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新闻记者 ，作者李敬

网络事件的研究需要在技术更新的时代背景下完成理论视野和方法论上的更新，网络事件无论是否从线上延伸到线下，都是社会生成进程的组成部分，它是每一次作为整体的运动，而不是某个静态的、单独的事件“点”。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正是这样一种运动的视野，本文选取2022年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画事件，以ANT的方法探查其内部运动轨迹以及作为“运动结果”的社会生成。在运动观视野下，插画事件不再是某一起舆论热点事件，而是一场历时8年之久，从文化审美开始的、经历多个阶段的变形和转义的一场漫长的“运动”进程。在此进程中，没有抽象、整体性的“情感”或某种“主义”神秘推动事件，只有可探明轨迹的转义行动的具体进程，大众可以不需要作为“领袖”的精英，而是主动、策略地“征召”大V。ANT方法把抽象的“情感”落实为具体的、可描绘的运动部署与策略，通过一次次的“转义”机制实践了事件运动过程“成功”与“失败”的每一次节点。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方法

（一）运动观视野下的网络事件

今天我们如何言说网络事件？网络空间可能是某事件的“原发地”，也可能是线下生活中某事件在网络中“发酵”形成网络事件。研究者通常关注发酵后的网络事件对原初事件的演绎，或网络事件后续能否进一步发展为线下行动等。从研究对象上说，网络事件与原初或后来发展出的线下事件被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线上动员”/“离线行动”或“原初客观事件”/“网上舆论”之间发生着“实虚/虚实”的转换（娄成武，刘力锐，2010）。只热衷于在线参与而拒绝线下行动被批评为是一种“懒汉行动主义”（Morozov，2011），或只满足于互联网行动的“浅尝辄止”而不愿深入离线行动之中，可能成为对行动力的阻碍（卜玉梅，2015）。

在移动互联、智能手机和4G技术普遍接入之前，网络空间是相对于现实的虚拟空间，网络事件是相对于现实实践的线上事件。线上与线下、在线与离线、虚拟与真实的二元之栏栅依然顽固存在着。在“虚拟民族志”曾作为一种“新方法”对传统田野调查形成挑战，并受到质疑和批评的技术时代，一些学者已经发觉线上世界与线下现实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反对再坚持现实/虚拟的二分法（卜玉梅，2012），看到了现实与虚拟之间的互相建构性、彼此的嵌入与再生产关系（Leander ＆ McKim，2003），发觉人们已不再是“与”媒介一起生活，而是“在”媒介中生活（Deuze，2011）。

这个深度媒介化（mediatization）的时代，“媒介化的集体”生成了（库尔德利等，2023：216）。在当下，媒介与身体深度嵌入、联结，媒介“永远在线”（凯拉，2023：76），网络事件不应再被视作与“离线行动”分属两个层次或环节的“线上行动”；相反，我们“从未离线”：网络空间不只是社会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社会空间之“是其所是”的那个“中介”（mediated）本身。当一个事件在网络上发酵、聚焦、上热搜……它就已经明确“触动”了“社会现实”。换句话说，网络事件就是社会事件，就是社会实践本身，我们不能再把“线上”与“线下”剥离，一个热点网络事件的生发、淡化，都必然触及社会生活本身，必然已经“接续”、“重复”、“调整”或“改写”了我们的现实存在（beings）；如果“线下事件”的生发是“沉默的”、“无书写”的、未被网络中介的、不能发酵成为“网络事件”的话，那么它将很快消失于有明确边界的物理空间之中，在机械化的时间中被迅速遗忘，如同从未发生过。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此走向鲍德里亚式的极端符号化：双子塔与五角大楼也成为一场在虚空中自我毁灭的影像，《9·11：大谎言》也一度成为法国畅销书（Latour，2004）。要紧的是，现实事件并不是与网络事件不同的两个向度，当下的现实强烈地被符号所“中介”。“中介性”在这里具有黑格尔古典哲学的意义，社会现实的实现（achievement）必须经由符号的运动来完成，也就是说，现实之为现实的当下样态，是经过了“自我实现”之后的结果。卡斯特早在信息时代的黎明就预见到网络中介的力量，政治、文化都将抽离其自身，而依赖、汇聚和体现为电子传播网络所中介的超文本（hypertext），电子媒介对其“再现”的结构逻辑中所流淌着的权力，才是真正第一位的权力（卡斯特，2006a：576；卡斯特，2006b：366-367）。现实存在正是这种中介塑造之后的结果。

