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原创 cics

张悦：陆老师给我布置的一个选题，后疫情时代反思非虚构影像的社会价值，可能实在太大了，我并没有很学理，但确实是这十几年一直在坚持做的一种信念。武汉的故事得从2020年的春晚说起，虽然今年的春晚其实已经很用心了，专门有一部分是给武汉的，但你看到的仍然是一个举家欢庆的喜庆的氛围。我到现在都记得自己那种焦灼的如坐针毡的感觉，就是一边电视上在歌舞升平，另一边在手机上我获得的所有的信息跟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景象完全是两个世界。

在春晚的那天晚上做了一个决定，我一定要去武汉去拍东西，最终 figure一共有16位小伙伴跟着我到了武汉。在进入武汉前，我们花了一周的时间去做筹备工作，物资上的、心态上的和专业技能上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这一次团队的铁律，叫做不制造和消费恐慌，也不制造和迎合谎言，我相信通过这7集，当然还有很多番外篇，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图为沙龙讨论现场，张悦老师演讲中

其实我们刚到武汉的时候，武汉的封城和小区的封锁并不像大家在后来媒体上看到那样，是在一个很混乱的时期，我们当时去了很多小区，我们看到了什么景象呢？我们去到所有的小区都是有感染者的，找不到任何一个净土。我面临的职业生涯里一个最大的压力，这么危险的一个报道任务，是带着一个团队十几个人去做的。那么能不能在保证团队安全的情况之下去破局，这是一种压力。

第二重压力，我到武汉之后，合作的平台希望可以通过这个片子去做商业化。我就说其实个人不太能接受我被别人说，我去武汉是发国难财的。能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特殊的纯粹的项目，我们不开放招商？最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B站领导他们居然同意了。所以这可能是很罕见的一个B站没有商业植入的制作。

第三重压力是什么呢？内心的煎熬。因为那个时候的武汉太惨了，武汉人太不容易了。我在武汉看到的一切，足以让我最初的15天都处在长期的心理煎熬里头。

那么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在武汉的第一周，我其实花的精力最多的是救人。我们可以看一下，那时候我刚才讲了整个武汉市的医疗资源被过度挤兑，大量的新冠感染者死亡，这种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最让你难过让你悲伤的，他们都是没有经过治疗的死亡。当时能做出的最大的一个应激反应和努力，我能不能想办法去救助最需要救助的武汉的市民，武汉的同胞。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人民日报的我的朋友，这大概是那几天我跟他的一个对话记录（展示微信截屏），然后我把每天我和我团队搜集到的、经过我们筛选的救助信息，发送给人民日报的朋友。但是那种煎熬是什么？我必须要筛选，因为当时没有床位，我只能筛选那些危重症病人去让他们得到救治。我每天都要面临这样的一个痛苦和纠结，只能说是去尽力去做自己的一个判断。虽然可能救了一些人，但是我内心到现在都煎熬的事，我经常会想那时候我没有选中的人，他们是不是错失了被拯救的机会，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辛德勒的拷问，没有办法面对和得出一个答案的。我只是说在那个时候我没法逃避，我面对这个问题我得做自己的选择，然后我去承受这样一种拷问的煎熬。

 图为沙龙讨论现场，张悦老师演讲中

当然当时的武汉也不完全是黑色的或者灰色的，生活还在继续。2月14号那天，我们在拍摄一个花店，花店的一个老板，他做了很聪明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疫情开始前他就进了很多玫瑰花。武汉还有鲜花，还有情人节，武汉还有爱情。在那天拍摄完之后，花店老板提了一个不情之请，他说我今天订单我都送了，然后也不打算再接了。我留了这些花，我想送给2月14号情人节当天，一直坚守在医院的医护人员，你能不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

然后我们就把花送到了武汉市第一医院，那天是我就是去武汉之后第一次有那么一刻，我心情是愉悦的，是高兴的。在隔离病房的医护人员见不到自己的爱人、孩子、男朋友女朋友。但那一天我代表了这些爱他们的人，把花献给了他们。

我说的都是其实我们拍摄之外的一些事情，但是在我的记忆里头同样重要，甚至某种程度上更可贵。2月7号李文亮医生去世了，这张照片是我在第二天2月8号祭奠李文亮医生的现场拍摄的，那天武汉非常冷，在连续的暴雨和暴雪里，我们告别这位中国的良心。那天我就生怕因为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天气，没有什么人去送李医生，所以我就带着那天没有拍摄任务的一部分小伙伴，到现场去献花，去悼念李医生。

