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吴家书房 再建巴别塔 

按：这大约是2007年在美国写的一篇小文章，最早刊于和讯博客，后来和讯关门了，可惜。今天无意中读到别人的公众号上转载的这篇文章，便顺手转过来了。

我是谁？我想怎么样？我的形象自我感觉如何？而别人又是如何看待我的？我是否在与他人共建自我形象？我如何才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我为什么如此在意别人的看法？我的日常生活与牢笼有何不同？这样的问题，可能不少人追问过。事实上，这样的问题也是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题之一。米德、笛卡尔、杜威、尼采都在不同层面回答过这样的问题，而戈夫曼也许是最为集中地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之一。

这几日一直在读戈夫曼的著作以及一些相关的论文。戈夫曼是社会学领域的重要理论家之一，虽然他自己不太乐意别人将他归为“符号互动论”序列之一，但并没有人在意他的争辩。到今天，几乎大多数的社会学著作和传播学著作都是有这一标签来标示他的学术存在的。在一篇访谈文章中（Verhoeven, Jef C.. “An Interview With Erving Goffman, 1980.”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26 (1993): 317-348.），戈夫曼首先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学者，这与通常将其归为与结构功能主义平行的符号互动论者有一定的差别，戈夫曼反对用一个简单的标签来概括一个人的学术活动。他回忆了自己的师承关系，并说：“如果非要给我贴上一个标签的话，那应该是休斯的城市民族志（Hughesian urban ethnographer）”。

在这篇访谈中，他似乎对另一位符号互动论的集大成者——布鲁默的研究表示出一定程度的不满，他认为，布鲁默的研究太抽象，不能落到实处。而他强调研究研究必须是分析现实问题的，是以，结果必然会落到个体、组织、结构层面。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更乐意人们称他的结构主义者或者民族志人类学家。

戈夫曼认为，他们所作的研究，是从研究个人入手，通过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从而了解整个社会。他们与功能学派的区别在于采取的研究路径不同（一个宏观、一个微观，一个量化、一个定性研究），而非出发点或目的不同，也可谓殊途同归吧。这也就难怪他认为自己与结构功能学派的默顿更加相像了。

称戈夫曼为民族志人类学家，确实是一个很适当的名称。但细想来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冠什么名、贴什么标签，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他在研究一些真正的问题，并且他的研究对其他人有启发性。从研究方法上看，戈夫曼是一个质化研究大师，虽然他也做一些民族志调查，但他似乎更乐意从报纸、卡通、戏剧、访谈等“文本”中建构自己的理论。

在我看来，戈夫曼是一个概念缔造大师，他的著作中，有一系列被人广泛运用的概念，如互动策略、拟剧、邂逅、污记、互动仪式、框架分析等等，确实是很有启发性的。我自己在做研究时，经常会发现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尤其是要找到一个贴切而又易传的概念更是如此。

在这一方面，诸如布尔迪厄、福柯、阿多诺、哈贝马斯等都是很强的理论家，他们的名字往往与他们创造的概念与理论互为一体。也许这是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更高层次上的表现吧。

戈夫曼的主要理论兴趣之一是面对面（face to face）的人际互动。戈夫曼认为人际行为受外界强加在一个“社会演员”身上的道德规则所统治，包括面子（Face，评价与情感反应）和面子功夫（Face work，仪式上的操作）两个方面。面子指在特定的社会交往中，个人成功地获得其向他人声讨的同时也是他人认为他应该获得的社会正向价值，它是一种以受到认可的社会属性加以描画的自我意象。判断一个人是否有面子的标准通过表明他对人际互动参与者的评价。面子可以分为两种：自我的面子（一个人自己的面子）和他人的面子（别人的面子）。在人际互动中，一个人不仅应该防卫自己的面子，还应该保护他人的面子。当一个人没能完全表现他的自我意象时，他就得采取挽回面子威胁的行动，即所谓的面子功夫。面子功夫指一个人所采取的使其行为与其面子相一致的行动，分两种防卫（一个人自己的面子）与保护（其他人的面子）两种，既包括言语行为，也包括非言语行为。研究面子功夫就是研究人际互动的交通法则。戈夫曼认为最理想的交际情况则是既考虑到自我的面子，同时也考虑到他人的存在，即通过自我尊重与为他人考虑使得自己的面子和他人的面子得以保持，其本质上也就是精致化的礼仪性目标。一个人愿意做出或帮助他们完成多少面子功夫是其社会化的标志（参见Mosisaki, S. & Gudykunst, W. B.. Face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allenge of Facework: Cross-Cultural and interpersonal Issue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y,1994, 47-93）。

