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治体和治术存在被滥用的危险
2018-04-06 11: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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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塞缪尔·亨廷顿 / 美国当代政治学家

来源:文化纵横

[导读]此文原标题是“政治学家如何拯救世界”。亨廷顿指出,政治学家希望能促进善(do good)。他们希望能扩展有关政治生活的知识,也希望能够运用知识来促进政治改革。这也提示我们,“政治之善”之所以值得追求,是因为治体和治理术存在被滥用的危险。在亨廷顿看来,这通常表现为一种对推动“民主化”的渴求。纵观历史,民主与政治科学趋向于共同发展。至少,政治科学能为民主的萌芽作出贡献。政治改革若能秉持“一次拯救一个灵魂”的精神,逐步推进,便能取得最佳的效果。政治学家至少应该明白自身存在的前提是什么。

▍彭中尧序

我认为现代西方政治学有很多的普通著作因为学科范式的误导,关心的都是对政治体而言无关宏旨的问题。政治作为一个现实,其重要的核心部分没有得到现代政治科学彻底的研究,甚至可能连揭露都谈不上。在西方传统连续谱系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很多关键性的问题对于“政治科学”而言完全被丢弃了,这导致对于中国人来说政治学成了一门无关痛痒的学科,而政治哲学是哲学系的事情。即使这样的学科仍然跟着西方跑,从而中国古典政治中真正的政治智慧也无人问津,这个过程是和政治学的科学化与数学化密不可分的。亨廷顿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这个问题,可惜这篇文章在美国并不被认同。

政治学科本身是一门守卫正义(或者说促进善)的技艺,但是政治训练和政治学习却是十分危险的。政治(不是政治科学)作为最令人惊叹的人类智慧其本身具有难以把控的力量,希望训练政治家的教育所需要开设的第一门课应当是正义教育,这不光是因为治理术和正义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也因为治理术并不自足,他本身存在着被滥用的风险,也就是说灵魂技术作为一门守卫正义的艺术,部分地存在脱离正义的可能。守卫正义的信念应当是政治家入门的第一个门槛,而政治家则是城邦正义和人类价值最后的守卫者。恰恰是对于正义的忽视,使得那些本性差的政治人物凭借治理术进入了政治舞台,败坏了政治家的名声。而今普通人弃政治如敝屣,一提政治便充满了鄙夷和阴谋想象,这与几代政治家、政治学家和公共话语的共同塑造都是密不可分的。

亨廷顿这篇文章中提到的部分观点我不完全认同,比如只有民主政体才有政治学,这当然和亨廷顿本人所希望促进的善有关,我不展开更详细的讨论。无论如何这篇文章的立场是值得思考的,中国未来创建自己的政治科学时,如果希望肩负起守卫正义的职责,那么取法古典的对善的召回是必不可少的。

以下是亨廷顿文章的正文:

▍政治学家希望“促进善”

让我先从一个对我自身职业的观察说起吧。尽管这份观察可能令人感到不安,或甚至令人震惊,但它确实是基于我四十四年来对政治科学家工作的关注得来的:总体来说,政治学家们希望能促进善。为了缓解这份陈述可能带来的冲击,我迅速额外加上两点陈述。

首先,政治学家的希望与现实并不一定等同。尽管在实现愿景的道路上他们可能会遭遇惨痛的失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因此做了恶事作恶(do evil)。

其次,我笔下的“希望做善事”并不是说政治学家们仅仅希望扩展我们对政治学的理解。政治学家想要做的,是遵从政治科学作为一门职业的召唤。知识的扩展当然也是一种值得追求的“善事”。但我想说的是,政治学家之所以会希望扩展我们对政治学的知识,是因为他们常看到或察觉到这种知识与更广泛的社会目标或公共意图之间存在的联系。当然,对于这个专业中的不同个体而言,这些目标或意图的确切含义并不唯一。它们其中最崇高的是对正义(justice)、幸福(well-being)、秩序、公正、自由、民主、负责任的政府、个人及国家安全、族间和谐(accommodation among groups)、国际和平的提倡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目标可能会被归于一个广义的概念之下。这个概念就是Roland Pennock在二十多年所前阐述的“政治之善”(political goods)。