我们在“运动观”下去看网络事件，它就不再是一个静态的阶段，而是使得社会现实获得自我实现的一个运动过程，这个过程是“一次内在转化的经历检验”，“中介作用是实现自我的方式”（德布雷，2014:122），社会现实总是“中介实践过程所造成的结果”（林文源，2014:43）。比如旅美大熊猫事件，当疑似被虐待、乐乐死亡的相关视频图片引爆网络舆论并持续上热搜，我们已经很难再分清“丫丫回国”究竟是网络事件所衍生出的现实事件，还是该事件所带来的现实结果。如何区分不重要，我们清楚地看到，网络事件如何“中介”了我们的现实：大熊猫的存在（不再是抽象的“国宝”，而是拥有了名字、经历、血缘谱系、差异化性格、受公众喜爱的具体的“国宝”）、公众对中国熊猫管理制度和相关机构的关注、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当下中美乃至中西方在国家关系上的敏感度、某种民族团结的情感等，这些“现实”通过丫丫事件被“中介性”地生成了，某些规制层面的东西被检视和讨论，比如是否应该取消熊猫取精繁殖、跨国租借熊猫的规范、推进动物保护法等，尽管尚未达成制度上的改变，但“新”的社会现实作为“结果”已经被生成了，对现实的质疑、反思本身就是一种存在的更新。

网络事件中介了社会现实，意味着它是一个具有“萌生/开端”意义的“环节”（moment），它不只是起到中间连接的作用，不只是一个“网络动员”的刺激因，或是“网络介入”带来的“事件扩大”（陈颀等，2014）的效果，而是一种“运动观”：即强调一个“永恒的过程”，现实通过它被每一次地“创造”出来，这种“创造”不必是“启新”，也完全可以是“续旧”，或是“极其轻微的触动”。无论如何，它都是生发出“结果”的运动过程，它永恒“创造”出作为结果的现实存在。

（二）“更新”网络事件研究

如果我们认同网络事件与现实事件的区隔不再，那么研究者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事件运动”，无论是否延伸至线下，它都是一个“事件”，一个“运动整体”，一个包含了不同阶段的运动“过程”。因此，研究者是面向一个复杂运动过程对其内部做考察。既有研究中，研究者关注“客观的”原初事件是否被网络演绎所改写，“局部、客观、本真性的某事件在网络传播过程中被建构为虚假、夸张和非真实的事件”（刘平君，2011），或用夸张的情绪去裁剪重组事件的策略（杨国斌，2017；姜利标，2017），客观的事件演变为话语建构的事件（姜利标，2017），蜕变为“多种立场、态度以及思想交锋的片断性串联细节”（张楠，2013）；对于经由“网络定义者”选择性议题建构后的网络事件，考察网络意见领袖对原始事件的框架化传播（黄荣贵等，2015），以及对网络受众“认知赋能”的效果（张兆曙，2021）等。

而在运动观下，没有什么“客观本真”的原初事件和“话语建构”的网络事件。作为一个运动整体的网络事件在自我运动的过程中完成对社会现实的中介。也没有大写的“定义者”，只有小写的复数的行动者，他们意见相悖也交叉，在矛盾纷杂的合力中完成了对事件的书写。破解了大写的定义者，也就没有了相对于此的被动的“网络受众”，运动的轨迹必定是复杂的、多岔路的，它们何以在巨大的分裂和多元中完成“共同叙事”，这才是运动观视野中的探问。

也有研究者察觉“情感动员”的内在机制，“情感何以支配事件的走向”是研究者给出的问题（陈颀等，2014）。在运动观下，“情感”如果只是一个不可化约的模糊的归因，那么它对于揭示运动的内部轨迹并无实质性帮助。情感必须能够被分解、被操作性地把握和理解——也许我们可以不使用这个抽象的、心理层次的表述，而去考察作为表象的情感之驱动力背后的运动机制，它在一次次运动过程中被凝结、编织出来，促成了情感表象的作用。

在“线上”与“线下”有较清晰的区分的技术时代，牵动研究者目光的当然是能引起“现实行动”的重要网络事件，因此集体行动、抗争行动等是研究聚焦所在。但在深度媒介化的当下，更为“日常化”的媒介事件也同样具有研究的价值。我们正是在日常中探明那些“坚固之物”何以能获得“结构化”的表象，因此，更需要有对“日常化”事件做探查的学术兴趣。

