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出版  原创 巢乃鹏

摘要

从现代新闻教育所面临的持续性危机出发，结合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本科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的理念与经验，尝试探索在变动不居的社会与技术环境下建立高端应用型传媒人才培养的有效模式。面向高层次实践领域的体系设计、以融通为内核的课程体系和打造公共化的毕业设计环节是达成上述人才培养目标的三个核心要素。而未来的传媒教育仍须要寻求传媒专业学生在职业技能、社会关怀、批判性思维和研究能力上的动态平衡上展开深入的探索。

原文刊登于2020年14期

原题为《面向新时代的传媒教育——以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人才培养模式为例》

新闻教育作为现代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面临着来自社会、文化和技术的种种挑战。初始阶段的新闻教育难登大雅之堂，体现为传统的学徒模式。1908年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建立，1912年报业大亨普利策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新闻学院，这两所院校分别代表的职业教育模式和精英教育模式在成为新闻教育主要模式的同时，也宣告了新闻教育在现代大学建制中正式获得合法地位。

然而，即便正式迈入了高等教育的殿堂，新闻教育究竟应该如何实施，新闻教育界应当致力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些问题始终在困扰着这个行业的从业者。这一恒久的诘问或许由两个原因造成：第一，新闻教育这种带有鲜明的职业培训色彩的教育究竟如何能与“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融合，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第二，新闻媒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不断变化，尤其是新闻生产和传播的技术日新月异，新闻教育如何对这种变动不居的外部环境做出及时的回应，学界和业界也难以达成共识。

在一般意义上，人们认为大学教育应当首要是一种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哈佛大学在《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中明确提出，“首先将学生教育成民主社会中负责任的人和公民的那一种教育”，强调教育的主要任务是继承人类的知识财富。[1]1978年，哈佛大学推出“核心课程计划”，再次吹响了通识教育改革的号角，其针对当时高等教育中过于偏重实用主义的倾向，提出要将学生培养成“有能力有理性的人”。中国现代社会的代表性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2]从这个意义上看，与行业变革和职业发展紧密相关的新闻教育似乎与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至少在气质上来说还并不完全吻合。长期以来，新闻教育者们一直在苦苦寻找两者之间进行“无缝相连”的方法，斯普拉格（Spraque）认为新闻教育的目的在于传播文化知识、培养学生传播的学术能力、发展学生职业技能、以及重塑社会价值。这一观点也成为了当代新闻教育的主流。[3]但说易行难，如何在大学教育中平衡学术能力、职业技能、批判性思维以及对社会价值的认知，仍然是困扰新闻教育的最大难题。

变动中的传媒环境与
新闻教育

随着媒体行业的快速变革，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数字传播技术和互联网的兴起，传统媒体行业面临着新媒体的极大冲击。行业危机带来了职业危机，最终也传导到了大学的新闻教育。正如前文所述，新闻教育脱胎于新闻业，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培养合格的新闻从业者。由此，面临行业剧烈变革的大学新闻教育在课程建设、教学计划、师资力量、教学模式等各个方面都需要直面这种冲击（见图1）。

图1 大学新闻教育面临的冲击

具体到当前我国新闻教育的实际情况，同样面临以上两个问题的困扰。与美国一样，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在开展新闻教育的过程中也亟需解决一系列具体问题。目前来看，我国研究型重点大学的新闻院系在人才培养思路上更倾向于精英教育，以培养高层次高素质的精英人才为目标。清华大学近日宣布将取消新闻传播的本科教育，重点放在研究生教育上，显然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这一策略转型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任何一所高校都有其自身的定位，也有其人才培养的标准。但对广袤辽远而又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而言，可能需要更多的能为社会发展带来哪怕是微小贡献的传媒人才。我们也看到，更多的高校，特别是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的大学，更倾向于应用导向的新闻教育。但是在当前媒介环境剧烈变革的时期，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的高校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是高校相对稳定的教育体系与快速变革的媒体行业之间的矛盾。一般而言，国内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一旦确定，通常一届学生在4年就读期间都将按照确定的培养方案来开设课程，这种模式确保了学生就读期间对专业基础知识以及通识知识的掌握，但是由于当前媒体环境瞬息万变，这种预先确定的培养方案就很难满足行业快速变革对人才提出的新要求。正如阿姆斯特丹大学新闻学教授马克·德兹（Mark Deuze）所说的：学界时常希望为业界提供支持和引导，而业界却往往认为这不过是学界的一厢情愿。[4]客观地说，众多高校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现实矛盾，也在课程设置和具体教学过程中采取各种方法，顺应传媒行业的实际需求，突出对应用型人才实践能力的培养。但我们仍然能明确感受到高校传媒应用型人才培养和业界需求之间还是存在明显的脱节。具体表现在：第一，传统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所采取的实践模式更多的是过程性导向，教师和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目标不清晰，以完成教学任务为主导，没有真正解决应用型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之间的脱节难题；第二，原有的实践环节重实践、轻实战，重模拟、轻真实，在实践教学过程中缺乏对业界真实场景的再现，无法让学生真正感受到市场的竞争压力和规则，因此实践的效果并不突出，用人单位往往还是需要对入职的学生进行再培训才能让学生真正适应工作岗位。

