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来源： 新闻界   原创 徐生权

原标题丨

谁是第一位传播学博士？

——被中国学术界所忽略的“口语传播系”及其变迁

摘要中国学术界对于谁是“第一位传播学博士”的想象往往限于施拉姆建立传播学科之后，但忽略了早于大众传播学授予博士学位的口语传播学这一支流。通过考证，“第一位传播学博士”应是1922年在威斯康星大学诞生。口语传播学被中国学术界所忽略，有其自身的“去口语化”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由于在特定历史时空之下，中国学术共同体所做出的一种有意抉择，中国需要引入大众传播来完成对于新闻学的合法性改造。对“第一位传播学博士”的追溯，有助于我们恢复对于传播作为人类最基础性的一种活动的理解，以及这种基础性的活动所应获得的学术地位。

关键词:口语传播; 传播教育; 传播学史; 传播学会; 博士学位

近年来，网络百科渐成为人们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由于知识贡献者水平的良莠不齐，一些错误也广泛流传于网络百科知识中。举例来说，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百度百科的缩略图上显示的是“世界上首个传播学博士”，在其正文介绍中也有“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博士”的表述，后经笔者的纠错，这一表述在正文表述中已被去除。但是在中央七大新闻单位主办的“国搜百科”中，依然称施拉姆是“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和教授”。稍微有点传播学历史常识的人都能判断这一表述为假，毕竟施拉姆乃“传播学集大成者”，传播学科的建立与施拉姆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是自己筹建一个学科，然后再授予自己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显然不符常理，更不是大师所为。但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也来了，谁是第一位传播学博士呢？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事关传播学科以及传播教育的发展史，在更为基础性的面向上，这也事关我们如何理解“传播”二字的意涵，亦即倘若我们将传播学的博士教育视为是在施拉姆建立传播学科之后，这种认知是否忽略了传播学研究和教育的另一种存在可能？

一、“第一位传播学博士”的考证

假如一个中国学生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话，它可以在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之中找到答案，这一本书在“施拉姆与传播学科的创立”的部分写道：“1947年，施拉姆在伊利诺伊大学创办了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所，并开设了硕士和博士教育课程。1950年，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通过，施拉姆成为该校传播系主任。”[1]这一说法也似乎与能够与何道宽的见解相互印证，在何翻译的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一书的序言中，何认为，施拉姆创造了“四个第一”：“建立首批以‘传播’（communication）命名的教学单位和研究单位；编写首批以‘传播学’命名的教科书；授予‘传播学’博士学位；首位获得‘传播学教授头衔’。” [2]换而言之，中国的两位传播学前辈皆认为是施拉姆创建传播学科在前，授予传播学博士在后，并且郭认为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博士是于1950年在伊利诺伊大学诞生。

郭的这一认知也可以得到美国人罗杰斯（E. M. Rogers）所书写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的佐证，罗杰斯指出，施拉姆在伊利诺伊大学设立研究所之后，“研究所每年招收10到12名博士生，自它1951年第一个博士学位以来，它每年授予5到6个博士学位，一共是200多个博士学位”。[3]尽管郭与罗杰斯两人在1950年还是1951年授予博士学位的年份上有所分歧，但是如果以施拉姆创建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作为传播学博士教育开端的话，第一位传播学博士出自伊利诺伊大学是正确无疑了。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么？实际上，翻开罗杰斯的《传播学史》，我们还可以看到，传播学博士教育的开端可能还要往前推上几年。1942年，衣阿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通常又译为爱荷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空缺，施拉姆向校长提交了他的建院蓝图，其中就包括“一项大众传播的博士学位和一个传播研究中心的计划”。1943年3月，施拉姆走马上任，他在衣阿华大学的传播学观要求新闻学院从事研究，并且授予博士学位。博士课程包括在新闻学院讲授的课程，涉及传播理论、研究方法、公众舆论、宣传分析和其他社会科学论题，以及在新闻学院以外的课程，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4]

不过并没有等到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的博士生毕业，1947年，施拉姆就到了伊利诺伊大学，于是就有了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但是施拉姆离开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一年之后的1948年11月2日，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就授予了美国第一位与第二位大众传播学的博士学位给杰克逊（Donald Jackson）与斯旺森（Charles Swanson）。①在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中，这一时间和获得学位者的排序与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的官方历史回顾有所出入，罗杰斯指出，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是在1948年8月授予了最早的两个大众传播方面的博士学位，第一个博士学位给斯旺森的，杰克逊则是第二位。[5]按照罗杰斯的介绍，斯旺森毕业以后，还曾被施拉姆在1951年聘至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工作过。[6]本文倾向于按照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的官方说法。1983年，斯旺森获得进入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名人堂（Hall of Fame）的殊荣，在关于其的介绍中，学院官方明确表示，斯旺森是该院第二位博士毕业生。②照此说法，全美国第一位大众传播学的博士当属杰克逊了，他要早于1950年在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的其他人。

