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北师大学报 再建巴别塔

作者简介

周树华

周树华,博士,现为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Leonard H. Goldenson讲席教授。国际传播协会（ICA）院士、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CA）前会长 （2017-2019）、 亚太传播联盟（ACPC）副主席（2018-2025）。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主编，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和《传媒与社会》编辑，多种SSCI期刊编委。印地安那大学新闻学硕士、大众传播学博士。曾任广东电视台新闻部播音，英语新闻组组长（1988-1993）；阿拉巴马大学教授，副院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资深研究员、访问教授。

周树华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信息认知、媒介心理、媒介内容和形式、媒介效果、国际传播和视觉传播。出版 《传媒镜鉴：国外权威解读新闻传播教育》、《Research Methods in Communication》、《媒介效果与社会变迁》等学术专著和教材。此外，已发表近百篇论文和专著章节。

摘要

在新闻与传播学领域，基于可供性概念的研究产生了大量成果，不仅丰富了这一概念的理论内涵，而且该概念的分析场景已扩大至用户与新媒体关系的学术讨论。但是，已有研究存在着概念内涵过于宽泛、不同细分领域难以进行有效学术沟通等问题。对于数字媒体的理解，有必要回归到可供性概念最初的生态心理学视角，依照其提出者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的阐释来归纳可供性对数字新闻学研究的意义。可供性概念从生态心理学发端，在设计研究与技术研究中进一步发扬光大，现在进入到数字新闻学领域，新闻研究者藉此分别从生态学与心理学角度阐释数字新闻业的新现象。一方面，可供性概念促使我们树立动态的观念，以动态的视角考察媒体和内容的关系。另一方面，可供性概念鼓励我们关注使用者的认知与情感，克服数字时代新闻学研究对技术的过度迷恋。可供性有助于突破新闻学研究的固有边界，结合跨学科研究成果发展数字新闻理论。

关键词

媒介可供性；新闻生态；数字新闻；生态心理学

正文

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范围内的新闻业正经历着一场持续性变革。数字媒体平台全方位参与到新闻生产与分发；新闻消费从被动接受变为新闻信息发布、内容流通以及新闻再生产的过程被重组；新闻内容本身也发生转变，视觉主导的新闻直播与新闻短视频成为最受欢迎的新闻产品；最为重要的是新闻理念也发生了变化，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以客观、公正为导向的新闻理念逐步让位于诉诸情感和介入性的建设性新闻理念。数字媒体技术正在重新塑造着新闻业的各个方面，传统新闻与新兴数字技术二者间既存在张力，也具备相互合作的潜力，为了分析这种复杂的动态关系，新闻与传播学界也需要提出新概念进行阐释。

在数字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学者们借鉴生态心理学的“可供性”（affordance）概念，将其对生物与环境的研究成果引入到新闻传播领域，成为学者们切入数字新闻环境的“关系”议题的重要理论资源。可供性的概念由美国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James J．Gibson）提出。在1979年出版的《视觉感知的生态学方法》（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中，吉布森明确定义了可供性的概念，认为可供性是动物对特定自然环境中的事物所能感知到的行动的可能性。吉布森认为，环境的可供性既不是单纯的客观存在的属性，也不是单纯的主观认知的属性，而是两者的交互。与强调认知学习的传统心理学不同，吉布森的可供性理论将环境与感知者的关系放在研究的首要位置，因此能够更好地解释生物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例如，一块石头具有被投掷的可能性，但石头是否被投掷取决于认知这块石头的主体。一个孩子可能会意识到这种能够被投掷的可供性从而将它扔出去，而一名成年人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利用它来建造房屋。因此，环境以及环境中的物体所具备的某些客观属性并不一定能够发挥作用，这些属性给予感知者的行动潜能同样取决于感知者的经验和能力。