在做了进入武汉去拍摄这样一个很冒风险的决定之后，我从专业的角度去做了一个我认为更大胆的决定，但是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在武汉》它是中国国内非常罕见的，甚至是唯一的一个制播同步的纪录片。因为我当时有一种欲望就是说或企图心，让这个片子可以第一时间被世人看到，以此来稀释当时信息流里头各种错误的倾向。那么制播同步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2月3号到武汉，2月26号《在武汉》的第一集在就B站上线了，第七集4月1号播完。从立项到7集播完，仅仅用了64天的时间，这应该是创造了中国系列纪录片的一个记录，从来没有那么快的。

所以你们看到第一集，我今天再回望的话，我会觉得其实是非常粗糙的。无论从任何一个专业标准来说，都可能跟我平时在审片的时候要求我们片子要达到的那样的一个标准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距离，但是我仍然很喜欢。我觉得那种前线的硝烟感，我们第一时间抓第一落点的能力，以及对于主人公最珍贵的故事和那样一个情绪时间点的捕捉，我仍然是要给我的团队点赞的。我觉得是因为我自己经历了一切，我觉得太不容易了。而且不管是别人还是我们自己，可能之后都无法复制的这样的记录。

图为9月17日半月谈现场

在交完这7集之后，我们也没有离开武汉，还是在继续拍摄，大概3月十几号接近20号的时候，我带队去武汉肺科医院的ICU。在选 ICU之前我带队调研了很多，好几个医院的ICU我去了，确实你可以看到疫情肉眼可见的好转。

直到我走进肺科医院ICU，那里收治的危重症患者，死亡率一度高达90%。胡明是武汉肺科医院ICU的主任，他是武汉抗疫的一个明星医生，有很多人你们肯定从央视看过他的画面，当我第一次进入 ICU第一次接触胡明的时候，他仍然是在某种痛苦之中，因为根本不知道怎么抢救。医学从业20多年来，从来没有面临过这样的一个，可能已经不是困惑了，可能是一个专业人士最大的痛苦。

即便是武汉解封之后，我们还是不可避免的在记录和拍摄死亡。这是这个病的一个真实的情况，而我只对真实负责，我不管前期跟后期，我不管舆论口怎么样，我首先把真实的记录下来。第一时间我的角色甚至已经不像是一个纪录片导演，或者是一个纪录片团队的leader，我那个角色更像是一个记者，更像是一个我十几年前那样一个角色，媒体人。我的同胞就是让我在意的那部分受众，能够尽早看到我记录和呈现出来的内容，就这么简单。我要的不是每一支片子都是100分，但我可能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火线感，就是第一时刻被人看到的那样一个位置。

武汉清明公祭的三分钟，这是在武汉我做的另外一个尝试，也是Figure成立三年以来历史上没有做过的一个尝试。当天拍摄、当天剪辑、当天播出，我们又去做了一次不可能完成的尝试，那个时候其实我所有的团队都已经累趴下了。我就迫使我的团队所有人都上街，我们在十几个大家看到的武汉的不同的标志性地点去记录，这是2020年4月4号早上10点的武汉，属于武汉这座城市和城市所有人民的三分钟的记忆，我们就用三分钟的这样一个片长的幅度去记录，然后我记得我当天我审片的时候，我自己看哭了，在视频中抽泣的老奶奶，因为她的老伴，他们两个人一起被送进医院，但一星期间失去了她的老伴，我让剪辑把原来十几秒的哭泣的片段删成了两三秒。不想过度放大悲伤的情绪，但是它得有，因为我们不能忘记。

  图为9月17日半月谈现场观众观看《在武汉》

武汉三分钟，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如果将来有关于武汉的这样一个口述历史也好，或者这样的一个媒体呈现的梳理也好，我觉得武汉三分钟的意义不亚于当年申奥的北京8分钟。

之后就是在做这个片子总结和反思的时候，其实以下的这几点是我们面临的困境。

第一点，我们这是一个特殊的拍摄任务，特殊在哪呢？我一直跟团队交代，我们要力图呈现的是我们不是去记流水账的，如果片子不好看，那说明你做的是失败了。

我们呈现的故事更多是属于武汉独特的那些人物，那些主人公和他们不可复制的故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去如何构建特殊时期强弱关系的转换，常态的一些强关系，比如说夫妻、情侣、同事、朋友，因为受疫情影响，每个人都变成一座孤岛了，强关系被割裂了，这是值得我们呈现的。