虽然是第一位大众传播学博士，不过杰克逊在学术界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倒是我们可以从1987年12月11日《纽约时报》所刊发的关于他的讣告可以窥得其主要贡献。在讣告标题中，《纽约时报》写道：“唐纳德·杰克逊，68岁；美国历史作家与编辑。”讣告中回顾了杰克逊编辑《乔治·华盛顿全集》的历史贡献等。[7]在其他文献中，杰克逊还被认为是一名历史作家，“西部历史协会”的成员，1979年曾获该协会的优异奖。[1]显然，第一位大众传播学博士之后的人生轨迹偏离了传播学，而是对历史学保持了浓厚的兴趣。

一番探索之后，关于谁是美国第一位传播学博士问题就基本有了定论，那就是1948年在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杰克逊。这也与美国传播学教育的发展史相吻合，罗杰斯指出：“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新的大众传播学院并不位于常春藤名牌大学之中，也不位于其他诸如芝加哥或麻省理工学院那样享有盛名的大学之中。那些名牌大学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人所在地……美国最有名望的大学进行了最早的传播研究，但是它们抵制建立有组织的机构来提供传播学研究（它们现在仍是这样）。相反，第一个大众传播方面的博士课程是在中西部有着大片政府赠与地的大学中创建的：衣阿华、伊利诺伊、威斯康星、明尼苏达以及西海岸外围的斯坦福。这些大学已有了新闻学院，传播学的博士课程被嫁接到这些现存的结构上面。（在后来的岁月中，这些新闻学院一般都在它们的名字上加了‘与大众传播’。）” [2]

所以现在看来，第一位传播学博士出在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也并不是一种偶然，这与施拉姆和衣阿华大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分不开的。施拉姆于1932年在衣阿华大学获得英国文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就一直在衣阿华大学英语系工作，并成为久负盛名的“衣阿华写作班”的创办人和指导者。1942年到1943年，在华盛顿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的经历让施拉姆形成了自己的传播观。1943年回到衣阿华大学之后，他在此实践，将自己的大众传播的博士课程的设想变成现实。只是没有等到1948年首批两位传播学博士毕业，他已到了伊利诺伊大学。

行文至此，这一桩学术公案似乎可以做个了结。然而到现在，我们所谓之“传播”，无论是其学科建制的过程，以及对其的意涵假定，却始终与大众传播关系甚密。我们也要注意到，在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的官方说明与罗杰斯的书中，都在强调，美国第一位传播学博士杰克逊所获得的是大众传播学的博士学位。换而言之，难道还有其他一种传播博士学位的可能？假如没有，又何必画蛇添足，加上一个大众传播学的限定呢？

问题就在于，我们可能都不会对这个限定词产生过多的联想，想当然地认为，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当然是大众传播的。然而事实真的如此么？实际上，大众传播的兴盛不过是20世纪以后才有的事情，在大众传播步入学术殿堂之前，传播学既已经存在，并且在西方被研究和传授了2500年之久。而中国的学术界似乎一直没有注意过这一传播研究的支流，这也导致了我们对于传播的意涵以及传播研究的理解的“窄化”，但实际上这一切要远比我们的传统认知来得丰富。

在传播学科诞生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新兴的传播研究与新闻学院的结合，正是由于衣阿华大学等大学已有的新闻学院建制，让传播学有了“庇护之所”，使得传播学在这些院系建制上得以生根发芽。然而传播学发展的历史偶然性也在这里，虽然当时的“传播”观念与“新闻”有着天然的联系，20世纪以来，大众传播事业的发达让“传播”与“新闻”交织在一起，但是还有一个比“大众传播”更加能与“传播”产生关联的院系业已存在在美国的大学之中，那就是“口语传播系”（speech communication）（也有学者将其译为，言语传播系或语言传播系，不过在1940年代左右，口语传播系尚以口语系的系名存在）。实际上，现在为我们所熟知的美国全国传播学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CA）即是由美国口语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更名而来。[3]换而言之，当今的美国传播教育的一个重要源头即是口语传播教育。

所以，假如施拉姆选择将他说的传播学嫁接到已有的口语系，那么传播学的历史或许又是另外一番面貌了。罗杰斯指出，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开设在新闻学院，这也直接导致了传播领域被分为两个分支学科：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而口语系也在独立地授予博士学位，由此造成的是“在同一所大学内校园内由两个不同的学院单位授予传播方面的博士学位”，这种潜在的分裂情况在美国许多大学校园里得到复制。[1]（笔者有两位相识的老师先后在衣阿华大学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据说他们初次见面时，首先询问的便是对方的博士学位系出自哪个学院。）

