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原创 cics

引言：本文摘自《中国传播学评论（第八辑）》的第三部分“新新闻业时代”，本文原为以"融合媒介与城市公共生活创新"为主题的2017年"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圆桌讨论。我们将其整理成文字稿，转载在公众号上，以期给读者刺激和启示，从而为学术研究助力。

  图为“融合传播与城市公共生活创新”圆桌讨论

融合传播与城市公共生活创新

——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17）主题圆桌论坛

主持：

陆晔（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新闻学院教授）

嘉宾：

李泓冰（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副社长）

陈颂清（解放日报社总编辑）

秦畅（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得者、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首席主持人）

臧熹（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主持人）

刘鹏（《新闻记者》主编）

吴予敏（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孙玮（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

陆晔：在讨论正式开始之前，先请孙玮教授介绍此次主题圆桌论坛的基本设想。

孙玮：去年的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16）我们就做了业界专场的圆桌论坛。当时是当时基于这样一个想法，当下新闻传播学和新闻传播业、新闻传播教育都正在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到了所谓传播革命的“紧要关头”，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时刻，学术研究、新闻传播教育能够和业界产生真正的互动。当然平日里我们的联系和互动非常多，其实今天在座的好多都是我的师兄师姐。但以前我理解，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的互动，主要表现在我们送学生去实习、就业，你们到课堂上来讲课，大概是这样的方式。但，在当下新技术带来的新闻传播实践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刻，这样的方式已经不能够真正打通学界和业界的关系了，所以业界常常抱怨，我们培养的人才不适应新的实践需求，学界也会有一些想法。关于当下新闻传播机构遭遇到的挑战、面临冬天，说法也很多，基于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我们认为所谓学院派的学术，一定要和业界展开一种新方式的互动。从去年开始，我们希望以这样的圆桌论坛展开新型互动。

具体到今年，从圆桌论坛的主题到参与者，我们都是精心选择的，并非把新闻界认识的人随便拉过来讲课。我们圆桌讨论的主题是融合传播与城市公共生活创新，希望邀请的参与者都契合我们的主题，也就是新闻传播和城市的关系。李泓冰和陈颂清两位老师所在的媒体机构是当下主流的纸质媒介，进行了很多新媒体融合的尝试，不同程度体现出纸质传媒在当前情况下发生的变化。秦畅老师所在的上海电台《市民与社会》节目是一档比较特别的本地化广播节目，有非常多新的想法；臧熹老师和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团队做了一个新媒体产品叫《侧耳》，在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为城市公共阅读做了有价值的拓展。总体上我们希望有不同的媒介形态，不同的出发点，请业界同行来和学界进行交流。深圳大学的吴予敏教授代表的是我们新闻传播学界的前沿立场。刘鹏老师主编的《新闻记者》杂志本身就是一个媒介，是沟通学界和业界的媒介，近几年在众多学术期刊当中着力推动学界和业界的交流，做得比较突出。

我们学新闻的人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我们关于新闻传播、媒介机构的很多想法，比如说如何传递信息、如何形成舆论、如何建构共同体；什么是报纸、什么是新闻等等，这些想法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传播与城市的历史关联。典型的如芝加哥学派，近百年前，芝加哥这个城市正在经历转型为国际都市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传播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激发帕克、沃斯那一批学者形成了我们今天依然绕不开的有关新闻传播实践的卓越思想。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想请各位一起来讨论，我们在当下传播革命的紧要关头，如何重新找到传播媒介和城市的一种新关联。

传播社交化与媒介影响力反思

陆晔：我们圆桌论坛的主题是融合传播与城市公共生活创新，这里面一头一尾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融合，一个是创新，中间的这个部分是传播和城市公共生活。我个人所理解的融合是多个层面的——它包含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包含了线上我们今天非常丰富的信息传播和文化实践，比如微信这样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和线下实体空间的融合；同时它也包含了我们传统媒体最关注的新闻的部分，和其他非新闻部分的融合，比如与娱乐、与生活方式多方交织在一起的状态。讨论融合和创新，最终我们指向的是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全球化数字化时代地方性价值的再造，以及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市民的城市权力，这也是传播的价值所在。

下面我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在今天新技术带来社会形态巨变、在移动互联网、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之下，媒介实践有哪些新的变化以期发掘媒介的价值和城市生活、社会价值之间新的关联，有什么样的特点、什么样的困惑？首先请李泓冰。我特意想说明的一点，过去我们印象中的《人民日报》是板着面孔的主流大报，后来有了微博，有了网民喜闻乐见的“你好明天”；人民日报2017年最大的“爆款”是八一建军节时候推出的“军装照”，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的互联网产品，所以可以从这里开始，请李泓冰来说一说，在今天的传播环境下，融合传播如何达成一种媒介重新连接城市生活的创新？

李泓冰：这个题目很重大，我只能提一些问题吧。《人民日报》大家都说是中央主流媒体，潜台词就是比较严肃、离老百姓的生活似乎比较远。实际上这五年变化很大。五年前本报张研农社长提到一个案例，他在出席“《人民日报》校园行——复旦大学之行”时透露：传统媒体和自媒体的握手，源于《人民日报》人在新媒体格局中强烈的“危机意识”。一次社内培训，有位年轻编辑说，《人民日报》当时发行量280多万份，而“微博女王”姚晨，粉丝1975万，这意味着，她每一次发言的受众，即便不算微博“转发”后的间接传播，比《人民日报》发行量多出近7倍。

那个时候，主流媒体边缘化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五年之后呢？姚晨的微博粉丝增加了四倍，依然不少。但《人民日报》两微两端（微博、微信、中文客户端和英文客户端）总的受众数量已经突破六个亿。

学界常用一个词儿：机构媒体。今天的机构媒体，传播力和影响力在量的上面已经有了很大飞跃，对于年轻人、对于网络原住民来说，机构媒体和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和纽带，比5年前要紧密得多。那个时候，对不少年轻人来说，《人民日报》没有存在感。

像军装照，几乎可以说是有人类传播史以来，在短期内传播速度最快的一个媒体产品，它用一周就到了10个亿以上的传播量；还不仅仅是传播，更包括参与、互动，从小孩一直到老人，从海内到海外，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学界如果有人要写中国新闻史和中国传播史，这是一个绕不开的现象，是值得研究的。

