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于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作者尼克·波斯特洛姆

［英］尼克·波斯特洛姆 孙云霏 王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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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层的兴起

本杰明·富兰克林希望被保存在马德拉木桶中，之后再复活，但遗憾的是，在他生活的年代，科学发展几乎处于幼稚园阶段，不可能实现死而复生。时至今日，科学发展了一点点。1962年，罗伯特·艾丁格（Robert Ettinger）出版了《永生的前景》一书，书中提出了人体冷冻保存法。艾丁格认为，既然科学已经发现在足够低的温度下化学活性会完全停止，并且医学技术还会不断发展，那么就可以现在（在液氮中）冷冻一个人并保存他的身体，直到技术足够先进，足以修复冷冻损伤并进行解冻。艾丁格相信，人体冷冻技术提供了一张通往未来的门票。

遗憾的是，大众对此却并不怎么感兴趣。人体冷冻技术仍是对待病患的传统方法（例如火葬和土葬）的边缘替代品。人体冷冻技术的实践并未被整合进主流的临床环境中，仅由少数热衷者以廉价的方式进行着。随着两个早期的人体冷冻技术机构破产，致使他们的病人解冻，体内形成冰晶时会出现大量细胞损伤的问题也暴露出来。结果，人体冷冻技术作为骇人听闻的骗局而闻名。2002年棒球明星泰德·威廉姆斯（Ted Williams）的遗体冷藏计划引发的媒体争议表明，公众对人体冷冻技术的看法在过去几十年里并未发生太大改变。

尽管形象不佳且早期实战失败，人体冷冻技术学会依然十分活跃，其成员中有数名杰出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冷藏方案已得到改进，在冷冻前注入冷冻保护剂以抑制冰晶形成已成为标准做法。纳米技术的前景为假想的能够死而复生的未来技术提供了更为具体的形态。目前有两个提供全套冷藏服务的机构，即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The Alcor Life Extension Foundation，成立于1972年）和人体冷冻机构（The Cryonics Institute，成立于1976年）。阿尔科最近采用了一种新的冷藏方法，它依赖于一种被称作“玻璃化”的程序，这一程序可进一步减少保存过程中的微观结构损伤。

在稍晚的著作《人成为超人》（1972）中，艾丁格讨论了一些针对人类有机体的可能的技术改进，延续了由霍尔丹和贝纳尔所开创的传统。

另一位早期的超人类主义者是埃斯凡迪亚里（F.M.Esfandiary），他后来改名为FM-2030。FM是从事未来研究的首批教授之一，1960年代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并成立了一个名为振翼者（UpWingers）的乐观未来主义者团体。

谁是我们这个时代新的变革者？是遗传学家、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冷冻技术学家、生物技术学家、核科学家、宇宙学家、射电天文学家、宇航员、社会科学家、青年团志愿者、国际主义者、人文主义者、科幻小说作家、规范思想家、发明家……他们和其他人正在从根本上变革着人类状况。他们的成就和目标远远超出了旧秩序中最激进的意识形态。

在《你是一个超人吗？》（1989）一书中，FM描述了他所认为的“超人类”出现的迹象。用FM的术语来说，超人类是“过渡期的人类”，他们凭借自己的技术使用、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与即将到来的后人类时代建立起进化链接。FM视为标志着超人类状态的迹象包括义肢、整形手术、电信的密集使用、世界性视野与环球旅行的生活方式、雌雄同体、介导生殖（如体外受精）、宗教信仰的缺失以及对传统家庭价值观的拒绝。然而，这并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为什么说一个拒绝家庭价值观、给鼻子整形和坐飞机飞来飞去的人就比其他人更为接近后人类。

1970年代和1980年代，许多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它们专注于某个特定的主题，如生命延长、冷冻技术、太空殖民、科幻小说或未来主义。这些团体常常彼此孤立，无论它们之间拥有什么共同的看法和价值观，却都没有形成任何统一的世界观。埃德·里吉斯（Ed Regis）的《伟大的曼波鸡与超人类状况》（1990）幽默地审视了这些原初的超人类主义者，他们中不乏一些古灵精怪的人，有的试图在自家后院制造太空火箭，有的尝试使用生物反馈机器和致幻药，他们中还有一些科学家，在工作上极为严谨，却深受加州精神的影响。

