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政治传播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形势发生着深刻而又复杂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地揭示了当今国际关系发展的方向，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贡献了富有中国智慧的方案，为解决世界向何处去提供了全新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获得认同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国家的误解，甚至抵触。如何向世界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意涵和核心价值成为对外传播的关键所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 年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新闻工作的“四力”要求为指导，即以传播力、公信力、引导力和影响力作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评价体系一级指标，从新闻的生产能力、传播特性、效果反馈等维度全面评估传播效果。借鉴运筹学理论的层次权重分析策略，赋予不同层级指标以权重，最后运用抓取的六家外宣媒体数据，检验和修正了该指标体系。

一 引言

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1] 十八大报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做了界定：“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也即，分享、合作、共赢、包容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内核。[2]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华文明智慧积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有机融合。[3]一方面，它是中华优秀传统价值的思想延续，构筑“命运共同体”蕴含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彰显着和衷共济的中国智慧；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理解的“共同体”并非以某种特殊利益为导向的集约型组织，而是一个既包含共同利益追求，又酝酿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矛盾的共同体，只有当这两种利益趋同时，共同体才能成为反映所有人利益诉求、促进所有人自由发展的联合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基于时代主题和世界格局的发展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的富有中国智慧的解决方案，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4]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得到了世界的认同。然而，一些国家却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视为中国式“意识形态的渗透”，甚至是“文化霸权”。这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误解和对来自中国智慧的不信任自来有之，当下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所抱持的偏见更加剧了这种误解，并正在演变成某些歪曲的言论。这种情形使我国对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亟待主流媒体进行有效地传播和扩大影响，并科学地衡量传播效果。

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效果评价体系

我国国际传播效果研究可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宏观层面上整体探讨媒体传播效果现状，对提高传播效果提出针对性见解；二是在微观层面上以某种媒体或媒介为研究对象，探究提高传播效果的策略技巧。[5]在评估体系的构建方面，也相应地有两类，一是在宏观上阐释建构宏大且有普适性的系统评估体系，如唐润华提出具有四个创新的评估体系，即力量投放、传播理念、运营方式和效果评估创新；[6]还有一类是针对单个媒体的特殊性建构具体的评估指标。目前有关国际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的研究较少，而科学权威的传播效果评价体系不仅能衡量不同媒体对于某个议题的传播报道能力，也能体现我国国际传播情况的整体水平，无论是对学界还是业界都有较高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作为顶层设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特别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和权威性，官方渠道在整个传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本文构建评价体系的基本思路。

（一）指标体系阐释

评估指标体系是由表征评价对象各方面特性及其相互联系的多个指标所构成的具体内在结构的有机整体。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要遵循的原则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第一，系统性：评估指标体系应涵盖测量主体的各方面内容，对其形成全面、系统的概括，同时各指标间具有自上而下、从宏观到微观的逻辑关系，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7]第二，科学性：评估指标体系中指标的选择设计、指标权重的确定、数据的选取计算必须以科学理论为依据，指标的涵义、统计范围、计算方法需要有清晰合理的界定；[8]第三，代表性：在选择指标时要把握问题的本质，选取最关键、最具代表性的指标，否则，指标过于冗杂会影响评估效果；[9]第四，可比性：在进行综合评价时经常遇到指标的可比性问题，因此，要注意对各指标统一口径，使其能在同一标准下进行比较，反映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第五，可操作性：评估指标体系中的所有指标，无论是定性指标还是定量指标，都要保证能够被观测和测量，且指标的采集和观测成本不宜过大；[10]第六，动态性：事物发展是一个变化、运动的过程，因此，评估指标体系应反映出研究对象在给定时间长度内动态变化的特点。[11]

本研究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的评价体系由三级、36 个指标构成。首先，确定一级指标，要遵循新时代我国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和特征。2014年8 月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提出：“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在两年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增加了“引导力”，随后，“四力”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12]增强媒体“四力”是新时代、新环境对新闻舆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不仅是对国内新闻传播工作的要求，在对外传播工作中也具有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为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传播环境，我国媒体对外传播应着重“四力”的全面提升。据此，确定一级指标由传播力、公信力、引导力和影响力构成，在此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的评价指标体系。其次，遵循建构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将一级指标中每一部分，理解其内涵，在考虑信度和内容效度的前提下设计出相应的9 个二级指标，包括报道量、舆论引导、公共属性等；再次，按照同样的思路设计23 个三级指标，包括报道次数、用户人数、参与人数等。下面具体介绍。

