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国际新闻界  原创 杜丹

杜丹，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移动媒介实践的技术具身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9BXW099）的阶段性成果。

一
引言

在主流传播学的视野中，媒介研究重视大众媒介承载的文本内容与效果，而相对忽略身体与媒介的物质性，强调传播是“精神交往及互动”，是非物质性的活动，媒介是对象化的工具，是“社会心理实践”“文本实践”和“机构实践”层面上的媒介（唐士哲，2014），又或是作为“话语”与“制度”的媒介（延森，2010/2012：61）；媒介理论与传播生态学也将媒介技术视为传播的手段、工具和平台，认为媒介技术驱动社会和文化变迁。这些研究强调媒介的社会属性，显示出“单一的基于媒体的逻辑”（潘忠党，2014），忽视了一般意义上交往过程中媒介物的中介化作用，故而无法更深入地理解、描述和解释人通过媒介物展开的日常交往实践，并回应社会是“围绕着共有的实践理解而被集中组织起来的一个具身化的与物质交织在一起的实践领域”（夏兹金，塞蒂纳，萨维尼，2000/2010：10）。

就媒介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而言，Silverstone（1994）认为中介化伴随大众媒介而生，电视介入家庭，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互动，进而影响以人际交往为基础的社会生活；Livingstone（2009）在论及“一切的中介化时”，已经看到“新媒介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且“社会被各种媒介和信息环境大范围地改造”，她也认为中介化是“两个相区分的元素、成分或过程之间的连接”，中介化“协调人类活动”，并且让人理解整个世界和他们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语言就是中介化的范例）。上述对中介化的论述认为媒介物具有独立性、空间层面上的之间性（in between）与桥接作用，其中介人与人的交往，以及人对世界的经验和理解。然而，上述研究强调大众媒介的工具性与独立性，缺乏对传播现场中人的具身化实践的重视（语言就是具身化的），并且没有从媒介技术形态的演化、介入社会生活的多种形态，以及与人的具身关系，来观照人如何通过新兴的媒介技术来展开他们的传播实践，因此，这些研究具有时代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适用于当前（移动）智能终端、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催生的多重交往角色、多层交往空间与多样交互关系的传播格局，从而无法揭示智能、连接、感知与交互泛在的新技术环境下，人们如何通过媒介物来展开交往实践。

本文将尝试以“身体-媒介物”共生体（symbiosis）（Ihde，2002：93）作为思考的起点，通过引入技术哲学的“技术物的中介化”理论资源，尤其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唐·伊德（Don Ihde）的论述，来描述和分析人通过（移动）智能终端、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AI）展开的具身化实践与传播现象，以此拓展中介化的理论内涵，并揭示：随着万物智联来临，具身化的媒介技术可能产生的结果与影响。

二
作为行动者的媒介物

媒介物是人在具身化的媒介实践中积累的交往经验和知识的体现，是各种与沟通、交往相关的技术的物质性载体，媒介物虽然具身体现为各种新旧技术的演变、集成与物化，但不是对象化、静态的技术物，而是以身体为构造尺度，在人动态的具身化实践中，中介各种交往关系的物质性媒介。“身体-媒介物”共生体是指在各种新技术环境下承载、生产与传递信息的物质性载体，是Latour（1994）所言之混合行动者（hybrid actor/actant）。媒介具身是人通过媒介物展开的具身化传播实践。沿着这些概念的界定，本文寓含着媒介物作为传播实践的主体而非客体对象的推论，媒介具身是“身体-媒介物”共生体的行动，其中既包括人的主体能动，也离不开技术使然。

在Latour（2005：46）看来，人类行动者只是一系列行动中的占位符（placeholder），人类行动者的身体还具有模糊性，当人采取行动时，从来都不清楚是谁在表演，以及表演了什么，因为舞台上演员的行动具有不确定性，人从不单独表演，人的表演通常联系着一系列的物件（如舞台、道具与灯光等），而且，人类行动者还常常会模糊“真实自我”和“社会角色”之间的区别。因此，人类行动者并非“一种纯粹而毫无疑问的行动源”（Latour，2005：46），其需要与非人类行动者结合，成为行动的共生体。

因此，技术具身的行动者还包括与人的身体行动密切关联的各种技术物。在拉图尔看来，行动者网络既不是技术网络（如电力、火车、污水、互联网等），也不是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所说的，将人类代理人联系在一起的非正式的社会结构方式（如差异化的组织、市场和国家等），而是“行动串”（a string of actions），所有的参与者，包括人（actor）与非人（object），都是网络中的行动者和成熟的转译者（mediator）。其中，“行动串中的每个点都是分支、事件或转换的新起点，而不是简单地传输效果”（Latour，2005：128）。因此，网络化的行动过程就是人与物交织状态下的彼此联结、流动与变化，社会行动被转移或授权给不同类型的行动者，这些行动者能够通过不同的行动模式、不同类型的物质性力量联结，并展开表演。