在个别情况中,这些目标可能彼此冲突。尽管如此,即使人们可能会因不同目标在情境中的相对重要性而争辩不休,也很少会有人否认其中任何一者的至高合法性。很难想象有哪一项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工作不曾多多少少受到过这些目标的启发和鼓舞。这种启发和鼓舞也许是很间接的,但在更多情况下是十分直接的。简而言之,政治科学并不只是一个知识性的学科(intellectual discipline);它还是个道德性的学科(a moral one)。Albert Hirschman(我要指出,他是上个春天最理所应当地被选入全国科学院的一位,尽管这也来得最迟)观察到,道德“属于我们的工作的核心领域;并且,只有当社会科学家们带着赤诚的良心(morally alive)且让他们自身对道德关切敏感时,道德才能进入到那个核心领域——之后他们便会有意或无意地产出具有卓越道德价值的成果”(1981,305)。进一步说,对社会科学领域成果的考察不仅应当包含对其知识性成果的考察,还应当包含对其向道德目标所作的贡献的考察。智识上,我们可能推崇“简洁”和精巧(sophisticated)的分析,以及难懂的、学究气的定量或非定量的问题;但私下里(implicitly)我们并不会给予它们与另一些成就相等的地位,如Dahl对民主产生的前提条件的分析,Walzer对正义战争(just war)本质的把握,Verba对平等各面向(dimensions)的阐明,或Horowitz对解决族群斗争(ethnic conflict)的方法的探索。

“促进善”这个短语,就其内涵的范围而言是广泛而彻底的,因为它能够包含一切个人和公共的目标,不管这些目标是否是政治性的。它同样也会给人以模棱两可的印象。因此,就让我先抛开这个短语,转用一个更为直接地在政治学领域强调“促进善”的短语,也就是政治改革。在我这里,“政治改革”意味着一种平和的——因而是渐进的,也因而常常是协商性的——对政治中自由、正义、民主,以及责任的促进。在我看来,以推动政治改革的方式促进善,其动力内在于我们的职业中。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的语境下,政治科学与政治改革之间的历史性关系有着十分明确的含义。政治科学的兴起,“部分源于一场针对美国精神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广泛的进步主义改革运动(movement of Progressive reform)”,这场运动发生在十九世纪末。政治科学领域的主要人物,包括A. Lawrence Lowell、Woodrow Wilson、Frank Goodnow、Albert Bushnell Hart,和Charles Beard,都与进步运动相关(Huntington 1974,7)。“要一一点出进步时期杰出社会科学家的名字,”Richard Hofstadter写到,“就要读到一系列的人,这些人因他们对既得利益的批评,或他们对改革起因的支持而闻名于世”(引于Huntington,1974,5)。

▍政治科学与政治改革的关系

政治科学与政治改革间这段独特的历史性联系有其逻辑基础。如Lowell和Wilson所强调的,政治科学是或应当致力于研究政治现实,和政治行为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的学科。这种对以政治现实为对象进行经验性探究的着重强调,可能将政治学家们导向两个方向。首先,政治学会变得极为复杂和含糊;因此在这个领域中,不仅没有简单的方法,也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简明或显见的方法,能够拿来解决政治问题。政治的本质会增强领域内学者们非意识形态化、非教条化和实用主义的倾向。显然,现在我并不希望过多阐释这一论断。我们都认识一些政治学家——一些受人爱戴的政治学家——那些意识形态化了(如果还称不上是教条化了),还提出了针对政治疑难的简单(如果还称不上天真)药方的政治学家。我想说明的只是政治学研究的逻辑应当沿着相反的方向进行,而并不试图说明每个人都必须信服于那个逻辑。

其次,对政治现实的探索——实事求是地理解事物并理解其成因——不仅可能会让政治学家转向保守,还可能会让他们产生一些不满情绪。摸清楚事物在实践中的运作方式只会提醒人们它们与理论中的理想模式相差甚远。政治学家们会立刻认识到,政客们、官员们和选民们的行为,以及政治制度和程序的运转,是多么的不尽人意。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学家需要忍受巨大的、规范性的反差。广义上,我曾称之为“IvI隔阂”(IvI gap)。并且,对于政治学家而言,对这种反差的一种并非不自然的回应,或明或暗地,会表现为对改革事物的方法的提出——这些方法一般都是温和的,有时还会比较实际。Quincy Right曾说:“一位受过一般性政治学教育的政治学家是很难成为纳粹或共产党人的”(引用于Ricci 1984,170)。同样,一名政治学家很难对现实完全满意。

因此,政治学研究试图强调两点,即政治出现了什么问题,以及要解决问题是多么困难、复杂、枯燥、模棱两可和不确定。 “儿子,愿你认清这世界运行的荒谬!”(“If you only knew, my son, with what little wisdom the world is governed ”),政治学家们对Oxenstierna的这句悼词背后的真理一清二楚。“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The child of this world are in their generation wiser than the children of light”),他们对圣经上的这句箴言却也同等熟悉。怎样将这两句真理、两种视角结合起来,可能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最关注的问题。如何才能让我们的学生在认清政治的同时,又不对政治大失所望呢?