从融媒体的体量上，主流媒体正在发生逆袭，对我们媒体的生产方式也带来很大变化。我相信《解放日报》陈总他们也是。在很大程度上，现在我们的主要精力已经不放在这一张报纸上了。《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有几十个工作室，其中的大江东工作室，是五个分社包括人民网、子报刊记者等等一起参与的工作室。没有晚上九点钟截稿时间的概念了，24小时都要“睁”着眼睛，随时准备发布讯息、发布产品。学界是不是应该研究一下，机构媒体生产方式的转变，也包括媒体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从好的方面说，新闻生产力得到很大释放，很多以前做不到的现在可以做到；比较负面的就是媒体人变得更浮躁、更焦虑了。因为我们本身也是城市的一个部分、是当下新技术改变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媒体人就像快递员，把信息搬来搬去，自己过得很苦，压力很大。平时我们编辑部都在喊实在太忙太累，人还是那些人，生产方式却从晚上九点截稿期变成24小时都没有截稿期，这个压力非常大，一定会影响到媒体传播的质量、速度，甚至可能都已经颠覆了媒体生产的逻辑。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活成了一部手机，传播以前是生存方式，现在传播成了生存本身。

作为专业传播的媒体人，这种没着没落的感觉是非常有压力的。

讲到公共讨论，以往城市的公共讨论，在巴黎可能是咖啡厅，在前苏联可能是在厨房间，在中国八九十年代是在路边摊小餐馆，现在全部在移动终端上，朋友圈和微信群。机构媒体对于公共讨论如何参与、如何推动？我觉得现在是不够的。有人炒菜没人种菜，机构媒体本来就应该种菜，但现在这种社交平台的传播压力导致我们种子刚撒上去或者长了个尖儿就赶紧去掐了，等不到出果子给大家。大家都赶着发稿子，沉浸不下去，我觉得这是媒体人普遍的一个生存状态。

陆晔：《解放日报》和上海城市的关系非常密切。陈颂清的感受是跟李泓冰所在的《人民日报》情况类似，还是有些不同？

陈颂清：泓冰讲形势已经逆转，但我好像没有感觉到逆转。今天的主题，我比较关心的话题，一个是传统媒体在城市生活中的位置到底是什么？第二个是媒体在整个社会网络当中，今天到底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跟过去有什么样的不同？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现在传播的变化，从我的角度感觉最大的变化是传播的社交化。现在大家获得信息，大量是朋友圈阅读，这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阅读形式，社交平台成为公众获得信息、获得知识一个最主要的载体。当然我没做过量化的研究，是不是已经成为最主要的了？

陆晔：不需要特别复杂的量化，我们在每个人的日常实践当中都应该深有体会。

孙玮：我能举一个例子，陈总的一个属下，解放日报的一位中层主管前两天跟我发微信说，她的圈子主要是记者，消息来源很多是朋友圈。朋友圈成为记者重要的消息来源。

陆晔：的确不少记者如此，虽然我并不认为这是对的。

孙玮：不但是主要消息来源，公共讨论也主要在朋友圈和微信群进行。

陈颂清：在这样一个新的传播环境当中，原来我们这些媒体主要的功能是不是要重新定义、重新寻找？这也是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李泓冰讲到说快递员，我觉得做快递员的价值有没有？还需不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来做信息的快递员？

之前黄旦老师也讲到媒体原来是社会沟通的承担者，这些功能是不是已经大大地下降了？而且这种下降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想改变，可能是很难改变的。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要找到自己新的位置，找到自己新的应该发挥的功能，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问题。

社交化传播规律与传统媒介内容生产再造

陆晔：关于传统媒介在今天是不是找到了新的位置，我想先让秦畅以《市民与社会》的个案来回应陈总。

秦畅：谢谢陆老师，谢谢各位。去年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复旦主办的学术论坛，我当年根本考不上复旦，工作20多年之后，能在复旦参加学术论坛，忐忑不安！当晚，我的朋友圈就炸了，“上观”发了学术论坛的报道，标题用的是我发言的内容：全国金话筒主持人的三次恐慌。去年此刻，我说出了媒体人的心声，传统媒体人，面对媒体转型时代巨大的压力。

前段时间我刚刚完成了今年的融媒体项目，“对话区委书记”。跟我干这个活的都是80后、90后的年青人，他们说：“秦老师我不知道你年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我们现在见不着太阳。广播都要上早班，有时候四点钟就来了，然后从早忙到晚”

传统媒体人很努力，比我年轻的时候努力得多。恰恰是黄旦老师演讲当中所说到的，外界剧烈的变化，让今天的媒体人再努力也感觉不到进步。今天新技术的发展对我所认同的、或者我很专业的这份工作，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和变化？我同意陈总所说，我们今天没有逆转，但我觉得有好转，起码我今年坐在这跟去年比的时候，我觉得有好转的倾向。

好转在哪里呢？有几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感受是公众对权威媒介的期待。我的微信里边加了很多听众，《市民与社会》是各个层面的听众都有，包括大学教授、知识分子群体。当社会上有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比如幼儿园发生虐童事件，很多人在微信群里面说，秦畅，你们什么时候该发发声了？现在大家对于专业的权威媒体的期待，包括对调查记者的期待，对理性、有逻辑地分析问题的期待，在这段时间尤盛。自媒体无法满足这种需求。

作为一个公共讨论空间，《市民与社会》看似是一个广播节目，但广播其实是很符合互联网特征的一个媒介，这就是广播的参与性。我们广播是最早有公众直接参与公共讨论的媒介，那时候发一条短信两块钱，就有那么多人肯花钱参与公共话题。

陈颂清：为中国移动做了贡献。

秦畅：我们没有收益，但觉得很有价值感。用户生产内容的时代，作为广播人，你能够跟你受众挨得近，他们的喜怒哀乐，你瞬间可以感受得到。受众的参与是我的第二个感受。

音频平台“阿基米德”是广播转型的所谓诺亚方舟。目前所有上海电台的广播节目上载到阿基米德，每个节目一个社区。音频上传，节目组还得负责维护，也就是说与听众充分互动！喜马拉雅是你只能听、不能表达参与，我们则是边在做节目的时候，边听着各种各样的评论，听众对一档节目喜欢与不喜欢，节目是否吸引大家，都能在一两秒内得到及时反馈。我们广播就是以受众及时反馈见长的媒体。这两年我明显发现跟以往不一样了，这两三年来，自媒体的流量压力、变现压力也很大，压力过大，自媒体有分化，传统媒体的机会也来了。