对于国内各新闻传播院校而言，我们相信，无论是哪一种模式，其最终目标应该都是一致的，都希望能培养出既具有社会关怀理念、独立批判精神，也具有良好的综合职业技能和素质的优秀人才。但具体到不同院校，由于所处环境不同，所拥有的资源也千差万别，因此在具体培养方案的实施上也各不相同，各有特色。

教育理念与经验个案探讨

下面以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的教育理念与经验为个案，探讨新闻与传媒教育应对上述结构性危机、实现人才培养突破的可能路径。

总体设计：“二三二”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作为地方性的高水平一流大学，深圳大学位处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创新”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基因，也成为深圳大学和深大传播学院的基因。长期以来，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在本科人才培养方面，孜孜探索，不断思考，逐步构建和完善了基于自身资源的“二三二”创新性传媒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体系，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

“二三二”传媒人才培养体系以“开放式、融通性、实战化”为特点，通过“全媒体培养+产学研合作”的双轮驱动，以“优质课程建设工程+教学实践平台创新工程+本科毕设改革工程”三大工程为抓手，层次递进，条块组合，良性互动，最终实现“理论与实践融通+技术与人文融通”高水平应用性传媒人才培养的目标（见图2）。

图2 深圳大学传媒人才培养思路

“双轮驱动融通发展”的创新与实践，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长期以来坚持应用型高端人才培养的探索和实践的结果。首先，始于1997年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广告学本科毕业设计改革实践，作为当时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的突破口，强调“临门一脚”功夫，将毕业设计作为集中体现学生综合素质、专业水平、创造潜质、社会适应性和实践操作能力的实践教学环节，开辟了“应用型文科本科毕业设计”的崭新模式。其次，2009年，在“素质为本、技能为用、学用贯通、创意实践”实践教学理念基础上，形成了“进阶实验+开放实验双轨交叉的传媒实验教学体系”，在此实践基础上成功创建了传媒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再次，从2015年开始全面深化本科教学体系改革，实施“双轮驱动、融通发展”“二三二”的人才培养改革与创新实践。结合当前传媒创意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市场化、国际化趋势，以全媒体时代对传媒人才的多元化发展的主体需求为导向，以创新课程教学方式、更新教学内容为抓手，深化教学改革，重构本科教学体系和传媒人才培养新模式。

课程体系：以融通为核心理念

在全媒体培养中，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尝试打破常规的专业界线，以国家级融合媒体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平台，把全媒体教学与实践作为特色与特长的传媒教育人才培养的突破口，坚持“素质为本，技能为用，学用贯通，创意实践”的传媒实验教学理念，以“创意实践”为枢纽，将素养、知识、技能三个要素整合，形成独有的一套“创意-创新-创业”+“作业-作品-产品”面向各专业打通的教学实践模式。为此，学院对本科专业课程任课教师提出如下要求：第一，各专业必修课必须放出一定学位供其他专业学生自由选修；第二，各专业选修课全部打通，不设界限，学生自由选课；第三，各专业在专业提升课程阶段，需要开设专业整合类课程，如实践工作坊。另外，很多实践类课程都设有课程大作业整合环节，部分专业陆续开设了特色的几门课程联动教学，例如广告学专业通过《广告策划》《广告创意》《广告写作》三门专业核心课程之间的三课联动实战教学，引入企业实际营销命题，让学生接触企业，发现实际问题，探索市场需求，将学生直接置于真实的社会需求和专业竞争的环境。学生通过实战化大作业，与项目方直接沟通，找到项目解决的办法，并进行策划、创意、设计，形成一个完整的方案。目前来看，这种教学模式受到学生和企业的广泛好评，取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同样，在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中，《数据抓取与清洗》《新媒体用户研究》《数据可视化》三门课程也形成了联动的实战教学。

