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国际新闻界 ，作者曾国华

曾国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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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一二十年间，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都在讨论“物质文化转向”“物质性转向”“物的转向”“本体论转向”的理论与实践可能性。这种以物质性（materiality）为中心的研究取向，由于其显而易见的跨学科性，具有多元的理论源流和导向。例如，现象学、形而上学、实践主义、自然主义、有机哲学都是这个多元话题的重要理论资源。

本文主要关注在多个语种的学术界中，媒介、技术与物质性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在广义的媒介与传播学科中的部分表现。由于“媒介”概念的“中间性”“中介”的指向以及传播概念的广泛包含性，使得媒介与传播的物质性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大多数物质性研究的分支领域都有所关联。目前国内学界中，章戈浩与张磊（2019）的《物是人非与睹物思人：媒体与文化分析的物质性转向》一文已经很好地梳理了最近十多年来在媒体研究与文化分析领域“物质性转向”的基础概念、基本理论与方法论图景，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媒介与传播研究中“物质性”研究的学术与理论渊源。为了实现此目的，本文将采取以各主要分支领域的研究进展为主线的分析与叙事框架，以思想史的视角尝试对媒介与传播物质性研究进行简明扼要的梳理，以展现媒介与传播物质性研究如何在长时段的研究图景中非线性地起伏以及相互关联交织。在此基础上，本文也将尝试将各分支领域的研究进展置入到相关学科发展脉络和哲学基础脉络之中，从而梳理这个多元领域的主要理论与方法论路径、学术渊源，以揭示这些研究的学术脉络关系，并讨论它们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前景。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一种复杂多元、根基深远的跨语际、跨学科运动，物质性研究的学术脉络具有复杂交汇的特性，本文以简明线索勾勒的方式梳理，只能高度简化地描述这种复杂状况的某些简单脉络。

一

物质文化研究：

物的消失、发现与再隐匿

以物为中心的叙事具有非常长的历史，并且横跨了多种形式以及多种学科。略去较为久远但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以物为中心的档案式叙事，19世纪末期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中积累了深厚的以物为中心的历时性或者“在场”式叙事，也积累了不少对这些叙事的理论化建构，其中一些时至今日仍然被经常引用。例如，美国早期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对因纽特人和印第安人的物质体系进行了系统分析，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和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礼物》中展示和总结了礼物的交换机制和社会组织功能，而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货币哲学》系统论述了货币作为社会媒介对于社会运行的双重作用。这些出色的研究对媒介与传播研究有着深刻影响，例如，齐美尔对货币的媒介分析，以及他的社会形式方法论路径，不但启发了芝加哥象征互动论学派的理论建构，至今仍是媒介化理论、媒介生态学理论和货币媒介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Hepp，2012；Anton，2013；Coeckelbergh，2015）。然而，这种以物为中心的叙事虽然丰富，但其深度和理论化对于理解当下社会的物质文化状况在总体上是不够的，或者至少在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看来，尽管物质文化在现代社会非常显著，但是它们“一直没有被学术界关注到，还依然是现代社会的中心现象里最不被理解的部分”（Miller，1987：217）。

因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物质文化研究的成型，除了延续和深化上述以物为中心的叙事传统和理论化建构，还与其他几种理论的发展有关。正是这些后来的理论奠定了物质文化研究的双重基础：一方面发现和强化“物”和“物的关系”的“中心性”，另一方面将它们隐匿在符号和文化之中。这些理论首先包括结构主义对于物的解析和符号化。结构主义对物倾注了极大的关注，然而，对于结构主义来说，结构与符号的才是真正的实体物（matter），而物（things）本身的实在性很大程度上是被隐匿的。例如，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结构人类学》（莱维-斯特劳斯，1958/1995：143、240）认为物以及物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人的心智的结构性模式之中。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神话：大众文化诠释》（巴特，1957/1999：173-174）则从符号学的角度系统地把物符号化。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最大的理论后果之一，即是物以及物的关系在理论上的隐匿。其次，二战后的社会物质文化史的兴起，改变了传统史学以重大事件、关键人物为中心的叙事模式。其中，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布罗代尔，1979/2002）是一个关键性的代表作品，开创了以物为中心的系统化、长时段的历史叙事。受此启发，物的社会文化史得到迅速发展，不但在历史学框架内进展迅速，还扩展到多个人文社科领域。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左派对消费社会和商品文化的批判。其中，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是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他的《物体系》（鲍德里亚，1968/2019）和《消费社会》（鲍德里亚，1970/2008）结合了批判政治经济学、符号学和精神分析，探讨了物的层级与分类体系、商品化和符号化，以及对商品的主动消费如何重塑甚至奴役了社会关系。鲍德里亚的尝试作为一种调和，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物质主义实在论与符号论之间的巨大鸿沟，奠定了后续物质文化研究中商品文化批判的理论基础，并且提供了将物、商品的研究与其他重要理论视角进行交叉的可能性。最后，西方左派基于“实践”（praxis）（如情境主义、实践论和文化唯物主义）、主体性与权力、意识形态与霸权、世界体系和（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性理论发展，将理论反思与社会介入实践相结合的学术政治思路普及得深入人心，将物质文化研究中以文化研究与消费文化批判为导向的研究直接引入到基于反思的社会介入和社会实践政治之中。