拉图尔的上述观点丰富了我们对媒介物作为行动者的理解，启发我们将“身体-媒介物”共生体视为媒介具身的混合行动者，进而将人通过各种媒介物展开的传播实践界定为各种与交往、沟通相关的物质性力量的联结、交互与行动。

首先，本文将目前人常用的媒介物分为有形（如手机、报纸、电视等）、无形（如Wi-Fi、电子信号、电磁波等）与之间（如空气显示屏、平视显示器等）三种类型，将“身体-媒介物”共生体的空间关系分为互嵌（如人使用各种智能可穿戴设备、交通工具、Wi-Fi等）、近程联结（如看报纸、电视、电影等）和远程联结（如连接无人机、卫星等）。

其次，媒介物的应用存在“上手”（readiness-to-hand）与“在手”（presence-at-hand）两种状态。“上手”是指：身体与媒介物相融，媒介物成为人身体的一部分，变得“退出”（withdrawal）、透明或“延伸”，如人戴着Google眼镜体验虚拟现实等；“在手”则是指当媒介物被展示或放在商店中销售、修理时，它们与身体分离，成为被注视的客体对象或技术物。在人的媒介实践中，媒介物始终处于“上手”与“在手”之间，“上手”意味着下一刻的“在手”，而“在手”也可能使人的具身化实践重新开始。

通过赋予媒介物以非人类行动者的角色，将“身体-媒介物”共生体视为“一个持久的整体”（Latour，2005：72），便可将媒介物纳入行动者网络，来弥补人作为具身化实践的行动者的不确定性。对于人媒介具身的传播实践而言，几乎所有的社会行动与信息传递都通过身体和媒介物的融合、共生与互构来实现，由此可见，媒介物并非被动与中性的工具，它们与人一样，是行动的“转译者”。

三
媒介物的转译

在媒介具身的实践中，媒介物的转译生发于共生体，总是“改变且转变事态”（Latour，2005：52），生成新的行动计划与过程。这即是说，中介化的媒介物并不是“传义者”，也不仅仅连接、延伸或退出，它们“被赋予了转译其所输之物的能力”（拉图尔，1991/2010：93）。具体的转译过程是：人铭刻（in-scribe）“脚本”（script），并授权（delegation）给媒介物，之后，媒介物在人“上手”时发挥构成（composition）、转化（translation）与黑匣子化（black-boxing）的作用。拉图尔的这一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介化过程中各种（移动）智能终端如何“型塑或转换”人的行动。

首先，（移动）智能终端在人“上手”之前已被铭刻进“脚本”，它们是“一系列目标、步骤和意图”与“行动计划”（Latour，1994），而不仅仅是通讯功能的载体，或呈现为某种文化符号与身份象征。脚本来自设计师世界观的建构，设计师根据用户的性别、品味、能力、动机、愿望或政治偏向来定义用户，并将这些愿景“嵌入”媒介物。

其次，“授权”是媒介物转译过程中“最重要的意义”（Latour，1994）。设计者或权威管理者通过在（移动）智能终端中铭刻脚本来影响与规范用户的实践，“授权”显而易见地将存在与缺席结合在一起，即：一个缺席的手机设计者或移动通讯的管理者，通过授权“代理人”（媒介物），在不同的时空中，对人的社会行动与体验施加影响，从而改变人的沟通方式、交往习惯，并控制信息传播的范围。

在人“铭刻”和“授权”媒介物之后，“构成”是共生体中媒介物转译过程的第一层含义，即当人媒介具身时，作为混合行动者的人与媒介物彼此允许、授权与赋能。一方面，人具身化地使用且改造媒介物，另一方面，媒介物赋予人新的功能和行动的可能性，人或多或少被媒介物改变，这部分取决于人所使用的媒介物的可供性（affordance）、嬗变性（emergence）和技术动量（momentum）（延森，2010/2012：79-85）。因而，人与媒介物构成为“行动者的联合”（Latour，1994），同时，它们也是互构的，即当人能动地改造媒介物时，也被媒介物改造。

