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ry Alan Fine | 符号互动理论的衰落、消融和胜利
2022-09-26 07: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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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再建巴别塔

摘要:
在过去的二十年,符号互动理论学者所研究的问题和该理论在学科中的地位已有所改变。作为曾经的边缘理论,符号互动主义被视作与主流的实证主义、定量方法相对抗;而如今互动论中的许多核心观点已经为学界所接受。同时,随着认同符号互动的学者所关心的议题愈发广泛,互动论的学术团体也愈发松散。本文先考察了符号互动主义流变的四个阶段:分裂、扩张、融合和接纳,然后介绍了该理论在社会学宏观—微观、结构—能动性和实证—解释三大辩论中所发起的挑战。随后,文章讨论了该理论在经验研究中作出重大研究贡献的六个领域:社会团结理论、情感社会学、社会建构理论、自我和身份理论、宏观互动论以及政策相关的研究。最后,作者预测了互动理论的未来发展。

作者简介
Gary Alan Fine,佐治亚大学社会学学系教授*
*现任西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论文来源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3,vol19: 61-87
本文作者:Gary Alan Fine

一、导读

符号互动理论脱胎于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对米德(Mead)的解读,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约翰•杜威(John Deway)和查尔斯•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的著作中汲取养分,在芝加哥大学学者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托马斯(W.I. Thomas)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Hughes)的领导下自成一派。在作者著文时(1993),符号互动理论已与二十年前相差甚远。本文的作者认为,符号互动论既分裂成了不同流派,又融入到社会学理论中,为社会学研究这一领域带来了改变。在文中,作者梳理了符号互动理论在现代社会学的位置,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进行了预估。

二、符号互动论的流变

作者用分裂——扩张——融合——接纳来概括符号互动理论的流变过程:符号互动理论从一个有明确理论关注的学者社群,转变为有同一旗帜但内部分裂的流派;如今,符号互动理论已被广泛接受,其部分观点被社会学视作不言自明的常识。

(一)分裂

米德的学生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对米德的解读界定了符号互动论的边界。二战后芝加哥大学迅速扩张,受布鲁默和休斯影响的学生对互动理论进行了发展,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并开始了文化和社会批判的探索。与此同时,爱荷华大学的库恩(Manford Kuhn)也领导了一批互动论学者。库恩(1954)关注米德关于“自我”理论的概念化,并使用问卷如“二十句陈述(Twenty Statements)”等方法对其进行测量。

教科书常把这一阶段的符号互动理论划分为芝加哥学派和爱荷华学派,然而这一归类有过于简化、误导读者之嫌。芝加哥学派内部分化为两个分支,其中一派继承埃弗里特•休斯对实证研究的强调,另一派则建立在布鲁默的理论框架之上。而爱荷华学派的影响力在库恩逝世后日益式微,直到卡尔•库奇(Carl Couch)及其学生对理论进行了重述和发展。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许多不满功能主义观点的学者拥抱了符号互动理论。由于四五十年代的学者都培养出各自的学生,形成了各自的体系,很少人接受的符号互动理论是“纯正”的。尽管芝加哥学派、爱荷华学派以及后起之秀圣地亚哥学派在各个概念上都有所争论,但他们基本认同布鲁默(1969)所提出的符号互动三个关键假设:人们通过事物的意义来了解事物;意义是通过社会互动建构的;这些意义在互动中改变。

在布鲁默于1986年逝世之后,符号互动理论的定义变得模糊。经典符号互动理论曾被批判过于狭隘,但后布鲁默互动论学者试图将各自的关怀与经典互动论相结合。随着学者将布鲁默传统与涂尔干、齐美尔、伟伯、弗洛伊德、哈贝马斯、鲍德里亚、维特根斯坦、马克思、舒茨等人的理论相融合,大部学者不再强调该理论中的传统议题,如情景定义、协商、印象管理和意义创造。也有学者(Maines 1988, Tucker 1988)指出布鲁默等人的互动论并非只局限在微观互动层面,将早期符号互动理论贴上狭隘的标签并不完全准确。