第三个我感受到的是机构媒体的公信力。今天我们机构媒体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公众对你的信任度还在。比如说如果《市民与社会》做线下活动，我聚集人气，或者我获得信息，无论是物理空间还是气场还是人员召集，比自媒体要容易得多，你常年给到公众的信任度还在。

因为这是一个圆桌论坛，我还想提两个问题给在座这么多做学术的同仁作为参考。

前年开始起，我在我的节目当中已经尝试，刚才一位老师问我说你是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我纠正了一下，现在也没什么广播节目主持人，你看，电视主持人臧熹来抢广播的活，我们也抢他们的活。我现在经常问领导要服装费，我说我现在可以算是电视主持人，市长热线、区委书记的政务访谈，我都是视频传播的，虽然突然发现，广播电台财务里面没有服装费这个列项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做了一些尝试。我们现在的政务传播，尤其做市长、书记的对话，比如我们这次主题叫贯彻落实党十九大精神的系列讨论，在听众听起来都是宏大的主题。但今天信息来源都是朋友圈。朋友圈要平等、有亲和力，甚至要有一些调侃、搞笑、轻松，所以做政务广播对话，我也一直在试图把握宏大、严肃主题和社交平台传播的舆论轻松这个度，在这个平衡木上游移。

前年我们“对话区委书记”第一期做的是浦东新区的书记沈晓明。我们起的题目叫“沈晓明的表情包：萌萌哒”，网络传播效果好极了，好到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后台的数字量级和你感受到的影响力非常大。通过表情包，我们把听众问的十个问题全部都讲清楚了。

不可否认，我在不断地蹭热点。我特别希望学术大咖能帮着我们一起思考一下，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机构媒体也在蹭热点，也在不断体会朋友圈传播的特点，尽量不要像我们以前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很有所谓专业媒介范儿的那么一个位置，我们自己在打破。但我们自己在打破的过程中，很可能还没有找到一条特别合适我们的妥当的路径，或者是分寸感。

前年做的“对话区委书记”评上了中国新闻奖，今年做的也刚刚评了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但我自己内心一直是很惶恐的。作为一个很传统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在做新媒体，对于在做融媒体产品当中的一些变化，我自己其实是没底儿的，但起码我们业界的像陈总、李总这样的评委们，他们似乎给了我们一些认可，我也有很多困惑和问题，期待着和大家一起请教和讨论。

陆晔：其实我一直觉得，每一家媒体感受到的市场状况是不太一样的，我不知道臧熹的感觉怎么样？我还记得臧熹十几年前刚进台时是新闻主播，都是得端着点的，没想到有一天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开始读诗，做了好多文化类的活动。要么请臧熹先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做的新媒体产品？

臧熹：刚才各位老师说的话题实在太宏观太大了，我一下子找不到切口了，陆老师给我直接带到项目当中来。

孙玮老师在主题演讲中介绍了我们的“侧耳”。这是一个和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主业不太相关的产品。融媒体中心是原来的电视媒体和“看看新闻”APP进行的融合。“侧耳”和我们主业并不相关。这是怎么来的这么一个产品？很简单，跟李泓冰老师所说的焦虑一样，我们也很焦虑。有一天我们几个主持人在交流的时候说，我们主持人在外面都风风火火的，有人开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搞自己的产品。那我们就弄一个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吧。我们自己的生活别人要不要看？但如果我们展示自己的生活我们不是变成网红主播了吗？

陆晔：还是端着不是吗？

臧熹：后来觉得要找一个别人愿意看的，我们还能够做的，简单上手的。最简单，念东西。主持人念东西是我们的强项，而且大家也需要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决定做“侧耳”，就是侧耳倾听的“侧耳”，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内容很简单，就是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把经典的散文诗歌，通过诵读的方式在新媒体上进行推送。那我们和“为你读诗”有怎样的区别？我们必须要找到我们的特点。

一开始我们定了一个基本原则，八个字，返璞归真、跨界融合。为什么是返璞归真呢？道理很简单，前段时间，朋友圈都在说“油腻中年男性”的特点，就是会突然容易站起来诗朗诵，而且容易泪流满面。我们要避免大起大落的情感，我们为什么不把诵读拉回到文学本身？就是静静的语言诉说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们马上联系了作协，作家张定浩说他更希望听到牙齿与牙齿的摩擦，带来诗文背后的情感。我们界定了第一个原则，就是返璞归真。既对于文学的返璞归真，也是对产品定位的返璞归真。我们是给谁看的？我们是提供一个城市当中的公共文化产品的，是给这个城市当中人看的。上海城市定位，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我们也要有品位，与上海的城市品质相符。所以我们不是什么东西都念，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搜一下“侧耳”HS微信公众号去看，我们都是读国外的大家不是很熟知的诗歌，席慕容的也有，但主要是大家了解比较少的作品，要和这个城市的品位相适应。这是第一个特点，返璞归真。

第二个特点是跨界融合。跨界很简单，我们去做音频产品，做广播电台主持人做的事情。我们不仅是主持人来念，今年我们推出了“侧耳的朋友们”系列，找一个平时不是念诗的来，找奚美娟，找霍尊，找蔡俊，是写网络小说的，还找文学的。

跨界还包括我们不仅仅是一个音频产品。除了音频产品，我们也做成电视的，而且这种电视不像央视以前散文诵读《河塘月色》那样的，一边人念，配着乐。我们尽量把它和城市相关。今年9月份大家都知道，上海黄浦江两岸滨江贯通，我们到五个区选了五首诗，选了标志性的景点，到这样的地方去让我们的诗歌和城市的公共生活、公共空间之间能够产生一些联系。我们在浦东一个粮库、后来改成剧院，虹口是到建投书局，我们在徐汇滨江，还有杨浦老工业基地，在这些地标读诗，希望展现这个城市文化当中相关的东西，把它和诗歌融合起来，所以我们不是简简单单地说我们念什么样的内容配什么样的图片，我们主持人的介入，我们对于城市空间整体的介入，希望能够呈现出一种不太一样的方式。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视频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强项就在于视频，这是我们融媒体中心做的主持人公众号，我们强项是视频，并不是音频，不能总拿自己的短板跟别人的长处去拼，我们的长处我们也要抓住。

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了其他的事情，跨界融合方面我们出纸质书，把我们所有念的东西出了纸质书。有人问我，为什么你们是音频诗集呢？因为书上有二维码，可以扫嘛。我们还做线下活动，我们是在提供一个公共文化的产品，我们要能够让市民参与其中。目前我们诗会做了三次，线下朗诵会。去年10月我们选了当代艺术博物馆，200人不到，当时往外送票，第一次的确坐满了，效果不错。