罗杰斯指出，这种状况的始作俑者就是施拉姆。不过在伊利诺伊大学，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在施拉姆开创大众传播研究所之后，口语系的教师们讨论过加入施拉姆传播系的可能性，但他们还是决定维持原样，留在“文学、艺术和科学学院”。同样的，伊利诺伊大学的口语系在它的领域内早已声名远扬，并且已经授予博士学位。[2]

所以，口语传播系在学科建制历史上要远早于大众传播学系，而其博士学位的授予历史也要早于大众传播学系。这也不难理解，为何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在授予首批两位传播学博士时，要强调其是大众传播的博士学位。罗杰斯指出，早在1930年，衣阿华大学“口语与戏剧艺术系”（Department of Speech and Dramatic Art）即已开始授予口语传播方面的博士学位。[3]所以将1948年获得大众传播学博士学位的杰克逊视为是第一位传播学博士的认定似乎也是不攻自破了。

那么有没有比衣阿华大学“口语与戏剧艺术系”更早的口语传播博士授予呢？事实上，早在1887年，威斯康星（Wisconsin）大学开设了第一门“论辩”课程，到1910年时，“论辩系”已独立成系，[4]1922年，美国第一个口语传播的博士在威斯康星大学被授予，[5]如果我们接受口语传播也是传播学中一个重要领域的话，那么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当是在威斯康星大学诞生了。在诺尔（Franklin H. Knower）的考察中，我们得知了第一位口语传播学博士是一位叫做考德威尔（Margaret Adeline Caldwell）的女性，而她博士论文的题目则是“一项基于350名口吃者的口吃研究”（A study in stuttering based upon research among three hundred fifty stutterers），[6]这一论文题目现在看来似乎与传播的关系并不大，但是正如罗杰斯所指出的那样，在当时的美国，口吃是一种受社会限定的疾病，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个体在独自一人时很少口吃，但只是在与他人沟通时（诸如发表一个演讲）才会口吃，这势必是一种人如何在社会中进行传播互动的问题，因而衣阿华言语矫正所所长约翰逊（Wendell Johson）将口吃看作是一种在今天会被称作是一个传播问题的东西，对口吃的研究会与语言学理论以及一般语义学联系在一起，言语矫正的目的是让“患者”更好地与他人沟通。而我们的“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也患有口吃，他之所以选择在衣阿华大学攻读博士的一个重要理由便是他可以在这里接受口吃的治疗，约翰逊将他关于口吃的观点传授给施拉姆，“施拉姆的口吃问题因此就成为其早期对于传播的兴趣的一个理由”。[7]

实际上，美国现在大部分冠之以传播（communication）之名的院系，大多数都是从口语系演变而来，这段演变历史将在下一部分加以详述。总而言之，“口语传播系”的存在提醒我们，切不可将传播的历史化约为大众传播的历史，亦不能将大众传播的研究史等同于传播的研究史，这样会遮住我们对于传播学版图的认知，更为重要的，是忽略了传播作为人类最基础性的一种活动，以及这种基础性的活动所应获得的学术地位。诚如杜威（John Dewey）所言，人类社会存在于传播之上，[1]没有传播，社会又何以生成，又何以为继？但显然，杜威所谓之传播的意涵肯定要远甚于大众传播。台湾传播学界前辈陈世敏曾表示：“语言传播这部分一向是美国传播学教育的传统，大众传播只能屈居小老弟。” [2]那么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历史悠久的口语传播系在当下的学科建制中为何又难觅踪影，中国学术界又为何对这一学科分支知之甚少呢？前一个问题涉及到的是学科自身演化的问题，而后者则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选择问题。

二、口语传播系何以被忽略？

口语传播在学术上的意涵，要远甚于其狭隘的字面含义。美国宾夕法尼亚传播学博士李展指出：“口语传播学，不可因中文的翻译而望文生义理解为只是‘说话’或‘口头表达’。事实上，口语传播学比大众传播学的历史更悠久，学术积累更为深厚。它始于古希腊的公众说服和辩论活动，与哲学、政治学、逻辑学及也有着紧密联系，是西方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3]不过就当下的情况来看，口语传播固然是从古希腊的语艺（rhetoric）③[4]研究发展而来，但是在美国的学术场域中，口语传播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口头表达研究而转向了基于语言的传播互动及社会效果研究。那么究竟何为口语传播研究呢？