在行政治理的路径之外，“批判社会学”的思路是重要的。这是一种看待行动的新视角，行动的规范和规则是在非常复杂的诠释过程中持续协商与修改的（约阿斯，克诺伯，2021：478），它不同于结构主义范式下的社会学对价值与规范的忽视，而只是将之视作一种意识形态的表征或错误的表现。它重温了古典社会学的问题，即“去追问社会秩序以及社会秩序是如何‘呈现出来’的”（约阿斯，克诺伯，2021：478），但它要去考察行动者的特殊的情境和偶然状态中的行动，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去盖棺定论、做整体性的谴责。“批判社会学”（a sociology of criticism）是对结构主义范式下的“批判的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的更替（Boltanski & Chiapell，2001：460）。这种视角关注社会变迁，要求能够真正“看见”曾被强大结构所遮蔽的“行动者”。当下研究以议题情感动员、框架理论等去看事件的网络构建，这些研究都认真对待了“行动者”，以各种解释框架把行动者置于事件的具体情境中。但在解释框架上，集体情感、民粹主义等还是被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如果不能对它们进行可操作性的有效分解，那么如何解释情境中的行动者为何会采用某种具体价值规范来决定其行动，就难免会遗留下模糊不清的“团块”无法处理。因此，需要有这样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它关注“社会规范变迁的动态模式”，考察行动者如何展开行动以触碰社会实存的生成，但又能够不依赖模糊的、整体性的概念框架，可以用经验的、可操作的方法去探查事件内部的行动者的具体运动轨迹。

（三）作为新视野和新方法的ANT引入：关切社会变迁的行动者理论

ANT（Actant-Network Theory，行动者网络理论，简称ANT）是在由认识论到本体论转变的交汇点中出现的。ANT溢出了原初科技社会学的分析领域而被应用到更广泛的社会学研究中，它的基本命题是：所有行动者都没有预先确定的本质，行动者都是在网络化过程中萌生的（林文源，2012），ANT抵制“作为一种寻求统一现实多样性实践”的本体论宣称（Latour，2005：120）。这种本体论的独特洞见揭示出媒介是在“改变、转换、转移和修改那些通常被认为是由其运输和传送的东西”（Wieser & Passoth，2012：113），对媒介的经验性研究被认为是“有效的”和“有限的”（Couldry，2008a ，2008b；Teurlings，2013），它可以与福柯式的媒介批判研究相挂钩（Markus Spöhrer，2017：5；Bennett，T.，2005：521；Couldry，2008b），甚至“反批判”的ANT也可以与对批判感到失望的左翼思想家结盟（Noys，B.，2009：401）。媒介学者看到，“信息化的行动者冲出了他们的孤岛，进入他们之间的不可预见的关联中”，如何跟踪和理解行动者显得至关重要，“ANT为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Andréa Belliger & David John Krieger，2017：31）。它可以把网络事件搁置在“发掘、解释、部署调动”（Latour B，2004：248）、生成的视野中。ANT具有不同于一般社会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指涉某个社会现实领域或某些特定的事项，而是一场运动、位移、转换、转义和征募……”（Latour，2005：64）。

因此，在社会事件研究中使用ANT，意味着以一种运动的视野把“事件”看成一个运动的、有着复杂行动者相关作用力的过程，这个运动历程的结果是生成了某种社会事实。这是经ANT更新后的批判社会学的视野，“在ANT中，任何行动者都不会进入既有的社会结构，反而是行动者和网络相互建构。但是，在网络的建构中，冲突从未离开过拉图尔的视线……”（Mathieu Albert & Daniel Lee，2011：265），被认为是“胜利者理论”的ANT（Microwski & Nik-Khah，2007；Latour，Harman & Erd é lyi，2011：319）的确勾勒出“胜利者”的轨迹，但它同样也可以揭示失败、缄默何以可能。在对每一个运动“节点”构成、强固或断裂发生的深描中，ANT也就质询了作为运动生成结果的社会。

ANT最大的理论贡献是“转义”（translation），它也是方法论上处理权力问题的独特策略。卡隆早在关于扇贝的经典案例中就阐释了“转义”，它是使得行动能力被视作一连串问题化，引发兴趣、招募、动员、试炼（trial），从而使自身成为代言人（agent）的过程所形成的网络效果（Callon，1986）。每一次转义都是一次“事件”（event）的发生，“正是这些连续的转义者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才构成了世界”（Latour，2005：59）。“事件”和“关系”是构成事物的根本，作为“力”的“权力”正流淌于这些事件和关系之中。“转义者”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的事件，它创造了它所要转译的东西，同时也创造了实体并在实体之上实现了其转义者的角色”（拉图尔，2010：89）。转义作为核心“原则”，“统筹”着具体的策略。在信息网络扩散的场中，每一个参与信息转义的要素都是一次“原创”，一次新的节点，即使很渺小；这种转义，是以自己的兴趣、需求、立场、利益而生发的对信息的强调、淡化、修改、调整转化，这些是具体的策略，正是它们“成就”（accomplished）了转义，在转义机制中发生的正是力与力的制衡和结盟。