可供性概念强调环境的客观属性与生物主观认知二者间的互动关系。与此相似，数字媒体研究关注媒介本身特性和用户对这些特性的认知二者间的互动，主张以“技术－用户”的关系为基础探讨数字媒体能够产生的影响。例如，有学者从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入手，尝试着归纳社交媒体在日常使用中被广泛认知并加以利用的特性，并将这些特性总结为持续性（persistence）、可见性（visibility）、扩散性（spreadability）和可检索性（searchability）。这些可供性能够长久保存用户发布的内容，让内容被更多人发现，方便内容分享，帮助用户通过便利的方式检索内容。也有学者从移动媒体（mobile media）的技术特点出发，认为移动媒体所具有的便携性（portability）方便用户随身携带，可用性（availability）能够让用户随时随地使用，可定位性（locatability）帮助用户进行实时定位，多媒体性（multimediality）为用户提供同时消费多媒体内容的可能。还有学者在认识论层面细化可供性概念，将可供性分为物质可供性（physical affordance）、认知可供性（perceived affordance）和关系可供性（relational affordance）三个方面，提供了研究媒介本身特性和用户认知互动关系的理论框架，能更准确地分析媒介物理属性和使用者感知以及二者的相互关联。

尽管关于可供性研究的出发点大多从“技术－用户”关系入手，但研究者对可供性概念的理解与施用环境有分歧。对于“技术－用户”关系的不同侧重使得可供性的内涵过于宽泛，但细分又难以进行有效的学术沟通。因此，本文主张回归到可供性概念的生态心理学视角，依照其提出者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的观点重新阐释可供性对数字新闻学研究的意义。基于生态心理学的可供性概念能够从生态学与心理学角度帮助我们理解媒体与用户的感知关系，发展数字新闻生态理论。

一、可供性理念：基于人与技术关系的分析

可供性概念主要关注的是动物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机制。詹姆斯·吉布森最初对可供性做出的定义与其字面意思十分相符，指的是动物对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的事物展开行动可能性的感知。可供性的提出转变了以往强调环境的客观性与物理属性的学术传统，转向能够被动物感知的生态层面的环境，因此，可供性更有助于研究者具体分析动物与环境的关系。概括而言，吉布森的可供性研究包含了生态环境本身的物理特性、生物的认知方式、认知与行动的关系，以及生物认知与客观环境的关系。随后，唐纳德·诺曼（Donald Norman）将基于动物与生态环境的分析引入到设计学中，将设计物的可供性定义为物品能够引发某些特定行为的基本属性。比如，圆形把手吸引着使用者去扭转，而杆状把手则吸引使用者去推拉。这些设计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但人们看到不同的把手便会不由自主地做出相应的操作。诺曼认为，可供性指的是事物可以被感知到的真实属性。虽然诺曼的看法被一些学者认为过于强调设计物的固有属性，是一种以物为基础展开的使用者行为研究，但他从用户认知与物体本身属性二者关系入手讨论物品的设计，将可供性研究的“关系”从动物与自然环境转变为人与制造物，扩大了可供性理论的影响力，也为后续着眼于人与技术关系的可供性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

威廉·盖弗（William Gaver）进一步发展了诺曼的概念，将可供性应用于有关数字技术的分析，是将可供性施用于人与技术关系的早期代表人物。他认为可供性并非是行为者通过观察立刻能感知的，可供性的认知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这种需要“试错”的可供性被盖弗称作“顺序可供性”（sequential affordance）。盖弗提出的概念丰富了可供性的内涵，指出可供性的动态特性：可供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人们感知的变化而产生变化。随后，盖弗进一步理论化可供性的动态特性，提出技术属性与行为者认知的四种状态，分别是用户能够成功认知的“被认知可供性”（perceptible affordance）；用户成功发现技术不具备的可供性，被称为“准确拒绝”（correct rejection）；用户没有发现的“隐藏可供性”（hidden affordance），以及用户认知但实际并不存在的“误认可供性”（false affordance）。盖弗对可供性“关系”与“动态”内涵的讨论对数字新闻学研究有两方面意义：一方面，相较于设计学对可供性的使用，盖弗的分析更加强调用户感知的作用，更加贴近生态学路径对生态系统不同要素关系的强调。数字新闻研究关注的是数字技术给新闻业带来的新现象，因而也更容易“迷恋”数字技术，盖弗的理论有助于新闻学摆脱对技术的过度强调。另一方面，盖弗也强调了研究者在分析时应当注意技术发挥影响是一个动态的、不确定的过程。在数字技术不断变革的当下，以动态的视角归纳总结数字媒体的可供性十分重要。