第二次是今年4月在思南公馆广场上，世界读书日做了一个诗会，大家通过互联网来抢票，抢票结果是一天之内抢光了，150多个座位，现场人也是满的。

刚刚过去11月25号，我们卖票，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里面，320人的场子，票价很便宜，80、150、200。将来我们票价也不会更贵，因为我们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我们可以靠拉广告来支付成本，但“侧耳”是我们面向公众的文化服务，一定是便宜的，我们不希望做成880、680，不需要这样的价格。

通过这样一步又一步有更多的人来，说明公众是需要这样的城市文化产品的。这次还有上海交响乐团的人出来和我们做些小提琴合奏，我们希望通过年轻人、通过市民真正喜欢的方式，提供他们满意的产品的时候，他们一定会买单买账的。

刚刚几位讲到了焦虑。现在的大趋势，传统媒体人真的是焦虑的状态。现在的压力之大，真的是起早贪黑。我们每年航天直播都由我来牵头，以前我们航天直播，所有片子做好等着直播那天放就可以了，一飞冲天时所有新闻片跟着放，现在不行，互联网上炒的比你凶，我们要提前放，工作周期非常长。去年4月卫星发射，1月底我们就要开始做所有的东西，3月份短视频等等都要陆续上线。

大家是不是不关注我们，觉得我们的东西没人看？我们这几年把航天直播都放到B站哔哩哔哩上去，有人可能觉得年轻90后不关心国家大事？他们也关心，只不过看的方式不一样，B站我回去看，我看不到自己的人，火箭都看不到，全是弹幕，66666，这是年轻人的观看方式，我们用他们喜欢的方式带给他们，他们就会有兴趣去看。

B站我们专门走访过一次，B站老总原来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说什么是主流？谁有话语权谁就是主流，互联网话语权在90后手里。

另外一个B站的人说现在90后要平等、自由，参与社会建设，要通过自己的意见来改变这个社会。所以我们能不能够通过他们喜欢的方式，把我们的主流价值观输送出去？传统媒体卖萌要有底线，我们要有我们的底线意识，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传统媒体稍微改换一些方式，哪怕标题改一改，年轻人就会有。

我再举最后一个例子，航天内容我认真看了一个央媒推出的微信公众号，标题是“景海鹏：‘爽不爽？’‘爽！’——航天员舱内对话首次曝光”。很污很腐很基的一个标题了，这是年轻人的说法。点击量真的很多，4分钟就10万+，所以很多人真的是冲着这个标题去的，这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策略，策略的度在哪里，这是需要我们考虑的。

在互联网时代重新定义新闻

陆晔：《新闻记者》杂志主持过很多次类似的讨论。关于互联网对媒体的冲击，刘鹏，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刘鹏：今天在座的有我的领导，有我的老师，还有我很尊敬的以讲话为职业的主持人，就觉得很紧张，所以认真地准备了一个提纲，并拟了一个题目：新新闻业时代及深网里的碎片化生存，希望从我的视角对目前新闻业的状态做一点分析。非常抱歉的是，对新闻学院的老师同学来说，这可能主要是“负能量”。

之所以说是负能量，因为随着互联网的崛起，我们越来越发现它成为一种颠覆性的力量，于是不仅看到专业媒体的衰落，更迎来大众传播模式下新闻业本身的式微。

首先是“新闻”被颠覆。新媒体的兴起，改变了传统媒体垄断新闻播发渠道的局面，以前传统媒体为受众设置议程的状况也转为话题首先在自媒体、社交媒体“火”起来，然后传统媒体、机构媒体再跟进的反向的议程设置。不仅如此，更重要的变化在于新闻定义权的改变。随着建制化的新闻业产生，专业媒体确立并垄断了新闻的定义权。但是今天的传播现实却让专业新闻人都感到困惑，因此杨保军教授曾在文章中质疑：一件裙子是蓝色还是金黄色是新闻吗？吴飞教授也曾在文章中提出疑问：皮筋崩西瓜的直播也算新闻？

其实，对于今天的受众来说，新闻的概念更加宽泛，微信朋友圈、今日头条、搜狐号、大鱼号等等媒体平台中专业媒体发布的新闻，商业自媒体的网文，自媒体写手的段子，普通用户上传的信息混杂在一起，都是他们眼中的新闻。新闻的定义权从由专业媒体垄断，转为媒介技术、专业媒体、商业公司、自媒体、受众共同定义，它更像是一种回归，回归到前大众传媒时代的新闻概念——人们闲聊的新鲜事。

新闻的到达模式也改变了，就像前面有老师说过的，大多数受众不会专门去打开专业新闻APP阅读新闻，而是在各种社交媒体网络中偶然看到，然后随手转发。在这种新的到达模式也使新闻的意义阐释更不确定，因为在转发过程中受众添加的内容提要或评论，甚至仅仅是转发者的特殊身份，也为相关信息附加了新的意义。比如我转发一条微信，和黄旦老师转发，和颂清总编、泓冰社长转发的意义肯定不一样。对新闻生产者来说，在社交网络的传播过程就是新闻的意义不断丰富、变形的过程。

随之而来是“记者”被颠覆。什么是记者？权力话语下，认为有记者证的才是记者；专业话语则认为，在媒体机构专门从事采编业务的人员才是记者。而在功能话语看来，披露事实的就是记者，因此，社交媒体环境下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不但在突发事件传播上普通人显示了在场的优势，在一些重大热点事件中也未必逊色。比如2017年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中，一篇流传甚广的《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真相——就在张葆葆身后》就具有调查性报道的特点，作者微博身份标注“高级项目经理”，他利用搜索技术对各种公开发表的报道、商业注册信息等进行梳理、分析，从而得出很有说服力的判断。与此同时，在重大事件中专业媒体失语失位，则使专业记者的职业合法性更加岌岌可危。