1988年，马克斯·莫尔（Max More）和汤姆·莫罗（Tom Morrow）出版了第一期《逆熵杂志》（Extropy Magazine），1992年，他们又成立了逆熵研究所（“逆熵”一词是作为熵的隐喻性反义词而创造出来的）。研究所起到了催化作用，将具有未来主义思想的不同团体聚集到一起，并促进了新型模因化合物的生成。该研究所举办了一系列会议，但最重要的或许就是“逆熵主义者邮件列表”，这是一个分享和论争新想法的在线论坛。20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人就是从逆熵研究所的列表服务中第一次接触到超人类主义观点的。

莫尔在改掉自己原来的名字马克斯·奥康纳（Max O’Connor）之后，从英国移民到了加州。关于他的新名字，他说：“它似乎真正概括了我的目标的本质：始终提升，永不止步。我要在所有方面都做得更好，变得更聪明、更具适应力、更健康。它将不断提醒我继续前进。”马克斯·莫尔首次在现代意义上定义了超人类主义，并创立了自己独特的超人类主义标志“逆熵主义”，它强调“无限扩展”“自我转换”“活力乐观主义”“智能技术”和“自发秩序”等原则。最初，逆熵主义有着明显的自由主义论调，但随后的几年中，莫尔逐渐摆脱了这种论调，提出用“开放社会”来取代“自发秩序”，“开放社会”反对独裁式的社会控制，促进权力与责任的去中心化。

娜塔莎·维塔-莫尔（Natasha Vita-More）是逆熵研究所的现任所长。她是一名艺术家兼设计师，多年来发表了许多有关超人类主义和逆熵艺术的宣言。逆熵研究所的会议和邮件列表也为一些并非研究所成员，但热衷于讨论未来主义观念的人提供了聚会场所。90年代中期的人会记得当时超人类主义圈子里的众多思想家常客，尤其是安德斯·桑德伯格（Anders Sandberg）、亚历山大（萨沙）·奇斯连科（Alexander ‘Sasha’ Chislenko）、哈尔·芬尼（Hal Finney）和罗宾·汉森（Robin Hanson）。过去十年里，大量关于超人类主义的讨论通过各种“邮件列表”进行着。帖子的内容质量参差不齐（说得委婉一些），但往最好里说，这些在线对话探讨了未来技术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它们远远超过了印刷书籍或期刊上的观点。通过促进思想间的交流，互联网在孵化现代超人类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或许也通过遍布网络时代的“非理性繁荣”，更间接地发挥了作用？

世界超人类主义者协会（The World Transhumanist Association，简称WTA）由尼克·波斯特洛姆和戴维·皮尔斯（David Pearce）于1998年初创立，旨在为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所有超人类主义者团体和利益集团提供一般性的组织基础。其目的还在于发展一种更为成熟的、在学术上受到尊重的超人类主义形式，从而摆脱在早期学术会议中被批评为“狂热”的困境。WTA的两个创始文件是《超人类主义者宣言》（Transhumanist Declaration）和《超人类主义者常见问答》（Transhumanist FAQ，1.0版本）。《宣言》旨在作为超人类主义基本原则的简要共识声明。《常见问答》也是一份共识性或接近共识性的文件，但它在哲学上更具野心，阐明了许多在以往运动中最多是被暗示的主题。五十余人对《常见问答》的草案贡献了意见。该文件由波斯特洛姆起草，但主要的章节和观点也出自以下几位：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戴维·皮尔斯（David Pearce）、马克斯·莫尔、美国女权主义兼残疾人权利活动家凯瑟琳·埃癸斯（Kathryn Aegis），以及当时在瑞典学习神经系统科学的“活百科全书”安德斯·桑德伯格。