但同时有另外一点，有很多平时的弱关系，没有这样疫情，有很多可能穷其一生都不会发生的人物关系和故事，但恰恰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契机，或者催化剂，它发生了，而它是某种意义上的一种极致故事。我们不是去广撒网，而就是牢牢扣住强弱关系的转换，我们去找选题。

第二点就不展开讲，因为它不是一个访谈片。电视台的专题片或者日常的新闻，那是你主流的方式。但我们是纪录片团队，我们时间再短，也一定要努力去让它像一个专业的纪录片。

 图为沙龙讨论现场，张悦老师演讲中

第三点就是还原人性。我们固然不能展现，比如武汉的黑暗，武汉的绝望，官僚不作为，很多社区的矛盾。但即便是好人好事，我希望我们不是那种刻板印象里头的高大上的，而是你发掘真实的人性的力量，它比任何高大上的语言都要打动人。这是一个内容创作者应该做的事情。

最后我想反思一下，除了我对我的作品的一个总结之外，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疫情带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教训。我们会提升吗？我们要进步。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健忘的国度，你会发现悲剧永远是会陷入一个循环，但是我们仍然作为经历过这样的人，我们要追求某种教训的总结，和将来我们可以得以避免陷入同样循环的一些经验。这当然只是代表我一家之言。

从很早之前我就很后悔，我完全可以更快更早去做。我没有1月23号之后那一周的素材。有很多人死在医院，殡仪馆的车来不及把他们及时的收治、收敛、送去火化。武汉是全国医疗资源排在前10位，它比深圳还要强。但即便这样一个城市，当疫情来的时候，迅速崩溃，这是多么真实的教训，多么深刻有力的素材，而我却没能记录下来。12月份到1月份，我苦苦的在各种互相矛盾、甚至针锋相对的信息中去梳理可信的那部分信息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专家和我们的媒体都面临着公信力危机，更不要说对于那些没有经过我这样的一个十几年的新闻专业训练和经验的普通公众，他该如何去判断呢？

就像面对病毒，免疫力是如此重要，我就在想，什么可以延展到社会和国家，我们国家的免疫力是什么？我们社会的免疫力是什么？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避免这样的一个悲剧的重复循环，这是我的答案——科学精神和言论自由。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的话，我没有信心说我们就不会重复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悲剧。

SARS是2003年，新冠是2020年。在这17年当中，即便是一个深刻的怀疑论者，像我这样的，我都不相信会有一场比SARS还要大的疫情，甚至SARS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局部疫情，重灾区就香港、广东、北京，其他地方都是散发的，而新冠是一场危及全人类命运的危机。

面对疫情，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疫情中的国家跟武汉这个时期的武汉人一样，每一个国家就像每一个武汉人都被隔离成一个孤岛，整个城市封闭起来，并且既进不来又出不去，这么深刻的一个危机和教训，还不足以让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反思吗？在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某种意义上，如果之前我们还在讨论普世价值这个事情，是不是对中国适用？

就从2003年我入行，2004年开始做记者，讨论就是不断的各种争议，各种讨论。我觉得面临这样一场疫情的时代，这个就没什么好讨论的了，因为你没有办法自外于人类，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只要疫情仍然存在，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于疫情之外，于这个时代最深刻的危机之外。

我已经快40岁了，每一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会面临一个使命，你们生长于新冠疫情这样一个时代，某种意义上是你们要面对的困境，甚至是要完成的使命，如果拔高一点说的话，是要比我们这一代人更深。所以完整一点说，也许这四个真是我对你们的某种期许，求真知、爱真理、说真话、做真人。谢谢大家，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图为中心研究员陆晔教授发言