记者职业被颠覆的同时也出现了专业共同体的颠覆。传统媒体时代虽然也自称“受众为中心”，但实际上受众是被虚置的，就像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出版的张文强著《新闻工作的实用逻辑》里所说:“大多数时候，新闻是写给同业这些内层观众或内行人看的东西”，媒体中的编前会、评报制度是专业共同体价值协商的保证机制，写出深度报道，抢到独家新闻，受到同事的称赞和竞争同行的妒忌，是确立专业声誉和荣光的主要途径。但是今天专业环境完全不同，每一位记者直接面对点击量评价，在随时滚动的点击量大屏前，在10万+标准下，几乎没有专业话语置喙的空间，虽然有不少收获高点击量的内容往往缺乏传统上的专业合法性，但是你怎么批评？他可以怼你：不服气你也写篇10万+呀！因此，在职业体内部价值观出现混乱、迷茫的状况，充斥着焦虑、浮躁的情绪。

吴予敏：每年我都参加复旦论坛，一开头就感觉今年复旦论坛跟往年不太一样，从尹明华书记在开幕式的讲话开始，到黄旦老师的主题发言，还有刚才诸位媒体朋友讲的这些内容，我觉得今年的论坛好像危机感比较重了一些，比起往年论坛这点让我感觉比较突出，前些年考虑创新，今年显得话题比较沉重。

今年一个比较流行的词儿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需求，这就是对一个民主的、透明的、开放的信息环境的需求。当一个社会高速发展，融入全球化的市场，又有这么大的人口规模，比方说二个多亿的人口从农村移向城市，当一个城市从原来的几百万人，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扩充到两千万、三千万这样庞大的规模的时候，人民群众整个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城市管理的成本和国家治理的成本突增，城市管理的压力有了巨大的变化，它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隐性的危机因素也在迅速地积累。

我们的主流媒体这几年在干嘛呢？我不是说《人民日报》推出军装照不好，很多年轻的朋友过去不大看《人民日报》，最近这些年开始喜欢《人民日报》，喜欢《人民日报》的APP。这让人想起，我们80年代读大学的时候的《人民日报》好像比现在的《人民日报》显得更有思想的力量。

我们今天是对话，一个严肃的主流媒体最主要的责任不是向社会提供一种迎合的娱乐生活环境。迎合这个社会的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娱乐生活，这应该交给民间的媒体，因为民间的媒体可以呈现出多元化的文化娱乐方式。主流媒体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国情，这样的文化背景，主流媒体长期以来是以自己的话语权威、意识形态和精神的主导作用作为最重要的宗旨。那么当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应该正视社会现实，应该正视人民群众对于他们最主要的生活方面的问题和感知，要有一个正面的报道和评论。但是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受制于很多因素，使得主流媒体不能够做到这一点。最近这几年调查新闻、深度报道，大幅度地退出了我们的新闻第一线。

我参加某报业集团年度推荐新闻奖评审的时候，这个感受很突出。我当时问，为什么新闻消息报道的质量大幅度下滑？就几乎没有什么好的新闻消息作品推出来？好像有难言之隐。记者都去追求点击率，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跑会议新闻，没有奔赴现场的直击新闻，也没有对社会重大问题的调查新闻。获奖的新闻评论多数也都是诠释宣传性的，缺少对社会新闻事件和重大社会争议的引导性评论。

今天的媒介是什么呢？媒介不应该是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媒介也不是一个完全受技术控制的工具形式，媒介在本质上来说是人们创造性的沟通实践的介质。如果某一种媒体不能够满足人们创造性沟通实践需求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去寻求其他的沟通实践的形式和载体。而开放的互联网，就给这种创造性的社会沟通实践提供了可能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的媒体要救自己的话，首先要救充满着信息需求饥渴的群众。只有满足人民群众内在需求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媒体才有真正的声誉权威和自己成长的方式。

陆晔：本来应该让孙玮老师回应，但吴予敏老师提到主流媒体的问题，尤其是《人民日报》，让李老师来先回应一下。

李泓冰：提到军装照我再说两句，军装照这种东西显然不是一个新闻产品。比如说到主流媒体在这五年中的逆袭，我也特别强调了，至少是在数量上，吸引远比过去多的关注和流量，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说到军装照，您的议论，我也听到有朋友当面说，说军装照不就是满足了一些很无聊的自恋狂的欲望吗？把自己美化，“穿”上各种军装去秀一下，有什么意思？可是，如果《人民日报》能够正视并满足人民群众无害而追求美好的欲望，有什么不好呢？一向被认为是高高在上的主流媒体的话语体系，用这样一个形式被解构了，从俯视到蹲下，跟人民群众平视，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甚至是很大的进步。当然，仅仅满足于这样一个层级肯定是不够的。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权威媒体仅仅提供非新闻类的、能够迎合大众需求的信息产品是不够的。这类产品目前确实做得很好，不光是军装照，还有“侧耳”，更高大上一点，但其实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新闻产品。

但这是在做外延扩大，通过外延的扩大吸引了公众关注，包括年轻人的关注。好，你等于把这个包子卖出去了，大家开始关注你这个做包子的人，但包子包的是什么馅儿？不是传统意义上新闻的这个馅儿，这是有问题的。机构媒体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应该是在重要新闻事件中的发声，报道和评论。确实要谨防核心竞争力渐渐流失，可我还是抱有希望。

就像五年前的年轻人，很少人理会《人民日报》，也很少读纸质的《人民日报》，现在有人通过军装照开始关注这个媒体了，再过五年，核心竞争力的东西能不能回来？我确实有担心，主流媒体现在以另外一种形式在边缘化，过去是没人看，现在是有人看，但你提供不了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我们或可寄希望于未来。

互联网重构传播网络与公共生活

陆晔：孙老师有一肚子话要说，刘鹏的“负能量”在孙老师这都将被转化为正能量。

孙玮：我举我的亲身经历，我80年代初进复旦，想要做一辈子的报纸，我那时候甚至觉得电视也不重要，报纸重要，因为报纸是新闻媒介，和社会核心领域的连接比如政治是最紧密的。等我硕士毕业1990年留在学校，我绝大部分同学，就像这几位一样，去了媒体。别人觉得孙玮是个傻子，傻瓜才会留在高校，穷得一塌糊涂，哈哈。最近五年以来，这种关系反转了，同学聚会常常有人开玩笑说，孙玮，你那么有眼光，那时候你就知道教育是金饭碗，朝阳产业，但报纸不行了。

