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凡·巴格尔 | 2×2表格作为社会学的想象力如何塑造学术著作?
2021-12-06 07: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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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Sociological Theories ,作者Stefan Bargh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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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工具与社会学想象力:2×2表格如何塑造米尔斯、拉扎斯菲尔德和帕森斯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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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凡·巴格尔(Stefan Bargheer)

Bargheer, Stefan. 2021. "Paper Tools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How the 2×2 Table Shaped the Work of Mills, Lazarsfeld, and Parsons."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52:254—275.

兰德尔·柯林斯和迈克尔·马科夫斯基在《发现社会》一书中曾说道:“帕森斯喜欢对不同的差异项进行交叉分类,然后达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概念体系。他的基本功能(一共4种,帕森斯的所有东西都是以4件套的形式出来的)体系也可以以这种方式来呈现。其每一项都被划归为属于手段或结果,以及属于外部或内部。对这些要素进行交叉分类,我们就得到了下面这个表格……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这还是帕森斯的分类中最为简单的一种)为什么帕森斯有深奥难懂的名声了。”(2006:349)

柯林斯和马科夫斯基的话不全是戏谑,但确实有揶揄的口气在里面。不过,最近,丹麦奥胡斯高等研究所的斯特凡·巴格尔(Stefan Bargheer)更加严肃地看待这个“4件套”的问题。巴格尔在《美国社会学家》(The American Sociologist)上发表了一篇与柯林斯和马科夫斯基上面这段话相关的文章,但他不再揪住“晦涩难懂”这个重复太多而略显无聊的词,而是讨论2×2的四分法既作为一种论文写作工具,又作为一种社会学想象力的具体表现,如何深刻影响了帕森斯、拉扎斯菲尔德以及米尔斯的著述。

该文题为《论文工具和社会学的想象力:2×2表格如何塑造米尔斯、拉扎斯菲尔德与帕森斯的作品》(Paper Tools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How the 2 × 2 Table Shaped the Work of Mills,Lazarsfeld, and Parsons)。文章仅从标题上看就引人瞩目,因为熟悉《社会学想象力》一书的人必定记得,米尔斯用了两个章节的篇幅痛斥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而两者的代表正是帕森斯和拉扎斯菲尔德;但《论文工具和社会学的想象力》这篇文章的作者却指出,米尔斯与他痛骂的两个人有重要的共通之处。如作者本人所说:“本文意在显示,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想象力,与他攻击的两种主流学术路线之间的共性,比他自己宣称的要多。”(Bargheer,2021:255)

这篇文章结构比较简单,大致可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言,作者提出问题和说明方法;第二到第四部分依次集中于拉扎斯菲尔德、米尔斯和帕森斯,澄清这三人对2×2表格的理解,并简单比较;最后一部分是总结,基本可归纳为三点小结论。

一、问题和方法

《社会学的想象力》初版于1959年,往后60余年的历史证明了,这本书不仅是米尔斯最为持久的作品,是他本人对社会学最大的贡献,也是战后社会学最有影响力的文本之一,即使是对社会理论风气不甚敏感的人也能意识到,米尔斯创立了一套至今仍为社会学家援引的批评话语。历经半个多世纪,该书的崇高地位毫无衰落迹象,仍然是社会学的经典和畅销著作。很难弄清楚《社会学的想象力》后来获得的成就对学者们评价米尔斯有怎样的影响,但可以观察到,在不少时候、不少地方,米尔斯似乎都不再是一个生活于特定时期并且承载了特定社会痕迹的活生生的人,而是有着穿透历史的深刻目光的天才。

可以确定这多少是夸大的说法,是在赞扬他人时经常出现的夸张修辞。不过,如果一定要问:米尔斯对帕森斯和拉扎斯菲尔德是否有误解?是否夸大了这两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但米尔斯身上有没有和他批评的人一样的重要特性——正是这种共性才进一步反映出米尔斯身上的历史和社会痕迹——呢?这个问题似乎就不太容易回答了。找共性当然不难,但难的是找到有意义的和重要的共性,对于三个都是搞学术的人来说,学术创作显然就是有意义的和重要的共性可能出现的地方了。所以,更简单地问:米尔斯和他严厉批评的两个人,在学术上有没有什么共性?如果思想上没有,那物质对象或说研究工具呢?