总体而言，可供性概念着眼于人与技术的关系，提供了一条介于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学术取径。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争论的焦点是技术自身特性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前者认为技术具备很强的自主性，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特点与新规则对社会环境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后者则认为技术具备很强的社会属性，技术的价值是社会赋予的，并非基于技术自身发展逻辑而产生的。可供性理论从人与技术关系入手讨论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既不强调客观存在的技术属性对社会发展有决定性影响，也不主张人的主观认知对技术发展有决定性影响，因此是一种介于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学术取径。

随着可供性理论在数字新闻学中的应用发展，不少研究实际上将可供性等同于“技术可供性”（technological affordance），简化为技术的某些特定属性或者功能，忽视了对行为者与环境关系的讨论。针对这一问题，学界已经开始了不同的理论尝试。例如，有学者针对可供性在传播学领域的混用提出了三条判定标准，包括：可供性不应当是物品或物品属性，可供性不应当是行动的结果，可供性应当是具备一定范围的可变量。还有学者提出“想象的可供性”（imagined affordance），旨在阐明用户对信息技术以及数字媒体的期望对用户行为产生的影响。人们在脑海中期望的技术特性可能并不是技术的固有属性，但这样的想象又是用户认知技术和使用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物质属性、设计诉求以及用户认知三者中间的概念，想象的可供性能够很大程度上避免对数字技术固有属性的过度强调。

顺应对“关系”与“动态”的理论诉求，同时也为了能够更好地分析数字新闻生态系统中的新兴媒体和新兴现象，本文主张回归到詹姆斯·吉布森所提出的有关可供性的生态心理学路径上，分别从生态与心理两方面展开有关数字媒体固有特性、行动者认知层面以及人与技术关系的讨论。

二、可供性的生态学路径：数字网络中的不同主体

在数字技术发展过程中，一种新的基于“网络”（network）的社会形态逐渐形成。包括新闻行业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与组织形式发生了重要变化。数字信息技术不仅仅将记者、用户、意见领袖和社会组织等要素连接起来，更形成了一个多元化、去中心化的网络。新闻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也不再由记者主导完成，而是由网络中不同主体共同参与完成。对此，研究者们主张将新闻业看作一个生态网络，所有行为者与机构均是生态网络中的信息节点，不同节点相互联结共同构成了新闻传播的多主体、多中心架构。关注生态环境中生物与环境关系的可供性概念与新闻生态网络的研究有着共通之处，有助于研究者阐释生态网络中不同主体间的关系。

（一）新闻生态、新闻网络与可供性

作为一种跨学科理论视角，生态学路径对于新闻传播研究的意义在于摆脱了原有对媒体内容及其效果的重点关注，不再去强调媒体的属性，而是着眼于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吉布森提出可供性理论的愿景。当时，主流认知理论强调以生物体为中心的认知处理模式，而吉布森则强调环境和生物体之间的互惠互动关系，提倡一种非生物体中心的理论视角。顺承吉布森的看法，有学者将可供性定义为“行动者－环境这一系统中决定能够做什么的属性”，主张没有任何一方在这个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也有学者将可供性视为情境化的概念，必须要从关注“物种－环境”的宏观体系转向关注特定环境与行为者在该环境中的行动能力之间的关系。尽管切入点不同，但他们所阐释的可供性理论都试图从生态视角出发并在理论层面赋予环境、特定物以及行动者平等的地位，并就这些平等主体间的关系展开学术分析。