1. 传播力

“传播力”是“媒介传播力”的简称，指媒介的实力及其搜集信息、报道新闻及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能力。[13]汪平认为，新闻传播力是指媒体将信息向外扩散的能力，可具体表现为信息传播量、传播速度与精度、信息覆盖面及影响效果。[14]该表述包含了新闻生产链条中从传播能力到传播效果的上下游关系。与此相似，本文指标体系的四个一级指标同样包含着从传播力→引导力→公信力→影响力的先后关系，只有充分发挥媒体的传播能力，媒体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引导力，才能树立媒体权威，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

本文选择通过“报道量”“传播效率”“内容质量”三个二级指标，作为测量媒体在报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关报道时的传播力。首先，确定相对较长的时间尺度，本研究的监测周期为12 个月， 2018 年1 月1 日至2018 年12 月31 日，监测这一时间段内“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关新闻报道的总量。其次，分别介绍三个二级指标的内涵及构成。a.“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十分丰富，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文明等众多领域，报道基数大、覆盖领域多，有利于形成广泛全面的报道格局，扩展受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因此，“报道量”的三级指标由“报道次数”和“报道领域”构成。b.“传播效率”，是用于衡量媒体在报道“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新闻时，借助不同传播平台所能实现的新闻时效性、话题连贯性程度。笔者使用“报道渠道”“报道及时”和“报道频率”作为测量“传播效率”的三级指标。c.“内容质量”，众所周知，媒体的“传播力”不仅取决于报道数量和传播时效，传播内容本身也是传播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否原创”“表现形式”“内容深度”等都是对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内容的阐释和扩散，因此，它们是测量“内容质量”的三级指标。

2. 公信力

媒介公信力是指新闻媒体获得社会公众信赖的能力。[15]对任何一家媒体来说，公信力都是不可或缺的无形资产，其作用贯穿于传播活动的始终，对媒体的传播过程、传播效果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不仅包含社会公众对媒体本身的信赖，也会上升至对政府能力、国家形象的信赖和尊重，因此，提高媒介公信力对培养诚信社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媒介公信力”一词，源于西方传播研究中的“media credibility”，即媒介可信度。[16]新闻传播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从公信力的内涵、要素以及提升公信力等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有学者认为，媒介公信力是指大众传播媒介在新闻传播过程中，通过向受众提供真实、客观、全面的信息，引导社会舆论，反映社会主流价值，从而引导受众普遍信任的良好的媒介品质，媒体报道的公正、公平、公开以及媒介对信息的处理和传播能力都是影响媒介公信力的因素。[17]有学者总结了媒介公信力的要素构成，包括新闻真实、舆论监督、正确导向、职业道德等十项要素。[18]张志新认为，要想提升新闻媒体公信力，应从“导向正确”“新闻公正”“信息真实”“广告诚信”几方面同时入手。[15]

可以看出，影响媒介公信力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新闻的报道质量和水平，包括对事件的报道清晰完整、真实客观，满足受众的知情需求；二是具有公信力的媒体是否借助自身的传播资源和优势，发挥舆论监督职能进行有效监督，进而进行舆论引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就是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高位传播，代表着我国政府和国家形象，其新闻报道的质量和媒体自身品牌形象，都将构成衡量公信力的内涵，因此，媒体报道的“业务能力”和“公共属性”将作为测量“公信力”的两个二级指标。“业务能力”又包含“新闻报道的完整性”“真实性”和“中立性”三个三级指标。“公共属性”包含“媒体的官方背景”“监督政府”和“采编权”。

3. 引导力

媒体引导力主要体现在其新闻舆论引导力，是媒体对公众舆论进行有效和正确引导的能力。有学者认为，舆论引导力是舆论引导者按照预期的引导方向，传播一定的观点与信息，并对舆论运行过程进行协调与平衡，影响被引导者的意见、态度和倾向。[19]信息传播技术的高速发展突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局限，聚合了大量新闻，在最大程度上解放了新闻生产力，但也成了虚假新闻、后真相等现象滋生的温床。在复杂的新闻传播环境下，媒体的引导力愈发重要和关切，如何提高媒体引导力成为主流媒体面临的重要议题。