戴维·皮尔斯还以一种享乐的功利主义伦理观为基础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超人类主义风格，他在《享乐的命令》中提出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即通过先进的神经技术（短期而言是药物，长期而言可能是基因工程）来消除人类及非人类动物的痛苦。在努力消除痛苦的同时，他还提出一个积极的“天堂工程”计划，其中有知觉生物将被重新设计，以使每个个体都能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在皮尔斯的乌托邦中，我们的动力系统将运行在“极乐梯度”（gradients of bliss）上，而不是当前的快乐-痛苦轴线上。

WTA的成员数量迅速增长，地方分会在世界各地不断涌现。其活动主要集中于互联网讨论、文档开发、媒体表现、组织年度“穿透视觉”会议以及发行超人类主义的学术在线期刊（后更名为《进化与技术杂志》）。

在成立的最初几年里，WTA尚是一个较松散的、非正式的组织。2001年的一次会议之后，它进入了下一阶段，当时的与会者有詹姆斯·休斯（James Hughes，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三一学院的社会学家）、马可·沃克（Mark Walker，多伦多大学的哲学家，《超人类主义杂志》的编辑）和波斯特洛姆（当时在耶鲁任教）。休斯当选为秘书，并将他的组织技能和精力转投入这项工作中。短时间内，WTA通过了一项章程，即成立为非营利组织，并着手建立一个由当地团体和志愿者组成的活跃的国际网络。目前，WTA拥有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近三千名成员，开展了广泛的活动，这些活动都是由志愿者自发举行的。

近年来，许多相关组织也纷纷涌现，集中关注某些特定的超人类主义议题，包括延长寿命、人工智能或“会聚技术”（纳米-生物-信息-神经技术）的合法内涵等。如成立于2004年的伦理与新兴技术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Ethics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就是一个非营利性智库，旨在“促进技术的伦理使用，以扩展人类的能力”。

五、学术前沿

过去的几十年里，学术界已接手这一议题，并开始分析各种规范的和积极的“超人类主义问题”。相关贡献太多了，这里无法全面地描述，因此仅选取几条线索——从伦理学开始。

大多数时候，道德哲学并不回避要去解决实际问题。20世纪初期和中期，正值逻辑实证主义的鼎盛时期，随着道德哲学家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语言或元伦理学的问题上，应用伦理学成为一潭死水。然而，从那以后，实践伦理学又重新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这一回归始于医学伦理。纳粹以科学的名义在人类受试者身上进行骇人听闻的实验，对此的相关揭露使得《纽伦堡法典》（1947）和《赫尔辛基宣言》（1964）得以颁布，它们为医学实验制定了严格的保障措施，强调征得患者同意的必要。但现代医疗体系的兴起引发了新的伦理困境——终止生命维持、器官捐赠、资源分配、堕胎、“预立意愿”、医患关系、获得知情同意和对待无能力患者的协议。1970年代，特别是受辅助生殖和遗传学不断发展的影响，研究对象的范围日益拓宽，出现了被称作生物伦理学的新领域。尽管也涉及其他的规范性话语，如人口伦理学、元伦理学、政治哲学，以及生物伦理学的年轻姊妹——计算机伦理学、工程伦理学、环境伦理学，但与超人类主义直接相关的许多伦理学问题现在都被归入这一领域。

生物伦理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项跨学科的尝试，由神学家、法律学者、医生以及（日益由）哲学家主导，偶尔也有病患权利团体、残疾人权利倡导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代表参加。由于缺乏明确的方法论作指导，并且经常受政治或宗教争议的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往往不高。尽管存在这些困难，生物伦理学仍旧蓬勃发展起来。愤世嫉俗者可能会将蓬勃发展的原因归于大量“实际需要”对该领域的推动作用：解除医生的道德困境，培养医科学生的行为能力，使医院董事会能够宣扬其对医疗最高伦理标准的承诺，给大众媒体提供录音采访片段，允许政客通过将争议问题推给伦理委员会来掩盖幕后真相。但或许也有闪光的一面：正派人士认识到现代生物医学中出现了道德难题并有待解决，也认识到让专业学者尝试以系统的方法来阐明这些难题可能会有所帮助。更高水准的学术知识和更强有力的方法论固然不错，但与此同时，我们亦会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