这也与近年来新闻与传播学界大量引用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相契合，都提倡人与一切非人物之间的平等关系。行动者网络理论发端于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研究，主要的理论贡献者是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拉图尔十分强调关系，认为人、理念、物质技术以及一切建构物都处于复杂的关系之中，没有任何一项存在于这些关系之外。行动者网络理论反对以人为中心对社会关系进行建构，主张将网络中一切人与非人的行为者称为“行动者”（actant）。人与技术、建构物以及理念都被平等地、没有前置判断地置于同一社会关系中，并没有主体与客体之分，不同的行动者在不断的互动中形成某种“关联”（association），从而构建了社会所处的网络。有学者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继承”了芝加哥学派提倡的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的观念。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将城市与社区看作一种由人口、人工制品、习俗信仰以及自然资源四个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合体。帕克运用生态的视角考察人类生活的城市，试图表明，我们不能孤立地理解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也不能将其视为社会变化的单一原因，而是需要对它们的具体关系进行系统分析。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相似，帕克的研究能够帮助新闻生态理论对数字信息网络中包括技术、人、新闻内容在内的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解读。

如果说可供性为我们提供了在具体情境下分析人与技术关系的理论工具，那么行动者网络理论则在宏观层面为我们认识新闻传播生态提供了认识论支撑。二者所提供的网络与生态视角有助于我们摆脱经典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对媒介效果的执着，更准确地描述数字技术、社会和环境的复杂性。近年来，社交媒体经历了平台化（platformization）、基础设施化（infrastructuralization）的过程，即平台不断扩张，提供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从内容生产平台发展成为人们消费、交易、生活的重要基础设施，将先前由不同主体承担的功能纳入到统一的平台之中。随着平台化与基础设施化的不断加深，社交媒体平台的逻辑也嵌入到新闻生产与传播中。在新闻生产方面，社交媒体成为新闻采集活动的基础设施，记者作为信息生产主体的专业优势大大减弱，新闻生产已然成为多元化主体进行的网络化生产；在信息传播层面，数字媒体平台成为信息流通的基础网络，不仅普通用户依靠媒体平台发布信息、建立联系，政府机关等组织也都无需仅只依靠传统媒体，转而依托于数字媒体平台直接向受众发布信息，建立并维系自己的社群。在这样一个网络化时代，研究者不能再孤立地研究单个媒体组织、文本或实践，必须要关注在数字信息网络中人与技术的关系，而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可供性概念为我们理解技术与人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以去中心化的视角理解新闻生态中的不同主体

可供性视角是一种去人类中心的主张，也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主张。可供性的去中心化思路更新了旧有聚焦于“生产－分发”的链条式研究思维，转而用更整体、更动态的方式关注人、技术与环境的关系。例如，有学者区分了可供性理论与计算机辅助传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研究的区别，认为可供性能够避免计算机辅助传播所蕴含的以人类为中心的视角，协助我们分析原有理论无法关注到的新现象。在吉布森的表述中，影响可供性的要素主要包括观察对象、观察者、环境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在拉图尔等行动者网络理论学者看来，所有分析都无法脱离对“关系”的研究。不同概念所主张的都是去中心化的研究路径。随着对平台化和基础设施化进程的讨论不断深入，这种去中心化的研究思路呈现出强大的解释力，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科学技术研究（STS）和媒介环境学派（media ecology）相结合，吸收芝加哥学派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行动者互动关系的考察，发展去中心化的新闻生态系统研究。

鉴于此，可供性理论实际上增强了新闻学理论对其他理论体系的融合能力。一方面，基于可供性理念的数字新闻学研究能够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相结合，将数字信息网络视为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基底，将针对新闻业的分析放置于网络与关系之中。另一方面，基于可供性理念的数字新闻学研究能够和平台化、基础设施化等理念相结合，将数字媒体技术视为新闻生态环境的基底，对新闻生态中不同“关系”展开研究。