在网络事件研究中所习惯使用的“框架”、“情绪”等某些看上去“自成一体”的独立的东西，它实则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力的运动过程之后又再度被纯化分离出来的指称，而ANT则带我们绕到它的背后去一探究竟，给研究者提供独特的提问角度：“该如何构建一场行动，应该决定在哪里战略性地施加压力，以及进行哪些转义以使其他行动者加入他们的网络。那么，对于批评媒介理论来说，拉图尔的实用主义改良范式就是一种资产，而不是一种负担”（Jan Teurlings，2017：75）。

“转义”是ANT的灵魂，它是一切“联结”、一切局部的“网络”、一切“行动者世界”（actor- world）的生成（bring out）之为可能的根本机制。在对ANT的理论开采中，对“物质性”的强调最为多见，ANT把“非人”（non-human）引入人类社会科学的壮举诚然是对“现代性宪章”的强烈质询，由此，“物质符号学/非人”也自然而然成为该理论的最大亮点。但在我们给予“物质性”极大关注的同时，也需要注意的是，在ANT那里，“非人”与“人”从来都是强对称的、被一视同仁的（Callon，1986：22）。当我们能够陈述一个行动者网络的样貌之时，我们总是“往后”回望的——即作为一场复杂运动的结果已经被生成，我们站在终点去回顾它的运动轨迹。在本文中，我们将重心放在由转义所构成的要素的联结之上，去探问：如此这般的联结何以可能？促成每一个局部网络节点背后的转义机制是什么？

二、ANT方法对网络事件的探查：

人教版教科书事件

2022年5月26日，#人教版数学教材#登上微博热搜。舆论认为如此低劣的插画对儿童审美造成伤害。28日，教育部回应整改，确保秋季学期使用新教材。30日，教育部成立调查组。6月初，舆论高潮期逐步结束。8月22日，教育部通报插画事件。8月底新教材问世，事件基本平息，但仍有零星讨论。

一个非对抗性的、去政治的、文化审美层次的、关涉部分群体（学生和家长）的非抗争性事件，为什么在短短几天内就能登上热搜引爆舆论？是什么引发了公众的兴趣？换句话说，公众为何愿意作为行动者（actant）参与进事件中来？

如果我们只把2022年看作事件的起点就错了。当然，作为一起单独的网络热点事件，它的确于2022年登上舆论的舞台中心。但作为“对教材插画不满”的一个“运动”的整体，它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前后涌动了三次。在事件引爆之后，一些媒体回溯该教材问题实则“历经近十年之久”，引起颇多质疑：快十年了为什么才受到重视？之前事件被压下去了，等等。之前的“沉默”是被“压制”的吗？是人们想象中的“利维坦式的权力”在起作用吗？接下来，本文将用ANT的视角去探查：同一议题，何以沉默？何以奔涌？

（一）2014年的第一次涌动：失败的联结

2014年8月30日，某网友发布微博：“真心觉得一部好的教材首先得有好的插画，拿到女儿六年级的数学课本，觉得现在的画家和编辑太不尊重孩子们的想法了……”该微博配了三张图片，分别为六年级《数学》上册的封面、两张男孩的插画。该条微博还@了“教育之江”和“新浪浙江教育”。同年9月12日，有教师发邮件给人教出版社反映插画问题。但2014年这次批评并未引发讨论，问题当然也未得到解决。

在ANT中，有着联结符“-”的“行动者-网路”（actant-network）意味着ANT最核心的思想在于，行动力不是预先的、无法被先行给定的（Law，1994:100-104）。它不是“我思”的理性主体所固有的行动能力，而是经验的、在彼此所结成的网路关系中才能萌生出行动能力，即必须先有网路关系，然后才有关系之中的行动者。而在2014年的第一次涌动中，网友、教师都是孤独的个体，微博和相关机构都没有回应。网路没有被联结起来，也就没有关系中的行动者。在日常经验中，我们会认为发微博的网友、发邮件的老师都是行动者，他们都做出了对教材表达不满的确切行动；但从ANT的视角来看，当一个事实、一个社会存在被生成了，它总是作为一个运动的结果被生成的，这个运动的过程，就是网路联结中的行动者之间互相施力、合力、达成和修改目标的一连串行动过程。目标越复杂、艰难，所需要的网路也就越大。