用高度简化的方式来说，后续的物质文化研究多数采用的是上述几种视角的某种交叠。这些研究视角会同其他因素和理论视角，共同推动了物质文化研究取向下的物质性研究的基础进展，在多个学科中引发了“物质文化转向”。这种转向重要的特征在于：一方面强调物在塑造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基础性地位，另一方面强调物的社会文化属性。这些研究喷涌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推动了一系列的理论反思与总结，并进一步引申出大量研究。其中，由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与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两位学者分别完成的两个系列总结（Miller，1987，1998，2005；Appadurai，1986，1996/2012，2001/2016），在人文与社会学科领域的总体“物质文化”转向中都颇有影响。前者通过《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来梳理“客化体”（objectification）的多重理论背景，并指出客体化即是现代社会的一般进程和总体特征。大众商品文化的生产与消费过程作为这个客体化过程的一个部分，不仅构成了当下的社会运行环境，还参与了社会主体的塑造过程，“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社会归属和我们每天的社会实践”（Miller，1987：215）都与这种过程密切相关。阿帕杜莱则通过《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视野中的商品》提出，物同样具有社会生命，而商品状态可能是任何物的社会生命中的某个阶段（Appadurai，1986：13）。这种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经典马克思对于物与商品的区分以及传统人类学和社会文化史的分析视角，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统合了上个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对商品和物的符号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这些卓有影响的研究所形成的对“物性”（thingness）的系统探讨，对于媒介与传播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研究有着深刻复杂的交互影响。从正面的研究推动来看，这些物质文化研究高度扩张了物质与商品文化的研究，从而将媒介和媒介物的研究包含在内，既有对传统媒介物质性及其周边关联媒介物的研究，也有从“中介”的角度对媒介和媒介物的概念进行扩展的研究，产生了足以汗牛充栋的丰富研究成果。例如，在传统媒介及其关联物质性领域，比较引人注目的研究包括约翰·尤瑞（John Urry）的《游客凝视》（尤瑞，1990/2009）、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和西莉亚·卢瑞（Celia Lury）的《全球文化工业：物的媒介化》（拉什，卢瑞，2007/2010）；在非传统媒介研究领域中，西敏司（Sidney W. Mintz）的《甜与权力》（西敏司，1985/2010）和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维梅尔的帽子》（卜正民，2008/2010）对糖的中介作用和十七世纪以荷兰为中心的全球贸易状况进行了深刻描述。

然而，尽管有这些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对物质文化研究的不满与批判，也引致了一系列更加关注多元意义上的物质性研究。大多数的物质文化研究，虽然其出发点在于重新强调“物”的中心性或者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性，但是在实际研究中仍然会强调物的社会文化属性，从而使得“物”仍然被视作是一种文化产物，并且这种文化产物主要在文化网络、符号象征体系之中存在以及与其他“物”和人发生关联。因而，“物”的本体论状况变成为一种“文化”的物质性，在总体上有再次隐没的危险。甚至部分这种取向的研究还会有一种不假思索的机械还原主义的唯物论，将物的存在看作是三维物理世界的冰冷的物的存在，物在本体意义上的丰富性、有机性和能动性被忽视或者低估了。部分出于对这种研究取向的不满，部分也由于其他多种学术研究路径的内在发展，非物质文化研究取向的媒介和传播研究者后来将目光更多凝聚在物的实在本体论、更加哲学化的反实在论和关系本体论、技术哲学和宇宙哲学等领域之中。

