”可以成为考察、理解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同时，正 如前文所讲到的，“国家在场”只是“在场”概念的一个方面，除了国家及其代理 人之外，其他的行动主体，同样具有“在场”的意义。这是“在场”这个概念超出 某个特定学科界限及其特定研究对象之后可能具有的普适性意义。

(二) 局限性

因为“在场”这一概念主要源自我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受经验材料的限制，推而广之之后肯定会带来一些问题。我最早提出“在场”概念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像“独乡”这样的地方的电视观看者在经由电视所建构的“媒介空间”中所处的边缘性地位。同样地，在关于滇川藏“大三角”地区流动电影的研究中，这一情况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这样一些“边缘受众”的电视或电影观看活动具有某种象征性意味。换句话说，这样一些“边缘受众”在特定“媒介时空”中的存在，仅仅是一种存在。这样一种含义，在中文“在场”一词中是比较容易体会得到的。正因如此，如果要把“在场”概念推而广之，尤其是推及那些所谓的“主流受众”，这种“边缘性”就显得不合适。这是其一。

其二，由于“在场”这样的表述具有较为宽泛的意义，即便是我在前文中试图对其内涵进行阐明，但是其意义边界仍然是模糊的。同时，在对“在场”赋予理论 内涵时所涉及的理论较为宏大、庞杂，即便是前文说到的三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 均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如此丰富的理论意义加载在“在场”概念上，我自己也有“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感觉。还有，即便是这三方面的理论，相互之间的逻辑关联如何打通? 是否可以打通? 这些，也是目前“在场”概念悬而未决的问题。

其三，“在场”概念主要是基于乡村电视、流动电影等相关的媒介实践而提出 的，无论是电视，还是电影，它们都是所谓的“传统媒体”，它对于其他的媒介实 践，尤其是所谓的“新媒体”实践，是否具有普适性意义？这方面，由于我本人并 未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暂时无法判定是否可以做这样的延伸。

其四，到目前为止，我对“在场”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是在一个特定的“民族-国家”的框架下进行的，超越这一框架，在一种全球或是跨国的“媒介时空”中，这一概念是否还有解释力？这一点，本人同样没有做过相关研究，暂时无法回答。

结语

本文是在此前相关讨论的基础上对“在场”概念的一种“再阐释”，主要围绕 “在场”概念的内涵、所针对的问题、所概括的经验现象以及所提供的理论分析路径而展开。继而，本文也对“在场”概念超出某个特定的学科边界(或是特定的研究对象)之外可能的普适性意义，以及该概念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说明。

“在场”这一概念，源于中国特定的经验，是在经验现象与理论阅读、思考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理论表达。在对该概念内涵进行阐释时我的确征用了不少现成的理论，但这样做并非是用这些理论来作为理论证据对中国现象进行解释，而是希望以这些理论来为“在场”概念服务，在使用这些理论来赋予“在场”概念某种理论内涵的同时，展开与这些理论的对话。同时，让携带了特定理论内涵的“在场”概念勾连特定的经验现象，并对这些经验现象做出具有某种理论意味的阐释。

从研究过程来看，“在场” 概念从最初提出到现在，前后已经10余年，但是围绕这个概念所进行的充实、完善工作并未完全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其理论内涵的 不断丰富，主要得益于经验观察的不断丰富、深入。因为我始终坚信——观察不深 入，思考自然很难深入。潘忠党为拙著《在场》所写的序，使用了“守望”作为标题，他这样讲道：“这本书所体现的守望，不仅包括了他和同道们对学术理念坚持不懈的守望，也包括了对所研究的族群及其成员们建造和共享美好安康生活的守望，还包括了通过自己‘此处’和‘此地’之间的循环往来而对丰富人类的表达、拓宽自身的视野这一人文精神的守望。”49

让我们再次回到经验现象，“贴地而行”，以此作为本文的结束。

当电影银幕上出现“剧终”的字样时，观看者未必能懂这两个汉字，但是凭借他们多年看电影积累的经验，他们知道电影结束了。他们有的打着电筒，有的就凭借着星光，从“荧屏空间”回到各家的帐篷里，开始筹划第二天要做的事情——孩子一早要去把要挤奶的牦牛从山上赶回来，挤奶的工作自然由女性承担，成年男性则要骑摩托车把酥油、雪莲花等送到附近的集镇出售，然后再采购些生活用品回来。顿珠坐在床头，手指捻动着佛珠，低声地吟着：“唵嘛呢叭咪吽”。高原的夏夜，繁星密密匝匝，仿佛触手可及。

参考文献

1〔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 《大众传播理论: 基础、争鸣与未来》，曹书乐译，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第 12 页。

2〔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 《大众传播理论: 基础、争鸣与未来》，曹书乐译，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第 13 页。

3〔美〕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1 页。

4 郭建斌: 《在场: 流动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2 页。此处 “时空” 之前 增加了 “媒介” 二字。对于此界定，潘忠党教授也有这样的评价: 这样的界定无法充分表达出 “在场”的含义，更无法丰富体现“在场”的理论阐释力。对此意见，我能接受，但力所不逮，暂时维持现状。