(二)扩张

有学者曾认为符号互动理论过于强调微观互动,而不关心政治、所用的方法不够科学、漠视传统社会学中的宏观问题和忽视结构的作用。为回应这一批判,互动论学者尝试将符号互动和社会学中宏观分析和结构相结合(Kleinman & Fine 1979;Prendergast & Knottnerus 1993)。同时,学者也把符号互动与混沌理论(Young 1991)、使用与满足理论(Altheide 1985)、社会生态学(Frese 和 Roebuck 1980)和文明发展相关的理论(Couch 1984)纳入到分析中。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符号互动理论不再被视作与主流社会科学相对抗,而是成为重新审视传统议题的新视角。

(三)融合

“融合转向(incorporative turn)”的标志是涌现了一批尝试融合符号互动理论和文化研究的作品(Denzin 1992, McCall & Becker 1989)。除此之外,“综合符号互动主义(synthetic interactionism,Fine 1992)”等主张呼吁将布鲁默的理论和其他的理论进行融合。符号互动理论越来越多地借鉴其他领域,这意味信奉该理论的学者不再捍卫符号互动论的边界。这种扩张可能会导致符号互动理论的不连贯,但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pragmatic approach)来看这种尝试是可喜的。翻看《符号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和《符号互动研究(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两本期刊上过去十年的作品,读者可看到,传统的符号互动理论分析不再是主流,符号互动理论的相关研究海纳百川,其中就包含了实验分析、调查数据分析、民族学方法下的对话分析、文学批判的理论导向、欧洲社会理论以及政策相关的分析。

(四)接纳

社会学研究也借鉴了符号互动理论。20世纪80年代,一批对符号互动理论所知甚少的社会学家注意到了米德的作品(Collins 1989, Joas 1985, Habermas 1987)。其中,学术明星戈夫曼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美国社会学家。到90年代初,许多主流学者的社会学理论中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了建构、协商、印象管理和标签理论。如杜威为罗伯特•贝拉(Bellah et al. 1991)的《美好社会(The Good Society)》提供了灵感;艾伦•沃尔夫(Alan Wolfe)的文集《美国的重新定位(The Recentering of America)》显示了符号互动论的扩散;关于新制度主义的研究(new institutionalism)基于文化研究与质性理解,探讨了工作条件如何与组织领域和经济结构相联系(Dimaggio & Powell 1991, Meyer & Rowan 1977);迈耶(Meyer)则是受到了解释主义经典著作《现实的社会构建(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的影响。上述社会学对符号互动的借鉴并不意味着主张结构主义的学者已经接受互动理论,并将其作为他们理论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或者他们将自己视作互动理论学派中的一员;但这意味着符号互动理论逐渐被整合到社会学思想体系中。

萨克斯顿(Saxton 1989)认为符号互动论学者的认识论解决了一些后实证主义时期的一般性问题。社会心理学中的情境主义者和建构主义主义学者(Gergen 1982, Shotter 1986, Rosnow & Georgeourdi 1986)、人类学中使用民族志的学者和解释主义学者(Clifford & Marcus,1986,Geertz 1980)之间尽管有分歧,但他们所发现的认识论传统与半个世纪以来符号互动理论所探究的问题相类似。同时,传播学的理论革命也得益于符号互动主义视角的分析。

三、符号互动理论中的争论

(一)微观—宏观争论

符号互动理论常被与微观分析划上等号。但实际上,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是互动论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提出“协商秩序(negotiated order)”,并把对组织的分析放置在互动的框架之下。这一研究视角使学者们发现,尽管宏观结构并不决定意义和互动,但它在意义建构(Nichols 1991,Lynxwiler et al. 1983)、调节互动(Hall 1987)、社会形式建构的嵌入(Gubrium 1992, Holstein 1993)中起重要作用。戈夫曼提出的“互动秩序(The Interaction Order)”,以符号互动的方式挑战了社会学中对社会秩序的看法;而柯林斯(Collins 1981)的“互动仪式链条(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则认为微观互动凌驾于结构之上,重回布鲁默连接各种行动的主张。

最终,符号互动学者们基本都认为微观和宏观之间不能作明确的区分;有学者认为,那些所谓“分开”的层面实际上相互交织(Fine 1990)。这场争论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孤立,使得关注微观和宏观的社会学家们得以相互交流。如今,无论是使用交换理论、民族志研究还是象征性互动理论的学者,基本上都不会对宏观的制度熟视无睹。同样,大多数关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或社会制度的宏观社会学学者尽管不强调行动者的权力,也接受了结构以行动为基础的观点。