陆晔：我看到第一集《在武汉》上线的时候，我当时百感交集，我看到片子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心里想的有那么多张悦这一代、中国纸媒黄金时代的记者，好多人后来都创业去了，离开了新闻行业。但是我看到他的《在武汉》上线，我当时感觉当年写出过《一个轮回的真相——克拉玛依大火》，写过《汶川九歌》、《北川，悲伤逆流成川》的那个人又回来了。套用那句俗话，归来仍是记者。我真的觉得张悦是天生要做记者的那种人。2008年，汶川5月12号下午2点地震，5月13号早上6点，张悦据说已经是在北川县城了，然后60多天做了这么多的稿子，通宵地不睡，差点死在路上，两次在采访现场晕倒。后来有人问他说汶川地震是不是给你留下什么心理阴影？我就记得他说首先是职责所系，一个记者的职责所系，另外一个就是他困扰他多年的抑郁症、吃不下睡不着，据说在那段时间全没有了。这就是天生做记者的料。后来他去《Vista看天下》再到《人物》，也听说好多他的故事，但更多的是在带一个团队。武汉疫情然后看到他真的归来了，仍然是记者。也许我们今天仍然从事新闻教育的意义就在于，在一线还有像张悦这样的人，虽然他现在不再是一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媒体，但他还做记者的事。

我从《在武汉》里头也看到了有他个人的印记，也是当年的南方周末的印记。在经过了纸媒和一系列的变化之后，他跟我讲，他说当年是南方周末定义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记者，定义他可以做什么，但是今天是他定义Figure，决定Figure能做什么。所以他才能做到说我不需要向任何人报备请示我就去了。其实我们就会看到说在今天这个时代，纸媒坍塌了，可是短视频或者其他的新媒介又给了我们另外一个窗口和机会。那些老兵不会死去，有些东西还在，然后有些东西又回来了，有些东西变了一个样子，但担负的社会角色其实还是类似的新闻媒介的公共角色。

洪兵：不好意思，我看了刚才几集（纪录片）立刻这种感觉就是从记忆和情绪立刻又被拉回那样一条洪流当中。昨天跟学生上课也还问起，是一种特别复杂的情绪。刚才我在看第一集的时候，我一边在想说，为什么是怎样的这样一个视角，然后刚才听张悦你的分享，我大致理解它首先是一个尤其要考虑到制作和播出的这样一种同步的话，它是一个不可能特别精密的策划的这样一个东西，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可能是你在刚才用的PPT的最后的一个部分的总结。从我的角度来说，觉得是一个可能是更有力的解释，就是你所说的在突发的或者说危机的这样一种时刻当中的这样强弱关系的这样转换，因为看起来就是说是特别类似回到就像你当年做在汶川的世间百态的时候，很自然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失去的、突然之间崩坏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是一种民间自发的基于一种朴素的这样一种道德力量，看起来特别简单，但从呈现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特别能打动和令人接受的这一点。

  图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洪兵副教授发言

周海晏：我其实触动很大，之前有别的新闻人说你不要以为我现在的身份还能做记者，只有那一些脱了这身皮的人才能真正做记者。所以刚刚你说的是我们没有这身份了，我们反而能够做记者，我们不通过任何我们认为能够解决问题的官方的渠道，反而能够进去。这句话一下子非常打动我。现在能看到的反而是在B站上一下子看到了这个纪录片，然后一下子我也是看到9.9的评分，然后这样你说是感情分，这样的情感不也是现在我们体验新闻的一个部分吗？同样非常重要，我们就是被这个东西打动的。

潘霁：张老师非常好，是这样，我听你讲里面有两个点，第一你讲你说你拍的东西有硝烟感，你刚才当中又讲了说病毒它是不讲道理，它是该死还是要死，该传还是要传。实际上你讲的两件事情是和你最后讲的，你说我有很多素材没办法叙述出来，或者没有办法呈现出来，我就想到了你说的硝烟感，可是这样是把你象征叙事当中一些在病毒打击到一座城市以后的实在的没有道理可讲的东西，编织到你的叙事当中去，产生了所谓的硝烟感。通过这种编织，你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有硝烟感的编织，保留对于这场灾难或者这场瘟疫的记忆。

孙玮：我看陆老师我一直在看，我觉得她也很激动，我也很激动，所以我想抛开什么专业的话题，当然专业话题我跟洪兵老师一样，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点我们都可以专业的讨论，但是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而且最重要的是表达我的心潮澎湃。

张悦我之前不认识，都是看你的作品，然后陆老师给我们讲学一辈子新闻，教一辈子新闻，可以说现在我们共同见证新闻和传播对一个文明社会的最重要的价值，今天我们都见证。不管是做记者的在一线做的，还是我们现在坚持还要教书的。虽然大众媒介衰弱了，但是新闻不会死，社会仍然需要像张悦这样，可以不是记者，但是你在做着一个社会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对于新闻的一个最基本的期待。

图为中心主任孙玮教授向嘉宾张悦老师赠送半月谈纪念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