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世界观的形成及其价值困境
2020-07-31 20: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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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张贵红 长理哲学 今天

作者简介:张贵红(1982-),男,河北无极人,哲学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上海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科技伦理、科技与社会研究。

原文出处: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摘要]诺伯特·维纳在对控制论的社会影响进行思考时,构建了一种基于控制论和信息论的世界观——信息世界观。维纳阐释了世界的信息本质,并提出以熵增为基础的“自然之恶”,然而在面对人类价值的问题上,并没有解释人类价值是如何产生的。弗洛里迪进一步对信息世界观进行了完善,并提出“内在价值”论来解决价值问题,也未能解决人类价值的来源问题。面对这个价值困境,跨文化论者提出了较为实用的方案,但若要调和二者之间的张力,经济价值的视角是一种更好的路径。

[关键词]信息世界观;信息伦理学;人类价值;内在价值;跨文化视角

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在二战后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阐述控制论的社会和伦理意义之上。早在1948年出版的《控制论》中,他不仅描述了他的新科学的主要思想,还描述了这些思想的社会意义,并于1950年又出版了《人有人的用处》一书。此外,在各种会议、公开演讲和采访中,他广泛探讨了由控制论和电子计算机可能引起的社会和道德问题。他以非凡的远见卓识预测了当今信息时代的许多特征。在1964年去世前,他还写了第三本相关的书——《上帝与魔像公司:对控制论影响宗教的某些观点的评论》(God and Golem, Inc.:A Comment on Certain Points where Cybernetics Impinges on Religion)。虽然维纳一直自认为是作为一名科学家而写作的,其实他更是一名哲学家。在今天看来,我们可以看到,维纳不仅是信息革命的主要参与者,更是“信息与计算机伦理学”或“信息伦理学”的奠基者。他在不经意中构建了一种影响深远的信息世界观,一种对人性、社会的本质、机器人的本性,甚至是宇宙本性的全新解释。在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等人的推动下,信息世界观理论渐趋完善。然而,在解释人类价值与伦理问题方面,却遇到了如何解释价值起源等问题,随着对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价值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信息伦理学争论的新焦点。

一、信息世界观的内涵

在维纳看来,物理对象和物理过程实际上是由在不断变化的物质能量中进行编码的信息模式(form)组成。因此,随着旧的信息模式的消逝和新模式的出现,每个物理对象或过程都将会“到来”直至最后“逐渐消失”。维纳指出,香农信息论中的“熵”概念可以作为一种信息量度,为理解物理对象及其过程的性质提供了新的途径。可以说,宇宙中的所有物理实体都可以理解成“信息对象”或“信息过程”,这是信息时代的宇宙本质。从这种观点可以看出,生物和生命都是信息对象,生命的本质并不是其构成的物质层面,而是这些物质所负载的信息。总而言之,维纳认为,宇宙在本质上是由信息对象及其过程组成。宇宙中的物理变化,包括物理对象或过程的最终消逝,主要是由热力学第二定律控制的不可逆的物理信息损失(熵的增加)所导致的。根据该定律,所有物理变化都会减少宇宙中的可用信息,因此,曾经存在的每个对象或过程最终都将被破坏。因此,维纳认为熵是最大的自然之恶。他还区分了两种恶,即自然力量引起的“自然之恶”与“道德之恶”,他指出熵增是宇宙最终的恶,这是物理信息乃至物理世界本身的损失。