美国丹佛大学口语传播博士、现任教于台湾世新大学的学者游梓翔认为，如果用学术语言来表达，口语传播的教学研究焦点是“口语符号互动”（spoken symbolic interaction），就具体的研究内容而言，可以研究“人们为何说、说什么、怎么说”（第一篇口语传播的博士论文当属于这一范围），当然研究者也可以研究口语传播的影响，即话语在个人与他人身上造成的各种结果等。[5]秦琍琍、李佩雯、蔡鸿滨等学者指出，人类因传播而存在，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的传达，人们分享经验、交流情感、构建世界，因而研究人类产制和交换符号的过程，就是口语传播的使命。具体研究内容可以包括在这一过程中所牵涉的话语修辞、说服、协商、冲突解决以及意义共享等课题。[6]

换而言之，口语传播与大众传播最大的分歧就在于，口语传播聚焦的是透过符号（尤其是语言符号）的社会互动，而大众传播聚焦的则是透过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及其效果研究，在大众传播范式之下，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往往是不被提及的，因而口语传播可以视为是大众传播之外的传播拼图的另一半。

当然，口语传播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人际传播，人际传播也只能是口语传播中的一个情境而已，口语传播还是具有相对宽广的社会与历史视野的，而不限于个体与个体之间，就人类社会互动的情境来看，可以分为人际传播、小团体传播、组织传播、公共传播、大众传播以及文化间传播，除了大众传播有着其独特的研究内容及目的之外，其他的研究领域都可视为是口语传播学的范畴。[7]

比如以小团体传播而言，其经典理论当属鲍曼（Ernest Bormann）的符号聚合理论，这一理论强调“人们如何分享表达人类行为的情感、含义、动机和价值的符号共识”，并把人概念化成“幻想者”，把人与人的传播交流概念化为“符号融合”的动态过程。[1]这种传播理论显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大众传播理论，在大陆一般的传播学概论或者理论书籍中，这一理论也是很少被提及的，但它确实是用来解释小团体传播的一个经典理论，例如它可以解释我们在开会时，为何听到某一个词汇时都会会心一笑起来，因为大家在此刻达到了某种“符号融合”。

实际上，论所涵盖的领域而言，显然大众传播是不及口语传播的。在美国传播学中，口语传播始终是一个可以与大众传播分庭抗礼的学术领域。SSCI收录的传播学期刊中，不少是与口语、论辩等研究主题相关的。有些学者还主张将自我传播也纳入口语传播的范畴[2]，因为自我传播肯定不能归为大众传播的范畴，但是口语传播最核心的命题还是人如何透过言语来互动，始终有一个互动的他者存在，不管这个他者是单一个体，还是小团体，甚至族群。换而言之，口语传播学从一开始起（古希腊的公众说服和辩论）便是一种“向外”的传播学问，而非“向内”的。

那么口语传播学又是如何从古希腊延续至当下的呢？首先要指出的是，古希腊智辩士们“对于辩论技巧的钻研和教学，开启了古典传播学的滥觞。而亚里士多德集大成式的《语艺学》著作的诞生，形塑了系统性传播研究的基石，也让语艺成为西方文明历史上重要的学术领域之一。” [3]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建立以后，公众说服和辩论也一直存在于课程体系之中。

1914年，美国一些在英语系担任公共演说（public speaking）的教师们从美国“全国英文教师学会”中“出走”，自立门户成立了“演讲教师学会”（Association for Academic Teachers of Public Speaking），此也是美国全国传播学会（NCA）的前身，后者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多次更名而来。“演讲教师学会”的成员们也试图建立一个独立学科，一个标志性动作便是1915年其第一本学术刊物《公共演说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Public speaking）的发行，该刊后来几经易名，直至更改为现在的《口语研究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这本刊物也成为美国全国传播学会（NCA）最古老的期刊。[4]

1917年，“演讲教师学会”决议将原先五花八门的系名，如公共演说（public speaking）、演讲术（oratory）、口语文化（oral culture）、表达科学与艺术（science and art of expression）、口说英语（oral English），统一成口语（speech）系，相应地，原来的“演讲教师学会”也在1923年更名为“口语教师全国学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Speech），1946年，该学会又更名为“美国口语学会”（Speech Association of America）。更名后的口语系也超越了简单的公共演说等小范围的口说领域，而成为一个“举凡与用嘴有关，从人文到科学无所不包的学术领域” [5]，就连广播、电视、电影等科目都可以在口语系里找到。[6]

所以，当初施拉姆若是将新兴的传播学放在口语系里，传播学在当下所遭致的“学术思想贫瘠”批评或许会少一些，当口语系的研究对象转向语言之时，传播学在哲学中的地位也相应提高，因为此时的传播所关乎的是，社会是如何在语言以及其他符号的互动中得以建立的，这应当是传播学能够承继哲学中的“语言转向”的落脚点与切入口，然而不幸的是，传播学选择了与当时的新闻学院结盟，更多地对大众媒介的内容和效果产生了兴趣。语言和传播之于人类社会的本体意味从未被大众传播所展开过。

