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马浩教授on战略管理

学术与实践终究是有距离的！

最近从多处听到各色老生常谈抑或无端新奇怪乱。在下之愤青一面，再次受到激发，小宇宙肿胀到要爆炸。

于是，无论是在正规场合还是于私下闲聊，屡屡大放厥词，每每口无遮拦，肆无忌惮，畅所欲言。有时自相矛盾，有时粗暴简单。

恕俺一一道来。不分时序先后，思绪跟着键盘走。

刚才看到徐淑英教授在国内某个管理学论坛上说，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管理学研究与管理实践的关联度越来越低，呼吁学者走出象牙塔，用严谨的方法做负责任的研究。这个说法似乎谁都无法反对。

我必须再矫情一下。我烦透了把象牙塔和“真实的世界”相割裂的说辞与做法。我的老师Reuben McDaniel当年就非常自傲地说，我们的象牙塔就是真实世界，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You think we are on Mars？！

如果把象牙塔界定为学术界，那么它意味着用科学方法论研究象牙塔内外的问题。倚重实践、注重实践、甚至参与实践，也就是所谓的走出象牙塔，接触显实，解决实际问题。

用最庸俗的管理学研究方法，2X2矩阵，我们不妨看一下管理学研究的各种路数。一个维度就是“待在象牙塔”vs“拥抱实践”，另外一个维度是Yes or No。

最早的管理学研究，40年前的中国，二维组合基本上是双无或双低。既无象牙塔，亦无拥抱实践，虽然偶尔有些管理实践总结的个案。

另外一种组合是只重实践，不强调理论。日韩企业崛起前后，本土的管理学研究基本上是这个路数。其管理学界几乎没有理论贡献。

第三种组合，既重象牙塔，又重管理实践。中国学术界貌似走的就是这种道路。各种来自实践的土理论可以适时流行，各种所谓国际主流的理论也被生搬硬套到中国数据和案例上。

第四种组合，是重象牙塔，而相对远离实践，虽然有时要对实践做lip service。美国为代表的主流管理学研究社区，是这种组合的典范。徐淑英批评的现象也许对这个组合最为迫切。因为，中国学界的象牙塔成度远远偏低。

美国AACSB 1959年的Gordon and Howell Report以及同时代的福特基金会报告，都大肆呼吁要构建管理学研究的象牙塔，远离退休企业家们到商学院兜售战斗故事的教学模式。要有学科建设。要有理论基础。要有实际证据。要有经验总结。

也许，科学化运动走了过头，才有了再次拥抱实践的呼吁。此前的AOM主席Hambrick在1993年就呼吁过，后面的诸位AOM主席，包括徐淑英和陈明哲，也都呼吁过。这不算是什么新鲜事儿。

我的基本判断是，对于美国管理学界，呼吁也没用。对于中国管理学界，呼吁为时过早，也许能够旁敲侧击。

美国范儿的加拿大学着Danny Miller的谷歌引用数已然7万多了。This guy cannot pick out a manager from a police lineup with all hobos。Practice my ass！他对实践本身要有拥抱才见鬼了。

波特在哈佛做了7年的冷板凳，出名靠的不是企业调研，而是象牙塔里产业组织经济学的理论根基。

Wernerfelt游走于经济学、管理学、营销学三个领域，全都是理论先行，自己做的漂亮的empirical studies也都是基于文献，检验理论。有了清晰精准的理论，管理实践含义不言自明，你们自己琢磨去！

巴尼1986三篇经典文，没有任何实践的影子。从文献到文献。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现象？现象是为了证明理论而存在的。理论有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实用。美观。

就像有人说，史努比的作者在世俗世界的生活，不过是暂时从史努比的世界里出来冒个泡儿，从而更加专注于史努比的真实世界。

A scholarly life is in the literature。学术生活在文献中展开。

象牙塔是学者的真实世界。

美国的管理学术界和“商务畅销书”市场泾渭分明。你可以只讲实践，不讲任何理论。你也可以只讲理论，丝毫不顾及实践。当然，偶尔你也可以双向融合。

陈明哲教授和徐淑英教授在各自学术生涯的前20年都是老老实实做实证研究。功成名就之后所呼吁的跟当年做学科马前卒时所作所为基本没啥交集。

理论指导世俗意义上的真实世界的实践？基本上都是臆想。

实践过后，能够及时系统真实地总结就不错了（Retrospective Rationalization）。

说得极端一点，影响实践的通常是错误但美艳的理论，或者是这些理论的错误应用。

前两天开教师年会，我放了很是不招经济学家们待见的横炮。有人说，现代的发展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的发展，因此，我们要构建中国的发展经济学。

我当时没有直接回应，现在想想，这些美国人弄出来的发展经济学同样也不能解释美国的发展，或者任何一个发展经济学理论也不能完全解释它意在解释的那个情景的发展。哪有那么多理论能完全解释任何东西？

我当时的反诘是这样的：我们一天到晚说我们的国情特殊，别人的理论不适用。需要挣自己的理论。还要为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等等进行启发。

我要是这些新兴国家的决策者，也学中国人的说法，肯定会说：都歇了吧，你们的理论怎么可能用于我们国家？！我们哪一个国家有你们中国那样的体量。

于是，每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那多贴近实践！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需要解释，需要理解，需要传播。理论的构建和传播，注定是象牙塔里先要进行严谨负责的工作的。

战斗故事很多。各类所谓的实战派专家更多。基本上都是将基于局部观察的自我感悟做成普世的公理。我认为，我相信，我们应该，我们必须。文风与1980年代无二。只是多看了几家企业。

按照科学方法论去做研究的真正很少，即使是象牙塔里的人。大家热衷于收集和拷打各类问卷调查和档案数据。Data dredging， data mining，data torturing。只是被拷打的对象越来越大，被称作为大数据。

象牙塔的最高境界是品味和洞见。Insights，Ideas， concepts，constructs，hypotheses，mechanisms，paradigms。

没有数据支撑，能够搞清问题，才是真正的高手。我的BiMBA老板，统计学家，胡大源教授如是说。

I’m likin’ it！Yeah!

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有多少划时代的理论是拷数据整出来的？归纳，演绎，模拟，modeling，猜想，逻辑推导。。。。。。构建理论的方法很多，数据的应用不过是一种，而且通常不可靠，尤其是在那些擅长作假的地方。

诚然，我们从小就缺乏逻辑训练，一天到晚地鼓吹相辅相成的holistic perspective。High theory的构建功底极其薄弱。走出象牙塔进行实地考察，也许是mid-range theory构建的捷径。

即使如此，Field study，grounded theory，anthropological treatment，all qualitative research，都是有章法的，都是要有象牙塔里的严格训练的。不是说什么人随便到田野里走一遭就能逮到兔子的。

在CCER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有一个论坛。周其仁兄说，哪需要那么多理论，亚当斯密基本上都说的差不多了，我们不过是解释经济现象。

台下的嘉宾李稻葵曾经评论道：那你们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干脆叫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心不就得了？！言下之意，你们不研究理论，我们可是要研究理论的！

听说这老兄现在正在专注于对于中国企业的案例研究。看样子，他的中心才是真正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心。理论？That’s for next generation！

Low hanging fruits are already picken。

理论创新，哪那么容易？理论创新和创业一样，都有数据清楚的支撑，根本没有理论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