就像宇宙中的其他物理实体一样,人类也可以被视为信息。尽管人类通过生物代谢不断发生变化,构成人类的物质分子不断交换,但人类在本质上是一种随时间而存在的物理信息。因此,维纳说:“我们不过是在水流不息的河流中的漩涡。我们不是固定的东西,而是永存的模式(form)。……身体的个性就是火焰……是形式而不是实质。”一个人的信息本质使他或她可以与周围环境中的其他信息客体进行交换。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维纳说:“现代生活的需求和复杂性对信息处理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有效生活就是拥有足够的信息。因此,沟通和控制属于人类内心生活的本质,即使它们属于社会生活。”对于人类,维纳强调人类的生理结构使其具有巨大的学习和创造潜力,“人在自然界之外的优势在于,他拥有支持知识和智力的生理构造,可以适应环境的急剧变化。”[1](P17-18)根据维纳的说法,人类生命的目的与人类内部发生的内部信息处理的类型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关系,人与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处理和存储信息的能力。正如我们每天除了吃饭和运动等物质活动外,还需要进行信息活动,比如看新闻、看电影、与人交流等,人类在获取或传播信息,而其中最具个性的活动是制造信息,比如写作、科学探索、艺术创作等。制造信息也可以看作是人类最大的生存价值所在。

对于人工能动者的身份,早在1950年,维纳就预测到:未来的机器将以人类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他说,某些机器最终将与人类一起参与制造、发送和接收信息,这些信息充当将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粘合剂”,“社会这本书的内容只有通过研究属于它的消息和通信设施才能理解;而且,在这些消息和通信设施的发展中,人与机器之间,机器与人之间以及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信息注定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P9)。在未来,机器不仅会收集信息、做决定、采取行动、繁殖后代,甚至还能与人体融合创造具有巨大力量的新生物。通过将动物(包括人类)和控制论机器视为动态的信息处理系统,维纳将机械与活力、生命与非生命、人与机器之间的传统界限变得模糊,使其不再是无法打破的形而上学的“壁垒”。目前,人与机器最大的区别在于创造信息的能力,比如写作,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逐渐拉近人与机器的距离,假设有一天机器与人在创造信息方面能力相当,那么机器就有了与人类同等的信息地位,或者人权。

弗洛里迪在20世纪90年代对信息哲学进行了持续研究,提出“信息结构实在论”(informational structural realism),进一步完善了信息世界观。包括对信息的概念性质和基本原理进行批判性研究,以及用信息和计算观点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在《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一书中,他通过元理论描述信息哲学的概念和方法,并进一步分析与信息相关的各种概念和复杂现象,最后对语义信息研究中的关键哲学问题进行了探索[2]。弗洛里迪认为,信息哲学属于元哲学,是能够影响其他所有哲学分支的一种基本理论和方法,就像信息论对其他的科学分支产生的影响那样。

圣塔菲研究所所长 David Krakauer等人在《生物科学理论》(Theory in Biosciences)上发表了一篇广受争议的文章:《个体信息论》(The information theory of individuality),在文章中提出了个体信息论(ITI),他们认为,“个体是一种能将自身信息从过去传播到未来,并保持一定时间完整性度量的集合体”[3](P209),并用信息论给出了概念的形式化定义。个体信息理论从熵和信息公式中推导出原则上不同的三种形式个体:有机个体、群落个体和环境驱动个体,它们在环境依赖程度和信息继承方面都有所不同。实际上,ITI基于信息论和概率论,通过捕捉从过去到未来的信息流,从而定义不同形式的个体。基于此,许多现有的生物概念,都可以通过这个过程被识别为可感知的个体,许多在社会层面被贬低为低级形式衍生或表象的新奇“个体”也可能会被识别出来。此外,它对于非生物现象也能进行识别。ITI是信息世界观的最新表述,并对其进行了形式化,这加深了我们对世界和生命的理解。

作为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信息世界观在解释世界的本质、人类的本质以及人工能动者的身份方面,都没有产生太多的争议。然而,价值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信息文明所导致的价值观革命中最重要的就是使信息世界得以重新发现,信息得到极大的看重和强调并形成了以信息的价值开发为核心的一系列价值创造活动。”[4](P5)信息世界观当前最具争议的地方在于价值问题,其中就包括:如何解释信息世界的“人类”价值、人类价值从何而来及如何保证人类价值。这里的人类指具有人类的本质和身份的事物,维纳和弗洛里迪对此都进行了尝试。