而口语系面对大众传播的冲击，以及口语系内部使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语艺的人增多，它不得不在1970年代左右，将系名更改成“口语传播系”，一方面，此举也是一种因势而变，“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行为科学方法吸引了越来越多言语系研究者的兴趣。同时，社会科学取向的研究也带来了学科定义的扩展。言语系开始增设人际传播、家庭传播、跨文化传播、性别传播、冲突管理等一系列其视为‘必要’的课程” [1]。另外一方面，这也说明了“口语”二字的局限，尽管“口语”已经无所不包了，但是在“传播”二字面前，还是略显单薄，因而“口语”系走向“口语传播”系成了一种必然，一个标志性事件便是，1970年，“美国口语学会”更名为“口语传播学会”。

然而，更大的危机还在后头，很多学者开始质疑，既然口语传播系的教学内容不再强调“口语”这一特色，并且课程设置与大众传播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那么又何必画蛇添足，再加传播之前冠上“口语”之名呢？再者，一些在口语传播系进行传播研究的学者发现自己做的研究也并非口语传播，他们也质疑，口语传播这一学科名称加在他们头上是否合适？鉴于此，口语传播系不得不再次更名。于是，从1970年代末开始，美国的传播科系中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去“口语”运动，许多学会以及期刊也纷纷易名。1997年，口语传播学会（SCA）更名为全国传播学会（NCA），标志着这一去“口语”运动达到了顶峰，也标志着，“传播”正式取代“口语”，成为这一学科的统称。

“口语传播系”的去“口语化”现在看来也是一种“无奈之举”，时任口语传播学会（SCA）主席的彻丝博（James W. Chesebro）表示，易名也是为了包容更多涌入这个领域的大众传播学者。[2]实际上，1950年，认为美国口语学会并未适度地关注商业和产业中的传播问题，以及那些主张社会科学取径式传播研究的学者们，建立了国家传播研究协会（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后来这个协会就变成了众人皆知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ICA）。换而言之，假使口语传播学会（SCA）不去掉“口语”，势必会有更多的研究者涌入到量化的社会科学取径为主的国际传播学会（ICA）中去。[3]

当然，口语传播的“去口语化”并非没有反对者，在1996年讨论更名的会议上，仍有高达31%的学者投了反对票。一些学者认为，抛弃口语是一种自失立场的行为，如游梓翔与夏春祥所讲，去口语后的传播学将更加难以与大众传播做区分，因此容易被误解为是以媒介研究为核心的科系，从美国多数传播系大多都会对申请者强调自己不是大众传播或新闻系的做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误会的高度可能性。[4]

但历史的进程已经不可逆了，我们在讨论历史悠久的口语传播系在当下的学科建制中为何又难觅踪影时不难发现，口语传播系在美国大概经历了公共演说、口语、口语传播和传播等阶段，其演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然而到最后口语研究却始终未能跳出传播的“手掌心”，不得不去掉其核心的“口语”二字，但是作为口语传播源头的语艺研究在美国传播学界依然兴盛，当下仍有相当一大批美国传播学者从事的是语艺方面的研究。

然而在美国传播学界持续了几十年的最高级别的学会的会名之争，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却没有掀起任何波澜。换而言之，口语传播在当下中国传播学界少被提及的原因固然有着其在美国就有着自身“去口语化”的原因所在，但更多的还是由于传播学在引入中国时的“大众传播化”。

对于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界来说，其在1980年代引入的施拉姆的传播学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建立在大众传播学基础之上的传播学，这一点，我们从施拉姆本人对于传播的论述中也可看出端倪。1984年，施拉姆与波特（William E. Porter）所著的《传播学概论》由陈亮等学者翻译至中国，在讨论到传播的含义时，施拉姆写到：“我们起码应该弄清楚，在我们使用传播这个词时，我们说的是什么。本书不是—至少不是直接—论述电话电信，不是论述运输（如果是经济学家写的就可能是），不是论述阅读和书写（我们的孩子在小学里学到的传播就是这个含义），不是论述大学一年级学生的英语和演说（这是课余时间给人临时照看孩子的大学生在名叫传播的大学课程中学到这个词时的含义），也不是论述成功的传播（这里当我们说‘哈里，真是入木三分！’这一类话语时的含义）。” [1]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施拉姆的传播学有意跟美国大学中已有的“传播”相区分，而从其书中内容来看，施拉姆的将其对传播学的介绍也主要放在了传播的渠道、传播效果的理论、大众媒介、大众传播等这些内容之上。