二

物的本体论与媒介本体论：

实在、观念与关系

关于物/客体的本体问题，是思想界长期追问的一个问题。近代以来这个问题的第一步深化，可以追溯到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Schilling）。谢林提出在主体的认知与“物自体”之间，存在着难以弥补的难题：以康德式的主客体的二元分割或者以黑格尔“辩证法”的方式来容纳所有现实性的方式，存在着巨大的本体论困境。在其《自然哲学的观念》一书中，谢林将“观念论”的内在逻辑推向极致，提出要从观念论意义上以主体为导向的本体论，转化为以“客体为导向”的本体论。但是，谢林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难以解决理解力与客体如何“聚集”的问题（谢林只能以固有的“黑暗性”来解答）。这个问题在胡塞尔开启的现象学研究中，跳出了“观念论”的传统，以“悬置”的方式进入到主体的“观念”与“客体”相连接的“界面”，来“显现”客体的存在。这个路径与语言学转向、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过程哲学等多种理论一起开启了二十世纪激烈交锋的本体论讨论。

在最近几十年关于物的本体论层面的论述中，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位，本文也将主要围绕着海德格尔以及对海德格尔物性理论的反思与对话来展开（一些其他的重要分支将在后文简要提及），以此为一个典范性的学术脉络案例来展现关于媒介与传播物质性研究在本体论层面的一些具体特征。虽然海德格尔关于物性与技术的沉思方面有较多的论述，但在最近二十年里，物质性研究中经常被引用的内容，集中在《物》与《对技术的追问》这两篇海德格尔后期的作品之中。海德格尔在《物》一文中，展开了对物的现象学本质的追问，即关于“物”的“物性”。他透过大地、天空、神（上帝）和终有一死者（人类）四重关系来沉思物的物性，每一个物都“同时逗留着大地与天空，诸神与终有一死者”，这四方在物中成为一个整体，让它们居留于从它们自身而来、统一的“四方之纯一性”中（海德格尔，1954/2005：180-181）。如此，物通过“物化”而聚集，成为一个与四方关联（以“游戏”方式的“映射”）、聚集无间的网络。《对技术的追问》是海德格尔后期对技术的沉思中最为重要的篇章，其中，海德格尔指出技术的本质和技术本身无关，也与平常理解的人类工具或者“手段”无关，技术的本质是一种“集置”（enframing，德语das Ge-stell，或译作“座架”）：在现代技术的存在情境下，一切存在都在受到“摆置”，因而，现代技术是“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弄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解蔽出来”（海德格尔，1954/2005：23）。通过对亚里斯多德所提出“四因”（形式因、质料因、目的因与动力因）因果性的分析，海德格尔明确指出人只是技术以及技术本质的一个组成部分，集置并不仅仅是“在人之中发生的，而且并非主要通过人而发生的”（海德格尔，1954/2005：23）。如此，海德格尔将“物的追问”与“技术的追问”综合起来，阐明主体本身在其中只是“四方”“四因”关联网络中的一部分，以此超越主体/客体二分、形式/质料二分的方式，重构了物和技术的本体论。

受海德格尔之物和技术追问影响的众多媒介研究学者中，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学者之一。基特勒曾经自承，他所有的研究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海德格尔技术沉思的一种阐释。他的主要观点可以通过《迈向媒介本体论》（Kittler，2009）一文来管中窥豹。在这篇文章中，基特勒提出，因为亚里斯多德在本体论的探讨中过于注重物质的质料和形式的二元对立，从而使得亚里斯多德虽然在哲学上第一次承认“媒介”的存在，但是仍然将物理媒介和技术媒介逐出了本体论思考。而只有从海德格尔开始，关于技术媒介的沉思才得以可能。但是海德格尔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即传统技术如何向现代技术过渡。延续这个思路，基特勒指出“技术媒介”——例如从手写到印刷的书写技术到计算机，同样具有本体论意义（这种媒介本体论思路的具体研究实践可参见后文“媒介考古学”）。命令、地址（address）和数据，在某种意义上统合了从书写媒介到数字媒介的历史。“与其让人类、存在（beings）和机器继续受困于质料/形式的二分法，我们至少可以暂时试着去阐明这个由命令、地址和数据构成的新三位一体”（Kittler，2009：30）。在数字时代，除非将来基于并行和微小量子的计算机出现，否则媒介的本体论与命令、地址和数据仍然密切相关。