“转化”是媒介物转译过程的第二层含义。比如，当你想要联系某人时，看见手机就在桌上，你就会用它给对方打电话，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人和手机都发挥了作用，人通过使用手机这一物质实体及其功能，形成“人-手机”共生体，从而达成社交的目的、过程和意图。媒介物“转化”人的所看、所听与所想，使个体行动者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传递者与交互者，群体性的“转化”就可能形成特定信息流的生产、交流与沟通，从而产生由点及面的传播力量。

然而，当将该理论资源引入传播学的具身化实践研究时，我们不难发现，“构成”、“转化”和“黑匣子化”都呈现出媒介物在中介化过程中的行动者角色，“铭刻”和“授权”体现出的则是人对媒介物的单向操控，虽然它们是媒介物发挥“型塑或转换”作用的前提，并具有重要意义，但无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作为行动者的媒介物。拉图尔关于中介化的技术物如何转译人的行动的理论，不足以帮助我们从媒介具身的视角来揭示作为行动者的媒介物的中介化意图，尤其无助于我们探索人为什么如此“依赖”各种数字媒介物。

四
媒介物的中介化

拉图尔理论留下的缺憾，可以通过运用后现象学关于人与技术物的中介化关系理论来加以弥补，从而使我们更好地探讨媒介物在人具身化实践中的中介化意图，以及对人的行动与体验的影响。

（一）中介化意图：时间与空间的交织

伊德认为现实就存在于“人-技术物-世界”的关系中，他批判地吸收了海德格尔的技术的意向性，认为技术不是海德格尔所言之本质化或作为“座架”（Gestell）的技术，而是物质、实用与非还原（non-reduction）的，技术的意向性以一种“揭示方式”（way of revealing）解释世界（Ihde，2010：117）。伊德将技术物中介化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描述为通过技术具身的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和解释的关系（hermeneutic relation），这即是说，技术具有中介化的意图，其通过融入人的具身化实践、与人交互来揭示并解释世界，使人凭借技术物存在于且创造他们的“生活世界”（lifeworld）。接下来，让我们以书写媒介为例来阐释媒介物的“中介化意图”。

在人使用书写媒介的具身化实践中，中介化意图就内化于不同的书写媒介，它们在接受人的意图的同时，也纷纷向人授权。具体而言，一支笔会产生与打字机、文字处理器完全不同的书写方式、范式与文本，笔还有难以复制的私密的意图，人们用笔倾向于书写情书与家书，并产生更具个性化和精心雕琢的风格；打字机则具有公开和反复敲击的意图，产生更大众的写作风格和文本；在互联网普及的时代，书写通过键盘、鼠标、屏幕图形界面、文字处理器等中介物完成，它们具有数字化、程式化和规范化的意图，并形成易于复制与粘贴、删减与添加的编辑方式、简约风格与文本外观，使得书写更像是身体与媒介物“在一个系统中的行动”（Ihde，2002：98），文本内容更易传播。因而，人的书写实践并非完全出于人的意图，中介化的媒介物作为积极的“转译者”，不仅决定了人在不同的时刻与环境使用不同的书写媒介，还塑造出不同的使用经验、文本内容和交往方式。

不仅如此，书写媒介的中介化意图还“转化和改变人与使用情境”（Ihde，2002：100），发展出更广泛的行动者及其社会身份。比如：在欧洲，打字机最初旨在帮助视力不佳者或盲人书写，但是，打字机最终流行于各种办公室或秘书机构，成为书写最普及的媒介。如今，凭借互联网与人工智能（AI），书写已然突破了人与机器、实体与虚拟、专业与业余等边界，一些网络写手运用电脑创作的文本不仅在互联网中传播，甚至从线上影响至线下，产生了愈加广泛的社会影响。

可见，在历时性的层面，不同的书写媒介“型塑或转换”不同行动者的角色及其社会行动，创造且改变了不同的文本内容、信息生产与传播。在空间层面，“上手”的媒介物又是如何中介化各种交往关系的呢？

首先，共生体中媒介物的中介化通过人-技交互介面（human-technology interface）来实现。正如前文所言，身体与媒介物存在着互嵌、近程与远程的空间关系，这意味着人-技交互的介面是由身体与一系列与之交互、处在不同空间位置、有形或无形的媒介物组成，中介化运行的基本条件是媒介物要兼容大多数不同类型的用户和多类型的计算机设备、通讯装置和应用程序，并沟通彼此的信息传递，一方面，人-技交互介面向各种计算机设备、通讯装置或应用程序提供用户输入的信息，另一方面，人-技交互介面以人可知觉的方式传递且呈现各种媒介物向用户输出的结果。