（二）2017~2021年的第二次涌动：有边界的网路生成了

2017年11月22日下午，知乎用户fifizoo创建了问题：“如何看待人教版小学数学插画风格？比如这样式儿的~~”。同时附了4张教材插画（动物和儿童绘图各2张）和一张封底美编名单图。到2021年3月21日，该问题登上了知乎热榜。一些网友在回答中上传插画，表达同样的不满，或者上传旧版教材插画作对比。该问题浏览量至2023年5月达到1044万次，1385次点赞。虽然现在无法检索到该知乎问题从2017年11月22日到2021年3月21日期间的数据，但笔者推算，从2017年问题发布到2021年上热榜期间，该问题的回答次数仅百余次。

这一次历时近四年的缓慢的涌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寂静的”。首先，知乎是一个相对小众的平台，在知乎上的问题有很长的生命期，通过主动检索或系统推送，不会快速淹没，这与微博的信息传播机制很不一样。另外，知乎热榜根据的是24小时内的浏览量、问题时长跨度等一系列数据加权后的热度值，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该问题在发布后几年里仅百余次回答，却在三四年后突然登上热榜，这很可能与21日前几天的回答情况高度相关。

在上知乎热榜的两天前，2021年3月19日，用户“電卓院亜紀良”发布了一篇名为“用四个字评价：精神污染”的回答，该篇回答认为此版教材插画的人物面部特征很像“21三体综合症”（原文中为黑体字并有术语链接），也叫“唐氏综合症”；并拍照高中生物教材《遗传与进化》第五章第三节的“人类遗传病”页面的照片，图片显示了生物课本上“21三体综合症”患者和染色体解说配图，并在结论部分以黑体字指出：“很不喜欢这套……教科书，就是因为这套书里面的小朋友个个看着都像是‘先天性愚型’，简直就是精神污染……你们能不能找个正常点的画师？”该回答获赞高达1.5万个，喜欢848个，评论428个（其他回答获赞数大多为个位或两位数，评论以个位数居多，喜欢为0居多）。这个“加精”回答在一两天内对提升问题热度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一旦媒介发挥出转义的效能，它就不只是一个再现的“技术”了（Markus SpÖhrer，2017：11）。在本次涌动中，知乎用户在2017年所创建的“知乎问题”，成为一个“非人”的“文本-物”的行动素，知乎要求所有的互动“回答”都必须紧贴“问题”，知乎的高门槛和小众精英化路线的平台调性追求高质量的“回答”，碎片化的无效回答被较好地过滤掉了。因此，在ANT的视野中看，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论坛互动，而是由该“问题”作为核心的“文本-物”的行动素，在它的四周环绕、关联起了其他的行动素。问题-回答a；问题-回答b；问题-回答c……形成一个太阳光芒似的中心扩散的联结网路。在问题创建后的三年多的时间里，a，b，c……缓慢地生成着，abc……之间也发生着一些关系，对“回答”的评论、点赞，或是对某回答认同后再做出的相似性的回答，这些就是彼此之间的关联。但在登上热榜之前，这个ANT网路的形成是缓慢的、较松散的。

关键原因在于该“文本-物”作为核心行动素并未能很好地实施第一次最为关键的转义，而转义是网路之被构建的内在机制：“如何看待人教版小学数学插画风格？比如这样式儿的~~”是一个单纯的提问，即“教材插画问题=审美风格问题”，所上传的几张人物和动物的图片也强调了这是一个对审美问题的讨论。一个最重要的转义开启了它“征召”（enroll）“盟友”的使命。知乎问题设置本身的特点也使得提交回答的“盟友”的行为基本是可控、可预测的，首次转义任务的开启便意味着这个问题所招募的“回答”也将基本“限定”在“审美风格”层面，并在三四年间积累、建立了一个松散的关联网路，参与事件的建构之中。

而用户“電卓院亜紀良”提交的“回答”是对这个网路的一次重要延展和加速。“精神污染”（对中国青少年的病化），显然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第一次“审美”的转义，开启了新的转义的征程，教材插画问题=精神污染，点赞和评论印证了它成功实施了“征召”，网路被迅速扩展了，且回答者之间的关联被加强，网路的“最关键之处不在于它的节点，而在于各个节点之间的线”（李雪垠，刘鹏，2009）。这使得两天后，跨度历经三四年之久的问题终于登上热榜。