二、维纳论人类价值

维纳关注人类价值,目的是让人们了解计算和通信技术未来可能带来的危害和利益。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维纳为今天的“计算机伦理学”或“信息伦理学”奠定了哲学基础。维纳认为,繁荣发展是人类价值的核心——在实现人类充分的潜能和选择与行动的可能性方面蓬勃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个人必须参与各种各样的信息活动,例如感知、记忆、推断、决定、计划和行动。因此,人类的繁荣完全依赖于信息处理:“有效地生活就是要有足够的信息。因此,沟通和控制属于人类内心生活的本质,即使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如此。”[1](P17-18)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每天的生活,无一不与信息有关,就连吃饭和跑步这样的活动,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在制造信息,并储存于记忆,我们在这些活动之后,能留下许多记忆。

维纳意识到控制论与数字计算机相结合,将产生巨大的社会和道德影响:“我一直很清楚,现代超快速计算机原则上是一种理想的自动控制装置的中枢神经系统;……在长崎和公众对原子弹的认识之前,我就发现在这里存在着另外一种前所未闻的影响社会善恶的力量。”[5](P36)随后,他正式提出计算机技术与人类价值问题,从维纳的《人有人的用处》等作品开始,共同的主题贯穿了计算机伦理学的大部分历史,即关注、保护和提升人类价值观,如生命、健康、安全、幸福、自由、知识、资源、权利和机会等。因此,维纳所处理的大多数具体问题都是捍卫或推进这些人类价值。例如,通过努力防止机器人工厂造成的大规模失业,维纳试图为工人提供安全、资源和机会。同样,通过反对使用战争策划计算机,维纳试图减少对人类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威胁。

维纳曾在多处讨论“人类价值”并探索捍卫或推进它们的方法,他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维纳认为,人是社会性的,所以,如果要过上美好生活,必须在有组织的社区中共同生活。但社会可能会压迫并扼杀人类的繁荣,而不是鼓励或支持它。因此,社会必须有道德准则,即正义原则,来使个人最大限度地利用机会和发展自由。维纳阐述了这些道德准则并将其称为“伟大的正义原则”。拜纳姆(Bynum T)对其进行了总结与命名:

1.自由原则:正义要求“每个人自由地在他的自由中发展,充分体现他所体现的人类的可能性”。

2.平等原则:正义要求“只有在A和B的位置互换时才能保持A和B的正当性”。

3.仁慈原则:正义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不受人类本身的限制”。

4.最低限度侵犯自由的原则:“社区和国家可能进行的强制要求,必须以不产生不必要的自由侵犯的方式进行。”[6](P16)

总之,上述人类目标和美好生活的概念是维纳探索信息技术的社会和伦理影响的工具。他处理了各种各样的价值问题,包括当今计算机与信息伦理学中的许多重要议题。这些思想是他的计算机伦理学的基础,并为之后的计算机与信息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

总之,维纳以热力学定律和相关的“熵”概念为基础,形成了他的宇宙本质的形而上学理论。根据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两种基本“实体”:信息和物质-能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它们不能独立存在,每一个都需要另一个。所有物理过程都是创造性的“成为”和破坏性的“消失”。所谓的物理对象实际上是缓慢变化的信息客体,并在不断变化的物质能量流中持续存在一段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熵增可以被视为一种威胁人类的“自然之恶”。以此为基础,维纳进一步阐述了人类的信息本质以及人类的价值,人类最大的价值在于繁荣发展,为了实现繁荣,就需要保证人类的自由、平等和仁慈的价值。虽然维纳提出如何保证人类价值以及人类价值的构成,但是他却并未讲清楚人类价值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人类价值的基础何在。因此,对人类价值的进一步分析,以阐明人类价值产生的基础,构成了之后几十年计算机和信息伦理学的一个关键议题,维纳的理论也成了为该学科发展的基础。