5 关于布尔迪厄对于“场域”的讨论，可参见〔法〕布尔迪厄、华康德: 《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 商 务印书馆，2015年)第 120 - 144 页的文献。

6 郭建斌: 《权力的媒介网络: 一个传播社会学的概念———兼论传媒与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传播论坛，广西/南宁，2005 年7 月。

7 2012年底，我曾对原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分管全国农村电影放映的领导进行过访谈，同时，我也曾对西藏、四川、云 南主管各省区农村电影放映的部门的领导进行过访谈。

8 2018 年 4 月 16 日，国家电影局揭牌成立，由中宣部统一管理。2013 年 3 月至 2017 年 4 月，电影局归属于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2013 年 3 月之前 10 余年间，电影局属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9 详见:

http://dy.chinasarft.gov.cn/html/www/article/2011/012d8290906654454028819e2d789a1d. html。

10 薛陆一、邵冬蓓、魏嘉宁: 《我国农村流动放映条件下GPS/GPRS监管设备的使用》，《现代电影技术》2010年第12期。

11 Bruno Latour，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 70 - 82.

12 郭建斌: 《在场: 民族志视角下的电视观看活动———独乡田野资料的再阐释》，《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 2008 年1月号(总) 第6期。

13〔英〕丹尼斯·麦奎尔: 《受众分析》，刘燕南、李颖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6页。

14 详见郭建斌:《理解与表达: 对凯利传播仪式观的解读》，中国传播论坛，广东/深圳，2006年7月。

15〔英〕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 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94-131页。

16〔美〕 詹姆斯·C. 斯科特: 《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译林出版社，2007 年，前言第 2 页。

17 郭建斌:《在场: 流动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1-27页。

18〔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25 页。

19 Nick Couldry，Anna McCarthy，MediaSpace: Place，Scale and Culture in a Media Age，New York: Routledge，2004，pp. 1 - 2.

20 Nick Couldry，Anna McCarthy，MediaSpace: Place，Scale and Culture in a Media Age，New York: Routledge，2004，pp. 5 - 8.

21 潘忠党、於红梅:《阈限性与城市空间的潜能——一个重新想象传播的维度》，《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

22〔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 页。

23〔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3 页。

24〔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352 页。

25 详见Bruno Latour，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26 吴莹、卢雨霞、陈家建、王一鸽:《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27 曹云雯、陈静静 2010 年 8 月 9 日对康定电影公司退休放映员 ZDM 的访谈。

28 参见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29 MacAloon，J. ，J. ，Olympic Games and the Theory of Spectacle in Modern Societies，in J. J. MacAloon ( ed. ) ，Rite，Drama， Festival，Spectacle: Rehearsals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Performance，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1984，pp. 241 - 280.

30〔美〕詹姆斯·W. 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5年; 或詹姆斯·W. 凯瑞:《作为文 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31参见 〔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 《媒介事件》，麻争旗译，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年。

32〔英〕库尔德里:《媒介仪式: 一种批判的视角》，崔玺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33〔美〕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 年。

34 郭建斌、张静红、张翎、陈静静:《“视觉展演”: 中国农村电影放映实践的文化阐释》，《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 年第 4 期。

35〔英〕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27 页。

36 郭建斌:《在场: 流动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 年，潘序第 5 页。

37 资料来源: https: //news. sina. com. cn/c/2007 -02 -13/120311233344s. shtml，下载日期，2019 年9 月25日。

38〔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李迅译，《当代电影》1987年第6期; 〔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 形态国家机器》 ( 续) ，李迅译，《当代电影》1987 年第 8 期。

39 Foucault，Miche，l “Of Other Spaces，Heterotopias. ”Translated from Architecture，Mouvement，Continuité no. 5，1984，pp. 46 - 49. 来源: https: / / foucault. info / documents / heterotopia / foucault. heteroTopia. en / 。

40〔英〕 德雷克·格里高利、约翰·厄里编: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谢礼圣、吕增奎等译，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3 年，第 3 页。

41 何谓 “民族志传播研究”，可参见作者的其他相关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42 郭建斌: 《媒体人类学: 概念、历史及理论视角》，《国际新闻界》2015 年第 10 期。

43 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杨善华: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 年第 2 期。

44 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杨善华: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 年第 2 期。

45 孙立平:《失衡: 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 - 2 页。

46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孙立平:《“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开放时代》2012 年第 3期。

47郭于华: 《受苦人的讲述: 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年。

48 如陆群:《民间仪式中的国家在场——以湘西花垣县大龙洞村苗族接龙仪式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6 期; 马翀炜，张雨龙: 《国家在场对于文化多样性的意义——中、老、泰、缅、越哈尼—阿卡人的节日考察》，《世界民族》2013年第5期;雷勇:《国家在场与民族社区宗教正功能的生成———以贵州青 岩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 申恒胜:《乡村社会中的“国家在场”》《理论与改革》2007年第2期; 黄剑波:《乡村社区的国家在场——以一个西北村庄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等等。

49 郭建斌:《在场:流动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 年，潘忠党序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