热榜之后，尽管有一些回答也已经跃出“审美”，开始对美编工作室等产生质疑，但新的转义并没能被很好实践，因为“回答”不同于“问题”，“回答”不是位处中心的行动者，只有足够优质才可能完成新的转义。且由于知乎平台本身的边界，热榜之后的ANT的边界仍无法扩展。从小众的知乎扩展到微博等平台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最方便的“转发链接”也是“最不方便”的浏览和互动方式，它要求阅读者必须有App且可登录。而截图转发的方式又对转发者不够便捷，且优秀的深度回答也造成了“长截图”这种对浏览者不够友好的传播方式。另外，虽然“问题”作为非人行动者，以之为中心构筑了一个ANT，但并没有更多优质的类似问题被创建出来，难以突破的网路界限也进一步限定了行动者的效能。权力的流动、团簇、联结在ANT的每一次转义运动的节点之中，整体网路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汇聚成网的每一条“绳索”，它成就了行动者之间的关联，成就了行动本身。在一个有限的、缓慢的、局部联结的小网路中，力与力的作用是有限的，权力如同安静的溪流，无法汇聚成江河奔涌。2021年3月21日登上热榜后的该知乎问题，很快回落到之前的“平淡”，以每月数条回答的量缓慢延续着。

（三）2022年5月开始的第三次涌动：强大的行动者网路萌生出网络热点事件

2022年5月21日，“知乎优质用户”“青陆”(在知乎、今日头条和微信发布文章《他们不但用眯眯眼恶心我们，还把小学课本的中国人形象画成了唐氏儿，毒害我们的孩子》，该文章在各平台的阅读量总和短时间内超过百万。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转义行动。之前的知乎“回答”使用的“精神污染”尽管也指向唐氏儿，但它是含蓄的、模糊的修辞，仍然在“画风”的讨论上，没有完全超出“审美”的范畴；而这次的文章实施了最重要的转义实践。文章写道，“我们不禁要大声问：为什么你们要把课本里中国人塑造成非正常人的形象？”“从小对小孩进行这样潜移默化的美学教育，难道不是要培养那种自我丑化的奴才世界观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更进一步，问题的矛头也指向插画作者吴勇工作室，“只要我们仔细观察，会看到国外的势力会用各种形式在潜移默化地颠覆小孩的认知”。

2022年的转义实践，从两个方面打开了事件的发酵之旅：其一，由审美转向意识形态的转义；其二，设定了“我们”这个宽泛的群体——民族主义的“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征召”到最多的盟友，成为最强大的ANT。连续数日，教材问题被用户们在知乎、抖音、微博等平台大量转发、点赞和评论，大量分支网路迅速构成，网路间彼此缠绕关联，组成一个巨大的网路，并持续快速蔓延。

一些微博用户就该教材问题发布帖子并@多个大V账号。25日，知名插画师、微博大V“乌合麒麟”在回应网友的帖子中表示，画得差是因为经费不足，没必要上纲上线：“……纯粹就是钱少找的画手画的烂而已，和什么审美衰退啥的没什么大关系，没那么多上升讨论的必要”。乌合麒麟因此迅速陷入网友们的“围攻”。当晚，包括国旗被画错、疑似日本战机、星条旗图案服饰、儿童性器官暴露、兔女郎色情暗示等一系列指向意识形态问题的教材插图被网友“晒”出来。

学者通常用“意见领袖”解释网络大V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意见领袖”理论隐含了大众和精英/大V的二元对立，前者数量庞大，但观点分散、虚弱、“群龙无首”，他们需要少数的后者成为其观点的领袖，微博话语的实质管控权仍掌握在“传统社会精英手上”（李彪，2013；韦路，王梦迪，2014）。伴随“意见领袖”的则是网络“议程设置”和“框架设置”（framing）的能力，在这种视角下，少数的、强势的、拥有优质资源的精英是网络洪流中的中流砥柱，他们是拥有权力的一方，可发起、控制、调节着神秘的信息流速与方向。

但换ANT的视角来看，是另一幅很不同的景象：知乎用户“青陆”开启了第一次重要转义的征程，网路迅速萌生与扩展，不是因为“青陆”是大V，而在于转义本身。在网路的迅速联结中，大众策略性地、主动地寻求“我们的伙伴”。大众不需要引领他们的领袖，他们有自己明确的立场和态度，征召大V是一次网路联结扩展的加码行动。而“乌合麒麟”意外地没有加入“我们”，这次策略性的“征召”失败了，它必将引起愤怒——引起更强大的团结、关联、聚集，新的转义油然而生。