(二)能动性—结构争论

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互动论学者对社会秩序讨论的焦点。社会秩序取决于行动者如何反抗、利用、操控和重构社会结构(Dawe 1978)以及社会制度如何处置个体。个体如何与结构中的事实进行协商?结构如何决定个体当下的能力以及未来的行为?互动论学者们认为社会事实(如父权制度或阶级)不是个体的创造,个体只能在社会事实浮现的具体语境中理解结构。米德、库利、布鲁默和戈夫曼等学者都有对结构和能动性的关系进行讨论。抗拒特性(obdurateness)、协商(negotiation)、沉淀(sedimentation)、符号化(symbolization)、仪式化(ritualization)等概念都将个体和他们有限的选择联系起来(Fine 1992);戈夫曼“互动秩序”同时为秩序和符号正名,不仅探讨了怎样的认同(identification)是可能的,还追问忽视认同的后果。

从根本上说,符号互动学者强调的不是个体行为,而是各个尺度上的集体意义建构。互动主义在审视集体行为时带入了很多对个体性的强调:个体性为集体提供了转化行动者的能力。为了使个体行为与行动者之外的结构对话,维格特(Weigert 1991)提出了“横断互动(transverse interaction)”:行动者认识到物理环境是一个象征性的他者(symbolic other),并利用这种理解来构建个体与 “类化的他人(generalized other)”之间的互动。本文作者认为,因为互动必然发生在社会制度之中并对社会事实作出回应,一个完善的基于符号互动论的分析必然要考虑结构,“符号互动论既是关于体验(experience)的理论,也是关于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的理论(Denzin 1992)。”

(三)社会实证主义—解释传统争论

符号互动理论经常被描述为反实证主义,但这种说法忽略了符号互动内部的多样性,同时也忽略了如米德这样质疑正统量化方法的学者也会把自己纳入科学的阵营。符号互动主张对人类经验进行解释性研究,但同时学者们也希望符号互动能成为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解释与实证的争论可见于符号互动论的各类作品,从库恩与布鲁默的争论,到布鲁默(1969)的《符号互动主义(Symbolic Interactionism)》:个体怎能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这一辩论至作者著文时仍未得到解决。

符号互动因研究方法众多而享有盛誉,但其真正的研究方法远比人们所认识的要多样,特别是如果将自我概念和身份形成的研究纳入符号互动的范畴进行考虑的话(Rosenberg 1979, Burke 1980)。还有学者遵循文学批评的路径,将文本作为修辞进行分析(Gusfield 1976)。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和爱荷华学派在方法上仍存在分歧;也有学者声称符号互动理论被解释传统和实证主义一分为二。实证主义者相信,人们可以收集和分析数据,数据可以忠实地反映社会现实(Farberman 1991),而激进的解释传统学者和后现代主义学者则将数据视为话语,一种处于第二秩序的现实,一种必须不断被质疑和颠覆的文本(Clough 1989, Schneider 1991, Richardson 1992) 。然而,两者的分歧可能被夸大了,因为大多数互动论学者都支持系统地收集数据,无论使用何种方式。

总而言之,解释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的差异是理解当代符号互动理论的多样性的核心。解释与实证取向在理论和方法上已愈发成熟,它们的发展方向也大相径庭。然而,当这两个取向不能在认识论上达成一致,即世界是否最终可知时,这两个路径是否仍然能被视作归属于同一个理论?

四、符号互动理论的应用

本文简要地回顾了社会学中应用符号互动理论的六个研究方向:社会协作理论、情绪劳动和体验、社会建构、自我建构、宏观互动理论以及政策相关的研究,但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

(一)社会协作理论

卡尔•库奇(Carl Couch)的研究探索了社会单位如何协调他们的活动,并试图释明集体行动的一般规律。库奇 (1984)认为,为了使合作行为成为可能,互动者们必须 (i) 共同存在,(ii) 表现出对对方的关注,(iii) 表现出对对方的回应,(iv) 创建与对方一致的功能身份,(v) 找到一个共同的关注点,以及(vi) 设定一个目标。在建立社会关系时,互动者构建出共同的过去、预测的未来(Katovich & Couch 1992, Maines et al 1983)、传统和文化(idioculture)(Fine 1979, Wiley 1991);共同过去的存在允许行动者迅速和不自觉地重新配置他们的反应。库奇在寻找一般规律的努力与米德、库利和布鲁默对协调以适应具体和类化的他人(generalized others)的关注相呼应。

