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雯 桂勇 胡佳丰  来源：青年记者 

导 读

　　当前我国舆论场错综复杂、多元分化的特征，突出表现在网络民粹主义现象活跃。网络民粹主义的思想内核是什么？有哪些主要表征？如何应对网络民粹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

当前我国舆论场错综复杂、多元分化的特征，突出表现之一即是网络民粹主义活跃，这给网络舆论生态带来了多方面后果。当前，相关研究显著增多，侧重点主要集中在网络民粹主义的成因背景、叙事方式、话语特征、基本表现、动员逻辑与治理策略等方面。①互联网背景下的民粹主义呈现出“唯民是举”、二元对立、“网上表现，网下根源”的特征。②较多学者聚焦网络民粹主义现象的传播机理，寻求规避与治理之道，发现网络民粹主义者对政府的信任度最低且使用网络暴力和参与在线抗议的可能性更高。③应对网络民粹主义需要着力解决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三大问题”。④

整体而言，近些年关于网络民粹主义的研究数量增多、研究方向更加精细化，且有注重社会化媒体空间个案实证研究的趋势。但围绕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想内核的深入探讨仍有欠缺，不利于我们对于网络民粹主义现象背后的逻辑和整体方向有深刻把握。本文尝试对网络民粹主义的思想内核作简要勾勒，并基于此探究网络民粹主义的主要表征与发展趋势，以丰富我们对民粹主义中国实践的整体理解。

网络民粹主义的思想内核

不同于西方民粹主义表现出的“本土主义”（Nativism）思想内核，中国的民粹主义带有很强的阶级性，“平均主义”（Egalitarianism）是其核心所在。民族国家界限内的权贵、精英，是民粹主义实践主要的政治对手和反抗对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均平”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洪秀全提出了以绝对平均主义为核心的民粹主义社会构想《天朝田亩制度》；孙中山倡导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集产社会主义；当前中国网络空间此起彼伏的“仇官”“仇富”情绪，围绕公共资源分配、改革开放成果分配和利弊得失的网络论战等等，这些无不表明“平均主义”（Egalitarianism）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民族国家界限内的，以底层（中下层）平民为人民主体，以平均主义为价值取向，是中国特色的民粹主义的思想内核。

网络民粹主义是现实民粹主义向网络空间延伸或民粹主义的网络化体现。网络民粹主义的核心逻辑也突出表现在“平均主义”“人数至上”和“民本思想”中。“平均主义”强调“均贫富”，认为越平均的社会越好，只有每个人代表自己才是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民主；“人数至上”与“平均主义”一脉相连，认为每个人在各方面都绝对平等的前提下，人数多少至关重要，所面临的问题即使具有专业性、复杂性的特点，也应该根据人数多少的原则处理；“民本思想”则体现为以“老百姓利益高于一切”为口号，夹杂着平等、公平、正义等正面诉求，思考问题的原则从维护平民（特别是弱者）利益出发，实质上带有一定的偏执、非理性色彩。

当这些核心逻辑普遍运用于所有社会领域，就可能产生很大问题。无论是在自然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部分问题具有简单直观性，但更多问题则具有微妙复杂性。对微妙复杂的问题的探究、讨论与处理，要同时遵循大众的常识性思维、确保大众化的平等参与及享有均等化后果的权利是非常困难的，但这是民粹主义的本质诉求。人人平等、人人有权直接参与的诉求反映在网络讨论上，就呈现出复杂问题简单化、多元视角一元化、微妙情境直接化、专业知识常识化的态势。这与现实社会的运作逻辑是有冲突的。现实社会的常态化运行强调按照规则与程序从事，并不保证社会运行的后果必然以特定面貌（如大众均等享有正面后果）出现；现实社会中人与人客观上是有分工与分化的，并且在各类资源的占有与社会责任的履行上存在一定的高低差异，人与人的均等不是绝对的，人数并不意味着一切；现实社会中诸多问题是非常复杂微妙的，需要专门的知识来理解，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决策、处理，常识性思维与大众参与在很多情况下会被排除在外。