新一轮的转义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审美”被远抛在上一个环节（moment），新环节中如果谁还在以“审美”作开脱，谁就不是“我们”的人。在这个转义的进程中，“我们”的强大不仅在于数量，而且因为“我们”=爱国，所以“被征召”的人们是“忠诚”于这个网路的，ANT从而能获得稳定性（拉图尔，2004：216）。ANT跳出了所有整体性的、实体性的解释范式，这里没有“民粹”，只有转义的策略、征召、力量的“试炼”。

该事件的巨大网路具有强大的生长力，在它的快速延展下，事件运动的结果逐步生成。ANT不是静态的，即事件结束才产生某个结果；反之，它是一个自始至终运动的过程，结果是在网路扩展成熟时被逐步生成的，同时，这些“结果”也进一步促成网路的持续扩张，并可能激发出新的转义行动。但随着新转义进程的受挫、遇到阻力，ANT扩展的速度将放缓，直到事件基本平息。

随着第二轮转义行动的成功，少数媒体开始报道、评论事件，尽管事件在媒体的评论中严格限定在画风审美的层次，但媒体的介入本身，是事件运动的初步结果，从平台的个体用户到媒体评论，这是一次对现实存在（beings）触碰的初步结果，结果同时再一次被编织进网路之中，进一步加速网路的运动。很快，第二轮重要的结果开始萌生：当天中午，人教社官微发布声明：已着手重新绘制部分插画并评估所有教材以提升质量。同时，这些“结果”又被编织进网路之中，推促了更多的联结发生，新的子事件生成了——其他儿童绘本陆续被发现存在性暗示等问题，并迅速得到出版社等相关机构回应和查处。

这是一个高度扩散、子网路之间高度关联的事件网路。“意识形态”的转义部署是事件网路行至当下的新环节：从“审美”到“意识形态”，强力的网路形成了，更广泛的“我们”涌入关联之中，而“我们”是每一个“爱国的公民”，“我们”所质询的是对爱国的赤诚之心行伤害的“他者”。因此，权威机构将是“我们”最强力的盟友和见证者，而不是对立的“他者”。转义的策略在ANT中是多主体的，部署不是一个总体计算，没有什么“大V”能在高处挥舞旗帜，也没有什么“情感”和“主义”的抽象洪流，只有能见的、可勘察的多重力的交互。被认为是“胜利者理论”的ANT，其“胜利者”在STS那里，确实是“科技精英”的“霸权行动者”（林文源，2014：53-58），但在对事件的批判性研究中，却能够反转精英化的“意见领袖”视角，而让我们看到弱势的大众也可以主动地进入转义实践之中，“胜利者”跳出单一精英主体而成为多元的行动者联盟。

运动网路最终的结果是现实存在的变迁：重绘插画新教材问世、教育部通报事件调查结果、27人受追责问责。在结果生成的过程中，也有新的转义曾“蠢蠢欲动”，比如5月底教材问题从插画转移到内容涉嫌“夹带私货”，以及8月底对新版教材绘图细节的再次质疑等。但从“意识形态”到“夹带私货”的转义受挫了，两者在问题严重程度上极不对称。失败的转义，让网路编织逐渐收边，作为一起网络热点事件，它已经结束。但作为一场中介现实的运动过程，它对现实中介的后果是持续的：不仅是新编教材的“物质后果”，更是人们对于青少年教育问题的“思想后果”，它不是短暂、一过性的，而是持久的“生成”。

三、余论与展望

本文使用ANT的方法，对日常化网络热点事件做了内部运动轨迹的探查，描绘出包括鲜为人知的沉默“前奏”在内的事件整体的运动过程，以及现实后果的生成。

对于教材插画事件，ANT的方法不仅可以解释“成功”，也可以解释“失败”和“阻碍”，让我们看到为什么早在8年前，事件刚开始涌动就失败了，以及在之后的几年里，事件在知乎平台的第二次涌动也没能发酵成热点。人们习惯用利维坦式的实体权力压制或互联网技术原因去解读失败是行不通的；“权力”作为一种力的“试炼”（trials），它是一个动词，这是ANT理论的出发点（B.Latour，1988：158），在ANT的运动观下，本文清楚地发现第一次的涌动中根本没有转义行动，因此网路无法被联结生成，自然就没有网路中才有的行动者（agency）；第二次涌动中只有模糊的、有限度的转义，它决定了所“征召”的网路编织者也是有限的，且彼此之间难以发生密切关联，网路扩展速度受限。互联网技术的原因，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ANT方法使得技术平台的特点、作为“非人行动者/行动素”的核心网络文本可以放置在动态的、网路联结的运动中作具体的分析。