三、弗洛里迪论内在价值

弗洛里迪沿着维纳指明的研究方向继续开拓,他试图构建一种更加基础的伦理理论,以解决维纳所未解决的关于价值的起源或者基础性难题。

弗洛里迪在发展他的信息伦理理论(FIE)时认为,计算机伦理关注的价值范围应该扩大到人类之外的世界,他试图将信息伦理学发展为一种“宏观伦理”,类似于功利主义、道义论、契约论和美德伦理等,因为它旨在适用于所有的价值情境。此外,信息伦理学与这些传统的西方价值理论不同,它也不是为了取代它们,而是为了补充它们,是超越传统价值理论的进一步思考。

跟维纳一样,弗洛里迪的信息伦理理论将存在的所有东西都视为“信息”对象或过程:(所有)实体将被描述为数据集,即作为信息对象。更准确地说,(任何现有实体)将是一个包含独立的、或自包含、或嵌套的包含……适当的数据结构,这构成实体的性质,即对象的状态,并是其唯一的身份和属性;加上由各种信息互动或内在刺激(即从其他对象接收信息或其自身内部的信息变化)激活的运作、函数或过程的集合,这种互动或刺激能够定义对象的行为或对其做出反应的方式。……在这种抽象层次上,信息系统本身,而不仅仅是生活系统,被提升到行动者或代理人的角色,其在适应环境、发生变化和互动交流等方面,在信息层面上可进行同等描述[7](P10)。

根据弗洛里迪的信息伦理学,既然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是一个信息对象或过程,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宇宙在信息层面是一个整体,他称之为“信息圈”(Infosphere)。通过改变信息圈特有的数据结构,可以破坏信息圈中的物体和过程。这种损害被弗洛里迪称之为“熵”,它会导致信息圈的部分消亡,可见弗洛里迪进一步把“熵”的概念进行了澄清,其涵义变得更加广泛。在这个意义上,“熵”就成为一种应该避免或最小的恶。FIE认为价值的来源或基础是,信息圈中的所有东西都至少具有应该在道德上得到尊重的最低价值,即使其价值可以被其他因素所取代:“(FIE)表明存在一些比生命更为基本的东西,即存在——即所有实体及其全部环境的存在和繁荣——以及比痛苦更为根本的东西,即熵……(FIE)认为存在/信息具有内在价值。它通过认识到任何信息实体都拥有自己的地位和权利,以及建构主义者的繁荣权利,即改善和丰富其存在和本质来证实这一立场。”[7](P11)

通过将宇宙中的每个现有实体构建为“信息性的”,并且这个实体具有最小的道德价值,FIE可以将我们的道德注意力焦点从人的行为、角色和价值转移出来,且能够不断补充传统的道德理论并超越它们,以此分析行动者对“恶”(例如伤害、解散与破坏)在信息圈中影响物体的过程。FIE认为每个现存实体——人类或其他动物、植物、组织,甚至非生命的事物,例如网络空间中的虚拟对象和知识客体——都可以被解释为能影响其他实体的潜在因素,并且作为潜在的对象受其他实体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弗洛里迪将FIE视为一种“基于对象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理论,它超越了传统的“基于行动者”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理论,如功利主义、道义论和德性论。

FIE强调“保护和增强信息圈”。弗洛里迪认为,这能够提供对各类能动者行为的洞察和约束,并能构建包括对“人工智能体”与机器人的行为进行规范的实践伦理理论[8]。他还认为,FIE有望成为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论的组成部分,并将涵盖“信息哲学”的整个领域。同时,弗洛里迪还为他的理论提供了两个论据。首先,历史趋势明显倾向于扩大具有道德地位的物体的集合。尽管在整个历史中,只有人类具有道德地位的主张占主导地位,但20世纪已经有论点支持非人的动物、植物、生态系统,甚至艺术作品具有道德地位,并应负有一定的道德义务。弗洛里迪认为,很自然地应该将具有道德立场的对象类别进一步扩展到更广泛的信息对象。其次,他认为,如果不假设所有对象都是信息对象,就不能解释某些价值行为。例如对某些天生脑死亡的人,也应该给予某种程度的尊重,尽管其缺乏我们通常认为具有道德地位的主体应该具有的各种能力。弗洛里迪认为,这种做法的唯一合理的原由是,这些人凭借作为信息对象而具有道德主体的地位。