尽管政治学家们已经做出了努力,对于政治的智慧在这世上仍是那么短缺。表面上看,现代政治的绝大部分都是废除主义者的政治。它被用来推进对事物的废除:废除战争,废除核武器,废除不义,废除专制,废除种族隔离(apartheid)。这些要求苛刻的基础性变革,通常将现行政治体系视为邪恶的化身,坏到了极点。因此我们要避免与其相关的任何接触或合作。因此我们必须将其彻底摧毁。这是一种简明而有效的政治策略。紧盯着无可辩驳的邪恶,激发出出离的道德愤怒,便利化政治动员(facilitate political mobilization),并且提出一个清晰、简明、统一的目标,同时避免对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的讨论,即我们应当用什么来取代那一邪恶。如果现行的政治体系真的坏到了极点,那么实质上无论采用何种途径,无论诉诸多少暴力,都将是对于颠覆这一体系的合法尝试。

然而,对政治学的研究清楚地告诉我们,促进善的过程绝不仅仅只是禁绝邪恶。很难想象有比希特勒的或斯大林的政治体系更为糟糕的了。但无论给定的邪恶有多么坏,一个更糟糕的总是有可能的,而且有时是很可能的:去看看最近古巴、越南、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尼加拉瓜、伊朗的经历吧。因此,政治学家只能对以下观点表示质疑,这一观点由一位智利的持异议者提出,表述如下:“我们不可能见到比皮诺切特将军更糟糕的东西了。”一位种族隔离的反对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南非的第一届非洲人政府(the first African government)不可能比当下的政权更坏。”让我再匆忙地补充一点,但请诸位不要将它视为一则政治宣言:我能轻而易举地构造出比苏联的(即使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更为差劲的政治体系。的确,在五十年前,苏联的体系比当下要糟糕得多。军事独裁、基于种族的寡头政权(racial oligarchy),以及共产主义专制都是邪恶的政治体系;但那些认为事情在智利、南非或苏联不会变的更为糟糕的假设,是对逻辑和历史的公然蔑视。

对于政治有着正确认知的政治改革者们是懂得这一道理的。因此他们会对简明的解决方案,以及革命和革命者们留有怀疑。有三条陈述能够很好地阐明这种怀疑主义——它们分别由三位来自不同洲的当代著名民主改革者提出,他们中的一位失败了,一位在身后获得了成功,还有一位无法用成功与否来界定。

第一条:“我们知道很多革命,伟大的革命,以及伟大的人物,”Lech Walesa说到,“在夺取权力后,建立了比先前推翻的要差得多的政治体系。我们不想犯下这样的错误。”

第二条:“在一场革命中,”Benigno Aquino在他位于马尼拉机场的演讲中说到,“没有胜利者,只有受害者。我们无需为了创造而去毁灭。”

第三条:“抗争可怕压迫的血腥革命,”Mangosutho Buthelezi警告道,“不必然带来显著的改观。”

▍政治科学与民主制的关系

政治科学与一类特定的政治改革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Robert Heilbroner曾经指出,在贸易关系缺失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有经济学家的,是现代早期市场体系的发展“引出了经济学家”。他说到,如果把亚当·斯密的生活年代往前推,那么他“可能会成为一位伟大的道德哲学家,但绝对不可能成为一名伟大的经济学家;那时根本不会有他发挥的空间”(1980,18,27)。与之类似的观点是,在缺乏政治参与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有政治学家的,并且政治科学的发展与政治参与的扩大是同步的。在一个没有参与的社会——没有对权力的竞争——政治学家将没有发挥的空间。因此,经济学家们更多地青睐市场,以及政治学家们更多地青睐参与政治或民主政治就都不足为奇了。计划经济用不着经济学家,专制政治也用不着政治学家。

民主与政治科学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且一向如此。我们今年所庆祝的二百周年纪念最大程度地体现了这一联系的意义。如John Roche那恰当的文字所描述的,那群在1787年夏天聚集在费城的人们组成了“一个民族主义(nationalist)改革的决策会(caucus)”:他们是一群民主政治家,努力达成一个务实的妥协性协议,以便能够创设一个能为各州人民接受的、同时又是强有力的联邦政府(1961,799)。正如二十年前Austin Ranney在相同的场合下指出的,Washington、Hamilton、Adams和Jefferson都十分强调政治科学和治理科学(science of government)对于他们共同参与的工作的核心意义,这份工作便是创造一个新的国家(1976,141-43)。联邦宪法通过的那一年,在位于哈佛(Harvard)的一次集会上,人们投票公认“在共和制国家中,而不是在其他政体下,向年轻人教授政治科学最为重要”(William Coolidge Lane,引于Crick 1959,5)。