ANT提供了一种科学的、独特的方法论支持：在处理资料时，研究者先做一遍初步的资料搜集，再根据ANT生长过程中的一些关键“节点”去针对性地深挖材料，具有“顺藤摸瓜”、“有的放矢”地高效处理材料的优势。在本文中，如果随着常规的时间线去搜集、铺展材料，容易陷入浩如烟海的零碎信息之中，“研究”被动地被“信息”牵着走。而使用ANT的方法，我们先初步获得基本资料，再根据行动者理论判断出在总体上大致有几次关键的转义运动，锁定几个基本“节点”后，有针对性地去寻找具体的材料，再对关键“节点”进行补充和修正，这是通常的质化和量化方法所不能及的。同时，作为理论视角和方法论的ANT，使得研究者可以科学、高效地搜集、处理、分析材料。在事件的分析上，ANT的视野让研究者可以从内在运动的角度，根据关键的几次转义进程“提拎”出事件运动的几个“环节”（moment），每一个环节都是对上一个环节的包容、否定和超越。ANT为事件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支持和经验方法论的支撑，它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对于不同类型的事件运动过程的研究都有强包容性。它是一种理论视角，也更是一种可操作的、经验的研究方法（Latour，1999b），可对资料和数据作科学的处理。

在对网络事件的研究中，较常见的是网络“意见领袖”、“框架”设置、“集体情感”等理论资源，但ANT的视野和方法揭示出另一幅完全不同的场景：大众不需要精英作为其“意见领袖”，反过来，大众可以主动地、策略地征召“大V”；也没有抽象和整体性的“情感”或某种“主义”神秘地推动事件的发展，只有切实的、可查明轨迹的转义行动的具体进程。哪些人加入、为何加入，网路是否具有稳定性，网路如何扩展延伸，网路在发展的过程中有哪些关键节点，节点之间的哪些联结最为紧密……这些都是在掌握了充足的经验材料后可以被探明的。当然，本文的案例研究用ANT方法所发现的作为行动者的“主动的”大众、去“意见领袖”理论的“精英-大众”二元的底色，并不能验证它具有普适性，但对事件的个案研究的确发现了不同于主流解释机制的新的运作方式，而“任何以解释为导向的社会科学都必然会涉及对具体案例的研究。在像社会这样的开放系统中，任何事件都产生于不可预测的方式互相作用的多种机制。由于我们对基本机构或机制的唯一接触是通过经验性的事件，解释性的案例研究是社会分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Steinmetz，G.，2004）。ANT带给研究者的是完全从内部出发的、对运动轨迹的描绘，这是一种全新的方法和思路，当更多的案例研究采纳ANT的“新范式”，新的发现会得到进一步的验证与反思。ANT是社会科学研究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资源，尽管ANT已从科技社会学领域溢出，它的理论资源也被不断开发和应用，但在事件运动的社会学研究中，ANT的引入还很不充分，本文以案例展示ANT新颖强大的分析能力，希望能以此抛砖引玉，引起更多关注。

本文演示的案例是非抗争性网络热点事件，其实ANT的适用面很广泛，抗争性事件当然包括在内，但本文认为在当下的技术时代，网络是现实存在的强中介，这是在黑格尔的中介概念上来谈的，现实存在（beings）经由网络的运动实践而生成。因此，网络事件的要义已不再与它是否是现实原发事件的“真值”再现，是否能带来线下行动等有关，而是网络热点事件本身就是使得我们的现实生活“是其所是”的那个中介运动的过程。本文选用了非抗争性的日常化事件为研究对象，意在强调非强冲突的、不必延伸到线下生活的日常化事件，是更“常态地”、更普遍地、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现实生活存在的实践运动过程。生活的变迁，现实实存的生成正是这些常态化事件运动的结果。在ANT的理论视角下，一个热点事件之为可能，就在于它能够通过转义的机制、策略构成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网路，而正是有了这样的网路，才有了其中的行动者——可以是普通的、多数的、具体的公众的一员，也可以是一个重要的网络文本（博文、知乎问题、抖音视频等），它们联结成一张运动之网，事件因此总是“运动的”、发展中的事物，当这张网路足够成熟时，结果就开始被生成了，同时又进一步补充进网路之中，推动网路的更快发展，也生成更多、更重要的结果。ANT给予研究者的运动观是新颖独特的，我们更深入地看到网络事件与现实存在之间的内在生成性关联。许许多多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变迁，构成了我们的社会实存的持续和变化，在强冲击力的抗争性事件之外，更多的正是这样的日常化事件，它们值得被研究者所重视，且需要更新学术分析的“工具库”。

（李敬：《“运动”的视野：ANT方法在网络事件研究中的应用——以教材插画事件为例》，2024年第3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