弗洛里迪尝试利用信息哲学进一步拓展信息世界观,并从信息圈层面尝试为能够加工信息的物体提供相对应的价值与道德立场,实际上就是给信息对象赋予价值地位。然而,从FIE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弗洛里迪试图在一个更加基础的层面构建人类价值,这个层面足以包括整个宇宙中所有的实体,这可以称之为宇宙价值或世界价值,人类价值固然在其中,然而非人类的价值也包括在内。因此,弗洛里迪为信息对象所提供的价值基础并非人类价值,只能说是世界最基础的信息价值,这比人类价值宽泛的多,所以他才会说石头也是具有价值地位的。因此,他依然没有解决人类价值的来源问题。如果以这种信息价值为基础来保证人类价值,是无法涵盖我们所需的人类价值的。

四、难以逃脱的价值困境

不论是维纳的价值论还是弗洛里迪的内在价值论,都在关注人类价值或价值是什么,然而都未能解决人类价值的基础何在的难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信息世界观遭遇到了价值困境,成为近几年众多学者争论的焦点所在。

希玛(Himma E K)指出弗洛里迪的两个论据都有问题[9](P89-90)。首先,即使假设赋予动物、植物等道德地位的理论都正确,历史论证依然是一种错误的论证。如果我们以这种理论的历史为理由来论证这一论点,以此作为我们扩大道德共同体以包括信息对象的理由,则是有问题的。因为已扩展了的道德共同体作为历史事实,仅仅把动物、植物和环境等包括在内,并不能使我们有任何理由认为应该进一步扩大到所有的信息对象。而且信息哲学仅仅提供了纯粹描述性事实,而对于事物应该是什么样子,没有任何规范意义。其次,弗洛里迪甚至难以解释为何我们对死人和石头的尊重程度的区别,因为他们在信息对象上完全处于同一水平。就其作为信息对象而言,描述他们的各种属性、操作和功能的命题都是一样的。这种反驳也说明了FIE提供的价值是低于人类价值的,无法区分人类与非人类价值。

卡普罗(Capurro R)针对“内在价值”概念进行了反驳,他指出价值不是事物的属性,而是我们与他人或物的关系。天然或人工生产的东西本来毫无价值,它们的价值源于人类对它们的评估过程。或者说,“事物本质上并不有价值,但它们却有益于其他事物。”[10](P172)它们的有用性被反映在暂时稳定的交换价值上,并且仅在我们之间具有共同生活方式或精神状态时才会出现。价值是“反思的决定”(determination of reflexion)或“镜像关系”,而不是事物的性质。在社交互动中,事物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这并不意味着评估者将能够根据偏好任意分配价值。卡普罗进一步认为,经济才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它间接地反映了我们作为评估参与者而嵌入价值的社会行为。卡普罗指出,弗洛里迪弱化了任何形式的信息破坏都是恶的想法,这同时表明,数据删除与他们最初声称所有信息对象具有内在价值的说法存在矛盾,并且是逻辑上的矛盾[11](P21)。为了避免FIE的价值困境,卡普罗与洪拉达罗姆(Hongladarom S)等人开始提倡一种跨文化的实用主义方案[12](P204),跨文化信息伦理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价值观的普遍性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全球化势必会在不同文化之间产生冲突或不和谐,从而引起大量的讨论和辩论。他们认为不应该提出的问题包括:哪些价值观是普遍的?如何证明普遍价值?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提出了一个更加实用的观点,与其问哪一种价值观具有普遍性,不如问哪一种价值观服务于现有目标。另一个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如何适应和完善源自文化传统的一系列价值观,以使它们能够达到真正服务于人类的目标。