其次，“上手”且“透明”是所有媒介物中介化过程中的共同意向。任何新媒介技术，如果要被普遍认识与使用，就必须被人具身体现，接近“透明”则是媒介物具身体现呈现出的“上手”状态，只有当人熟练掌握某种媒介技术之后，物件才能上手，仿佛变得“透明”。在一定程度上，媒介物的演进也是以其透明程度为标准的，这即是说：一旦人掌握了某种媒介物的使用技能，“新仪器或技术物件的发明创造会再次呼吁在新的一系列适应中进行相同的实践，而且用户也许很容易地就从一种技术转移到另一种技术”（Ihde，2010：124）。

可见，在人媒介具身时，不同时空中的媒介物既具有差异性的中介化意图，也显现出“上手”且“透明”的共同意向，它们在与身体的融合与交互中总是转变人的行动、决定和调节人的体验。然而，“上手”且“透明”是人媒介具身时试图接近的一种理想状态，媒介物本身并不透明，也没有完全透明或上手的媒介物，它们时刻都可能通过“在手”呈现其物质性。比如笔、电脑、手机与卫星都可能会损坏，即使当穿戴Google眼镜这样的设备时，封闭、环绕的虚拟技术环境并不能让人感知到透明，因为人的神经系统无法完全卷入虚拟现实的环境，无方向感、眩晕和恶心等身体症状随时会让实践者体验到身体与媒介物的实体差异。

（二）重塑知觉：实在与虚拟的结合

由上文可知，人知觉世界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媒介物的“上手”与“透明”展开，与此同时，媒介物的使用者“通过对技术的感知，以及通过我的知觉和身体感知的反身性转变，以特定的方式将技术带入我的体验”（Ihde，1990：72）。由此可推论，共生体中媒介物的中介化过程使人的身体知觉突破了有机体的局限，媒介物在转变人行动的同时，也以特定的方式延伸、拓展与塑造了人的知觉。

首先，媒介物对人知觉的重塑必须以活生生的身体为参照，并且具身体现人能够知觉的世界，言说人能够知觉的语言，才能被人理解。比如，由30多个世界一流研究团队通过8台射电望远镜和一系列计算机成像技术创造的“黑洞”图像，就为大众具身体现与解释了距离地球5500万光年的M87的黑洞。科学家们通过媒介技术进行的探索，再现了黑洞的实体状态，并塑造出“虚拟”的图像，图像作为人可识别的技术语言，言说了“关于黑洞的直接视觉证明”。黑洞图像告诉我们：在媒介具身的实践中，中介化的媒介物具有弥补人之不足的拉近、放大与视觉聚焦的优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有图有真相”，正如1978年法国天体物理学家让·皮埃尔·卢米、科幻电影《星际穿越》都曾向观看者展现过黑洞一样，这些技术中介化的图像无一例外地都在向观看者表明：随着科技发展，媒介技术的中介化拓展了人的视觉能力，延伸了人观看的空间，使人离“真相”越来越近。

其次，虽然中介化的媒介物延伸、放大与聚焦了人的视觉，但也减少或“退化”了人其他的知觉体验（如听觉、嗅觉等）。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通过人-技交互介面目睹的是碎片化的图像，聆听的是数字声音，因而体验到的是一些模拟或虚拟的场景，这种通过媒介技术对某物的简单、抽象的“知觉性聚焦”，通过抑制或减少其他感官，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强人的“准幻觉”（quasi-illusion）（Ihde，2002：38），使人对聚焦之物产生联想与想象。比如，有网友说“黑洞像台风的风眼”“跟星际穿越里的黑洞很像”“好像冬天家里用的小太阳”……再如，一些网民在聆听宇宙的声音（由空间探测器收集的信号转换而成）后说：宇宙的声音“似海底、似沙漠风暴，是绝望的孤寂”“有种科幻片的配音感觉”“如母亲的呼唤与抚慰”，也有网友指出“这是一种合成器音色，是一种流动变化的长音”。

人通过媒介物知觉世界的过程与结果嵌入着技术的意图，中介化的媒介物，在知觉层面，不仅向人解蔽或揭示世界，同时呈现出对世界的某种遮蔽或变形。在人媒介具身的实践中，虽然媒介物的中介化呈现出知觉的放大与减少、聚焦与失真，但媒介物使然的知觉体验，显现了未知与想象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实在与虚拟相结合的“数字目击”（digital witnessing）拓展了人的全身性感知。

（三）与人交互：行动与体验的粘性

中介化的媒介物正不断地重塑人的所看、所听与所想，这表明：在媒介具身的实践中，人的意图与行动只是人与世界关系的一个面向，还存在着现实如何经由媒介物塑造且呈现给人这一面向。因此，媒介物的中介化不仅拓展人的行动与知觉维度，还决定和调节人的体验，以及人卷入媒介的粘性。