吉尔伯特·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的《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Simondon，2017）走的是一条不同的路径。他区分了“个化”（individuation）和“个体化”的概念，并以“个化”概念来化解“文化”与“技术物”之间的对立关系。西蒙东和海德格尔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也认为技术物本身的各种技术成分、个体本身、个体组合和其所处的外在“缔合环境”（associated milieu）所形成的网络关系，是技术物具体的存在方式。许煜的《论数码物的存在》（许煜，2019）是建立在海德格尔和西蒙东二者之上的一种数字时代媒介本体论的构建尝试，可以说是数字时代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本体论建构之一。许煜试图通过对数码时代的形式性分析，进入到海德格尔未能解决的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的衔接问题：现代技术尤其是数码技术如何与海德格尔在壶、工具等传统人工物的基础上所构建的物性理论上相合。对于许煜来说，通过将本体和本体论的概念进行区分与重组，推导出“数码物本质上是由计算机本体（computational ontologies）形式化的数据”，可以桥接这种断裂。而通过“客体间性”概念的创述，则可以深化西蒙东“缔合环境”的物性本体论的解释力（许煜，2019：205-208）。

被认为属于“新物质主义”（详见后文）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的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的是另外一种弥补方式（Latour，2007）。拉图尔认为，二十世纪盛行的“唯物主义/物质主义”（materialism）实际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即上文中提到的观念论意义上的物质主义），这种唯物主义用抽象的“对象”或者“物性”掩盖了物和物之间关系的广泛丰富性和网络关系性，或者说用“知识”替代了物的存在运动本身。在这种观念论的视野下，对物的描述永远是“薄”的。因而，在拉图尔看来，海德格尔的物性理论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但他的正确之处在于从网络化的关系来理解物，只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海德格尔低估了物与物之间的巨大差别，尤其是传统技术物和现代高度复杂的技术物的区别，从而归根结底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薄”的物的描述（Latour，2007）。在拉图尔看来，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出发，来探究物的组合与聚合的复杂网络关系，并且在此基础上探究出物质的唯物主义理解以对抗观念论的物质主义的“对象/客体”，即以ANT的关系本体论来对抗观念论的物质本体论，是实现“厚”的物的描述、“挽救”物质主义/唯物主义的路径。

上述的简短叙述勾勒了几种富有影响的物的本体论之间的脉络性关联，以及这些理论对于媒介本体论和物质性研究在研究方向上的影响。这种叙述当然是高度简化后的示例性分析，物的本体论或者物质性研究的理论和学者清单可以更长更复杂，它们相互交叉的脉络关系更是复杂多样，但由于篇幅本文未能一一详述。不过，这条示例性的脉络虽然挂一漏万，但还是大概指明了20世纪以来物的本体论建构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以不同的方式来构建一种跨越主体、客体二分法的网络关系，并在这种网络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基于形式的关系本体论或者基于实践的关系本体论（比如拉图尔的ANT理论），并在延伸之后被用来构建媒介和传播的本体论。

三

媒介物质性研究分支领域举例

在简要勾勒上个世纪以来物的本体论构建的几种重要理论之后，下文将以几个常见的媒介物质性的分支领域为例，来展示媒介物质性研究的丰富层次与繁复内容。同时，这些示例也意在讨论物质性研究分支领域从理论开拓到研究应用上的断裂问题：一方面，这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主创学者虽然在研究总纲上具有清晰的物的本体论研究取向，然而他们自身研究内容上的复杂性，可能使得这些路径后来的延伸和扩展性具有很大歧异性。另一方面，一些分支领域对原有研究传统的折衷，以及对于其他领域的现存理论的借用和挪用，也使得物质性研究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特征。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导致了物质性研究内部的高度理论异质性，这既意味着该领域的创造力和活力，也蕴含着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的风险。