对实际结果的均等化实体性要求与程序、制度和组织机构等程序化要求的冲突，人人均等、人数至上原则与精英群体存在的对立，常识性思维与专业化社会运作的矛盾，这些构成了网络民粹主义的三大障碍，网络民粹主义由此表现出反建制、反精英、反专业等特征。这三个特征常见于网络民粹主义者对于经济社会现象的讨论中。首先，网络民粹主义者重视实体性平等结果而轻视程序、制度与相关组织的立场，户籍制度、医疗卫生系统、社会管理体系、教育养老体系等诸方面的现有建制可能成为被批评的对象；其次，网络民粹主义者持有反精英的立场，政府官员被认为是“贪污腐败、昏庸无能”的，经济精英被认为是精于算计的，资本家逐利的本质被作为原罪声讨，知识精英被冠以“砖家”“叫兽”代称；再次，网络民粹主义者具有反专业的常识化、简单化倾向，在网络言论中会较多地从“基本常识”“最简单的例子”等角度出发，忽略问题的复杂性与专业性。

网络民粹主义的主要表征

第一，弱者立场，不论是非。在近年来的大量热点舆情事件中，网络民粹主义者表现出很强的同情弱者色彩，即同情、认同或支持社会底层与弱势群体，倾向于站在弱者立场上分析问题，并以底层的平民利益为首要衡量标准。⑤“我弱我有理”“弱者无罪”“穷人无罪”盛行，弱者身份成为万能神器，对弱者的无原则同情成为凌驾于规则、制度与程序之上的最高准绳。⑥一方面，网络民粹主义者的博文多充满农民工、外卖员、清洁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内容，容易点赞、评论、转发弱势群体受侵害或生活不易的帖子，站在弱势群体角度“控评”。如近些年来多次发生的快递员下跪事件，网民不管是非对错，天然地认为快递员是弱势群体，而另一方作为富人、恶者，遭到指责和声讨。另一方面，在近些年大量涉警涉法舆情事件中，网络民粹主义者均采取同情弱者的立场，有时甚至把弱势群体标榜成英雄。

第二，在涉及公共资源分配议题上，在结构、机制和制度设计上均要求简单均等化，特别反对教育、收入、财富等资源分配不均问题。从近些年发生的舆情事件看，教育、医疗、就业、住房、收入等涉及公共资源分配的议题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情绪发酵的沃土。在相关网络讨论中，网络民粹主义往往忽视问题的具体情境与复杂性、多元性，片面强调最终结果的均等性。

第三，在外交领域，要求人人有权直接参与、直接表达，忽视外交问题的微妙复杂性，客观上挤压了外交政策弹性。近年来,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外交领域也成为网络民粹主义发酵的重要场域，如2018年的杜嘉班纳辱华事件、中美贸易摩擦，2017年的反韩国部署萨德事件、中印对峙事件，以及2016年的“帝吧出征Facebook”事件等。在相关舆情讨论中，网络民粹主义者发动民众积极参与事件声援，站在“大国”立场的优越位置，对当前的外交政策多有微言与不满，惯用二元对立思维，强调强硬态度，主张不妥协、不退让，由此发酵成网络论争甚至骂战，演化出线下的现实抵抗行动。

第四，在科技等专业领域，要求用常识化、简单化的思维模式解决问题，希望大众能够参与到决策中，采取一种与专业思维不同的非黑即白的态度，呈现出反专业主义、反智主义倾向。从近些年的热点舆情事件看，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多个专业领域的侵蚀趋势不断加强且广泛存在，网络民粹主义者往往采取诉诸“常识”的方式捍卫立场，自带批判色彩和不满情绪，容易对科技专业知识产生天然的质疑，习惯性用个人生活经验和常识去分辨，容易产生“经验之谈”“阴谋论”等倾向，突出表现在反转基因等问题论争中。

网络民粹主义的发展趋势

第一，议题聚合和人群聚合的趋势。在议题上往房价消费、涉警涉法、食品安全、医疗教育、社会管理、贪污腐败、国土外交等方向聚合，在人群中某些特定群体也呈现出较强的网络民粹主义倾向。