在具体研究层面，我们可以从不同主体出发讨论新闻生态中的关系。从新闻记者的角度出发，社交媒体平台成为记者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以及展开访谈的主要工具，传统新闻采集活动的固有规范发生变化，记者的专业优势大大减弱，新闻记者对这些变化的认知及其对新闻工作产生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从用户的角度出发，社交媒体平台供给了用户生产新闻、传播新闻、对新闻再生产的可能，用户如何认知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和自身身份的转变，以及这种认识对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同样是重要的研究课题。此外，从社交媒体的角度出发，媒体的功能是如何吸引新闻记者和用户的？他们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在后续平台功能更新中发挥了何种作用？平台功能更新又对不同身份的用户产生哪些新的影响？可供性概念能够帮助我们以动态的视角看待不同主体间持续变化的相互影响，从而更准确地分析这些问题。

三、心理视角的可供性分析：认知与情感

除去生态层面，可供性概念也能从心理层面帮助我们研究分析数字新闻时代的新现象。认知与情感是人心理活动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看，认知指的是人对于事物的知觉，往往是抽象的、准确的，而情感是对事物的感觉与体验，往往是直观的、模糊的。可供性概念所提供的心理学视角有助于我们分析技术使用者对技术的认知过程，也能协助我们分析使用者在与技术互动中的情感感知过程。例如，一项针对虚拟现实（VR）技术的可供性分析表明，虚拟现实技术供给的沉浸性，能够影响用户的具体使用行为，从而提升用户对内容的共情能力和学习能力。而虚拟现实供给的在场感（presence），即使用者意识到自己处于虚拟空间的感觉，同样能够影响用户的使用行为，提升具身认知（embodiment）能力和学习能力。概括而言，可供性理念能够为数字新闻学研究提供分析行为者心理的跨学科视角，拓展新闻学研究中有关技术与人关系的讨论。

（一）可供性与认知

在吉布森关于动物的研究中，不同动物具备不同的认知能力，所以看待周遭环境的角度不同，获取的信息也不同。因此，不同动物对同一环境的可供性也有不同认知。相似地，拥有不同教育背景、不同身份、不同认知能力的人在面对同一技术时，也会产生不同的认知。例如，熟悉编程知识的“码农”与从事新闻报道的记者对同一款即时通讯软件WhatsApp的认知很可能是不同的。码农可能从技术层面关注通讯软件，将它视为一个拥有相对完善的点对点加密程序的聊天软件，而记者很可能将其视为被访对象愿意使用的相对安全的采访工具。针对不同使用者对环境的不同认知，吉布森提出了“小环境”（niche）的概念，指的是一组相对特殊的针对特定认知者的可供性。比如，溪流底部的一个小坑对于亟待产卵的鱼来说是适合的产卵地点，但其他鱼类并不会产生这里能产卵的感知，可能会认为这里适合休息。可产卵这一可供性只能够被部分鱼类认知，是一种相对特殊的“小环境”。因此，可供性不仅仅是技术物或环境的品质，更取决于认知者在与环境互动中产生的认知。顺应这一逻辑，前文盖弗提出的“被认知可供性”“准确拒绝”“隐藏可供性”和“误认可供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对用户认知的分类，用户能否成功认知技术的某些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些属性能否成为可供性。

在生态心理学分析中，可供性概念强调生物的认知在环境影响生物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数字新闻学研究中，可供性要求我们关注人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分析使用者在特定情况下的具体认知对媒介效果的影响。为了准确了解用户对技术的认知情况，有学者通过问卷的方式考察个体用户对组织工作中的信息与传播技术（ICT）的可供性的认知情况，并使用因子分析归纳总结出用户所感知到的可供性。也有学者主张与用户展开深度访谈来考察用户对可供性的认知。例如，对用户有关印刷媒体可供性认知的访谈发现，纸质媒体所供给的“导视”（wayfinding）可供性对缓解信息过载带来的负面情绪十分重要。“导视”指的是新闻报纸上评论栏目和新闻栏目在视觉上的显著区分，有助于用户直接找到新闻，从而缓解信息过载带来的负面情绪。一项同样基于深度访谈的后续研究对比了印刷媒体与数字新闻网站的区别，发现新闻网站独有的一项可供性：“超链接性”（hypertextuality）。新闻网站之间的相互链接有助于用户更便捷地获取信息，同时也更容易迷失在过量的信息之中。