如美国传播学者克雷格（Robert T. Craig）所言，施拉姆式的传播观本质上是将传播作为一个实证社会科学的场域，其焦点是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因而，克雷格也指出，一个人若想了解传播学，千万不能只读罗杰斯的《传播学史》，搭配科恩（Herman Cohen）所著的《口语传播的历史：一个学科的浮现（1914-1945）》（The History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The Emergence of a Discipline，1914-1945）一起阅读才不致偏颇。[2]换而言之，施拉姆式的传播学在美国传播学内部也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当今美国全国传播学会中的一些分支与施拉姆毫无关系，甚至美国一些大学的传播学系有的还刻意与施拉姆式的传播学保持距离。更准确地说，在美国，施拉姆所创的传播学被理解成大众传播、传播科学或者媒介研究更为合适一些。如1947年，施拉姆在伊利诺伊大学创办的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所，如今被放在媒介学院（College of Media）之中，而伊利诺伊大学真正冠之以“传播学”（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之名的科系（即当初决定与施拉姆传播研究所保持距离的口语系）所在的学院为“文理学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 & Sciences）。伊利诺伊大学的传播学系可谓是最后一批去掉“口语”的院校，在2008年，口语传播学系才更名为传播学系，“口语传播”作为系名足足坚持了35年之久。④

国内也有诸多学者对于施拉姆式的传播学批评有加，如刘海龙曾指出：“以传播的5W为理论框架，以四大奠基人的研究为历史线索，以量化的行政研究为主流的传播学占据主导地位，施拉姆版本的‘传播学’的引入便成为中国传播研究的起点。凡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传播研究，被遗忘在‘传播学’之外。不少具有反思性的学科史研究，也默认了这种说法。这个框架限制了我们对中国传播研究史的理解，导致我们对施拉姆版传播学以外的传播研究在中国的接受与扩散甚少关注甚至视而不见。” [3]但是对于什么是“施拉姆版传播学以外的传播研究”，中国的学术界往往又指的是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传统下的传播研究，抑或是批判学派的传播研究，或者是英国的文化研究，但还是很少有学者注意到美国传播研究中的另一支流的口语传播学。

简而言之，如果我们将1978年施拉姆传播学的引进作为中国传播学开端的话，那么自一开始，中国学术界对于传播学版图的认知就是不完整的，我们对于传播意涵的假定，实际上更多地也是放在大众传播的领域内。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中国的传播学者往往也将施拉姆传播学科的建立作为传播教育的开始，对于“第一位传播学博士”的认定也就自然是在施拉姆之后了。

那么传播学引入中国之时，学者们又何以对“大众传播学”情有独钟呢？首先，施拉姆对其传播学不遗余力地推广以及他华人弟子对他学说的继承不得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早年屈指可数的几位赴美留学归国的华人传播学者朱谦（后定居美国夏威夷）、余也鲁（后定居香港）、徐佳士（台湾）等都无一例外出自施拉姆的门下，他们对国内传播学的推动和影响也打上了深深的‘施拉姆学派’的烙印。这样一来，台港两地的传播学研究直接受到施拉姆的影响自不必说，内地的传播学研究在港台的刺激下，也因袭了施氏之传统”。

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与其说是大众传播学选择了中国，更不如说是中国传播学选择了大众传播学。1980年代，传播学引入中国之时，正是已有的新闻学“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之时，它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来加持，于是“传播学的引入在客观上可谓掐中了新闻学的要害，它以纯理论、元理论、科学的面貌和姿态‘乘虚而入’，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新闻学自身本该有的专业话语空间。‘大众传播’、‘媒介’等伴随传播学进来的国外常规用语开始被新闻学界使用并流传开来” [1]。换而言之，1980年代左右中国引入的传播学，并非是一种整个理论体系上的引入，而就是一种“为我所用”的有意选择，目的是为了拯救沦为 “阶级斗争工具”的新闻学。所以，尽管已有学者意识到大众传播之外的人际传播、团体传播、组织传播的存在，但在1986年的“黄山会议”上，与会者还是倾向于“优先研究和发展大众传播理论”，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并推动我们的新闻改革”，并且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这一门新的学科被称为“新闻传播学”。[2]换而言之，不要说中国没有完整地引入传播学，就连大众传播学，也是一种“新闻为体，大众传播学为用”的不完全吸收，所以就更不要提对于迥异于大众传播学之外的口语传播的研究和引进了。

因而，总的来说，口语传播在当下的传播学中少被提及固然有着其自身“去口语化”的缘故，但是它被中国学术界所忽略，施拉姆式传播学的率先进入起了重要影响。但口语传播在中国的被忽略，更多地应该还是特定历史时空之下，学术共同体所做出的一种有意抉择，亦即中国需要引入大众传播来完成对于新闻学科的合法性改造。

三、结语：重新认识“传播学”