戈夫曼的研究表明，当人们相遇时，面对面互动的基本处境便会具有极大的宣示性，即互动双方会透露出彼此的外表、阶层、关系……等等信息，并藉由社会仪式化的过程将这些信息标准化后传达给对方。在此过程中，互动双方会以扮戏的方式来加强、制造并表现出符合社会规范的自我形象，藉以提升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由于个体的表演场域是被限制在面对面互动的框架当中，他必须使用适当的社会交往规则才能够顺利的与他人互动。但是事实上个体永远无法符合所有的社会规则，因此就必需运用各种行动策略来使自己安全过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戈夫曼承袭了Durkheim和Radcliffe的观点，当然也有Mead和Hughes的直接影响（不过他不承认自己在布鲁默身上获得了多少营养，虽然他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而许多人也认为布鲁默对他的影响很大，包括本文附录的流行的其个人简介内容）。在前所指的那篇重要的访谈文章中,戈夫曼讲到了自己思想的哲学基础——其上游来自于杜威的实证主义。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他的学术方向是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经米德、休斯等“芝加哥学派”运用于社会学研究，通过民族志等定性研究的方法，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从而去接近社会现实、社会结构。戈夫曼认为社会互动会有仪式性作用，使互动中的人身心状态产生变化。现代社会中的人际互动会以每个人的自我为神而进行互动仪式。互动策略即是互动仪式之实际操作。

戈夫曼的理论有较大的影响，不少学者在他的影响下，对面子问题、交往互动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如Brown & Levinson（1978）透过精细的跨文化语言分析探讨了人们怎样透过语言来表达对面子的顾虑及避免面子威胁的礼貌（politeness）理论。他们将面子看作是“每个人要求他人认可的公众自我心像，是一种须情绪投入，可以丢失、维持或增加，并且在交往中需要被时时留意的东西”（Chou M. L.. Protective and acquisitive face orientations: A person by situation approach to face dynamics in social interaction. Dissertation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7）。

因此交际参与者考虑到对面子的共同需求，就需要时刻照顾彼此的面子，理性地采取某些交际策略以减少对面子的威胁。除此以外，还如Holtgraves（1992）认为面子在本质上是社会的而并非心理的建构。因为面子（和尊重）是只有他人才能给的，所以每一个人最好是维持其他人的面子。维护他人面子的行动也就是保护自己的面子，威胁他人面子的行动也就会威胁自身的面子。

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甚至直接使用戈夫曼的概念来开展研究，顺从（deference）与风度（demeanor）就是戈夫曼的分析性概念。在《冲突社会学》里，柯林斯对际遇、个人在物理空间的分布、人们各自在交换中使用的资源和资源占有不平等等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柯林斯分析说，顺从是为展现向他人表示尊敬姿态的过程，姿态的实际展现就是风度。从这个意义来说，顺从和风度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它们同样也和交谈与仪式结合在一起，因为交谈抱括了姿态的运用，同时顺从与风度也会趋于仪式化。顺从和风度可以表现为交谈与仪式活动的形式，在创造并维持人们之间不平等的互动中，这一形式最为明显。柯林斯的借用是显见的，但他有自己的创新，比如他分析说，基于顺从和风度而形成的历时互动链又是阶级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阶级文化不仅仅是价值观与信仰的内化或简单的社会化，同时还是处于不平等地位人们之间际遇的结果。际遇，作为柯林斯式的用语，在我的理解中，如果情境代表的是一种现时指称，那么际遇便同时具有了现时性与历时性，际遇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在的，现在的取决于历史的，历史的又影响着现在的。这一方面的内容，在戈夫曼那里并没有得到如此明确的发挥。