这一系列研究从新闻消费者的认知出发，不仅提供了切入新闻媒体可供性的方法，还延伸到数字新闻时代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议题的讨论上。例如，纸质媒体的导视可供性恰恰是数字新闻媒体所缺失的。数字网络中的海量信息，尤其是疫情新闻以及有关政治议题的极化讨论，可能会持续性地给用户带来负面冲击。导视可供性为用户提供了一种寻找信息的途径，能够缓解受众在面对海量信息时的焦躁情绪。与此同时，导视可供性如果与算法带来的负面效果相结合，可能会引导用户通往固定的信息源头，加固“信息茧房”，让用户不断被所谓的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和观点包围。久而久之，用户接触不同观点的频率下降，与异见群体的互动也逐渐停滞，从而加剧用户所持有的刻板印象，最终导致社会层面的群体极化。

此外，时间也是人认知世界的一个重要维度，时效性是现代新闻业强调的重要新闻价值，随着各种技术形态的媒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渗透，媒介建构的时间在人们日常活动安排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新闻产品在时间维度上的可供性同样是研究用户认知的重要课题。例如，有学者提出了“暂时可供性”（temporal affordance）的概念，包括即时性（immediacy）、现场性（liveness）、准备时间（preparation time）、短暂性（transience）、时间固定性（fixation in time）和扩展回溯性（extended retrievability）。时间既是贯穿于新闻业各个环节的重要元素，也是难以系统化研究的因素。尽管目前系统性研究时间可供性的成果较少，但时间的确是可供性概念的一个重要构成维度，是兼具理论难度与理论前景的研究课题。

（二）可供性与情感

长久以来，主流新闻学研究立足于传统新闻实践规范，将情感作为实现新闻客观与公正的阻碍因素。这种倾向使得以往传统新闻学研究主动忽视或不自觉限制对新闻情感要素及其发挥作用机制的探索。随着媒介心理学的不断发展，新闻学理论大量借鉴已有对人类认知和行动的心理研究，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情感在新闻与人之间的连接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此外，数字技术也为新闻用户“供给”了新的表达形式，此种形式具有更强的动员性，因此数字新闻用户较传统新闻受众更易于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进行情感参与，也更能表现介入社会进程的意愿。从信奉客观公正到认可情感参与的转变被学者称为新闻学的“情感转向”。鉴于情感在新闻研究中不断上升的理论价值，我们认为可供性与情感的研究也是数字新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理论层面，有学者提出了“情感可供性”（emotional affordance）的概念，特定媒体技术的情感可供性是它促成或限制特定情感经历的能力。比如用户在打开手机的自拍功能后，会不自觉地使自己的身体动作和面部表情进入特定的自拍模式。这种反应表明，人将手机的自拍功能视为一种自我表达和情感展示，需要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的配合。也有学者吸纳政治心理学的“情感智力理论”，提出了另一种“情感可供性”（affective affordance），认为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特性供给了用户对于新闻的直白且分散的情感反馈。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沟通可供性”（communicative affordance）本身带有对媒体使用者的情感供给，学术分析也应当讨论用户的情感。上文提到的移动媒体的便携性、可用性和可定位性方便使用者与亲朋好友建立联系，让人感到愉悦，但也让用户能够无时无刻都被人寻找，容易引起焦虑等负面情绪。尽管该研究没有使用情感可供性的概念，但实际上已经将情感纳入到可供性分析中。