巴格尔在理论方法上追随拉图尔与皮克林等人,讨论客观中立的物质工具(对象或直接说物)如何在研究中产生实质性影响。在科学史的所谓“物质转向”之后,“科学”本身的含义也有了变化,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理论框架、经验观察和物质工具。由于每个部分都有相对自主性,所以科学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一个整体结构,科学发展也并不总是等同于三者的携手进步。从物质转向反观社会学思想史研究,人们就不难发现,社会学里面除了理论和经验,还有所谓的论文工具(paper tools),有人也称之为论文技术(paper technologies)或论文机器(paper machines)。巴格尔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基本上,论文工具指的是学术论文创作中使用到的一系列研究工具,无论这些工具出现在论文写作的哪一个环节,服务于哪一种目的,也无论究竟是可触的还是不可触的(不能把object意义的物质等同于material意义上的物质),例如说曾被阿伯特吐槽的PoP文献搜索软件和深刻批判的一般线性模型。

和社会学其他领域一样,实证主义和反实证主义的争论也贯穿了社会学思想史研究,不过,这两派都没有注意到论文工具这一物质维度。既有的社会学史在谈及知识生产过程时讨论到了一系列影响因素,例如社会网络、科研机构的组织架构以及学术研究的资助背景等等,论文工具等物质对象仍然是作为客观中立的存在,隐藏在或者说消失在背景之中。然而,论文工具绝不是表达或者证明既存知识的中立物,而是一股生产新知识的能动力量。当然了,关注物质对象并不意味着放弃已被证明有深刻影响的诸多“非物质”因素,而只是说不应当忽视前者。

另外,巴格尔从侧面强调了库恩的重要性和超越库恩的必要性。一方面,范式和更加弱化的表达(例如词汇表)都意味着不可通约性,不同理论体系之间不存在一套共同的语法,不能随意相互转换;但另一方面,范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理论和经验上,后库恩的立场意味着,要在不可通约的理论传统中寻找可通约之物,其中的一个方向就是物质维度。综上所述,在社会学思想史的领域内,通过2×2表格探究米尔斯和他批评的两个人之间的共性,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二、拉扎斯菲尔德对2×2表格的理解和使用

从思想史上讲,2×2表格反映的逻辑原则十分古老,最晚也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然而,出版物中,这种逻辑明确以表格形式出现的时间却很晚,直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随着卡尔·皮尔逊等统计学家将其作为相关系数的计算工具来使用,2×2表格才逐渐流行起来。社会学家一开始也是把它当作统计计算的工具,早期使用它最有影响力的一部作品,正是大名鼎鼎的萨缪尔·斯托弗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在1937年出版的《大萧条时期家庭研究备忘录》(Research Memorandum on the Family in the Depression)。斯托弗最早知道这个工具,把它介绍给拉扎斯菲尔德,在合著的这本书里面,他们两个人想用2×2表格来分析数据,但当时的问卷表是8个问题×3个备选项,逻辑上可能的组合达到了6561个,维度太多难以使用。所以,斯托弗和拉扎斯菲尔德做了统计上并不严格的实用性简化,直接忽略或舍弃某些维度,最终建立起一个2×2分类表,接着又用数据检验了这个表格。

相较于斯托弗,拉扎斯菲尔德对这一工具的使用更加灵活,不仅把它当作统计分析的工具,也用它来做定性分析的概念类型学建构,这多少就有些理论的意味了。不仅如此,拉扎斯菲尔德还是应用社会研究中心(the 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简称BASR)的创建者,更推动这一工具的流行。BASR在1940—50年代风头强劲,连同哥大社会学系一起,为战后美国社会学输送了大量专业人才。在拉扎斯菲尔德的领导下,BASR的研究人员也十分重视2×2表格,这特别体现在一些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教科书中。

作为拉扎斯菲尔德最亲密的伙伴之一,汉斯·采泽尔(Hans Zeisel)1947年出版的《用数字说话》(Say It with Figures)不仅是当时有影响力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教科书,而且本身就是BASR的方法总结。[多说一句,这本书不是国内已经出版的《用数字说话:民意调查如何塑造美国政治》,民意调查这本的作者是苏珊·赫布斯特(Susan Herbet),原题为Numbered Voices: How Opinion Polling Ha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采泽尔国内已经有翻译的一本书是与人合著的《用数字证明:法律和诉讼中的实证方法》(Prove It With Figures: Empirical Methods in Law and Litigation)。]采泽尔的教科书中,2×2表格在因果解释上可说重中之重,以至于“只要因果解释还是目标,那它不是社会研究的一种工具,而是唯一的工具”(Bargheer,2021:259)。与之匹配的,教科书还会教授如何处理连续和不连续变量,也就是如何降维,最主要的就是如何把高于定类层次的变量降低为定类变量,而且仅仅是二分的变量。