任何国家的新闻媒体在传播中都应遵循本国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会涉及我国政治、经济、外交与政策等诸多方面，有关的新闻报道更应保持文化自信，在纷繁复杂的国际传播格局中，坚定立场、及时传播有利于我国形象的正能量内容，发挥舆论引导力、影响力。与此同时，借助先进传播科技技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H5产品等，作为发挥和提升舆论引导力的必要前提。运用这些传播技术，还可以增强新闻的交互性、趣味性，为用户提供新的阅读新闻的方式，优化用户体验、增强用户的忠诚度，提升传播效果，为媒体发挥引导力创造有利条件。其次，媒体在报道时要尽力摆脱一板一眼的官腔，放平视角和姿态，关注小视点、小人物，从独特的视角切入主题，用平实的语言报道事件。因此，“引导力”由“舆论引导”和“引导方式”两个二级指标构成，前者包括“主流导向”“情感倾向”三级指标，后者包括“技术辅助”“视角全面”“姿态平等”三级指标，共同反映媒体的引导力。

4. 影响力

影响力，即媒体通过大众传播活动对受众的认知和态度产生影响。喻国明认为，“传媒的影响力就是传媒作为资讯传播渠道而对其受众的社会认知、社会判断、社会决策及相关的社会行为所打上的属于自己的那种‘渠道烙印’”。[20]陆地认为媒介影响力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媒介影响力主要是指媒介影响目标市场消费导向或目标人群消费行为的能力，广义的媒介影响力则是指媒介对一定范围内主流社会（ 影响面） 的人群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的思想或行为产生影响的能力”。[21]郭振玺、丁俊杰在《影响力营销》中指出，媒体影响力的发生建立在受众关注和接触媒体的基础上，由“基因主义”（ 对媒体及媒体内容的接触） 和“引起观念和行为变化”（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的改变） 两个部分构成。[22]

本文认为，对媒体影响力的测量可从两方面入手，即新闻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传播广度即媒体所能达到的覆盖范围，不同类型的媒体有不同的触达范围和不同的测量办法。如报纸的发行量、广播电视的收听率和收视率、新闻网站的访问量、点击量等。如果说传播的“广度”决定了可接受新闻的受众范围，那么，“深度”则可以表征“有效”传播的程度。进入Web2. 0 时代，传受关系不再是唯一模式，借助便利、实时的技术手段，受众可以随时反馈信息，甚至影响一个时间的舆情走向。这些评论、点赞、转发、分享的行为，代表了新闻在受众中的参与程度，表征了传播的“深度”。

由此，“影响力”由“覆盖面”和“社交媒体反馈数据”两个二级指标构成。“覆盖面”包括“用户人数”和“参与人数”两个三级指标，前者指社交媒体（ 包括Facebook和Twitter） 的用户关注数，后者指参与到新闻传播过程的人数。“社交媒体反馈数据”包括Facebook和Twitter 两个平台上的数据，是基于点赞、转发、评论等指标数据综合计算出每条新闻对应的社交媒体用户反馈数据。

（二）确定体系维度权重

指标体系并非由一些指标乱加堆砌而成，具有自身的层次逻辑关系，如上所述，三个级别的指标之间依据一定的理论进行建构。那么，各层级之间、各指标之间的权重关系是如何制定的? 本文根据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 进行计算。

层次分析法，由美国学者Saaty 在20 世纪70 年代提出，该方法将复杂问题的各个因素分解为相互联系的有序层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评价、决策。[23]层次分析法将人的主观判断通过数量形式进行表达，相较于纯粹的定性分析和逻辑判断更有助于科学、客观地确定指标权重。本文根据新闻传播的相关理论建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笔者依据层次分析法原理编制出专家打分问卷，通过Yaahp 软件完成对回收数据的处理，得出所有指标的权重。

1. 构建递阶层次模型

首先，按照层次分析法构建递阶层次结构模型，共有三个层次，最高层（ 目的层） 、中间层（ 准则层） 、最底层（ 方案层） ，如图1 所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评价体系是该递阶层次结构模型中的目的层，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为准则层，三级指标为方案层。

2. 征询专家意见

基于该层级结构模型，笔者制定了专家调查问卷，邀请相关专家对同级指标间的重要程度进行两两对比，完成指标重要性评价表。本研究共邀请5 位专家，分别来自舆论学、政治传播、政府公共管理、新闻理论和传播研究方法等研究领域，专家结合个人研究领域内的知识和经验，对指标间的重要性程度进行打分，打分范围是1 到9 及其倒数。表1 展示的是编号为3 的专家对“引导力”的“引导方式”的三个指标的打分情况（ 下划线代表该专家的打分） 。