我想说的是什么？我对不起在媒介从业的老师，近几年我经常在课堂上讲，机构媒体、传统媒体遭遇危机，我开玩笑说，我说和我有啥关系呢？我是教新闻传播的，传播遇到了它的黄金时代。当然这只是玩笑话，我当然关心机构媒体遭遇的困难。我想说的是，当前机构媒体遭遇危机，并不能说明这个社会不需要传播了，恰恰相反，新闻传播实践方兴未艾，只是转换了形态。有一个现象大家都知道，很多从业者离开了传统的大众媒介，他们去哪儿了？他们在做什么？有国内外调查表明，很多人还在做他们的本行，在做传播，包括新闻传播。他们还是在做这个社会需要的传播。所以我赞成吴予敏老师说的这句话，现在整个社会系统不仅仅是技术的挑战，整个社会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有很多新闻传播的需要，但是我们原来的那样一套方式不能满足。

吴予敏：如果在传统的媒体里头找不到社会的公平正义，那么它就会在别的媒体形式上面找公平正义，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孙玮：对，但我要推进吴老师的说法，我说不仅仅是适应新的需要，技术本身可以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创造出崭新的新闻传播形态。互联网这样的技术出来了以后，移动传播出来了以后，传播不仅仅是在做原来大众媒介那个平台不能做的事情。那些事情现在可以做，而且技术还创造了许多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想到过的、我们今天亲身体验到的新闻传播样式，像刚才刘鹏讲的。刘鹏的焦虑是一体两面的，我学新闻出身，新闻人感受到的我能够完全感受到，我社交圈主要就是这帮人。但正如陆老师所说，在刘鹏老师那里是“负能量”，在我这是正能量，我说媒体人焦虑，大众一点都不焦虑，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创造新闻传播的新样态，可以带动整个社会发生一些变化。就像我上午论坛主题演讲时讲到的，“思南读书会”看上去是一个小小的读书会，但上海有一千多个这样的读书会。试想，新媒体支撑的这种城市公共生活，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一位做上海史研究的老师告诉我，他曾经接受上海一个读书会的邀请，请他去讲上海历史文化，在网上报名，名额每次很快就抢光了。一次讲座恰遇台风来袭，大雨倾盆，结果讲座依然满座，准时进行。参加这个系列讲座的有一些上海市政府官员，自己在网上报名，利用周末时间听讲座。他们说，管理城市，做有关城市的公共政策，必须要了解上海的城市历史文化。

城市生活中这样一些新的传播需求，或者说新传播技术创造出的新型传播实践，在我看来非常重要，它改变了这个城市的传播网络系统。

陆晔：我想补充一个我的个人经验，首先我其实个人是非常认同吴予敏老师和刘鹏，同时我比孙老师要往新闻这边退很多，因为我对传统媒体有深切的感情，但我现在确实是深刻地体会到一点，吴老师说的所有问题，目前暂时无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就什么都不干？当然不是。

社会有很大的一个领域，其实是通过新媒体、移动互联网创造出来的，而且这种创造所谓的信息之网、意义之网，是线上线下高度融合。读书会我自己的体会更深，我自己也是上海特别小资特别白领的文艺女青年聚集地的“新阅会”读书会的嘉宾，我给他们做过很多次讲座，都是线上报名，微信公众号后台报名，线下实体活动，每次来几百人。很多机构媒体上看不到的话题在那里会讨论。政治话题、新闻话题，我去给他们讲电影《聚焦》，他们就会联系到当下的现实，他们也会分享自己的看法。所以我们实际上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在过去是没法想象的，这么多不认识的人，如何聚集在一起讨论一个公共话题？但今天通过移动互联网，的确可以做到。

孙玮：我想补充一点，就以我刚刚讲过的“思南读书会”为例吧。很多人认为思南公馆就只是一个风花雪月高消费的地方，我觉得这么看未免太简单了。之前我也和刘鹏讨论过。我们这个行当都非常熟悉，哈贝马斯的公共性理论，讨论公共领域、协商民主等等，新闻传播学界会非常注意大众媒介在其中的作用，并且特别关注政治公共领域，这当然没有错。但请大家往前看看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结构转型》这本书，历史往前推，我PPT上写着，哈贝马斯说，政治公共领域是从私人的文学阅读开始的，私人文学阅读确立了启蒙时代的主体性，这是现代性政治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私人文学阅读转变为沙龙式的公共文学阅读，构成文学公共领域，渐渐地政治公共领域出现了。所以哈贝马斯讲政治的公共领域最后转到由大众媒介来承担这个功能。因此，文学阅读、城市公共生活等等，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新闻传播学者常常忽略哈贝马斯公共性理论的这个线索。从这个角度讲，“思南读书会”，以及由新媒体激发出的民间众多的阅读群体，以及其它类型的群体，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有着重要价值。所以目前民间发生的这些传播实践，有些看上去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偏重于文化方面的，但我对这样新的文化实践传播的样态，可能可以用陆老师给我贴的标签，是充满信心的，我认为有正能量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就是新闻传播实践的全部，我们需要强有力的公共新闻传播实践，涉及更多社会领域的大众传播实践。这些大众为主体的传播实践，正在重构城市传播网络。

秦畅：当然孙老师是正能量的，因为你们已经说你们哀鸿遍野，跟我有啥关系？她站的角度跟刘鹏老师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听懂这个问题。

刚刚深圳大学吴老师讲到这点，我特别想抢话筒。吴老师讲出了我们多年来在所谓传统媒体里新闻人内心的忧虑和纠结，虽然我也在新闻一线在实践，当时我说我想请教学术界的老师们，这么去走这个平衡木对不对？行不行？尺寸和分寸把握的怎么样？吴老师阐述了观点之后我有一个看法，我觉得我们坐在上面的基本都是文科生吧？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刘鹏：陆老师一半血统是理科生。

秦畅：这个屋子里大多数也都是文科生，这两年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技术对我们原有行当的改变，达到了你真的无法想象的地步。你以前觉得你自己很专业，觉得你自己很有经验，觉得传播就应该是这样的，甚至像吴老师所说的那样，你应该提供给社会有深度的思考，有正能量，并且能够把握这个社会的方向，你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者。

移动互联网让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方法完全发生了变化，朋友圈为什么叫朋友圈，不叫公共圈、信息圈、传播圈、线索圈？微信设置的时候就是朋友圈，而且是朋友和朋友之间。微信是我加你，互相关注，我们才能知道你在说什么。如果我今天对吴老师有兴趣，我一定会加吴老师的微信，我特别想加黄旦老师的微信，他说他不用微信。他让我们给他发邮件，邮件回得也很快。基于这样一个特点，我这样一个新闻人为什么理解《人民日报》出的爆款呢？我特别理解，这是我们今天新闻人最应该干的事情。因为以前人家习惯了坐在下面仰视你作为一个《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以前对你有刻板印象，你现在不在朋友圈出现等于没有影响力，不在新闻客户端出现就没有占据市场。所以我觉得今天主流媒体必须要有边缘产品的开发，然后来让我们的受众说，原来《人民日报》我可以当朋友的，原来秦畅做的书记访谈不是在忽悠我们做场秀的，是能像朋友一样跟我们聊天的。