50年代研究方法的另一本代表作品是赫伯特·海曼的《调查设计与分析》(Survey Design and Analysis)。海曼也出身于BASR,他这本书不仅把2×2表格放在中心,而且详细介绍了如何操作IBM公司的机械计算机。这个机器主要处理不连续变量,理论速度大大快于人工,但操作仍不方便,为了缩短时间,研究人员非常希望缩减变量。由于针对连续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的计算机和软件(SPSS)60年代末才投入市场,因此,虽然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在50年代末就已经为人所知,但只能手算,所以实践中很少有人用,而采泽尔和海曼的教科书压根就没提这件事。40—50年代,2×2表格是让数字事实说话的最好方式,即便数据本身经过了挑选和转换。

拉扎斯菲尔德知道,甚至使用过多元回归分析,但他更喜欢2×2表格。他经常把各指标过度简化成很宽松的范畴,之后再比较一下百分比的差异就行了。从今天习惯了多元回归分析的视角来看,可以降低维度简直不可思议——因为维度更多,包含的信息就更多,2×2表格的做法在方法和结论上的局限都太大了。之所以如此,人们必须从拉扎斯菲尔德赋予2×2表格的优点来看。

在拉扎斯菲尔德看来,2×2表格绝不只是一种相关分析工具,而更是一种创造性的理论和发现工具:“社会科学所使用的大多数类型学中,引出这些类型的属性空间本身是很不明确的,也就是说,最先使用某个类型学的人并没有清楚说明自己在什么(分类)基础上得到这些类型,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分类还有一个更加基本和完整的属性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建构基础(substruction)的方法就可以说是一个发现工具,也就是一个重构所有变量之全部属性空间的工具。这样一来,2×2表格就不仅是对经验数据的分析,更是在建构新的理论概念。”正是秉持这一看法,拉扎斯菲尔德甚至表达了乐观到近乎幼稚的三阶段历史哲学,他自己听起来简直是“孔德第二”:“(这门学科)一百年以前的目标是针对社会未来做出包拢一切的猜想。五十年前的兴趣集中在基本概念上,这些概念能够恰当地分析社会现象。现如今的趋势则是拎出基本变量,而所有的概念和相互关系都能从这些变量中推演出来。”(Bargheer,2021:261)

但是,拉扎斯菲尔德对2×2表格的理解却既不错误,也不过时,而是颇为深刻,他有关类型学和属性空间的看法只是不再被人提及罢了。从这个角度看,米尔斯对所谓“抽象经验主义”的批评就显得不得要领,因为2×2工具不是为了简化经验观察,而是要发展更多、更复杂的理论模型。实际上,米尔斯本人相当熟悉这一点,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工具。

三、米尔斯对2×2表格的理解和使用示范

30年代晚期,米尔斯便已经发表了很好的期刊文章,默顿对他评价甚高,在一封写给新学院阿尔伯特·萨洛蒙(Albert Salomon)的信中,默顿说米尔斯是“美国这个年龄段中的杰出社会学家”,要尽可能把他招到哥大社会学系。1945年,米尔斯进入已经与哥大社会学系合并的BASR。他的首个任务是一项大规模的个人影响研究,起码在一开始的时候,米尔斯很乐意做,而且跟和他一起编辑韦伯作品选的汉斯·格特说这地方不错,机会难得,环境还宽松。

默顿当时不在BASR,而是哥大社会学系,但他和BASR里面的人很熟悉,他自己在文章里面也是用2×2表格,经典如《社会结构与失范》。默顿还曾给米尔斯提建议,让他在有统计困难的时候找艾尔斯·采泽尔(Ilse Zeisel),她是前文提及的汉斯·采泽尔的sister。在这种环境下,米尔斯不仅接触到了2×2表格,而且也知道它重要在什么地方。但好景不长,米尔斯就和拉扎斯菲尔德闹掰了,原因倒不是学术分歧,而是地位关系:米尔斯对拉扎斯菲尔德把自己视为老板手底下的员工而非平等的合作者非常不满。这一冲突促使米尔斯更快更深地偏离当时的职业社会学。1955年,米尔斯一开始负责的那项个人影响研究结束并出版作品,但挂名的是拉扎斯菲尔德,米尔斯早已被BASR除名。