（一）基特勒、媒介考古学与文化技艺研究

过去一二十年的媒介与物质性研究中，最有活力和影响力的分支之一，是“媒介考古学”。这个分支，通常认为与基特勒有密切的关联。基特勒本人的研究，如上文所述，具有很强的媒介本体论取向。基特勒强调技术、媒介与身体的融汇对于个体和群体存在情境的塑造性作用，即强调媒介对人的存在状态的决定性影响。他的学术生涯大体来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早期研究起始于文学研究，他的第一本富有影响力的作品《话语网络1800/1900》，主要采用的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早期提出的“知识考古学”的分析框架，来对十八和十九世纪的德语文学进行知识分型意义上的话语分析（福柯称为episteme知识型，基特勒称之为“话语网络”）。随后，基特勒中期研究的对象视野明显地超越了福柯（后者主要关注纸质文本，尤其是福柯意义上的“档案”），从印刷和书写作品扩展到多种媒介技术，其中《留声机电影打字机》（基特勒，1986/2017）关注的是电动化技术基础上电动模拟书写。随后，他的作品涵盖了电子与数字技术媒介，例如《光学媒介》（Kittler，1999/2010）。其晚期的研究关注点转向了长时段的系谱学研究，其最为引人注目的努力是通过对古希腊数学与音乐的记述系统的研究来阐述“文化技术”（kulturtekniken）：即媒介技术与群体意义上的身体和心智技艺的综合，以及这种综合对于文化与社会所呈现的那种“培育性”（如德语古典意义上的kultur一词所蕴含的语义那样）。

基特勒富有原创性、层次丰富的研究，先是在德国，随后在英语以及其他语言的学术界引起了密切的关注，并启发了多个取向的分支研究领域。其中，包括了当下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成为显学的“媒介考古学”。然而，媒介考古学自身是一个具有强烈异质性的体系，一般认为它至少包括了三个子系。首先，沃尔夫冈·恩斯特（Wolfgang Ernst）以及其他早期“基特勒青年”（即受基特勒影响的青年学者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并且扩展了早期和中期基特勒的研究思路。这一支的媒介考古学致力于“挖掘”作为技术与物质的媒介如何“决定了人的处境”（Kittler，1986/2017：1）。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则代表了媒介考古学的第二种取向（齐林斯基，2002/2019：14-41）。早期“基特勒青年”的媒介考古学研究，主要延续和扩展了基特勒的方法论。与此相比，齐林斯基在反实在论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提出要以“类考古学”的方式研究包括人造物技术媒介、生物体、自然宇宙在内的多种多样的媒介“变体”（variants），并以变体学（variantology）的方法来探究各种变体之间多面向、宇宙观层面上的关系（Zielinski & Wagnermaier，2007）。第三种分支则和“电影考古学”联系在一起。这个分支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早期和中期关于电影的技术媒介史的一些著述，但是数量并不多见。与基特勒的中期研究差不多同时，电影考古学先是进入与知识考古学密切相关的早期电影话语形式的研究，随后进入到电影技术-感知技术以及强调电影技术物质基础的新媒介史研究之中（Elsaesser，2016）。

在最近十来年中，媒介考古学的上述三个子系既各自按照内在逻辑发展又相互交叉，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吸纳其他的理论和方法论资源，从而呈现出更加纷繁复杂的研究取向。例如，第一种和第二种思路的交叉，激励了一大批媒介考古学研究者致力于旧媒介与“死媒介”（dead media）的研究，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研究取向甚至成为“媒介考古学”的代言性研究取向。而齐林斯基所开创的对于媒介“变体”的研究，启发了大量对于异质性媒介的研究。例如，媒介考古学二代学者尤西·帕里卡（Jussi Parrika）所开展的对于病毒、昆虫、废弃物等新物质主义“变体”的研究（Parikka，2007，2010，2012），以及埃里克·克鲁腾伯格（Eric Kluitenberg）对于想象性媒介（imaginary media）的研究（Kluitenberg，2006），可以看作是这种异质性媒介研究的典型尝试。第三个分支则不但激发了研究系列的深入，还在晚近一二十年激发了“物质”本体的电影和影像创作、生产与研究。