库奇在研究方法上与很多符号互动主义学者相悖。他在实验室(Couch & Weiland 1986, Katovich 1987)或实地中(Seckman & Couch 1989, Katovich & Diamond 1986)收集数据,其样本包含双人、三人以及集体在相同组成下产生的社会互动。在实验室模拟中(例如小组谈判),他和合作者并不探索互动中的文化要素,而是尝试提取普遍的原则。

(二)情绪劳动与体验研究

在这类研究中,情感(emotion)是被体验的现实,是认知评价的一种形式,或是个人用来应付社会秩序的戏剧性的技能。

1. 具身情感

尽管情感的社会背景最终决定了情感的内容,但个体经由身体来体验情感。登津(Denzin 1985)认为,情感是自我的感觉,它影响活生生的身体,并由社会中的行动者为之赋予意义。登津认为,情感是窥探自我的主要窗口,同时它要在社群中定义其意义。时间性(Flaherty 1987, 1992, Fine 1990)、身体接触(Denzin 1984b)和“自然 ”环境(Fine 1992b, Mitchell 1983, Weigert 1991)虽然不是情感本身,但也是体验(experienced)和体现(embodied)的状态,并与主要的情绪(如无聊、恐惧、兴奋)相关。例如,研究发现,疾病所带来的不舒服感(dis-ease)会附着上社会意义,并导致病人身份的转变(Charmaz 1991)。同时,一些研究者强调自我反省对理解情感的重要性(Ellis,1991)。这种方法可能会让人感到难以接受,但它与社会现象学捕捉生活经验的取向相吻合。

2. 情感控制理论

情感控制理论(affect control)是认知社会心理学和“结构”符号互动主义交叉融合的结果,强调社会认同的可测量性。通过参与具体的情境,行动者获得了社会身份;这些身份标志着个体与那些与他们互动的人之间的自我定义的关系;如果个体无法建立这种关系,他们会感到痛苦(Thoits 1983)。情感控制理论认为,行动者通过构建事件来确认自我和他人的意义,并尽量减少身份偏离。这一方向主要关注情感认知性,认为情感不是外部刺激的结果,而是从认同中产生的。

分析这些身份的维度有三个:评价的好与坏、效力的大与小和活动的主动性和不主动性。情感控制通过实验或问卷调查来测量行为者的认同,研究者考察这些自变量对认同产生的影响,这与被视为传统的互动主义方法相去甚远。

3. 情绪劳动

第三种方法则将情感作策略。学者不关心情感如何产生、如何被体验,而感兴趣情感如何回应社会和文化的要求,如何作为策略被执行。此类研究借鉴了戈夫曼的拟剧论(dramaturgical analysis)。戈夫曼将社会生活视作戏剧,其经过精心编排以说服他人。这种 "策略范式"(strategic paradigm, Lofland & Lofland 1984)关注行动者如何管理语言和非语言方面的展演;情感是一种策略,行动者在使用情感时是经过社会化的个体。在身份工作中,个人选择其要展示的情绪;其他行动者也可以引导某些情绪的规范(Rosenblatt 1988, Lofland 1985);组织要求和职业要求塑造了人们表达情感的方式,甚至可能影响个体的感受(Hochschild 1983, Zurcher 1985, Gubrium 1992)。

一言蔽之,在这类研究中情感是可以控制的习得行为,而且存在 某些规则(feeling rules)决定个体在特定场合展演特定的情感。

(三)社会建构理论

社会建构主义研究影响社会系统的动态和历史过程。它追问为什么一些行为模式被定义为有问题的,而另一些则是正常的?社会问题是如何被建构的?建构主义已经为主流社会理论所接受,但这一方向内部也存在理论上的争议(Holstein & Miller 1993)。有学者认为,所有意义以及客观存在的情景都应该经过“问题化”(Woolgar & Pawluch 1985),即社会学知识与社会问题中行动者的修辞无异,是被建构的;而一些学者则接受客观情景的存在,但希望关注其进入公共辩论的过程(Best 1989),即社会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 "诚实的中间人(honest brokers)"。文化情景(Fine & Christophorides 1991)、制度现实(Hilgartner & Bosk 1988)以及发起者的角色(Pfohl 1977)都会决定什么能进入公共辩论。

