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和张力状态下的疫情暴发新闻生产
2020-10-15 01:5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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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传染病相关的新闻生产

来源:清华全球传播 

作者:Youngrim Kim(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编译:李雨浛

编校:王沛楠

原文刊载于: Journalism,2020年6月网络首发

研究背景与方法

新闻媒体在传染病暴发期间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不仅形塑了人们对疾病本身的理解,而且影响了人们对于“风险社会”这一概念的认知。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社会危机呈现出跨国流动并演变为全球危机的特征,推动贝克所描述的“风险社会”向着“全球风险社会”转变。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叙事是如何通过专业实践和新闻生产者的经验来建构的。

此前,已有许多研究探讨了当今人们对传染病的认知是如何建构的。有学者认为,媒体重复使用的修辞为指导人们如何理解全球健康危机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的框架(King, 2002)。然而,之前的研究很少涉及到记者为什么会重复使用一种修辞、记者在报道疾病时是否是有意识地使用一种话语主题等问题。因此,作者在回顾了与全球流行病新闻建构的相关文献后,提炼了三种常见的主题:(1)对全球网络的想象;(2)传染病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联系;(3)加剧污名化现象(stigmatization)与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本文的中心问题是:面对国内受众的利益与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记者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此,在2017年3月至2018年9月期间,作者对18位美国、英国和南韩记者进行了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这18位记者均参与报道了新近发生的疫情,如2014-2015年的埃博拉疫情、2016-2017年的寨卡病毒疫情和2015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等。通过回答以下三个问题,本文旨在研究和比较这三个国家的新闻媒体建构全球传染病叙事的过程:

1. 记者如何定义全球性传染病?

2. 是什么让这些事件具有新闻价值?

3. 记者在报道这些事件时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

最后,本文还有助于让我们在全球流行病的背景下,重思并发展现有的新闻价值理论。学者Berglez于2008年提出了全球新闻(global journalism)这一概念,这是一种反映当今高度联系且复杂的全球化社会的新闻模式,其认为来自不同地方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的。本文通过询问记者在报道传染病暴发时是否内生性地、或者有意识地采用一种全球视角,延展了有关全球新闻的讨论。

对于全球性传染病的三类叙事主题

对全球网络的想象

有学者认为,对“全球网络”的想象是理解传染病逻辑的基础(Wald, 2008)。换言之,对全球公共卫生的修辞叙事,是通过强调生活在“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风险共担来完成的。潜藏在这种逻辑背后的重点是,其通过确定与疾病相关的地点,创建了“传染病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infectious)的概念。比如,将病毒的发源地与非洲、亚洲或南美洲挂钩,并把这些地方呈现为“危险源”,从而就假定了病毒的流动是单向的(Haynes, 2002; Wald, 2008)。这种方向性的建构也揭示了下一个主题,即“传染病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联系”。

作为一种国家威胁的传染病

传染病既被当作一个沟通不断加强的世界的产物,又被视为一种来自特定地域的威胁,这种认知构成了一种有趣的悖论。在SARS和埃博拉病毒盛行期间,有学者提出了“新常态”(the new normal)和“灾难恐怖主义”(catastrophic terrorism)等概念。这些概念揭示了这样一种世界观:面对“病毒入侵”、“生物恐怖主义”等非领土性的威胁,民族国家原有的领土安全和主权已消失殆尽。换言之,传染病已被描述为对西方国家的外来威胁。

对污名化与民族中心主义的加剧

将传染病描述为一种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可能会加剧对边缘人群和文化的污名化。早期研究特别强调,将疾病与明确的文化实践和身份联系起来,会如何导致疾病携带者及其行为成为被谴责的对象(Clatts and Mutchler, 1989)。尽管世卫组织警告不要使用类似的标签,但2019至2020年的新冠肺炎病毒疫情证明,一些国家的类似做法仍然十分突出。特别是包括特朗普总统在内的一些美国右翼政客,坚持使用“中国病毒”一词。而最近对2014至2015年埃博拉疫情期间新闻呈现的研究,则突出了其民族中心主义的取向。如西方媒体在呈现埃博拉疫情的暴发时出现的错位:西方媒体并不关注埃博拉对西非人群的影响,而是聚焦于这场疫情对西方自身带来的变化。