然而，尽管媒介考古学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分支领域在最近二十年获得了极大的进展，但被认为对“媒介考古学”有着决定性理论影响的基特勒，其在世期间（1943-2011）并未明确承认自己的研究和媒介考古学的关联。从《话语网络1800/1900》以降的研究中，基特勒本人一直关注的是媒介的物质性技术、文化技艺和身体的关系网络，以及这种关系网络对于社会、人群的“养育性”。基特勒晚年关于“文化技艺”的研究将这种研究倾向表现得更加清晰。无论是齐林斯基、帕里卡还是克鲁腾伯格，都在“物”的本体层面比基特勒走得更远。然而，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正如对“变体”的广泛研究昭告了齐林斯基等人在在宇宙观尺度上的媒介研究的贡献，对于文化技艺和“养育性”的持续关注成就了基特勒的独特理论魅力。

（二）ANT、物的能动性以及社会物质性

另一种在媒介与传播物质性研究极有影响力的路径是拉图尔和他的理论同行者们（“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如前所述，拉图尔从两个层面重构了“新物质主义”的理论立场。一方面，拉图尔强烈质疑了唯心主义的物性理论如海德格尔式的“物的本体论”的理论建构，认为这是一种“薄”的、唯心主义的物性论；另一方面，拉图尔以基于实践的关系主义本体论，打破主客体的二分。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其基本观点可归纳为：世界是一种不断生成的网络，在其中，人和非人都是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人的行动者（actor）和非人的行动体（actant）一起构成多元的节点，并通过实践和行动构成不断生成变动的联系（associations），这种联系既是“网络”（Net-Work）也是行动网（Working-Net），即Net（网络）与work（行动）的一体连接（Latour，2005）。这种关系主义本体论最有理论魅力的一点，是它确认物质行动者和人一样具有对称的能动性，从而具有强大的理论和研究激发力，使它迅速跨越了拉图尔本人所在的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形成了广泛的理论和实践影响。例如，在新物质主义的理论建构领域，简·贝奈特（Jane Bennett）在《活力之物》一书中构建了生机物质主义（vital materialism）（Bennett，2010：12-14），探讨了电流、污染物、赛博格、垃圾等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和活力。而奥利考斯基（Wanda J. Orlikowski）以及其他一些研究者则试图缓和这种实践的关系本体论的激进性，从而提出“社会物质性”（social materiality）这种折衷的概念（Orlikowski，2007；Orlikowski & Scott，2008；Leonardi & Barley，2008），并由于其折衷性而获得众多关注和引用。

ANT理论在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影响虽然来得略有点晚，但是同样也很广泛。媒介社会学者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早在2008年就专文讨论ANT在媒介、传播研究中的理论启发性，他认为ANT似乎特别适合于“建立一种媒介与传播技术在当下社会中的角色的理论”，但是，对媒介与传播研究和ANT之间联系的探索似乎“令人惊讶地少”（Couldry，2008：93-94）。然而，截至当时，ANT理论已经在欧美一些高校的博硕士论文、期刊论文和专著的某些章节中得到众多应用，并且有不少课程包括了对ANT理论的讲授。在2014年之后，很多研究者会本能地引用一小段ANT理论来说明“物”在媒介和传播过程中的参与，哪怕整篇文章或者章节的主体观点或者ANT没有关系，甚至与之冲突。这种研究风格打破了之前将基础设施、媒介和传播硬件当作是物理或者经济背景的状况，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物的本体性和能动性，但是尽管如此，它带来的理论贡献并不算显著。

马库斯·斯波赫（Markus Spöhre）讨论过，这种状况在2013年时就引起很多疑虑。例如，有重要的德国媒介研究学者就认为ANT当时还没有在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带来“令人惊喜的理论融合”（Spöhre，2016：2）。当然情况也不完全如此，ANT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内嵌了“媒介”理论，它的“转译”（translation）概念指明了数量众多的行动者和行动体（actant）在信息、权力和关系等诸多层面的中介性（mediation）。正如从这种中介性出发可以阐明重要的媒介理论问题，如德国的媒介化理论建构，就与ANT理论有一定的关联。同时，ANT理论也可以在话语分析、媒介生产方面生产出出色的理论洞见。