行动与体验的辩证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人-技交互过程中媒介物的粘性。一方面，行动者共生体的实践涉及人通过媒介物展开行动，即我们如何认识、创造、使用与改进媒介物，来拓展人生存的空间与全身性的知觉。具体来说，就是指人使用媒介物成为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内容的生产者与传播者，通过驯化媒介技术，展现“我能”。

另一方面，媒介物的粘性取决于其所具身体现的物质实体。具体而言，（移动）智能终端、互联网、人工智能（AI）等媒介技术通过人的体验，与人建立起持久的“依赖”关系，其呈现的物质形态与功能，让人感知到“真实”，并激发人展开行动与想象。媒介物不仅转变人的行动，也决定和调节着人的体验，体验是媒介物赋予的，不同的体验之粘性对应不同“使用-情境”中的媒介物，它们具身体现与言说人体验的内容、形式与语言，同时呼唤人的具身化实践。

我们通过分析媒介物中介化人的行动与体验，可知媒介物的粘性就产生于人-技交互过程中。近年来，快速发展的语音识别、人脸识别、运动健康追踪等技术，正具身体现于各种（移动）智能终端（如智能手机、智能手表、手环等），它们具有强大的交互功能，可以“自然”地与人交流，给予人舒适的媒介体验。比如，人们通过与Siri、Google Assistant、微软小冰之类的虚拟“助理”对话，进行信息检索与互动；嵌入了运动传感器的智能APP记录与分析人行走的步数、消耗的热量、心跳与睡眠质量等……目前，这些（移动）智能终端越来越微型、集成和智能化，它们的便捷和普及使得人可以更轻松地参与决策制定和问题解决，从而调整自身的运动、学习与生活起居，同时，这些个人用户数据的大量生产、存储与交互，也帮助智能程序或机器进行深度学习，还促使许多社交平台、医疗保健组织建立标准化和可互动操作的程序、制度与方法，来保护个人数据的隐私与社会化挖掘。

电商平台的运作鲜明体现了上述人-技交互过程中媒介物的粘性。首先，人与电商平台的交互，产生大量关于用户购物行为与消费心理数据，它们既是用户的个人隐私，也是电商平台最宝贵的数据资源。其次，计算机对消费者的线上购物数据（如关键词检索、购买行为、竞价等）进行分析和统计，帮助管理者为广告主提供优化的广告投放策略。总之，运营电商平台的是一个由人生产数据，计算机负责算法优化、数据深度挖掘与信息推送管理的共生体，一旦隐藏在用户消费数据背后的消费行为、心理与规律被数据采集、计算挖掘出来，计算机就可以推理这些用户数据，来组合数据中可能存在的“最”优化的“用户-商品”关系，随着这一优化关系的持续推进，电商平台就将广告主、用户、计算机、商品与物流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像电商平台这样的媒介物还有很多（如维基百科网站、滴滴出行APP等），它们将人从海量复杂数据的采集、计算与分析压力中解放出来，提升了人解决问题的能力，用粘性拓展人的交往行动，重塑人全身性知觉与体验。但是，人的具身行动与体验也受制且局限于这些特定的媒介平台，很多参与者或用户对广告推送感到厌烦，担忧个人的隐私安全，其实就是一种深陷且受制于媒介物而产生的无力感。事实上，随着（移动）智能终端、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AI）成为大众交往的媒介，人的具身化实践越发“依赖”泛在、无形且智能化的媒介物，尤其值得人警惕的是媒介物用无处不在的粘性“订造”和“促逼”人，并将人“物化”为监视的对象、交换的商品（数据）。

五
结语

本文将人与物定义为行动者，将身体与媒介物视为行动者网络中的共生体，力图在传播学研究以人为中心、技术决定论的研究路径之外，通过聚焦媒介的物质性来探索其中介化的新意涵，并揭示在人媒介具身的实践中，中介化的媒介物已超出传统大众媒介所具有的独立、连接与传播的意图，其转变人的行动、重塑人的知觉，并调节人体验之粘性；媒介物与身体的共生、转译和交互建构了人与物、物与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与沟通交往，打造出日常生活的物质性“联盟”（association）（盖恩，比尔，2008/2015：28-29）。这一联盟易形成“媒介化”社会中特定科技、文化、商业与意识形态的垄断，导致新的人与媒介技术及其背后的商业资本、机构制度的冲突与较量。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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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 / 小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