在数字新闻领域，首先，情感在数字新闻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即时通讯工具已经成为记者采访的主要工具。相比于电话和邮件，记者和受访对象通过社交媒体能够建立更亲密的联系。这也使情感因素以更加显著的方式影响新闻生产过程，这种情感可供性对数字时代的新闻职业道德提出了新的要求。其次，情感在数字新闻流通中成为左右新闻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达强烈情感与偏激观点的新闻更容易被用户分享，诉诸情绪的新闻媒体内容被不成比例地放大。依赖社交媒体获取新闻信息的人更容易受到这些激烈的情感影响，听信偏激的言论。从全社会来看，这种情感可供性在社会极化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情感可供性也要求我们更加关注数字媒体的效果。在报纸占据主流的年代，新闻记者主要通过文字来传递信息，需要强大的文字表达能力才能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依托于视觉内容的电视新闻报道主要依靠画面传递信息，更容易让观者产生情感共鸣。9·11事件发生时，飞机撞向双子塔的画面无需添加任何信息便能对观众产生强烈的冲击。随着VR与AR等沉浸式技术的发展，沉浸式的视觉报道进一步提升了技术唤醒人情感的能力。全景新闻内容能够为观众带来更加深入忘我的体验，记者似乎只需要将摄影设备放置于现场便能制作出让观者共情的作品。新技术带来的沉浸感，更容易让受众体验当事人的情感从而产生共情，然而过度的共情也可能给受众带来情感伤害，这也产生了新闻伦理的问题。总而言之，情感可供性是新闻生产、流通以及效果研究中亟待开采的宝矿。

四、结语

本文主要回顾了可供性概念从生态心理学发端，经由设计研究与技术研究进入到数字新闻学的过程，主张从可供性概念提倡的生态学与心理学视角出发，动态地分析新闻生态系统中不同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技术使用者对技术与环境的认知和情感感知。概括而言，可供性理念对数字新闻研究的启示可以归纳为两组概念：“关系”与“动态”以及“认知”与“情感”。

首先，可供性概念要求我们树立动态的观念，以动态的视角考察关系，这一观念在数字媒体研究中尤为重要。关注环境中不同主体的关系是可供性概念着重强调的；数字媒体技术创造了吉布森所谈论的“环境”，人在数字环境中与其他主体互动，参与并塑造了环境；依托于可供性理念的新闻学分析关注人、技术、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也与吸收芝加哥学派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数字新闻学研究相契合，对数字新闻环境及其与环境中行动者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考察。可供性强调以动态的方式理解网络中不同行动者的可供性，以及人对环境与技术的认知和产生的情感。在不同时间、不同社会中，同一技术可能被不同群体以不同方式使用，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整个数字新闻生态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在一个网络或生态系统形成的过程中，行动者之间会存在冲突与合作，这种互动会随时转变行动者间的关系，也会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因此，作为一种关系概念（relational concept）的可供性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学者以动态的视角考察。

其次，可供性概念鼓励我们关注使用者的认知与情感，克服数字时代新闻学研究对技术的过度迷恋。数字新闻研究关注的是数字新闻业的新现象，而新技术在新现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数字新闻的研究过度强调数字技术的影响，就会不自觉地陷入技术决定论。可供性概念关注用户对技术的认知与感知，强调使用者对技术发挥作用的影响，有助于新闻学摆脱对技术的过度迷恋。同时，可供性概念在理论上将情感纳入到新闻学研究中，是新闻学情感转向中重要的理论创新。用户的情感感知在技术对人的影响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以可供性为基础的用户情感研究为新闻业的生产实践研究和受众分析提供新的理论切入点，可能在不远的未来会对新闻理念进行全面重构。

最后，可供性概念还能够协助我们展开跨学科研究，更好地吸收技术研究与心理学的成果，突破新闻学研究的固有边界，展现其触及重大社会议题的理论潜力。

（本文原刊于2023年第4期

已略去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