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东:对古老文化和强大体制的反思
2020-10-17 1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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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晓东  来源:中国计算机学会 

为什么现代科学和核心技术没有诞生在中国?这一事实目前还没有本质的改变。张晓东教授从文化和思想的传承方面进行了反思。

2020年8月9日,我通过视频参加了CCF YOCSEF组织的有关科技部“19号令”的讨论会。今年7月31日,科技部发布了《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特别对 “打招呼”和“走关系”等违规行为给出了处理措施。目前“违规”的规模扩展到了一个相当大的程度,如果不“违规”就会受到“不公平”待遇。所以“违规”已经成为申请者向评审专家游说的一个行动,而且这不仅是个人和小团体的行为,也扩展到了为科研院校利益而奔走的组织活动。用道德的名义来批评和处理“违规”的个人和组织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我认为这一现象的根源来自我们古老的文化和强大的科研体制。我们需要深刻的反思,也要做触及体制弊端的改革。

当今,一个科研人员的成长过程和阶段性的奖励是由政府精心设计的。政府部门用各种人才计划为科研人员安排在哪个年龄段获得什么奖项和荣誉。由于国家的项目和奖项有着“绝对权威”的标志,如果一个科研人员在某一个阶段有点闪失,成长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可能停顿。当强大的体制为科研人员制定好了成长和上升的通道后,我们努力的目标就变得高度一致,那就是要争取获得国家的重大科研项目,获得国家颁布的各种级别的奖项。当获得国家的项目和奖励成为个人和科研院校如此重要的切身利益时,“违规”的行为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中国社会有三个根深蒂固的文化特质。第一,中国是一个“身份社会”,人在每一层社会阶梯都会得到一个相应高度的尊重和待遇,所以说不断地追求更高的身份往往是社会的共识,而身份社会的阶梯结构是由政府严格制定的。但很不幸,这个结构本质上是违背科学精神的,因为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人要不断地挑战权威。一个真正的学者,无论社会地位如何,都要随时接受挑战,还要质疑和更新已有的科学理论和现存的技术。第二,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即人和人之间的“交情”和“关系”往往超出公开制定的规矩。这样,在科研项目和个人奖励的评估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确定性、不严格性和不公平性。第三,中国是一个儒家的“耻感社会”,即评判自己行为的对错往往依据所处环境中他人的认可、评价和态度。从众心态在我们的社会是很主流的,特立独行是不容易生存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违规”是一个扩张的模式。另外,在“耻感社会”中,一个人对成功的渴望,大部分来自外来的压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也许体现在对重点和非重点中学的区别态度吧。

为什么现代科学和核心技术没有诞生在中国?这一事实目前还没有本质的改变。我想将这个问题从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上讨论一下。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年)在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他用8个基本元素来区分世界上不同文明的特质,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精神和思想的遗产。科学精神是普世价值,没有国界之分,但是其思想源头来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 公元前322年)在他的《形而上学》中首次定义了智者的崇高目标是对人世间的事物做最普遍意义和最终极原因的探索,自下而上地呼唤心灵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从这个精神源头走出的智者们都是改变人类命运的思想家,如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最早推动保护公民权利,限制政府公权力的学者)、孟德斯鸠(1689—1755年,法制社会的先驱)和亚当·斯密(1723—1790年,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人)等,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家,如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等,还有改变人类生活的发明家和工程师,如瓦特、贝尔、爱迪生和怀特兄弟等。

我不得不说中国文化的思想源头缺乏科学精神。早于亚里士多德100多年的儒家思想制定了人的道德规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仁、义、礼、智、信”,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建立等级结构中的上下服从。100年前,梁漱溟(1893—1988年)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课,后人根据他的讲稿出版成书。他在书中讲的直白透彻:“中国儒家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基本精神的。而西方文化有其征服自然之异彩:探索和改造世界;有其科学方法之异彩:不墨守成规,不断改变现状;还有其民主之异彩:质疑现有的体系,挑战权威。”顺带提一下,1917—1924年间,梁漱溟应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成为北京大学教授。这位没有上过大学的学者,与留美的胡适博士、留法的刘半农博士、留日的陈独秀等一批高学历的教授们成为同事。虽然他们都保持自己独立的学术观点,但在人格上,他们相互尊重。看来百年前在北大的教授圈子里,我们古老文化的三个特质是很弱的。

在特有的文化和现行的体制内,我们会长期面对着三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第一,如何在评审中用制度将“人情”社会分离?第二,如何让科研环境多一些安宁和自主,少一些不良的行政干预?第三,如何摆脱肤浅甚至误导的量化排名评估,奖励真正有贡献的人?

获得科研资金不是目的,而是得到做研究的“输入”和“燃料”。最重要的是考察研究的“输出”。我建议将获取科研项目和经费的门槛降低,但要大大提高评价研究结果的标准,还要减少人才计划和奖项的评审,让科研人员多一些时间做研究。我们的奖励系统要引导科研人员做真正有影响力的大事。当获得科研项目和人才奖励不再是科研人员的终极目标的时候,人们就会将精力投入到做高质量和有影响力的工作中,“违规”的规模也会大大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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