高水平融通性的传媒人才培养的基础之一就在于优质的精品课程和特色课程的建设与提供。长期以来，传播学院坚持办学质量第一，先后扶持及成功建设了《数字色彩》国家级精品课程（2008年）、以及《融媒体演播室制播虚拟仿真实验》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2018年）等高水平与新技术层面的优质课程成果。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解决学生培养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很多院校都尝试性将业界师资引入高校课堂。但是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业界师资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受限于时间以及缺乏教学经验，所以业界师资的作用通常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为此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探索性开创了小学期特色短课制，引入一批优质的业界师资通过小学期制来开设实践性前沿性的应用性课程，弥补常规课程设置无法解决的问题，受到了学生们的广泛欢迎。同样这一小学期特色短课制也能较好地解决国际化课程和国际化师资无法在长达整整一学期的时间中稳定开课的难题。通过两年来的尝试，传播学院已经逐步完善了小学期特色短课制，前两年共开设了业界应用型课程9门、国际化课程6门，修课学生达到810人次。基于传媒新技术的相关短课，尤其受到学生欢迎，如IH5创意实践、计算广告、VR虚拟现实作品创作实践。

人才检验：打造高水平毕业设计考核机制

在深圳大学高水平融通性传媒人才培养体系中，最为人所周知的可能就是本科毕业设计的创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本科实战毕业设计模式的创新实践始于1997年，当时以吴予敏院长为首的一批教师就已意识到，由于广告学等专业是不同于传统文科的应用型文科，和媒体技术及市场经济联系非常紧密，往往需要通过大型策划和设计项目才能综合考察学生的社会开拓能力、项目策划能力、组织协调能力、设计制作能力、综合表达能力等。所有能力都集中表现为学生在复杂的项目运行过程中的创新能力和全面的素质。因此从传统毕业论文转变为综合毕业设计的教学改革是完全适应应用型文科专业特点，适应于市场经济和媒体技术竞争时代要求，适应社会对于创新性人才需要的。

这一改革迄今已施行24年，中间经历了不断的坚持与完善。最初深大广告学毕业设计的改革实践模式，已先后被成功应用到传播学、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等专业的毕业设计，至今各专业共取得650余项毕业设计实战成果。这一毕业设计改革要求：第一，实战真题真做，毕业设计以团队的方式组队进行真题真做，项目企业代表会到现场评价学生的成果，部分项目在答辩之前已经被企业采用，新闻专业的毕设作品被媒体选中后会公开刊发。第二，公开答辩接受社会检验，1997年开始，每年的毕设答辩均是公开进行，面向同行、企业方、用人单位及媒体，接受公开的检验。由于这一毕设改革的良好效应，引发了国内众多高校的关注和效仿。但坦白地说，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之所以能在24年间坚持这一毕业设计模式，与深圳市不断创新的城市精神相关，也与深圳市拥有众多企业资源有着非常大的关系，更离不开老师们不计回报的倾情投

入！毕业设计与公开答辩经成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本科人才培养的一种文化传承。

平台打造：实验室中的教育创新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高水平传媒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实践教学平台的创新和支撑作用无可替代。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在2009年即已创建传媒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依托示范中心，长期积累，不断突破，成功打造了三个创新实践平台，实现转型升级，持续发展，从而为融通性人才培养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具体包括：

第一，新技术引领的教学实践平台。从顶层规划入手，坚持以虚补实、能实不虚、虚实结合，以及技能分解、在线仿真、资源云享等原则，依据教学大纲要求，为各个专业十余门课程，开发了覆盖演播室虚拟仿真、云剪辑仿真平台、云媒资仿真平台、AR新闻报刊训练、VR交互展示训练、媒体融合仿真训练、在线仿真全媒体台等八大传媒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件模块，共计121个在线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创建了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第二，大学生创新创意实践平台。摆脱了实验教学中心的传统上局限于教辅层面传统与被动的属性，把辅助变为主动发起与组织开展传媒类大学生创新创意实践活动，把活动的组织开展逐步由院到校并拓展到省一级层面，目前很多实践活动已经成为广东省教学实践的优质品牌。中心组织及承办大广赛等一系列高水平学科竞赛的院、校、省的实践活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的实践教学成果。1999～2018年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在校学生获各类学科竞赛奖项1616项，其中政府奖国家级奖项283项（其中政府奖国赛一等奖9项）、政府奖省级奖项844项、行业协会等其他各类奖项1289项。特别是在2018年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全国总决赛中过五关斩六将，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共获得全国一等奖3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7项，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获奖总成绩在全国1449所参赛高校名列第3位。