第二，在以获取流量为导向的运作机制下，部分专业媒体在特定事件中成为推动网络民粹主义的新生力量，并逐渐发展成为重要力量。当前，我国舆论场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部分专业媒体打造融合了微信号、微博号、头条号、抖音号等渠道的传播矩阵，使得媒体在网络舆论场的影响力逐步加强，与之相伴的是主流媒体的情绪化色彩亦不断加重。在近些年的网络舆情热点事件中，某些媒体和普通民众在捍卫国家利益、反腐、国民情感认同等方面出现了不少互动，另一方面也诱发了民粹主义的偏激倾向⑦。一方面，一些媒体的网络报道在标题上多采用疑问、感叹等情感丰富的句式，文章的立场和评论带有较强的情绪化倾向；另一方面，一些媒体网络报道的评论标签化现象严重，态度越激进传播量越大，情绪化的谩骂、阴谋论叙事、侮辱性的言辞、仇恨色彩的言论大量涌现，容易诱发极端情绪，形成舆论浪潮。个人化、情绪化表达和激进型言论，使得一些媒体不知不觉成为推动网络民粹主义的重要力量。

第三，商业化加剧网络民粹主义的传播。在“网红”“流量IP”盛行的时代，受市场和资本的驱使，一些自媒体号或意见领袖借助民粹主义话语进行营销，成为其获取流量和利润的工具。如在微博、微信上，一些自媒体号逐渐形成了消费网络民粹主义的联盟，他们相互转发、评论、点赞，常常以“人民”代言人自居，借助网络热点事件调动网民的极端情绪，达到牟利的目的。部分自媒体号把草根出身、关注弱势群体、贴近民生和反对精英作为塑造自身形象、出名博位的手段。与此同时，追求爆款与“10万＋”，运用网络热点借势炒作，杜撰或故意放大部分事实，人为地突出或制造贫富矛盾、阶层差异、官民冲突、国际对立等，将具体个案包装成普遍社会状况，将个体失败归咎于深层体制问题，煽动网民情绪、固化归因机制，为网络民粹主义的滋生与蔓延推波助澜，同时也达到自身“流量”营销与牟利的目的。

第四，部分左翼与部分右翼在民粹主义上实现合流。如近些年的涉警涉法舆情事件中，部分左翼和部分右翼在言论立场上均表现出同情当事人（底层或弱势群体）的立场，呈现出在民粹主义上潜在合流的可能。尽管左翼与右翼使用的话语体系不同，但左翼思想理论资源中的群众路线、人民至上与右翼思想理论资源中的民主、民权都蕴含着民粹主义的背影。

第五，在清朗网络空间的形势下，负面情绪发泄的出口窄化，网络民粹主义成为网民负面情绪发泄的主要出口，伴随国内外环境进一步复杂化，未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战略时期，各种涉及人们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时而出现，国外总体环境日益复杂，种种现实问题给民众带来的焦虑、不满情绪亦需要排解。清朗网络空间的过程中，信息环境亦相对单一，一旦出现热点问题，更容易聚焦民意和关注度，网络民粹主义成为当前网络空间负面情绪的主要出口。

网络民粹主义的

关键群体及应对建议

在民粹主义的经典要义中，底层是其重要的社会基础，一般指经济上处于弱势、社会地位低下、政治上不受关注的群体。在现代民粹主义实践中，更准确地说，是“被剥夺的中下层民众”，即所谓“改革的失败者”“现代化的失败者”“一体化进程的失败者”或“全球化的失败者”。他们的反抗，构建了民粹主义的“血肉”。本质上，民粹主义根植于不满情绪中，其社会基础因不同的社会形态、改革进程、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于中国而言，“80年代改革的受益群体首要的就是城市的个体工商户和农村包产到户后的农民这些大众阶层，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精英阶层成为主要的受益人群并逐渐垄断了主要社会资源”⑧。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城市化、工业化扩张中的失地农民，并不是传统的底层，亦曾是社会改革的既得利益群体，但他们成为反抗性最强的一批人，连同真正的社会贫困人口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底层”。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各种社会事件“沦落”到中下层的群体比绝对贫困的底层人群更具有反抗性。