时至今日，ANT在媒介与传播领域已经激发出数量惊人的研究文献。除去上文中提及的“装点式”研究，ANT在许多领域都生产出许多有洞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计算机和数码设备的硬件基础、数字基础设施、网络平台以及其他“物”的能动性的研究，互联网与数字媒介的技术和物质构架与互联网人群在构建人和物的各种行动网络聚合（assemblages）的对称性能动性，以及对于人机交互、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层面的关系本体论思考。就理论的应用广泛性和扩展性来说，ANT理论可能是物质性研究整体图景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种理论。然而，除去上文提到的德国学者的疑虑（至今可能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成立），“社会物质性”概念所代表的折衷性，可能是更加消解ANT理论跨越主客体的理论努力的因素，它的广泛应用可能预示着ANT理论的应用前景至少将部分地步入物质文化研究的旧辙之中。

（三）机制/装置，MSA与软件研究

在广义物质性研究领域中，还有数量众多的分支领域存在。在这些分支中，除了更加激进的物质本体取向的研究（如宇宙论视野下的媒介与传播研究），也有其他的研究策略通过反实在论的方式，构建人/社会和物之间具有存在论意味的实践关系模式。其中，与“社会物质性”研究取向类似的机制/装置（dispositif）理论，和一系列的具有实践导向特性的社会和文化理论的分析视角和工具相关。例如，在马克·柯忒（Mark Coté）的解读中，福柯、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菲力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的机制/装置（dispositif）同时作为理论视野和方法论，具有在关系本体层面上统合人类行动者和物质基础的方法论意义。正是通过这种视野，柯忒解析了社交大数据的物质性基础的中心性（Coté，2014）。从这个角度出发，如果对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社会机制（social institution）概念进行媒介化解析，那么当看到结构化过程（structuration）理论在调和主体和客体、个人和社会的二元分割的同时（吉登斯，1984/1998：40-42），进一步强化社会机制中“资源”的物质性特征，将有可能获得具有不同理论适应性和温和解释力的物质性分析视角和工具。

凯瑟琳·海勒斯（N. Katherine Hayles）提出的媒介特性分析（Media Specific Analysis，MSA）则是另外一种实践导向的物质性分析视角。海勒斯将MSA看作是一种实践导向的社会批判系统。在MSA中，文本是一种“实体化的物质”（instantiated matters），强调它的实体特性而不是符号或者文字特性，而物质性（materiality）则被重新概念化为“文本的物理特征和它的符号化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从一开始就与实体和符号交缠在一起”（Hayles，2004：67）。如此，MSA对媒介的分析从而变成了对于实体、符号、符号化策略以及阅读过程的关系性批判分析系统。马修·富勒（Matthew Fuller）等研究者还将这种策略扩展到软件研究之中，提出对作为MSA物件的软件的研究，关注软件（例如微软Word文字处理系统）如何通过连接物质系统和使用者的文本实践，来塑造文本生产及文本体验（Fuller，2003：141-144）。富勒还将这种思路整合进入他的《媒介生态学：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的体系中，从而使他的媒介生态学与之前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的理论与方法形成重大区别（富勒，2005/2019：3-11）。而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wich）的《软件掌控一切》则通过“深度混编性”（Deep Remixability）的视角，讨论不同的物理物质，电子媒介，不同媒介内嵌的特定技术、技能和工具如何通过软件混合在一起（Manovich，2013：46）。正是因为有了软件，电脑才真正意义上变成了“元媒介”（metamedia）（Manovich，2013：156）。经过这样的理论发展系列，MSA和软件研究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物质性实践体系。

上述机制/装置、MSA和软件研究，作为微观分析系列视角的示例呈现出与前述宏大视野不同的分析朝向，并且部分弥补了上文中以实践导向的关系本体论在“数量”上的相对欠缺。然而，这个示例也说明，微观系列的物质性研究可能和“社会物质性”、物质文化研究具有类似的难点，即如何不在研究视角的扩散过程中逐渐强化“社会”与“文化”的决定作用，而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以实践为导向的关系本体论之上。