仔细看来,维纳对于人类价值的分析,是在寻找一种普适价值,然而并没有解决人类价值从何而来的问题。弗洛里迪的内在价值论,则在寻找一种适用于全世界的信息价值,然而这种信息价值并不能等同于人类价值,或者说,信息的内在价值比人类价值更宽泛,其层次是低于人类价值的。人类价值应该在信息价值之上,这也是实用论者回归到文化层面去寻找人类价值之基础的原因。卡普罗是在德国生活的乌拉圭人,多年来一直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信息伦理实践,现在正在关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背景下的信息伦理问题,可见跨文化论者眼中的价值只能到具体的文化背景中去找寻。然而跨文化论者始终难以逃脱文化相对主义的窠臼,所以信息的价值问题再一次遭遇困境。然而,跨文化论也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经济价值视角,在卡普罗的论述中,已经开始关注到经济在人类价值中的重要作用,如果想要在人类社会中寻找人类价值的基础,难道还有比经济更基础的吗?

五、结论

信息世界观在维纳的倡导下逐渐形成,并在20世纪90年代再一次成为信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弗洛里迪等人的推动下,它已经成为影响甚广的信息哲学形而上学观点,且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然而,在解释人类价值的起源的问题上却遇到了困境。维纳将繁荣当作人类价值的核心,把熵当作自然之恶。弗洛里迪则向前一步,将信息的内在价值当作价值的基础。从内在价值层面看,人与动物和非生命物体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然而,目前来看,人类不可能将自身的价值与动物或非生命物体共享,甚至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都难以形成统一的价值。这是价值困境的根源所在,也是跨文化论者研究的驱动力。

当前,我们确实需要对信息伦理进行跨文化的辩论,以便批判性地讨论人类价值和道德在不同社会、时代和哲学传统中的局限性和丰富性,以及它们对当今信息技术及其社会应用的影响。这不仅会打开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路径,还将削弱信息技术对于整个人类价值的规范功能。价值困境的存在对人类最大的影响在于,它不仅会限制本地价值,还会影响普遍价值。当前信息技术的进步,看似带来了文化融合与全球化的进步,貌似正在实现将“民族的变成世界的,传统的变成现代的”的梦想。然而,仔细思考,实际结果很可能正好相反,传统和民族的价值正在被削弱。正如在当今世界,普遍的价值并没有出现,而各国传统的或本地的价值正在慢慢弱化。

然而,解决困境的希望还是存在的。实际上,虽然因为文化的地方性本身具有很大的相对性,使得跨文化方案越来越趋向于相对主义,如果我们将价值建立在文化之上,只会带来更多的争论。为了避免这种相对主义,可以在人类社会的共同基础上去找寻——文化的经济层面。人类的经济生活实际上更是信息伦理或人类价值的基础,而且社会最基础的层次也是经济,这远比文化实在得多,而且更具有普遍性,这也体现出马克思的价值论和道德哲学观点的重要性。当今社会经济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活方式,经济也已经成为信息伦理学的核心要素,理论上所有的信息伦理难题都可以转化为经济问题。当前影响广泛的价值敏感设计理念,正是体现了社会经济在价值方面的考量。因此,假如说维纳的价值论过于宏大,弗洛里迪的价值论过于宽泛,而跨文化价值论在寻找中间道路的时候踏上了相对主义道路,那么,也许经济价值论能够对三者的观点进行调和,并为信息伦理奠定一个稳固的现实基础。当今世界,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冲击下,不同国家的价值冲突愈演愈烈,民族主义逐渐抬头,而网络经济、虚拟社交等信息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信息技术的进展有其固有的经济基础,而价值冲突却体现出文化的差异性。如何利用信息技术的进步,去消除价值冲突的差异,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也许已经到了需要重新审视马克思的价值论在信息伦理学中的应用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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