过去的几十年里，道德哲学家们对人类改造的伦理问题做出了许多贡献，在此我们仅提及一小部分。如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的经典著作《理与人》（1984）讨论了许多与人类改造相关的规范性问题。除了个人身份和基本的伦理理论，书中还涉及人口伦理、与情感相关的道德准则及对子孙后代的责任等问题。尽管帕菲特的分析是在理想化层面上进行的，但他的论点阐明了许多超人类主义计划中的道德考虑。

乔纳森·格洛弗（Jonathan Glover）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人？》（1984）则在更具体的层面上论述了由技术实现的人类变革，尤其关注遗传学和可提高社会透明度的各种技术。格洛弗对这些问题给出了清晰且均衡的分析方法，这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他的概括性结论是：“并非当今人性的任何方面……都值得保存。尤其是那些有助于自我发展和自我表达、有助于特定类型的关系以及有助于意识和理解发展的特征，技术应当去扩展而不是去威胁它们。”一些人主张在环境与基因干预间维持某种伦理上的等值原则，例如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提出“预防原则”：“无论情形X为何，若父母在孩子出生后对他施加的X是一种虐童形式，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至少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儿童遭遇该情形（X）。”

朱利安·赛沃莱思库（Julian Savulescu）则提出“生育善行”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准父母应该基于相关且有用的信息，从可能拥有的孩子中选择最具发展潜力的那个（这里“应该”旨在表明说服是有道理的，而不是强迫的）。这一原则并不预设所有生命都能依据健康程度进行等级排序，而只是预设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成对比较是可以的。例如，如果一对夫妇正在进行试管受精，必须从两个基因相同的胚胎中选择一个，假设其中之一具有易患哮喘的缺陷基因，那么“生育善行”就建议他们应该选择植入另一个健康的胚胎。

在《从机会到选择》（2000）中，艾伦·布坎南（Allen Buchanan）、丹·W.布洛克（Dan W.Brock）、诺曼·丹尼尔斯（Norman Daniels）和丹尼尔·威克勒（Daniel Wikler）研究了基因工程的进步如何影响我们对分配正义、平等机会、作为父母的权利与义务、残疾的含义以及伦理理论与实践中的人性概念的理解。他们提出一个受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著作启发的构架，试图回答部分问题。

格雷格·斯托克（Greg Stock）、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格雷戈里·彭斯（Gregory Pence）和埃里克·朱恩斯特（Eric Juengst）等人还从宽泛的超人类主义角度探讨了基因工程的伦理问题。马克·沃克（Mark Walker）则从一个完善主义者的立场出发，认为我们有责任利用技术来提升自己。沃克还认为，追求认知能力增强的原因之一是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哲学问题。尼克·波斯特洛姆等人已经注意到以下两种增强之间的区别：一种增强仅提供仅在其他人缺乏时才成为优势的定位优势（仅在他人缺乏的情况下是优势，如身高增长），一种增强能提供内在利益或净正外部性（如更好的免疫系统或认知功能的提升）。我们应该促进第二种类型的增强，而不是仅仅提高定位优势的增强。

波斯特洛姆提出，我们有理由扩展手段去探索“可能存在方式的更大空间”，因为我们或许会发现，其中包含着极有价值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感觉方式、讲述方式，但囿于生物学上的局限，我们目前无法获得。与许多其他的超人类主义写作者一样，波斯特洛姆主张，扩展手段以延缓衰老或逆转衰老有其道德紧迫性。他还提出了更为宽泛的能容纳“后人类尊严”的人类尊严概念。波斯特洛姆和托比·奥德（Toby Ord）最近合作发表的一篇论文对消除生物伦理学中“维持现状”的偏见颇具启发意义，二人认为该偏见困扰了许多我们道德中的直觉。