建构主义也出现在对社会生活的讨论中。托马斯(W.I. Thomas)认为,情景必须被定义,这些定义的选择有相应的社会后果。例如,在支持互动论的学者眼中,一个人被认为是精神错乱(psychosis)是因为他无法以与他人的观点相协调的方式对社会进行建构(Rosenberg 1984)。戈夫曼(1974)的框架理论则讨论行动者如何得知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框架理论对社会运动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研究者们(Gamson et. al 1982,Snow et. al 1986)虽然没有使用“框架”这一词,但他们都认运动倡议者们的修辞技艺会影响公众的反应和组织的发展。

符号互动学者也试图理解过去是如何被建构的,以及历史事件如何被赋予不同程度的重要性。例如,时间的意义不尽相同;节假日、星期和年并不是自然规律的产物,而是由社会构建的带有象征意义的时间(Zerubavel 1981)。

(四)自我的创造

符号互动理论把自我描绘成象征性的、随情况变化的和结构化的。除了后现代理论,这种认识也受到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符号互动学者和女权主义研究者共同强调了社会性别(gender)这个概念,即“自我”不遵循生物学上的定义,而是从社会需求和对这些需求的反应中产生(Wiley 1991)。

另一分支的学者同意自我是被建构的,但他们不是把这种建构看作是一种创造(creation),而是一种调整:行动者如何把自我融入到情境或结构的主导特征中以适应现实(Brown 1991)?在方法论上,部分学者试图阐明自我变化这一可预测的过程(Stryker 1980, Rosenberg 1979),其他学者则研究了角色结构的流动性,承认这些 "易变的自我(mutable selves)"(Zurcher 1977)在空间、制度和时间上具有稳定性。

(五)宏观互动论

人们总是指责象征性互动是一种微观的社会学,而漠视结构。近年来,符号互动论学者们有意识地在中层结构中去关注宏观社会学问题,其所涵盖的话题有协商秩序(Kahne & Schwartz 1978)、约束(Denzin 1977, Farberman 1975)、连结(Fine & Kleinman 1983, Faulkner 1983)、集体活动(Becker 1982,Gilmore 1988)以及象征意义(Schmitt 1991,Manning 1992)。

(六)政策相关的符号互动研究

作者概括了为什么符号互动论学者们被认为没有积极参与政策相关的辩论。在方法上,由于符号互动论学者们不常使用统计学方法,研究所得出来的结论会被认为带有个人偏见。

理论上,互动主义者认为真实是一种社会建构;然而,如果真实是建立在个人的观点上,这似乎表明国家行动和限制个人的选择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没有人可以为另一个人作出的选择负责。因此,互动主义被视为带有强烈的的无政府主义(Lofland 1988)或自由主义色彩(Fine 1993)。然而,如果目标已被确定,从政治或文化立场出发,符号互动论学者们可以为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提出建议。此外,由于符号互动理论承认集体意义和顽固社会事实的存在,激进的相对主义立场并没有成为该理论的核心。例如,人们可以认为种族歧视或殴打儿童是正确的,但在社会和话语世界中,这样的行为则令人憎恶。

实际上,符号互动论学者解决了一些政策研究的普遍问题(Estes & Edmonds 1981),他们在具体的领域也有所建树(Kreps 1989, Glassner & Freedman 1979, Corbin & Strauss 1988)。同时,符号互动理论现在在社会工作、护理、教育和戏剧艺术等专业领域的影响日益增长。

五、符号互动理论在未来的发展

如果学者们的目的是保持符号互动理论作为一个理论流派的独立性,那么他们早已失败,因为越来越多的跨学科学者参与到互动理论核心问题的探讨之中。然而,如果最终的目标是发展一种审视符号生产和符号互动力量的实用主义方法,那么互动理论已经光荣地取得了胜利。作者认为,作为一面理论旗帜,符号互动理论并不会消亡;学者会在这符号互动这一标签下相互联系,符号互动的期刊也依旧会有强大的影响力。然而,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跨学科跨理论讨论。


编辑|伍初辉

审核|扶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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