本文从谁是“第一位传播学博士”的疑惑出发，发现中国传播学界对于传播的想象往往限于大众传播，而忽略了在大众传播之前，传播已被教学和研究了2500年之久，并且在美国传播学中，这一传播研究取径一直被延续。当然，中国的传播学术界这一支流是相对陌生的，在对口语传播研究发展史的梳理中，我们看到了传播的指涉与研究的对象也在不断变化，小至人与人之间的言谈，大到亿万电视观众前的公共演说，这些皆是传播。可以说，传播贯穿人类历史的始终，又怎么能被大众传播一言以蔽之呢？

1991年，台湾口语传播学者曹定人在《新闻学研究》上刊发《介绍speech communication这个学科》一文，呼吁在台湾开展口语传播的研究和教学。曹定人提出的一个重要理由便是：“大众传播毕竟只是使用媒体传递象征符号，尚无法包含全面的沟通现象与沟通原理。若能加上‘口语传播’的各项论题，则能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communication studies。” [3]亦即，将传播学的想象假定在大众传播领域势必会遮住对于传播意涵的全面洞察和理解。

而更为重要的是，口语传播对于传播的理解更多地是将传播视为是社会得以生成和维系的本体，由此展开的是人类如何透过传播来达致一种更美好的生活。当传播获得社会本体上意义时，传播学科的合法性与独特性才能完全被彰显。

在英国，对大众传播的抵制已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实践。1970年代，英国学者威廉姆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在一次演讲中曾指出：“我们自以为是的‘大众传播’研究极其严重地损害并扭曲了传播学研究。”霍尔（Stuart Hall）也表示，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曾想过用包括“传播学”等许多标签来描述他们的研究工作，然而在他看来，他们所做的最明智的决定是把伯明翰中心与当代文化而不是与传播学或者大众传播学联系在一起。[1]换而言之，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注意到了“大众传播”研究视野的狭窄，传播当有更加丰富的意涵，它应当与日常生活、与交谈、与宗教等联系在一起，于是英国学者放弃“大众传播”而转向“文化研究”，而美国学者凯瑞（James W. Carey）也在呼吁将传播作为一种“文化”来研究，以跳脱传播的“传递观”对于传播研究视野的钳制。

事实上也有大陆学者认识到中国传播学界这种“仿佛传播学讨论的生来就是大众传播”的弊端，胡翼青指出，大众传播若成为传播研究的唯一模式，意味着传播研究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大众传媒的支配力、控制力及其效果的研究，这样的后果便是，“如果传播研究只关注大众传播，那么它就会失去理论创造的源泉—人和他们的生活，与此同时它也失去了它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如果是这样，传播研究将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 [2]。在社交媒介兴起的当下，“大众传播”确实已无法指涉传播研究的全部，甚至在传播研究中的地位会不断降低。因而，我们也必须寻找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虽然传播系中的“口语”不再，但是口语传播研究依然存在。实际上，当下仍有相当一大批美国传播学者从事的是语艺方面的研究，当代的语艺学在吸收了论辩理论、认识论、后现代主义、戏剧论、诠释学以及批判理论中的思想和洞见之后，已成为传播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上工具，并渗透至当下的政治传播、风险传播、健康传播、环境传播等诸多领域之中。假使我们对这一传播研究取径认识不清，自然难以与美国传播学中的语艺学者对话，更难说上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正是因为口语传播学的存在，使得传播学在美国是一门集社会科学、人文研究与实践艺术三者于一体的学科。“当代语艺学者与他们二十世纪早期相关者所共享的，便是传播真实的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面向，以及瞭解及完成沟通的能力确实是门实用的技艺。他们和人文主义传统所共享的，也是对生活中语言的重要性与复杂性表示赞赏，并帮助人们成为自由与能做出抉择的个体。” [3]可以说，传播本就是人文的，这一传统在口语传播这一分支中被保留和发扬，传播是抵达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活动，它也是一门实践的艺术所在，而中国传播学却独独引进了传播学的社会科学面向，使得中国的传播学一度被大众传播的意识形态和范式所支配，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总而言之，口语传播研究的存在提醒我们，传播是一种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基础性活动，恢复对于传播意涵的全面认知，将有助于中国传播学从“大众传播”的桎梏中解套，也有助我们走向真正的“面向传播”的传播学研究。传播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每一句言语，每一次沟通，每一次试图从他人处寻求回应，每一次微信聊天，每一次拍抖音小视频，每一次微博转发，每一次“大众点评”……这些皆是传播，社交媒介的兴起让人类社会又再度回到日常交往之中，古老的传播研究也应当再度焕发其活力。

参考文献&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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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2.

[5]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2.

[6]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400.