独立学者埃利泽·尤德科夫斯基（Eliezer Yudkowsky）探讨了超级智能的伦理问题，并试图发展一种如何编辑人类友好型人工智能程序的理论，一旦我们有能力创造出这样一种人工智能，它所带来的挑战对我们而言就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尤德科夫斯基认为，简单的、基于规则的命令（如艾萨克·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可能会产生致命的意外后果。他设想超级智能是一个功能强大的优化过程，它的中心任务是指定人工智能的思维架构和目标结构以达至预期效果。尤德科夫斯基认为，与其列出具体目标，不如采取更间接的方法，即选择人工智能的初始条件，这样它就会运用其超级智能来推导出具体目标并推断出我们的决策，若我们得到了更好的校准、拥有更多的信息，也更能反思影响我们决策的力量的话。尤德科夫斯基还希望指定一个人工智能，它使用初始的推断规则进行推断，以推断出人类关于推断规则的更明智的决策；实际上，一套推断规则将“重新规范”自己。

除规范性问题外，改造技术的性质、时机及其后果等积极性问题也被提出。汉斯·莫拉维克出版于1989年的《智力后裔》一书探讨了机器人和上载技术未来可能取得的突破性成果。之后莫拉维克的著作《机器人》（1999）和雷·库兹韦尔的畅销书《灵魂机器的时代》（1999）将这些观点介绍给了更多读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埃里克·德雷克斯勒在80年代尝试预测分子纳米技术的后果，之后罗伯特·弗雷塔斯（Robert Freitas）、拉尔夫·默克尔（Ralph Merkle）等其他几位研究人员也参与进来，弗雷塔斯详细研究了纳米技术在医学上的应用潜力，默克尔则与弗雷塔斯合作研究了自我复制系统的运动学和大分子汇编的技术步骤。所有这些作者都认识到，像超级智能或分子纳米技术这类强有力的技术，并非没有发生事故或被故意滥用的严重风险。

波斯特洛姆引入“存在风险”（existential risk）概念，将其定义为“在这一风险中，不利后果要么会完全消灭起源于地球的智慧生命，要么会永久地、彻底地削弱它的潜力”，并创建了他所认为的最有可能的“存在风险”目录。与纳米技术和超级智能相关的风险都在该目录列表中名列前茅。在一篇引起热议的文章《为什么未来不需要我们》（2000）中，比尔·乔伊（Bill Joy）认为，我们应放弃在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和基因工程方面的发展，因为这些学科最终会带来风险。一些人则回应乔伊，反对这种限制，因为那是不现实的，将会剥夺我们的巨大利益，况且倘若发展被迫转入地下或转入其他乐于发展的地区，反而会增加而非减少风险。约翰·莱斯利（John Leslie）、马丁·里斯（Martin Rees）和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也对21世纪人类生存面临的威胁进行了调查——他们都高度重视风险的存在。

罗宾·汉森（Robin Hanson）分析了几个与人类改造相关的议题，包括在不受监管的经济中进行上载的后果、信仰的社会符号功能、意见分歧的来源和认识论地位、太空殖民竞赛的动力机制以及信息市场作为一个收集信息和引导政策的系统。与汉森关于上载竞争和殖民竞赛的研究相关，波斯特洛姆探讨了恶托邦的后果如何导致某些未来进化场景。在他早期对选择效应进行观察研究的基础上，他还提出了“模拟论证”，意在表明，从一些相当没有说服力的假设中，亦可以推导出

以下命题至少有一个为真：（1）人类物种很可能在达到“后人类”阶段前就已经灭绝；（2）任何后人类文明都极不可能对其进化史（或演变史）进行大规模的模拟；（3）我们几乎肯定是生活在计算机模拟中。由此可见，“我们极有可能有一天成为运行祖先模拟程序的后人类”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除非我们现在就生活在模拟程序中。