《社会学的想象力》之前,米尔斯一共出版了两本书,即《权力新贵》和《白领》。这两本书都是大量使用数据并做统计分析类型的研究,但从后续来看,米尔斯在BASR的经历确实并没有提供特别的思想和制度资源。《社会学的想象力》写作于1956—1957年,但早在1951年,米尔斯就有相关写作计划,在一封信中提到了他后来严厉批评的两种社会学研究。从通信中可以看到,米尔斯写这本书不是要评估这门学科迄今为止的状态,而是回应批评者,捍卫自己做研究的方式,他甚至把自己写的类比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社会学的想象力》有一个著名附论,即《论治学之道》,最早写于1952年,后来又在哥大社会学系中复印流传,大致就是《初学者独立研究手册》。这篇文章是米尔斯对自己研究方法的精炼总结,米尔斯在一开始的版本中列举了11条技巧,最后缩减为7条,但无论哪一个版本,交叉对立(dichotomous)变量并建立类型学的方法都处在核心位置。米尔斯不仅从方法上概述这个工具的优点,而且以自己的研究为例,亲自示范如何使用它,即便在最终的公开文本中2×2表格可以不出现。这一部分主要是《论治学之道》的第二部分,米尔斯向学生展示了他如何借助莫斯卡的理论来思考美国社会中精英的地位,如他(2017:283)所说:“下面有几条读莫斯卡的原始笔记的摘录,或许能体现出我一直在试图描述的东西:除了历史轶闻,莫斯卡还用以下断言支撑他的命题:正是组织的权力,使少数派始终有能力维持统治。有组织有素的少数派,他们管理着世间人事。也有缺乏组织的多数派,他们被管理。但是,为什么不同时考虑(1)组织有素的少数派,(2)组织有素的多数派,(3)缺乏组织的少数派,(4)缺乏组织的多数派呢?这值得全面探究。”

米尔斯操作的关键就在于,莫斯卡提出了两个维度却只考虑了四种可能情况中的两种,而他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就在于填满这个2×2表格。虽然这部分最终没有出现表格(由于上面提出的四种情况,有没有表格这种具体的表达形式已经不重要了),但这篇文章的确还是出现了同样形式但更加复杂的2×2表格,即第三部分以阶级(正负)和权力(正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表格(米尔斯,2017:293)。可以说,2×2表格作为研究工具,正是社会学想象力的一个绝好示范。

但是,米尔斯却没有提及拉扎斯菲尔德的看法,相反,《社会学的想象力》却用“抽象经验主义”的名义批评拉扎斯菲尔德,将其描绘成呆板乏味的数据分析师。在1962年就职ASA主席时,拉扎斯菲尔德说道:“对任何把被研究者转换进问卷和分类表的人来说,类型和属性空间之间的关系都应该是显而易见的。”(Bargheer,2021:266)举一个具体的例子,针对韦伯的官僚制模型,拉扎斯菲尔德选择韦伯所说10个标准中的两个,即管辖范围(sphere of competence)和技术资格(technical qualification),建立起一个2×2表格,并指出纯粹官僚制只占据右上角四分之一的空间,但目前却无人处理与之直接相对的左下角的“无官僚制”状态。这种通过2×2表格提出问题的做法,实际上正是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对应用这一工具的人来说,2×2表格都不是玩弄数据的手段。事实上,拉扎斯菲尔德不仅是推广2×2表格创造性潜力的第一人,而且他的理解之深不下于米尔斯,而在运用的系统性上则更是犹有过之,能够指出米尔斯使用中的不完备之处。

四、帕森斯对2×2表格的理解和使用

米尔斯和帕森斯没那么多私人恩怨,但回击帕森斯依然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一部分。原因可追溯到帕森斯私底下对《白领》一书的评论:全是些印象主义的东西。米尔斯1951年给《纽约时报书评》写了一篇帕森斯《社会系统》的评论,后来没刊载,但写作期间米尔斯就在信件中说道,自己这篇评论有个人情绪在里面。补充一下,据斯梅尔塞所说,帕森斯也相当不喜欢米尔斯:

帕森斯完全不喜欢米尔斯。帕森斯实际上很有风度,从来不当面或者公开批评人,他避免这么做——他一般都让批评自生自灭,很少做回应。但对这几个人,帕森斯有很深的敌意。第一个是马克思,帕森斯对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局限很苛刻。另一个是凡伯伦,部分原因是帕森斯的早期研究和凡伯伦太接近了,但凡伯伦在他看来又是一个反理论主义者,对他来说没什么用。还有米尔斯。帕森斯厌恶米尔斯,因为不管他做什么,米尔斯都会提出恶毒的批评。这是仅有的三个会让帕森斯公开反对的人,他会说:‘个人有个人的看法,这不错,但他们就是不对。’霍曼斯也是一直批评他,但帕森斯从不回应。