第三，融媒体专业实践平台。依托传媒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软硬件条件，学院连续数年支持与扶持各专业建设以学生为主的全媒体实践平台，如今已初具规模，实践成果丰硕。如广告专业《广告一番》学生自媒体平台、新闻专业的《新新报》报纸及其全媒体平台、《科技新闻网》网站；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挖媒人》全媒体平台，传媒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荔园网络全媒体实验台》《早知道》更是面向所有专业学生进行实践的专业实战平台。一届又一届学生，以创意与专业热情，沉浸其中，历练与成长。

结语：未来的传媒教育
需要什么

总体而言，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紧密结合深圳市的城市需求，寻找到了一条契合自身资源的发展道路。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媒体技术的变革潮流仍在滚滚向前，媒体环境早已突破单一的媒体介质形成了融合媒体的行业形态，融媒体时代背景下对当代传媒人才职业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元，特别是基于数据和计算以及编程能力基础上的新闻生产与传播的“融合技能”正在成为传媒人才职业技能的核心要素。因此，未来一段时期传媒教育仍需要回应新媒介生态的不断演进，在核心职业技能训练上紧跟媒体变革的潮流，培养真正掌握“融合技能”的人才。[5]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大学教育本意在于培养具有独立精神、对社会负责任的人。而当代中国社会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自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革的洪峰与信息技术革命的洪峰的合流，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具体到传媒业而言，我们同样能看到数字化技术的浪潮给当代新闻业带来的诸多新问题，如：虚假新闻、隐私保护、社会分化等。在这种情况下，传媒教育更需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关怀、批判精神以及学术研究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学生在这个剧烈变革、价值多元的时代中始终能保有一份自己的坚定立场。一如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所指出的，新闻教育的诞生与“新闻从业者时代的到来”是同步发生的，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既有的新闻教育体系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但新闻教育的基本理念应当保持相对的稳定性。[6]由此可见，未来的传媒教育仍须要寻求传媒专业学生在职业技能、社会关怀、批判性思维和研究能力上的动态平衡上展开深入的探索。

具体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而言，从自身的积累和经验出发，我们将尝试在坚持“高端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基础上，强化对技术哲学、新媒介伦理、数字素养等价值型课程的建设，同时致力于建立内部衔接更加有机的“本科-研究生”课程连续体，以研究生教育的理论和方法资源为本科生培养提供更丰富的思想和文化给养。例如，目前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正在尝试于学术研究规划中打造计算传播、媒介文化、健康传播、广告等重点方向的创新团队，这些团队将不只从事学术生产工作，更要深度参与对本科、研究生教学和实务训练体系的革新与塑造，容纳博士、硕士、本科三个层次的学生参与者，实现以“研”带“学”、以前沿学术训练反哺基础应用教学。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在传媒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表明，传媒教育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而应始终立足于院校自身的角色定位和区域文化环境，在坚持自身传统的前提下，不断做出调试和革新。毕竟传媒教育对社会的回报不仅体现在其课程体系与行业需求的紧密关联上，也体现在其人才培养模式服务于本地和全国对于大众信息素养提升的期许中，兼有工具性和价值性双重使命。在这个意义上，“深大模式”或可为国内同类院校的人才培养工作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Harvard University Committee.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2]蔡元培.教育独立议[C]. 蔡元培谈教育[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5：65

[3]Sprague, J. The goals of communication education[A]. In Daly J, et al. (eds) Teach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Methods[C]. Hillsdale, NJ: LEA，1990:19-38

[4]M.Deuze, Global journalism education: a conceptual approach[J]. Journalism Studies, 2006, 7(1)

[5]栾轶玫，何雅妍.融合技能 智能素养 价值坚守——多元时代的中国新闻教育变革[J].新闻与写作，2019 (7)

[6]J.Carey. Some personal notes on US journalism education[J]. Journalism, 2020 1(1)

作者简介

巢乃鹏，博士，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博士导师、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担任中国新闻史学会计算传播学研究委员会首任主席（2018,9-2020,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时代计算传播学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首席专家。专业领域为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计算传播学，主持过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课题，在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新闻大学》《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等SSCI/CSSCI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