[7]The New York Times Archives, Donald Jackson, 68; A Writer and Editor Of American History. https://www.nytimes.com/1987/12/11/obituaries/donald-jackson-68-a-writer-and-editor-of-american-history.html. 2019.3.4

[1]Prabook, Donald Dean Jackson.https://prabook.com/web/donald_dean.jackson/589551, 2019.3.4

[2]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3.

[3]马成龙.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从SCA易名为NCA谈起[J].新闻学研究,1999(58):245-256.

[1]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6.

[2]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398.

[3]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6.

[4]李琨.美国传播学教育:由来、特性与现状[J].国际新闻界,1998(3):70-77.

[5]Henry L. Ewbank, Jr. Henry Lee Ewbank, Sr.: Teacher of Teachers of Speech. Twentieth-Century Roots of Rhetorical Studies edited by Jim A. Kuypers and Andrew King, Praeger Publishers, 2001, pp. 31-69.也可参见威斯康星（Wisconsin）大学官网介绍,https://commarts.wisc.edu/about/history

[6]Knower, Franklin H. Graduate theses—an index of graduate work in the field of speech from 1902 to 1934.Speech Monographs, vol 2, no.1, 1935, pp.1-49.

[7]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5.

[1]Dewey, J.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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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展.序言[M] //李展主编.数字时代的口语传播：理论、方法与实践.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2.

[4]徐生权.传播学：追溯柏拉图还是抗击柏拉图？——从一本书的大陆、台湾两个译本的差异说起[J]国际新闻界,2019(5):166-176.

[5]游梓翔.数字时代的口语传播学：一个学科名称、核心概念与核心能力的分析[M] //李展主编.数字时代的口语传播：理论、方法与实践.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8.

[6]秦琍琍、李佩雯、蔡鸿滨.口语传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3.

[7]秦琍琍、李佩雯、蔡鸿滨.口语传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3.

[1]吴玫、赵晓健.横琴品牌身份构建：基于幻想主题分析的研究[A] .孙玮主编.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七辑）[C].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58-90.

[2]游梓翔.自我传播[M] //张秀蓉主编.口语传播概论.台北:正中书局,1998.

[3徐生权.传播学：追溯柏拉图还是抗击柏拉图？——从一本书的大陆、台湾两个译本的差异说起[J]国际新闻界,2019(5):166-176.

[4]马成龙.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从SCA易名为NCA谈起[J].新闻学研究,1999(58):245-256.

[5]马成龙.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从SCA易名为NCA谈起[J].新闻学研究,1999(58):245-256.

[6]Delia, Jesse 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History."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edited by Charles R Berger and Steven H Chaffee, Sage publications, 1987, pp. 20-98.

[1]伍静.传播学教育在美国[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12):179-183

[2]Chesebro, J. W. " Why we need to change our name to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pectra, vol.32, no.11, 1996, pp.2-22.

[3]徐生权.传播学：追溯柏拉图还是抗击柏拉图？——从一本书的大陆、台湾两个译本的差异说起[J]国际新闻界,2019(5):166-176.

[4]游梓翔、夏春祥.传播学门的再思考:口传与大传的分立史与整合路[J].中华传播学刊2003(4):109-144.

[1]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第2版）[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

[2]Craig, Robert T. "Book review." Communication Theory, vol.5, no.2, 1995, pp.179-184.

[3]刘海龙.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1):21-36.

[1]伍静.中美传播学早期的建制化历程与反思[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43.

[2]伍静.中美传播学早期的建制化历程与反思[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55.

[3]曹定人.介绍speech communication这个学科[J].新闻学研究,1991(45):151-158.

[1]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5-26.

[2]胡翼青.大众传播的批判性解读:以日常交流为参照[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2(4):104-109.

[3]杜斯、布朗,抗击柏拉图的阴影:人类传播研究导论[M].夏春祥译.台北：五南出版社,2017:67.

注释：

①在两位获得者的排序上,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的官方网站说明与罗杰斯有所差异,本文以官方网站的说明为准.详见:https://clas.uiowa.edu/sjmc/school-history。

②详见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官方网站说明:https://clas.uiowa.edu/sjmc/people/charles-swanson。

③ 关于“rhetoric”一词,亚里士多德给“rhetoric”下的定义为：“在一个特定情境中，揭示所有可以达到劝服方法的艺术”，因此台湾辅仁大学的传播学者林静伶主张从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出发，将“rhetoric”翻成“语艺”，即“语言艺术”之意。本文选择使用“语艺”一词，也在试图彰显传播研究中“rhetoric”研究的特殊性，以与中文系或者外文系的修辞研究有所区分。

④这一段历史详见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系官方介绍,https://communication.illinois.edu/academics/about/departmental-history。

编辑 / 安徽

➤作者简介 徐生权，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 2019年第8期35页至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