Smelser, McIntosh and Rubens,2013:90,访谈日期:2011.3.15

1946年,帕森斯主持的社会关系系成立,和斯托弗主持的社会关系实验室一起,垄断了哈佛的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1949年开始,帕森斯带头搞研讨班,要为社会科学搞出一套共享的理论框架来,帕森斯当时特别请了希尔斯来参见。研讨班最终形成两本书,其中一本是集体成果,即《迈向一般行动理论》(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该书最重要的成果是帕森斯和希尔斯合著那一章提出的模式变项,它指的是对立的价值取向对子,一共有5个这样的对子,分别是情感-情感中立、自我取向-集体取向、特殊主义-普遍主义、先赋-自致和扩散性-专一性。帕森斯当然清楚,二元对立在社会学很常见,他自己就经常提及滕尼斯的共同体-社会,真正新颖的地方是2×2表格。和拉扎斯菲尔德一样,他也是从斯托弗那里学到的。不过,帕森斯更加严格地剔除2×2表格所具有的统计分析意义,认为模式变项只能是对立的变量,而不能是同一个变量的不同程度。这样一来,2×2表格就完全是一个类型学工具了。

斯托弗对帕森斯如此看重2×2表格并不认同,他认为这是过度的形式主义,只能让研究者获得思想上的满足,不能不能真正与经验对接,而且有可能遮蔽真正的问题。但帕森斯和希尔斯并不接受这个批评,他们认为2×2表格是纯粹的逻辑工具,是要发现问题的。这种理解就与拉扎斯菲尔德一致了,以至于后者高度赞扬帕森斯和希尔斯,认为使用2×2表格最完美的就是他们的作品。

拉扎斯菲尔德、米尔斯和帕森斯在使用2×2表格上的共性还在于,他们有着同样难以解决的问题:都没有从理论上说明为什么要用对立的变量,以及他们的某些类型学明明存在经验上的漏洞却不做解释。这个问题在帕森斯身上尤其明显,因为他看待二元对立和四分法最认真,模式变项是后来“臭名昭著”的AGIL模式的前身,但帕森斯也难以回答为什么这种分类就是完整的、完全的:

关于模式变项在数量上的穷尽性问题也一直是帕森斯理论的研究者们争议颇大的一个问题。帕森斯指出……模式变项的数量不是任意确定的,而是从行动理论参照框架中推演出来的。但是,帕森斯并未就如何从其行动参照框架中推出五种变项模式予以明确的说明;另外,帕森斯后来将五种模式变项改为四种,甚至还提出了‘第六对模式变项’:‘短期-长期利益或价值’,虽然他最终明确认可的‘基本’模式变项只有四对,但这也使得人们怀疑他对模式变项数量的确定的可靠性。

赵立玮,2018:177

虽然有这些问题,但重要的是,2×2表格在当时已经享有崇高声誉,不必理会这些问题,它就是库恩所说“范式”的一部分。尽管米尔斯抨击帕森斯的宏大理论,但他对2×2表格的使用,却与帕森斯如出一辙,实际上,可以说是源出一辙。

拉扎斯菲尔德和帕森斯都没怎么回应《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本书,1972年,拉扎斯菲尔德甚至还把其中攻击自己的一章收录到他编辑的一本文集中。帕森斯确实不喜欢米尔斯,也搞了一次学院政治,他说服国际社会学协会(ISA)的时任主席,不要邀请米尔斯作为1961年世界社会学大会的主题发言人。除此之外,三人再无交集。几年后,米尔斯便因为心脏病去世了。

总结:社会学思想史中的可通约性、自我申辩与物质工具

巴格尔这篇文章并不复杂,结论可总结为以下三点。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米尔斯在很多时候都被描绘成拉扎斯菲尔德和帕森斯的知名批评者,然而,米尔斯本人也是时代之子,他也承载了学术共同体在特定时期的风尚。在这一点上,米尔斯与帕森斯和拉扎斯菲尔德之间的相似之处,比他自己所说的和学术界经常认为的要更多。通过考察这三人对2×2表格的理解和使用,我们能深切体会到这一点。

第二,《社会学的想象力》更多是一份自我申辩,而不是对20世纪40—50年代美国社会学的全面考察,米尔斯遗漏了默顿,也省略了在写这本书之前他自己评价很高但又不属于这两派的社会学学者。

第三,社会学知识的发展既不是由理论范式完全决定的(历史主义立场),也不是彻底取决于经验观察(实证主义立场),而是同样依赖着物质性的研究工具,社会学思想史研究有必要关注学科共同体内的各种物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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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the Resurrection 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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