与此同时，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也在走上网络舆论场前台，从沉默的大多数变成影响网络舆论走势的重要力量。尽管高学历、高收入、高能力的中等收入群体与传统民粹主义主力的“三低人群”（低学历、低年龄、低收入），除了在安全诉求上有共同点外，合流程度较低，但部分“底层中产”“预备中产”与“底层”“民粹”结合的可能性不断提升。特别是城市中产阶层，面临着充满不确定性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导致了普遍共享的幸福感与高度蔓延的焦虑感、无力感、挫折感复杂并存的矛盾状态。可以说，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自足自乐”“追求稳定和秩序”与近几年一系列公共事件中的“敏感”“抗争”“不依不饶”共同属于同一社会力量。这一群体庞大、中坚而又敏感、脆弱。从更大的意义上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正在崛起的中等收入群体，一方面是极端民粹主义的重要制衡力量，另一方面是网络民粹主义的高危“候补”人群。

底层、中等收入群体等关键群体的共性在于，一系列社会事件中，两者共享了“受害者”与“被剥夺者”心态，从而成为最具反抗性、最有行动力的民粹主义力量。把握这两大关键群体，特别要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聚焦其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关注“后疫情时期”民生工作痛点，动员一切力量落实“六稳”方针，紧紧围绕“确定性”，给予其相对稳定的社会预期，千方百计将其“被剥夺感”降至最低。

与此同时，积极落实社会情绪疏导工作，对防范化解极端民粹主义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主流媒体和网络智群要发挥话语影响力，对网民加强疏导和教育，培养网民对信息的质疑精神和辨析能力，引导其理性、客观地理解舆论和传播舆论。考虑为网民提供合理的负面情绪宣泄出口，避免网络民粹主义压力性释放导致重大负面后果。实践证明，过于单一信息环境的网络空间，一旦出事，更容易聚焦民意和关注度。相反，网络空间热点事件天生的海量和碎片化特征，反而具有自我对冲功能。中等收入群体不同于“三低人群”，重大舆情事件发生后，中等收入群体通常有多元的信息渠道获取资讯。中等收入群体对于重大舆情事件的传播，不会因为相关政府部门屏蔽而有所减缓，“堵”可能反而会强化负面印象。在重要时刻、重大事件上，确切的信息发布和客观、全面、公正的意义解读至关重要。防范化解网络民粹主义，建设清朗网络空间，也要促进多元主体理性表达，在防止舆论场意见割裂和群体极化的过程中，避免窄化政府决策空间，推动形成社会价值共识。

【本文为上海哲社规划课题“新时期中国超大城市意识形态领域舆情演进风险及对策研究”（编号：2019BXW001）项目成果；感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部校共建新媒体项目和复旦大学人文社科青年融合创新团队支持】

注释：

①郭小安 雷闪闪：《网络民粹主义三种叙事方式及其反思》[J]，《理论探索》，2015年第5期

②李良荣：《中国民粹主义三个动向》[J]，《人民论坛》，2017年第1期

③桂勇 李秀玫 郑雯 黄荣贵：《网络极端情绪人群的类型及其政治与社会意涵：基于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的实证研究》[J]，《社会》，2015年第5期

④石立春 罗钧文 刘思旖：《网络民粹主义演绎特征爬梳与概念的探索性检验——基于2009—2014年606个网络民粹事件生成与演绎的扎根理论研究》[J]，《电子政务》，2018年第7期

⑤桂勇 黄荣贵 丁逸：《网络左翼的三重面向：基于个案观察和大数据的探索性研究》[J]，《社会》，2018年第3期

⑥黄明理 李婉婧：《论民粹化网络泛道德批判》[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⑦刘小龙：《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演进态势及其治理》[J]，《探索》，2017年第5期

⑧王志强：《中国当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辨析》[J]，《湘潮》（下半月），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