信息传播的方式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不去面对这种变化，我们不去跟这种变化去做深度的妥协，我们还认为我们就应该这么起标题，或者就应该这么来阐述，按照我们的新闻5个W，真的不成了，你今天再有魅力再有渠道都不成，你今天必须像朋友，你才能影响他，其次再去引领他。

孙玮：《人民日报》的这个事情我在自己的一些微信群里做了一个小小的测试，不是我的大学群。我选择和新闻从业者无关的微信群，但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的，他们大量玩这个东西，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人民日报》做的。

李泓冰：比如说有10亿个人次点击，只有1亿知道，足够了。

陆晔：总比姚晨300万粉丝《人民日报》一个没有的强。

孙玮：我力图站在一个普通公众的视角来看，而不是一个媒体圈内人的视角。我想说的是，他们也不知道所谓《人民日报》的高高在上。

秦畅：但肯定是给《人民日报》增粉了，这是实实在在的。

李泓冰：因为这是《人民日报》的产品，很有意思的是，一开始有人说不要下这个，会盗取你个人信息，会有病毒。后来《人民日报》发了一个声明，这是《人民日报》开发的，保留法律上申诉的权力，这等于是二次广告，大家立即就相信了。我在一些比如家长群，都不知道我的职业身份，他们就说这是《人民日报》开发的，肯定没问题。所以就导致了二次爆炸式传播。这就说明，《人民日报》是有公信力的。

臧熹：秦畅老师说的我特别认可，我们希望主流媒体还是能够引领公众的舆论，设置一个公共话题，但现在传播格局之下，我们不是迎合，应该来引领。

秦畅：学术圈里用迎合老师们听着不舒服。

孙玮：仅仅用这样的卖萌策略，无法达成你要成为那个城市传播网络中的一个节点的目标，只是一个小策略。

臧熹：一个小方法。

主流媒介如何成为城市公共生活创新的新节点

孙玮：我想和大家进一步讨论，卖萌后面是什么？背后是什么？

陈颂清：从焦虑感再入手说一下我的观点，现在做媒体的都很焦虑，确实是这么一个现象。从《解放日报》来说，记者编辑的焦虑可能倒不是对机构前途的焦虑，因为也是托上海报业改革的福，《解放日报》现在跟其他地方有的媒体相比，我们是轻装上阵的，其他的包袱都不在我们这，所以整个机构来说感觉还不错。但是从记者来说，实际上还是很焦虑，焦虑什么？我觉得很大一个焦虑是点击量的焦虑。

实际上就是评价体系有点搞不清楚了。原来我们认为好的东西，在现在的这个评价体系里面，每天看点击量，就觉得很困惑。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到底下一步引导记者往什么方向去用力？可能也就是刚才问的，后面是什么？

在我们报社最近一次内部会议上我提了一个观点，我们也想尝试很多迎合的，追逐热点，想迎合，想卖萌，想什么都干。但是感觉好像这样的效果并不怎么样，现在我们每天有10万+，但这10万+的意义有多大？每周或者还有百万+，百万+到底产生什么影响？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反思。

在这个情况下，我提了这么一个观点，下一步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智库型的媒体，我们的记者能够成为专家型的记者。这其实也不是什么新的提法，传统媒体一直想让大家成为专家型的记者，成为研究型的一个媒体。但是我想，在现在的传播格局当中，我们提这样的目标，可能有一点点新意吧。

快递员传播信息，或者作为渠道载体的功能，实际上已经弱化，而且是不可改变的弱化，在这样一个新的传播格局中，或者说陆老师喜欢用城市网络节点当中，我们想成为智库型的媒体。

陆晔：城市网络节点是孙老师用得比较娴熟。

陈颂清：在这样一个城市网络当中，我们这样的媒体更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我觉得我们想朝这个方向。从设置议题到提供事实、提供观点，我觉得我们未必要追求非常大的点击量，但是我们能够更多地产生影响和改变的效果。

我最近到台湾去跟《联合报》交流，我也蛮有启发，他们搞了一个愿景工作室，有几个记者编辑一起，他们做的选题都是一个目标，就是能够改变台湾或者至少改变台北的某些东西。就比如行人过马路这件事情，就专门通过数据新闻的手段把问题揭示给大家，每个月在人行道上死亡的人数是多少。通过这样的手段来做一些报导。

而且他们把所谓改变社会引入到他们对记者的KPI考核上。他们叫点阅量。他们几家媒体竞争也非常厉害，在这样的竞争中他们提出把改变社会引入到对记者的考核中，你的报导到底对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最后改变了什么？我觉得这个思路对我们很有启发。我提到智库性媒体、专家型记者，也是想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秦畅：不好意思，做主持人的就是想说话，什么场合都想说话。此时为什么一定要抢一下话筒呢？陈总站位高，这个思路我们在一线也在摸索。《市民与社会》在上海做了25年了，我出了一本书《城市治理的25枚绣花针：上海启示录》，寻找了城市治理中的25个难题，也是为呼应节目25周年，其中搜集了“群租治理”“共享单车”“停车难”“老公房装电梯”等25个社会问题的治理典型个案。这本书不仅卖得好，目前好几个地方都在跟我联系，制作成基层社区工作者的线下沙龙活动，甚至成为基层干部培训的辅读教材。

未来我职业发展有这样一个方向，我想让《市民与社会》不仅仅成为一个线上节目、线下的活动和听众聚集的平台，未来《市民与社会》应该成为一个社会治理的平台，未来我个人就应该成为一个社会治理的专家。我希望明年领导能够支持我，现在好几个区都打算把我引入，都愿意让我成立社会组织帮他们来做社会治理的培训，来做社会治理的案例的梳理，来做社会治理经验的推广。社会治理是多个群体的妥协、谈判的过程，需要专业人士串联起不同群体的人，我觉得媒体人或媒介做这件事情无比合适，公共性、旁观，信息的梳理、归纳、总结的能力，我们对现有资源匹配的能力，是超乎于其他任何一个机构和组织的。《市民与社会》做到25年的时候，我真的找到了一个方向，我们有传播和城市治理的公共中心，我现在有很多庞杂的想法，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之下，真的能做到媒介成为改变社会生态、改变社会公共空间、改变社会公共治理的一种力量。