戈夫曼的书早先只看过由我的同事冯钢翻译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显现》，第一次读那本书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但印象还是有些的。不过新读他的《互动仪式》和《交往策略》（strategic interaction）的时候，发现我们更应该翻译后面的著作。而戈夫曼自己更是乐意向人推荐他在1969出版的后一本书，他自己认为这是其代表作，不过他后来发现，可能因为这本《框架分析》（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因为写得太长，读完的人很少，所以虽然国内不少人引用这本书的观点，但其实不少是被误读的。

框架分析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其研究的核心在于人们的认知与理解，以及在不同情境下的活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框架分析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如社会运动理论、政策研究、传播研究、公共关系、文化研究、心理学、新闻、政治和社会运动等领域。“框架是传播源（例如新闻机构）定义和构建政治问题或公共争议的过程”（Nelsen, T. E.; Oxley, Z. M.; Clawson, R. A. (1997). "Toward a Psychology of Framing Effects". Political Behavior. 19 (3): 221–246.），与议程设置的概念有关。在框架分析的理论体系中，人们的认知与理解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因为人们的认知会影响他们对情境的理解和活动的选择。框架分析着眼于多个因素，如图像、刻板印象、隐喻、演员和信息等，检查它们在认知中的重要性以及在不同情境下选择它们的方式和原因。因此，框架分析不仅需要深入了解社会现象和人们的态度，还需要对一系列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估。在实际应用中，框架分析往往需要一系列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如问卷调查、访谈、焦点小组和内容分析等。这些方法的使用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人们对不同情境和活动的理解和态度，从而更好地分析社会现象和行为。除此之外，框架分析还需要研究者有足够的跨学科视野和全面的思维能力，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分析社会现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总之，框架分析是一种多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它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已经成为研究社会现象和人们行为的重要工具。在未来，框架分析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需要研究者不断深入研究和探索，以拓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框架分析是传播学者最喜欢的研究方法之一，它通常用于探讨新闻媒体对社会事件和话题的报道方式。框架指的是一种概念性结构，它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和解释世界，对于新闻报道来说，框架则是一种对事件或议题的组织结构和呈现方式。然而，框架并不只存在于新闻媒体中，它也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思维和交流中。每个人在思考和表达时都会使用框架，这种概念性结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组织和理解信息。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正在使用框架时，可以使用各种技术来调整或扩展框架。例如，使用隐喻、故事、传统、口号、行话、流行语、人工制品、对比或旋转等手段，可以使框架更加丰富、多样化，更好地反映现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更多地开放思维，多角度思考问题，接触不同领域的知识和经验，来拓展自己的框架。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面对复杂的情境和挑战，也有利于更好地与他人沟通和交流。

维基百科对《框架分析》这本书有如下介绍：

戈夫曼认为格雷戈里·贝特森 (Gregory Bateson)创造了框架和心理框架的概念。框架分析：关于经验组织的论文（1974）是戈夫曼试图解释概念框架——组织经验的方式——如何构建个人对社会的感知的尝试。因此，这本书是关于经验的组织而不是社会的组织。框架是一组概念和理论观点，它们组织经验并指导个人、团体和社会的行动。那么，框架分析就是对社会经验组织的研究。为了说明框架的概念，戈夫曼举了一个相框的例子：一个人使用框架（代表结构）将他在生活中经历的画面（代表内容）结合在一起。

最基本的框架称为初级框架。主要框架采用个人的经验或场景中原本毫无意义的方面，并使其变得有意义。一种类型的主要框架是自然框架，它识别自然世界中的情况并且完全是生物物理学的，不受人类影响。另一种类型的框架是社会框架，它解释事件并将它们与人类联系起来。自然框架的一个例子是天气，社会框架的一个例子是预测天气的气象学家. 戈夫曼着眼于社会框架，试图“构建一个关于个人在其社会生活中任何时刻所拥有的体验的结构或形式的一般性陈述”。

