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而不见:数字劳动的性别历史和经济
2020-07-31 13:4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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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社论前沿   原创 邓君瑶(编译)

编者按

本期推送的是Melissa Gregg和Rutvica Andrijasevic发表在Feminist Review上的文章,该文是该杂志123期主题“数字劳动”的介绍。该推文是原文的删减版,读者可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更多。

这是社论前沿第S1712次推送

微信号:shelunqianyan

数字劳动(Digital labour)是指人类在软件和硬件平台上执行的一系列任务,这些任务与软件或硬件平台相关或在其后执行。诸如Uber和Deliveroo之类的按需物流服务,又如Amazon Mechanical Turk之类的微型工作场所,社交媒体频道创造的数据交易以及致力于一键式消费的在线零售门户也构成了数字劳动。数字劳动本质上与物理空间和硬件联系在一起,即使它在本质上被归类为“非物质”的(Fortunati, 2018)。很少有工作场所不依赖于运行软件的移动设备、计算机传感器和数据服务器等设备。

一些女权主义学者已经描绘了女性在技术装配的前线(Pun,2005;Nakamura,2014)与计算机科学及编程(Hicks,2018)中扮演的角色。薪资过低的女性和移民劳动力是为互联网及其必要硬件提供动力的劳动力(Sacchetto & Andrijasevic,2015)。2010年,苹果在中国大陆的主要组装商富士康的十四名工人自杀身亡。这揭露出制造业中不人道的工作条件和难以维持的生产速度压力。自那以后,更多富士康工人“跳入了死亡之轨”,成千上万的工人通过停工、罢工和有组织的行动抗议他们的困境(Qiu,2016年)。

除了庞大的低薪海外工人大军,“免费劳动力”是数字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Terranova,2000)。像在早期,America Online的志愿者版主需花费数千小时调查投诉内容,控制骚扰和谩骂,以此来维护互联网“安全”(Postigo,2009)。如今,这类工作仍在继续,且基本上没有得到补偿。这种在线社区管理的隐性工作与“无偿生殖劳动”的漫长历史相吻合,Ursula Huws在本期对此做了很好的解释。本期主题系列的关键目标是扩大这种基础性女权主义观点的影响范围,以了解女性、移民和有色人种如何在平台经济的崛起和数字资本主义的日常工作中发挥核心作用。如果没有刻意的干预,少数群体额外承担的情感劳动负担可能会产生新的、影响久远的伤害(Quinn, 2017)。

在与数字劳工研究相结合的许多文献中,女权主义的观点并非自然而然产生的(Jarrett,2015;本期评论)。从最初围绕社交媒体服务的讨论,以及专有平台上提取数据的“免费劳动”(Andrejevic,2007;Scholz,2013),到最新的算法管理研究以及AI带来的自动化威胁(Gray & Suri,2019),女权主义者在技术和劳动文献里往往需要解释隐性劳动的性别历史,否则似乎没有先例(Crain,Poster & Cherry,2018)。

分析“虚拟作品”的文献最初来自一些无益的基础中提取的,比如马克思主义范式,它将再生产工作视为劣质的补充(Dyer-Witheford,1999;Fuchs,2014)。媒体和传播研究(Wark,2004;Gillespie,2018)和软件和平台研究(Bratton,2016;Srnicek,2017)比起与行业相对一致的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学科提供了更多的批判性技术文献。这些领域对于研究互联网是如何创造特殊形式的劳动力,以及如何在新的生产轴上安排性别和种族化的新形式至关重要。

我们也很幸运地在此收录了虚拟劳动研究的先驱Ursula Huws撰写的重要综述文章。Kylie Jarrett(2015)的“数字家庭主妇”概念将女权主义思想置于数字劳动研究及其政治基础的中心,突出了用户在这种新的、依赖数据的经济中所产生的独特价值。而Emily Jones在本刊的“开放空间”部分讨论了另一个概念,即“异种女性主义”(xenofeminism),它是针对技术世界的女权主义伦理观念。