表1 专家3 打分内容

3. 层次法计算权重

专家调查问卷回收后，将每个指标的重要性评价表转化成判断矩阵A，计算权重向量W。层次分析法权重向量W 的常用计算方法有4 种，分别为几何平均法（ 方根法） 、算术平均法（ 求和法） 、特征向量法和最小二乘法，本文中舆论监督使用几何平均法，其简要计算步骤如下：[24]

a. 将A 的元素按行相乘得到新向量；

b. 将新向量的每个分量开n 次方；

c. 将所得向量归一化即为权重向量。

表2 对表1的评价表进行转化

表2 可转化为判断矩阵A：

按照几何平均法计算权重的要求，将A 按行相乘得到矩阵B：

将B 的各元素开3 次方得到矩阵C：

再将矩阵C 元素归一化得到指标权重：

得到权重后，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分别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λmax，一致性指标CI（ consistency index），一致性比例CＲ（ consistency ratio） 。

经查表，当n = 3 时，对应的一致性指标为0. 52，

当CR＜ 0. 1 时，判断矩阵满足一致性，表明该专家对该指标层次排序有效，权重设置具有科学性。Yaahp 软件所包含的“判断矩阵一致性自动调整功能”可以帮助笔者调整判断矩阵不一致问题，避免问卷二次采集的难题。该功能主要使用两种方法，一种为“最大改进方向”，另一种为“最小改变”，前者通过修改对判断矩阵影响最大的项以调整不一致性，适用于不一致性较大的情况，后者则尽量将修改保持最小化，适用于不一致性较小时的调整。本研究借助这两种调整方法，解决了判断矩阵不一致性的问题，最终得出指标的综合权重。其中，三级指标为一、二、三级指标乘积。

三 对指标体系的检验

为检验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评价体系的科学性，笔者选择6 家媒体数据，分别是《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环球时报》、CGTN 和新浪（ 英文） 。选择一家非外宣的门户网站，基于测量影响力“深度”的考虑。对所选择的六家媒体通过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英文） 进行抓取，抓取数据的起止时间为2018 年1 月1 日至2018 年12 月31 日。对六家媒体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英文报道的分析变量，包括文章标题、链接、发布日期、发布媒体、情感倾向、社交网站反馈数据等信息，共获得8978 条数据。

按照获得的大数据的类型，可视为两类，一类是将抓取的数据直接代入或简单处理后代入指标体系，如报道次数、Facebook 反馈数据、Twitter 反馈数据等；第二类需要通过阅读每篇抓取的报道，经人工判断进行打分，如内容深度、姿态平等、报道完整等。

由于获得的数据量大、抓取时间跨度长，我们需要对数据进行样本的抽取。首先，对获取的数据进行清洗，然后，按照六家媒体采用分层抽样（ 按照媒体进行分层） ，每家抽选20 篇（ 简单随机抽样） ，一共120 篇文章，作为研究样本验证指标体系的合理性。笔者将所有抽取的数据打乱顺序后分配给五位研究成员，按照统一的标准和原则，在各自打分后整合每家媒体数据，再将各指标的均值作为该媒体的指标得分。

将两类数据处理完毕后进行汇总，由于不同评价指标量纲不同，数据之间具有不可比性，因此只有通过数学转换消除数据间的量纲，后续的综合计算处理才有意义。无量纲化方法可分为三类，分别是直线型无量纲化、折线型无量纲化和曲线型无量纲化。其中，常用的直线型无量纲化方法包括阈值法、标准化法和比重法，本文使用比重法，将指标实际值转化为在所属指标值总和中的比重，以去除不同量纲给数据造成的影响。