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一些微妙的限制能使我们缩小关于人类未来以及人类在宇宙中地位的合理看法的范围。这些限制来源多样，包括基于物理或化学模拟的可能技术能力的分析、经济分析、进化论、概率论、博弈论与战略分析、宇宙学等。这些限制尚未得到广泛的理解，部分是因为它们自身的跨学科性，有时也因为它们的技术性质。然而，任何为应对技术发展的长期影响所进行的严肃尝试都应将它们考虑在内。

六、21世纪的生物政治学：超人类主义-生物保守之维

詹姆斯·休斯认为，生物政治学正在成为政治意见的一个新的基础性维度。在休斯的模型中，生物政治学与更为人熟知的文化政治学、经济政治学的维度相结合，形成一个三维的意见-空间。如前所述，90年代初逆熵主义者已将自由的文化政治、放任的经济政治与超人类主义的生物政治相结合。休斯在《赛博公民》（2004）中提出了他所谓的“民主的超人类主义”，把超人类主义的生物政治与社会民主的经济政治、自由的文化政治相结合。他认为，当我们确保技术安全、让每个人都能使用技术并且尊重个体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时，我们将实现最好的后人类未来。逆熵的超人类主义与民主的超人类主义二者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更为强调政府的作用，包括对新技术进行监管以确保安全，以及让所有人（不仅限于富人或技术精英）都能从技术中获益。

原则上，超人类主义可以与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文化观点相结合，而且许多这样的结合在例如世界超人类主义者协会的成员组成上体现出来，但超人类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结合却不常见。尚不清楚这是否是因为超人类主义的改造计划与文化保守主义对传统设定的偏爱两者间不可调和的张力关系，但也可能是因为还没有人认真地尝试找出这样一个结合点。我们可以想象新技术同样能被用来强化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观。例如，一种有利于维持长期伴侣关系的药物可用来帮助保护传统家庭。开发出更多的方法来运用我们不断增长的技术力量去帮助人们实现他们在生活中广泛持有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似乎是一项值得一做的事业。

然而，这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迄今所选择的路线。相反，他们倾向于采取与超人类主义相对的生物保守主义立场，即反对利用技术来增强人类能力或改变我们的生物本性。被生物保守主义所吸引的人们来自传统上并无相似之处的各个群体，在右翼宗教保守派、左翼环保主义者和反全球主义者身上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的原因，比如他们都反对人类的基因改造。

当代生物保守主义的不同流派起源不一：古代人的禁忌观；希腊人的傲慢观；浪漫主义者的自然观；对人类尊严观念和上帝赋予的自然秩序所做出的某些宗教（反人文主义）解释；路德派工人（19世纪初英国手工业工人中参与捣毁机器的人——译注）对工业化的反抗；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技术的分析；大陆哲学家对技术、专家统治以及与现代技术科学相伴生的理性思维的批判；军工企业和跨国公司的敌视者；以及消费主义恶性竞争的反对者。他们提出的补救措施从砸碎机器（最初的路德分子）到共产主义革命（马克思）、到购买“有机”产品、再到瑜伽（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但如今，人们普遍呼吁国家或国际上禁止各种人体增强技术［福山、乔治·安纳斯（George Annas）等］。

女权主义作家们则对论争双方各有支持。生态女权主义者对生物技术持怀疑态度，特别是生物技术在重塑身体或控制生殖上的运用，她们认为这是传统父权对女性剥削的延伸，或将其视为控制欲、软绵无力、迷恋小工具、身体厌恶等的症状。有人提出一种超人类主义的心理分析，认为它代表了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不成熟、对社会的失败所进行的令人尴尬的合理化。但其他女权主义者则支持生物技术的解放潜能。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在女权主义的经典著作《性的辩证法》（1971）中指出，只有当技术让女性免受生育之苦时，她们才能彻底地获得解放。赛博女权主义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也宣称她“宁愿做一个赛博格也不愿做一个女神”，并反对将男性与文化、技术联系在一起而将女性与自然联系在一起的二元观。