在Frame Analysis中，Erving Goffman 提供了一个平台，用于理解和解释参与语音交流的个人之间的互动。在“谈话的框架分析”一章中，重点放在了如何交换词语以及所说的内容上，特别是在非正式谈话或对话中。通过探索为什么在这些基本的日常对话中会发生误解，引入了框架的概念。他争辩说，他们更多的是语言框架上的错误，而不是其他任何事情。戈夫曼正在考虑的框架类型在本书的前几节中进行了讨论，“制造、键控、框架中断、错误框架，当然还有框架争议”。一个框架可以采用如此多的形式是他分析的基础，“这些框架受到多种不同的转换——首先是框架分析的保证。”

戈夫曼的主要观点是，大多数对话只是对片段的重播——他将其描述为个人经历或事件。当我们与他人交谈时，说话者的目标通常总是相同的，即提供“证据证明他目前的处境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以及其他同情、赞同、免责、理解或娱乐的理由。以及他的听众主要有义务做什么要做的是表达某种观众的欣赏。” [63]从本质上讲，通过互动，我们只是希望被倾听，而不是激发任何行动，而只是想知道有人倾听和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在谈话中经常接受简单的点头或咕哝作为适当的回应。

戈夫曼解释说，对话的关键方式对于理解日常演讲中许多话语背后的意图至关重要。Key 最好理解为对话的基调，它可以在交互过程中多次改变。表示基调的变化是框架经常发生的一种方式，“如果他想以相对严肃的方式说些什么，则必须引入特殊的括号：“开玩笑，”“现在，我真的很认真， “ 和其他类似的标签成为必要的方式，作为一种暂时降低关键词流的方式。”

民俗学家理查德·鲍曼 (Richard Bauman)在戈夫曼 (Goffman) 的工作中，特别是基调 (key) 的概念，在他与表演框架分析相关的工作中建立了很大的基础。Bauman 详细说明，性能取决于正确的键控，否则，显示将不会成功。他在性能分析方面的工作深深地受益于戈夫曼在“框架分析”中建立的内容。

背景是构图的另一个重要元素。“参与者将受到良好举止规范的约束：通过谈话的频率和轮换时间的长短，通过回避的话题，通过对自我提及的谨慎，通过热切或不情愿地提供关注——通过所有这些方式、等级和社会关系将得到应有的回报。” [65]某些事情可以而且将会在一种情况下说出来，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永远不会说出来。对这些社会框架的认识至关重要，就像对观众的认识一样。根据与您交谈的对象（老师、孩子、爱人、朋友、宠物等），您将改变演讲方式以适应目标听众的期望。

戈夫曼使用对话作为舞台剧的比喻。由于演员采取的行动，戏剧的基调会在整个表演过程中发生变化；这类似于讨论的调式——根据任何人在互动过程中所说或所做的事情，调式将相应改变。不过，相似之处更进一步。戈夫曼还声称，演讲者详述戏剧的次数多于提供信息的次数。他们邀请听众产生同理心，正如上面所解释的，他们通常不是要被激起采取行动，而是要表示赞赏；在表演中，这通常以掌声的形式出现。

其他相似之处包括参与演讲者试图创造的悬念。在这两种情况下，您都必须抛开表演者知道所转播的事件结果的知识，并在某种意义上一起玩。这是他的立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他解释说“很多谈话都是由重播组成的论点，除非可以维持某种形式的讲故事者的悬念，否则这些是没有意义的，这表明框架的密切相关性——实际上，戏剧构图的密切相关性——谈话的组织。”最后，由于条带的重播不是即兴的，而是预先制定的，因此它是舞台制作和对话之间的另一种平行。所有这些事情协同工作，为如何构建谈话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