共和制国家的建立和民主的发展会导引出政治科学和政治学家。这种关系在一些国家中尤为引人瞩目,如德国和意大利。在二战之前,这两个国家在历史学、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和社会学(sociology)领域都有着深远的学术传统,唯独在政治学领域中有所欠缺。如Hans Kastendiek在其对德国的研究中所指出的,“由于19世纪的政治结构,以及魏玛共和国独特的政治权力关系在学术体系中的反映,明晰的(distinct)政治科学根本不具备存在的条件…这一领域于1945年之后的兴起归因于一系列具体的政治上的人物与事件…‘建立民主制’与设立明晰的政治科学彼此依赖,互为条件”(1987,26)。

这样看来,Bernard Crick误解了我们从事的学科,这在他那本著名著作的标题中有所体现。没有“美国式的(American)”政治科学;有的是民主式的(democratic)政治科学。后者在美国得到了最早也是最完善的发展,而这又归功于美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完善的民主制。就民主制是一种普遍适用的(universal)政体而言,政治科学是一种普遍适用的(universal)科学。民主制发达的地方,政治科学就发达;民主制衰微的地方,政治科学就衰微。专制社会中可能,且在一些情况下已经培养出了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但他们无法培养出伟大的政治科学家。民主制的产生推动着政治科学的发展,而政治科学的发展能够,并且已经通过细微的方式,为民主制的出现与巩固作出了贡献。

1974年以来,在很多国家,独裁专制已经让位给了民主制,这些国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土耳其、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秘鲁、厄瓜多尔和菲律宾。韩国可能正处于过渡期;更大范围的政治参与在台湾已经得到了初步实现。在其他一些国家,选举似乎正变得愈发流行。如果持续下去,这将预示着民主制和政治科学的美好前景。对于研究这些转变的过程并进行概括和总结,以及指导那些尚未民主化运用这些知识,政治学家们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势。许多政治学家,包括Linz、Stephen、Lipset、Diamond、O’Donnel和Schmitter等,都回应了这一挑战并进行了研究,而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民主化的条件和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在此我无法概括他们的发现,我也不会尝试着去提出任何我自己的系统性的分析,但我仍然要指出,我们从民主化的历史中所得到的最为重要的教训是,终结非民主政权并非最难,最难的是建立稳定的民主机制(democratic institutions)。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有机会的话,政治科学可能可以扮演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小角色。

▍结语

让我通过对核心教训——这些教训是政治学研究带给那些希望促成改革的人的——的再次强调来作结吧。

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有一句格言,“拯救世界,一次一个灵魂。”(“Save the world, one soul at a time”)通过生发(generate)对政治过程的理解,通过阐明替代性制度安排(governmental arrangement)的可行性和后果,通过加深对制度设计(political engineering)的潜力与局限的理解,政治科学已经帮着了,且能够帮着,且应当帮着拯救世界。然而,政治学研究最为基础的(教训在于政治上的拯救(political salvation)没有捷径可走。如果世界能够被拯救,民主机制能够被建立,那么它一定是由温和而务实的人,秉持着“一次拯救一个灵魂”的信念,通过渐进的政治改革达成的。这就是我们所从事的这个学科所传递出的严肃而又充满希望的讯息。

注释:

1、 Lech Walesa,波兰政治活动家,领导了波兰的政治剧变。1990年就任波兰共和国第二任总统,但因其任上的内政外交并不能那么令人满意,于1995年谋求连任失败,2000年参选再次失败,宣布退出政治舞台。

2、Benigno Aquino,菲律宾政治活动家,因领导反对马科斯总统的独裁统治而被囚禁,后因病赴美疗养。1983年返国,在马拉尼机场被暗杀,他的死直接导致了马科斯独裁统治的终结,其妻Corazon Aquino 最终于1986年取马科斯而代之。

3、Mangosutho Buthelezi,南非政治家,祖鲁部落首领,种族隔离时代的主要黑人领袖之一,曾于1974年和Harry Schwarz一起签订了《马赫拉巴蒂尼信仰宣言》,宣告和平移交权利和人人平等的原则。其于1975年成立英卡塔自由党(IFP),1994年率IFP加入曼德拉的联合政府,于其中担任内政部长一职,04年卸任,拒绝副总统的邀请,IFP成为反对党。

4、救世军,1865年成立的慈善组织,总部设于伦敦,是以基督教为基本信仰,以军队形式维持架构,进行慈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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