四

结论

最近二十年关于“物质性转向”的文献中，物质性的研究图景经常与“新物质主义”相关联，并将主要的理论贡献归于马努埃尔·德兰达（Manuel DeLanda）（DeLanda，2006）、罗西·布莱多蒂（Rosi Braidotti）（Braidotti，2011 & 2013）、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Barad，1996 & 2007）这些受德勒兹和瓜塔里哲学影响的理论开创者。更晚近的研究文献则将这个进程与“思辨实在论”（Gratton，2014）的几位哲学家相关联，其中格莱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的“客体导向的本体论”（Object Oriented Ontology，简称OOO）更加受到关注（Harman，2018）。然而，本文试图表明，一般意义上的“物质性研究”比这些文献所揭示的更为源远流长，它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跨学科分支领域已经具有了较为长久的研究进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和哲学问题相关联。同时，除了上文已提及的理论，它的理论复杂性还包括本文由于篇幅基础无法容纳的怀特海的过程和有机哲学、生态主义、新斯宾诺莎主义、宇宙哲学，也包括批判动物理论、具身性理论和后人类主义等等多种影响重大的理论。

本文从观念论与实在论的多重分歧入手，对当下物质性研究的三种典型本体论建构路径，以及它们各自和相互之间的脉络关系进行了简要梳理。本文首先讨论了三种典型的本体论路径的最简化观点（即以物为中心与物的社会性交缠的物质文化研究、基于形式的关系本体论以及基于实践的关系本体论），指出它们之所以可以统归在“物质性研究”的框架之下，在于其都尝试跨越主客体区分，凸显物的中心性、主体性和本体论地位。然而，物质文化研究在高度扩展之后对于文化性、社会性的强调，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物”的本体有再次隐匿的风险。这种风险加快了其他关于物的本体论探讨的进一步演化，推动了基于形式的关系本体论以及基于实践的关系本体论在物质性研究中的完善和扩展。随后，本文以几个常见的媒介物质性的分支领域为例，来展示媒介物质性研究的丰富层次与繁复内容，并探讨高度的理论异质性在带来理论活力和创造力的同时，可能同时蕴含着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的风险。要解决这种风险，除了对物质性研究的基准性概念进行讨论之外，理论上的双向反思也很重要：一方面可以进入底层的哲学追问，尝试用更为基础的概念或者视角来统合这些歧异；另一方面可以引入新的视角或者概念，推动对于物质性研究底层概念的基准性（而不是规范性）探讨。而这恰恰可能召唤着非西方学术界（包括中文学术界）的底层概念参与理论拓展。

最近一二十年，中文学界对媒介与传播物质性的引介和研究已经颇有进展。无论是对国外重要著述的译介，还是对这些理论视野在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在两岸三地都取得了显著进展。其中，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无论是译介还是本地研究都有较为丰厚的积累；而在基特勒研究、媒介考古学、ANT视野下的媒介与传播研究等领域中的进展非常迅速（如张昱辰，2016；吴璟薇等，2019；施畅，2019；车致新，2019；戴宇辰，2020），新物质主义、MSA、软件研究和媒介生态学等其他分支领域和理论导向的引介和研究也取得明显进展。本期物质性专题收录的两篇文章，孙萍的《媒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传播、物质性与数字劳动》扩展了媒介的概念，从自下而上的数字劳动的角度，诠释了外卖骑手电动自行车的媒介属性，以及这样一套城市媒介系统如何中介了复杂的人、物、机构等多元行动者的复杂关系。章戈浩的《网页隐喻与处理超文本的姿态》，则通过综合网页本体论以及作为操演物质性的姿态现象学两种视角，探索了“页”的物质化隐喻如何规定了浏览器和“网页”的本体论存在状态，以及这种网页本体论状态与计算机软硬件共同形成的物质关系体系对网络使用者的具身操演姿态的规定性。这两篇文章各自综合运用了多重物质性、媒介性和实践性理论来对特定案例进行详细分析，其中数字劳动和物质的具身姿态操演视角的运用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实际上，在物质性研究的小部分领域，如中国香港学者许煜在数码物本体论（许煜，2016/2019）、有机哲学（许煜，2019/2020）和宇宙哲学（Hui，2020）方面的系列探讨，广义的中国学界已然在全球物质性研究图景中处于引领地位。然而，正如章戈浩与张磊（2019）和许煜（Hui，2020：337-347）都试图揭示的，在跨越主客体区分的有机哲学、“物人合一”思想层面，中国哲学有着丰富和深厚的思想资源。这些资源目前并未得到充分而审慎的思考，亟需国内外理论界基于当下的存在情境对其进行再次诠释，并结合全球理论进展进行理论重构。重申媒介概念本身，并重审媒介中的物和物质性，或许将开启更为多元、更具理论潜力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