研究发现

访谈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记者的日常工作;第二部分涉及新闻工作者对新闻事件的理解和新闻价值的认同;第三部分关于记者在报道健康危机事件时对自我角色的认知。作者的研究发现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访谈结果表明,记者将传染病视作全球化的产物。记者使用全球视角(Global outlook)进行报道,但也在报道中传达了病毒流动的方向性,两种矛盾的观点体现了新闻界在理解“全球网络”(global network)概念上存在的悖论。在接受访谈的18位记者中,有14位都提到这样一种观点,即传染病暴发打破了边界控制的神话,提醒着世人其生活建立在一个相互联系而非割裂的世界之上。还有8位记者认为,只有集体行动才是应对传染病疫情的最好方式。与此同时,也有记者认为,病毒总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传染病是自南方国家而起、主要针对西方国家的外来威胁。

第二,尽管记者们一再将传染病描述为需要国际共同应对的风险事件,但他们仍然表示,只有当本国居民受到感染时,全球疫情才会引起媒体的注意。有记者承认,尽管人们生活在一个息息相关且联系日密的世界,但最能引起人们共情的永远是来自自己国家或相邻国家的人。这表明,在报道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时,文化接近性(Cultural proximity)和民族中心主义是记者重点考量的新闻价值要素。

第三,虽然常常有记者运用民族中心主义视角来报道疫情,但也有记者反对以本国为中心的媒体叙事。有七位记者声称,他们始终避免将自己的报道局限在美国或英国,而是努力让疫情重灾区成为报道的焦点。“疫情暴发新闻”的另一层含义是“戛然而止”,学者们认为,媒体通常不会持续报道病毒对感染者或蔓延地的影响。但访谈中有六名记者提到,他们曾试图跟进疫情的后续动态,且认为对这些事件进行不断地报道乃是记者的责任。

第四,大部分记者并不像公众想象地那样一直生产耸人听闻的报道,而是努力向公众传达适度的“风险”信息。18位受访者中有10位表示,他们避免使自己成为耸人听闻者。虽然警告性质的疫情报道可以吸引更多受众的关注,但受访记者反复强调,他们应使用事实和真实的数据来向公众解释实际的风险。记者应避免夸大渲染疫情的严重性,而界定“可能性”(Possibility)与“极大可能性”(Probable)之间的区别,则是记者的重要工作之一。

结论

概括而言,研究发现新闻实践在全球健康危机的语境下体现出一种矛盾且极具张力的状态:记者将传染病同时解读为“外来的威胁”和“共同的问题”,试图在文化接近性和全球视角等两种不同的新闻价值体系下找到一种平衡;此外,记者还抵制了传统的“疫情暴发叙事”,主张对疫情进行持续的追踪和报道,适度而非耸人听闻地向公众传递有关风险的知识和信息。

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期间的新闻实践具有强大的矛盾性和张力。首先,记者对全球传染病暴发呈现出自相矛盾的理解:一方面,他们通过强调疫情事件对全球各国的高度相关性,表明他们已在报道中内在地使用了全球化的视角;另一方面,记者认为传染病主要来自南方国家等特定地区。这种在去地域化的风险中重新地域化的行为符合传统的疫情暴发叙事(Outbreak narrative)框架,凸显了当今传染病控制中“边界”一词的矛盾含义。

其次,当被问及是什么使最近的疫情具有新闻价值时,记者们认为,当这些事件与当地受众有关时,它们才能获得媒体关注,这一说法体现了民族中心主义对新闻价值的影响。然而,相当一部分记者随后了解到,受众不仅想要了解当地发生的事件,且更想要了解相互联系的当代世界,从而也有越来越多的记者从国内新闻的报道束缚中解脱出来,从国际视角进行全球新闻的报道。

最后,许多记者挑战了传统的疫情暴发叙事。他们甚至认为自己有责任撰写非民族中心主义的报道,将报道重点放在疾病影响最大的地方;其中也有一些记者尝试对疾病的后续影响进行持续的追踪。

虽然本研究存在记者所言与其实际新闻报道不符、没有区分专业记者和综合记者等两大不足,但总体而言,全文揭示了研究疫情暴发新闻生产过程的重要性。研究疫情暴发新闻的生产过程,不仅有助于洞知影响这些报道的各种因素,还可以从中明晰为何与全球健康危机有关的报道经常被特定的主题和隐喻所形塑。对类似新闻实践的关注,既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探索传播和呈现全球健康危机的可能路径,也可以促进新闻生产系统产生一套新的衡量标准,以适应当今全球新闻报道的需要。

原文请见:Kim, Y. (2020). Outbreak news production as a site of tension: Journalists’ news-making of 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 Journalism, 146488492094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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