李泓冰：特别要给你点赞，机构媒体其实有很多的功能是自媒体或者非机构媒体无法取代的，或者换一句比较俗的话，我们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你做的已经介入社会治理，你已经变成社会治理的一环了，现在是一个重要的启动环，这可能是非机构媒体很难做得到的。

新闻嵌入生活、传播连接城市

刘鹏：陆老师试图挑动我和孙玮老师之间的“斗争”，其实我们的观点并不矛盾。我之所以说是“负能量”，因为我是作为机构媒体的一名员工，但是从新新闻业的生态来看，是对大众传媒模式下职业、专业、商业、产业的颠覆，与此同时，新闻回归受众，呈现群众书写新闻的新样态，当然也是“传播的黄金时代”。

今天的主题是城市传播，那么从新新闻业的环境出发，我认为深网里的碎片化生存，是当前人们最突出的传播境遇。

中文里，“城”源于政治（军事），“市”源于商业。在传播上，权力和商业层面相对清晰，是显性的。但对于一个城市更重要的，它还是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空间。杨国斌教授在《中国互联网的深度研究》（《新闻与传播评论》春夏卷）中引用了“深度中国”的概念，“假如说政策、社会机构和市场活动构成变动中国的表层，那么亿万中国人民的感知的、情感的和道德的经验，则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深层中国”。关注城市传播，也不能忽视这些深层的内容。这些内容，往往不是漂浮在媒介表层，而更多要在微信群里的聊天、微信朋友圈的互动、网络新闻后面的评论、视频网站的弹幕中发现，构成了一个“深网”。而碎片化非常容易理解，过去在传统媒体时代，大家看报纸，看新闻联播，也构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分享着对外部世界共同的感知、情感，而且这个分享采用的总体性视角。比如说报纸，每天一期，每期按要闻、本市、国内、国际、体育娱乐新闻等等排序。但是今天网络化生存不同了，越来越多的人是在社交媒体“偶遇”新闻，没有共同的分享，也没有总体性的视角。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因为没有出现在我的朋友圈里，我可能就没看到，对我来说这件大事就像没有发生一样。虽然今天的新闻传播似乎更便捷，信息量更大，但其实人们相互之间越来越处于一种隔膜、孤独的状态；虽然人们上网时间越来越长，但越来越谁也看不见谁。

就像舒德森在他的媒介社会学经典著作《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所提醒的，新闻是19世纪30年代的“发明”，记者则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发明”。今天，新媒体技术将重新“发明”新闻业。在这个“传播的黄金时代”里，作为新新闻业中的“人人记者”之一员，尽自己最大努力参与传播，尽最大努力照亮每一个黑暗的角落，当为每个人的责任。

陆晔：我看到孙老师频频举话筒，但还是要先把话筒给吴予敏老师。

吴予敏：听了两位媒体朋友所讲，我特别尊重媒体朋友，特别是在现有媒体管理体制下所做的努力，不管你的努力是以贴近群众的方式，还是整合社会意见，去面对城市治理的主要问题，这都是在现有的媒体管理体制下面所做的很艰难的很可贵的努力，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公众，都给予正面的肯定。

我在这里要讲，城市沟通和城市治理是存在着内在矛盾的，如果我们持续扩大和深化城市沟通，就要直面城市发展的问题，这会给城市治理带来更大的压力、更大的挑战和更高的标准。

但是同时也会给城市治理寻找到更加有活力的、社会共同参与的一种治理机制。过去按照一种传统的观念来讲，对社会沟通进行更强有力的控制，是有利于城市治理的，有效能的。所以过去对城市的理解，包括过去对空间的理解，是以区隔、控制、监控为导向的。现在社会经济发展，信息和人员大量流动，就必须重建新的公共空间，而且这种重建公共空间是把线上线下、不同的代际、不同的社会阶层全部都沟通起来的新的方式。

这样一来，媒体，特别是我们机构媒体，有一定权威的媒体，目前还保持着一种文化的引领功能的媒体，真的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如果这次机会我们国内的主流媒体再把握不住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就要被抛弃。这种被抛弃不是因为你缺少权力和金钱，而是读者不在意你。这样一来会给我们社会带来巨大的危机，信任危机，甚至是城市公众的行为在利益冲突、各种危机因素出现的时候会变得没有理性。我们现在对社会良知的保持和培育还有一点乐观愿望，是寄托在我们现在的机构媒体身上，所以希望机构媒体能够推进改革。

孙玮：我同意吴老师的前半部分，不同意后半部分。我说三层意思，一是我为前面两位媒体领导点赞，按照前面两位所说，我们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要改变社会，不要卖萌，要将媒介扎实、深入地嵌到城市的社会网络中去。第二，媒体嵌入到城市治理，自媒体也有在做，各类主体的新媒体都有做，不仅仅是机构媒体。第三，我的乐观是什么？按黄旦老师刚刚插话讲到，就是我们现在的想法，如果机构媒体真变成了刚才两位讲的那样的话，那谁在乎你是不是机构媒体？所以我们要反思，要拓展对于媒体、传播、新闻的理解。我作为一个公众，或者是知识分子，我需要一个文明、健康、民主的社会。建设这样的社会，需要高质量的新闻传播实践。至于是谁做的，机构媒体还是自媒体，我不在意。只要做了，就是新闻传播学界、业界和全体民众对这个社会的贡献。这个我乐观，总归要有人、有组织、有机构做的，谢谢！

陆晔：由于时间关系，只能强行让这一场圆桌结束，大家有什么问题还可以从线下的讨论延续到线上。

其实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完全一致的，我非常理解吴予敏老师的看法，而且我跟他有特别类似的感受，但我也明白孙玮老师的站位之后的乐观和刘鹏改变他站位之后的阐述。

我个人还想表达对那些在目前这么一个媒体环境下依然在媒体行业坚守的同行的深深敬意。好，那我们今天圆桌讨论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版权声明]本文章发表于《中国传播学评论（第八辑）》。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

[引用格式]

陆晔、李泓冰、陈颂清、秦畅、臧熹、刘鹏、吴予敏、孙玮：《融合传播与城市公共生活创新——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17）主题圆桌论坛》，黄旦主编：《中国传播学评论（第8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55-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