数字平台为实际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大量个体,这些个体被排除在正式工作之外,且其工作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因此,即使零工公司声称这样的命运是个体解放,数字劳动实际上更多时候是现代版“按需计件工作”(Duffy, 2017; Ticona, Mateescu and Rosenblat, 2018;Rosenblat, 2019)。此外,最近的研究表明,平台工作的典型管理模式正在迅速扩展到欧洲的传统就业,即所谓的“工作平台化”(Holts et al., 2019)。

随着数字劳动条件的意识提升,接下来的文章呼吁人们关注相互依存的非正规/正规经济中的性别和种族轮廓。零工是白人男性“码农”或享受大型跨国科技公司好处的软件开发人员的另一面。大部分女性、城市贫困人口和少数族裔等边缘人群——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这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劳工历史)——从事数字工作,(Hatton,2011;Hyman,2018),因此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了解那些使得某种类型的数字劳动保持在雇佣关系之外的结构因素。如今,我们无法否认,智能技术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临时劳动力,而这已成为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志。在本期中,我们的目标之一是鉴定女性在国内经济和市场经济中工作的连续性,因为数字环境在这些从未完全分开的领域之间创造了新的交集(Hochschild,2003;Waldby & Cooper,2008)。通过这样做,我们想要展示女性在非正式的、重复的、不安全的、被忽视的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工作中的特殊经历,如何使她们对一种似乎正在普遍蔓延的命运不感到惊讶,甚至对这种命运做好了准备(Morini, 2007; Gregg, 2008)。

迄今为止,数字劳工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和美国。本期有助于纠正这种偏差并解决新兴经济体中的数字劳工问题。Hemangini Gupta撰写的关于印度新兴技术资本主义的文章不仅表明了外包产生剥削性和等级性劳动关系,而且还表明了不平等的性别和阶级关系如何支撑新技术的发展以及所谓的“创新”(同样见于Irani,2019)。在科学技术研讨会上,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建立了起来,如Winifred Poster的劳动技术讨论组,从媒体、劳工和后殖民研究中获取信息,以调查数字平台造成的边缘化动态,包括人工智能在性别、种族和阶级方面加剧局部和全球不平等的作用。这种交叉方法的主要实践者之一Sareeta Amrute在本期分享了她的文章“技术伦理和技术影响”,该文章阐释了新的数字关系的政治隐喻,这种关系在各种环境中有意无意地约束了我们的参与。

平台经济显然在地理上是两极分化的:数据和任务在北半球购买,而在南半球出售的(Lehdonvirta et al., 2019)。这种分工复制了经济统治的历史模式。为了揭示这种关系不对称劳动组织及其利润的不道德性,Jack Qiu(2016)等学者谴责数字“奴隶制”的出现——高价值活动(例如,营销,设计和IP创新)是独立的,同时为了降低成本将众包型劳务转移到廉价劳动力地区,这些地区的劳动力是被强迫的、缺乏自主性。与此同时,用户体验(UX)设计增强了时间管理和归属感的焦虑,使我们所有人成为被数码设备不断驱赶的奴隶(Gregg, 2018;Wajcman, 2019)。Kerry Mackereth的文章《机械女佣和家庭机器人》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研究例子,它研究了生产性和再生性数字劳动、新旧统治关系以及对这些根深蒂固的遗产的抵制。因此,我们的目的是展示性别、种族和阶级是如何作为数字平台生产的关键方面运作的(Nakamura,2014),并谴责特定地理位置的统治和剥削系统。

在有关数字劳动力的问题上,不能忽视的是,传统工作场所在技术变革之后正在被彻底重新定义。Nicole Gardner揭示了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建筑行业里,由持续不平等的劳动分工导致的女性“时间荒”是如何导致市场不平等的。在高科技生产和消费领域,数字平台正在加剧劳动的不稳定性。本期提供了一系列的文章,以及它们共同提供的批判性方法,它们将适用于技术解放劳动的未来。我们希望读者发现这些文章是对女权主义理论传统——它们是充分解释当今劳动价值细微差别的必要基础——具有指导和促进意义。

文献来源:

Gregg, M., & Andrijasevic, R. (2019). Virtually Absent: The Gendered Histories and Economies of Digital Labour. Feminist Review, 123(1), 1–7. https://doi.org/10.1177/0141778919878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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