或许当今最突出的生物保守主义论调来自布什总统的生物伦理委员会主席莱昂·卡斯（Leon Kass）。卡斯承认他在知识上受益于其他三位杰出的生物保守主义者：新教神学家保罗·拉姆齐（Paul Ramsey）、基督教护教士C.S.路易斯（C.S. Lewis）和德裔哲学家、神学家汉斯·乔纳斯（Hans Jonas，师从马丁·海德格尔）。卡斯关注的是人的尊严问题，而我们试图对人性进行技术控制的微妙方式会通过破坏各种传统的“意义”（如生命周期的意义、性的意义、吃的意义、工作的意义），最终使我们非人化。卡斯因倡导“厌恶的智慧”（与汉斯·乔纳斯的“恐惧的启发”相呼应）而闻名。尽管卡斯强调内在的厌恶感与道德无关，但他坚持认为“恶心因子”仍值得我们尊重关注：

在至关重要的情况下……厌恶是深层智慧的情感表现，它超出了理性的能力而无法充分表达出来……我们立即地、毫无争议地直觉到和感觉到我们理应珍视的事物被侵犯……对于污染和堕落，适当的反应只能是恐惧和厌恶；反之，普遍的恐惧和厌恶则是肮脏和侵犯的初步证据。

另一位著名的生物保守主义者、总统委员会成员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近来将超人类主义视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观点”。然而，对福山来说，最应关注的不是“意义”被微妙破坏，而是暴力和压迫的前景。他认为自由民主取决于人人都具有一个不确定的“要素X”，这是人人平等享有尊严与权利的基础。他担心增强技术（enhancing technologies）的使用可能会破坏要素X。

生物伦理学家乔治·安纳斯、洛里·安德鲁斯（Lori Andrews）和罗萨里奥·伊萨西（Rosario Isasi）则提出以立法的方式将人类遗传基因的改造定为“反人类罪”，与酷刑和种族灭绝的性质相同。他们的理由与福山类似：

新物种或“后人类”，很可能将旧的“正常”人类视为劣等的、甚至野蛮的，适合奴役或屠杀。另一方面，正常人类也可能将后人类视为威胁，一旦有机会就将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杀死后人类以免被后人类杀死或被他们奴役。最终，对可预见的种族灭绝的担忧使得物种改变实验变为潜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让并无责任的基因工程师成为潜在的生物恐怖分子。

安纳斯等人和超人类主义者们也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都同意，无论是后人类谋杀和奴役人类，还是反过来人类谋杀和奴役后人类，均是道德暴行和犯罪。然而，超人类主义者否认这是采用生殖细胞疗法来增强人类健康、记忆、寿命或其他类似特征所造成的后果。如果/当我们有能力创造出可以毁灭人类种族的非凡实体（如超级智能机器）时，那么我们确实可以认为，在不进行彻底的风险分析、不安装充足的安全设施的情况下就贸然实验，是一种反人类罪。正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所看到的，对埃里克·德雷克斯勒、尼克·波斯特洛姆和埃利泽·尤德科夫斯基等超人类主义者而言，理解并找到方法以降低存在风险一直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生物保守主义者们和超人类主义者们还有其他共同之处。比如双方都同意我们面临一个现实的前景，即在本世纪技术就可以被用来实质性地改变人类状况。双方都认为这迫使当代人去认真思考实践与道德的含义。当然，双方都关注副作用带来的医疗风险，尽管生物保守主义者更担心这项技术可能获得成功而不是担心它会失败。双方都同意技术尤其是医药应在法律规范下使用，尽管生物保守主义者反对医药超出治疗作用而走向增强作用。双方都谴责20世纪的种族歧视和由国家资助的强制性优生计划。一方面，生物保守主义者提请人们注意技术进步可能会侵蚀敏感的人类价值，超人类主义者或许应该学会更加敏锐地应对这些问题。另一方面，超人类主义者强调只有通过技术改造才能真正提升人类幸福与促进人类繁荣，而生物保守主义者或许应该试着更欣赏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们可以冒险超越目前的生物限制，从而实现伟大的价值。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4期，“专题·科幻文类与‘后人类’”，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责编：艾 萌 校对：袁瓦夏、邱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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