比重法公式：

其中yi为去量纲化后的数据，分子为原始数据，分母为所在指标数据之和。计算处理后，六家媒体各指标数据（见表3） 。

表3 6 家媒体的计算数据结果

注：六家媒体在传播中都没有做到有意识地利用技术进行宣传的行为，上表未列出此项。

通过分析数据可发现，本次研究中的6 家媒体均在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关报道时体现出各自不同的优势：CGTN 见长于原创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及其庞大的用户群体；《中国日报》兼顾报道的数量与质量，不仅在报道次数、报道频率上领先，也在内容深度上更胜一筹；新华社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关报道的辐射领域更广泛，有利于通过媒介传播丰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涵，同时，其报道在社交媒体中具有更强烈的互动反响，传播热度可圈可点；《人民日报》在报道中更注重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强调权威性、导向性；新浪（ 英文） 有别于其他五家传统权威媒体，诞生和发展于互联网环境下，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关报道完整真实，展现出较强的业务水准；《环球时报》与其他媒体相比虽然没有绝对领先，但也在对该理念的报道次数和频率中表现良好。另外，该6 家媒体也在一些指标中打成“平手”，如“报道渠道”和“技术辅助”前者分值相同是因为6 家媒体均利用各自的网站和社交媒体传播报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初步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网络；而后者分值相同是由于研究中并未发现媒体借助新兴技术手段辅助新闻报道，表明媒体仍需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充分调度媒介资源，运用融媒体技术提升传播效果。

最后，使用各媒体的指标数据乘以相应的指标权重，计算综合分值，即得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效果总分值。

表4 指标得分

四 结语

由于人力有限，对所有数据采取了分层抽样，样本规模有限（ 120 篇，翻译、解读的人力所限） ，这可能会造成个别指标存在与现实差异的情况。后续的研究若能采用更大规模的数据和更多专家权重聚拢，所得数据结果应该更能客观反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现状，并作为衡量其传播效果的基准。本文提供了构建评价体系的思路和模型。

通过运用抓取数据的检验，其一说明我国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中的主流导向作用最为显著，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报道中发挥重要地位；其二，通过对120 篇报道内容进行解读，主流媒体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报道视角，既观照了“宏大报道”、又包含对小视角、小人物的关注，宏大叙事中并存着“平等”和“贴近”；其三，本文所关注的6 家媒体的报道中较少借助当下人们普遍使用的技术用于严肃主题的对外传播上，形式上仍继续着严肃、自上而下的风格。在技术不断迭代升级的当下，媒介技术助力对外传播将是未来的发力点之一，应给予准确把握。

（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科研托举项目“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18CUCTJ065〕的研究成果。）

（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2018 级硕士研究生何婷、贾伟群、孙蕊、杨雪鹭、桂子涵、闫欢等同学在数据读取、编码过程中均做了工作，中国日报社数据师王荣博士为本研究提供了大量帮助，在此致谢。）

注释：
[1]白贵、曹磊：《对外传播的新使命：“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闻战线》，2017年第9 期，第37页。
[2]李爱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本质、基本内涵与中国特色》，《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6年第2期，第98页。
[3]康渝生：《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马克思共同体思想》，http:/ /www.china.com.cn/opinion/theory/2018-02/27/content_50612479. htm，2018- 02-27。
[4]张晓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第12版。
[5]范思翔：《我国媒体国际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研究综述——兼述评估体系建构的思考与建议》，《声屏世界》，2017年第4期，第11页。
[6]唐润华：《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战略》，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7][9]卢丹：《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9、10页。
[8]江易华：《县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证检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年，第58 页。
[10]彭张林：《综合评价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及方法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5年，第17页。
[11]王菲：《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综合评价研究》，大庆石油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8页。
[12]陈力丹：《“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新闻爱好者》，2018年第3期，第10页。
[13]刘建明：《当代新闻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14]汪平：《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力重构》，《今传媒》， 2014年第9期，第173页。
[15]张志新：《新闻媒体公信力解读》，《新闻采编》， 2004年第2期，第20页。
[16]Luhmann,Niklas. Familiarity,Confidence,Trust:Problems and Alternatives, in Gambetta,Diego（ ed. ） Trust: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Relations,Electronic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of Oxford.2000.pp.94-107.
[17]姜苏、徐惠：《试论媒介公信力》，《新闻大学》， 2013年第1期，第150页。
[18]陈心安：《媒体公信力的要素构成》，《新闻前哨》， 2004年第5期，第13页。
[19]沈正赋：《新媒体时代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重构》，《现代传播》， 2016年第5期，第2页。
[20]喻国明：《影响力经济——对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诠释》，《现代传播》，2003年第1期，第2页。
[21]何春晖、毛佳瑜：《媒体影响力的量化指标》，《新闻实践》，2006年第10期，第15页。
[22]郭振玺、丁俊杰：《影响力营销》，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23]董君：《层次分析法权重计算方法分析及其应用研究》，《科技资讯》，2015年第29期，第218 页。
[24]邓雪、李家铭、曾浩健等：《层次分析法权重计算方法分析及其应用研究》，《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2012年第7期，第93页。

本文作者：王锡苓（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谢诗琦（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学生）
文章来源《现代传播》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