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项义华   来源：浙江学刊 

提要:本文从政治人类学的视野对山越与东吴的关系作了新的分析和解读,并将史料考辨和概念辨析结合起来,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偏差提出了纠正。文章认为,山越是以越族为主体的山地族群,而不只是逃避赋役和避罪入山的人民;越族成为山越,并非主动之举,而是受到大一统王权压制的结果;山越集结山区,依恃山险与征服者进行抗争,是越族维护族群生存空间的政治举动,其意义应得到充分肯定。

关键词:山越;山地族群;华夏化;政治人类学

山越

在三国史研究中,孙吴与山越的冲突历来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对于山越的来源、性质,以及它与山民、宗部的关系,以往有不少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其中一部分学者延续元代史学家胡三省的观点,认为山越是“依阻山险,不纳王租”的越人;另一部分学者则基本上接受现代史学家吕思勉的见解,认为“三国时之山越,乃华人入居越地……名为越而实非越”。虽然各家之说各有不同,但大体仍不出这两种观点的范围。晚近,有些学者将山越问题纳入南方山地族群华夏化的历史进程进行分析,对王化与山险、华夏网络与山地族群等议题作了精到的论述,在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均有所拓展。但时至今日,关于山越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少争论。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其论著《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中,也将山越纳入了其“赞米亚”研究的视野。虽然斯科特书中对山越的描述,所据的是二手文献,并不准确。他所研究的东南亚高地的“赞米亚”族落,与山越也有很大差异。但从政治人类学的视域对山越进行新的解读,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新方向,可以越出传统政治史研究的藩篱,在更深的层面上探讨山地族群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故笔者特撰此文,展开论述。

一、“山越”的命名与阐释

历史研究要从事实出发。但人们所认知的历史事实,基本上都来自于文献记载。它们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记载者所处的现实条件及其思想观念的限制。

目前留存的山越史料,大多出自西晋历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其中所涉及的吴国史料大多以吴国官修史书《吴书》为据。包括南朝宋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的注,也引用了许多《吴书》中的材料。据《三国志》记载,《吴书》是由在孙亮即位(时为公元252年)后担任太史令的韦曜(本名韦昭,204-273)主持大致编定的,而举荐韦曜担任太史令的辅政大臣诸葛恪(203-253),正是18年前征讨山越的抚越大将(领丹阳太守)。虽说孙亮即位后一年,诸葛恪就因故被杀,但征讨山越是朝廷大事,史官自然会站在朝廷立场上进行记载。而撰写《三国志》的陈寿,虽然身为晋臣,以曹魏为正统,但在书写吴国史事时,还是要依赖于《吴书》所提供的史料,受制于东吴史官的视野。对东吴来说,“山越”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和征讨的对象而存在的。他们之所以被史书记载,只是因为他们成了征讨的对象,与东吴人物发生了关联,而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行动而受到关注。对于与东吴无关的山越情况,《三国志》中并没有作任何记载。这也是导致后人对山越构成认识模糊的主要原因。

除了《三国志》以外,南朝史学家范晔撰著的《后汉书》中也有一处提到了山越:汉灵帝建宁二年(169)九月,“江夏蛮叛,州郡讨平之。丹阳山越贼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这是古籍中记载的时间最早的山越史事。胡三省对山越的定性,即系于《资治通鉴》转录的这条记载之下:

山越本系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寇扰郡县,盖自此始。其后孙吴悉取其地,以民为兵,遂为王土。

胡三省的这则注,言简意赅,将山越的来源及族属、山越与孙吴建国的关系表述得一清二楚。这个表述与《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中记载的薛综劳军移辞颇有关联,简直可以说是后者的简明版:

山越恃阻,不宾历世,缓则首鼠,急则狼顾。皇帝赫然,命将西征,神策内授,武师外震。兵不染锷,甲不沾汗。元恶既枭,种党归义,荡涤山薮,献戎十万。野无遗寇,邑罔残奸。既扫凶慝,又充军用。藜莜稂莠,化为善草。魑魅魍魉,更成虎土。

这也说明,胡三省所表述的,正是后汉以来古人的共识。在他们看来,山越与“蛮”“戎”一样,都是不服王化的非华夏族群,其作为越人的族群归属是相当清楚的。对此,现代一些学者也作过不少论证。如叶国庆在1935年发表的《三国时山越分布之区域》一文中,通过分析山越的分布区域与秦汉时期越人的重叠性,得出一个结论:“由地域及名称以观,吴之山越当为汉之越。”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山越的主体并不是越人,而是避居越地山中的汉人。即使其中有越人后裔,因与汉人长期混居,他们基本上也都已华夏化了。山越与孙吴发生冲突,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越人身份,而是因为他们处在东吴腹心之地,又好为叛乱,成了东吴建国的极大障碍。这个观点最早是吕思勉先生在1937年撰写的《燕石札记·山越》篇中提出来的。他说:

山越为患,起于灵帝建宁中。至后汉之末,而其势大盛。孙吴诸将,无不尝有事于山越者。……山越所据,亘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新都、鄱阳,几尽江东西境。……案江南本皆越地,越皆山居,故其蟠结之区,实尚不止此。……无怪曹公以印绶授丹阳贼帅,使扇动山越,为作内应也。而吴人亦即思藉是以谲敌。……夫越之由来亦旧矣。乃终两汉之世,寂寂无闻,至于汉魏之间,忽为州郡所患苦、割据者所倚恃如此,何哉?曰:此非越之骤盛,乃皆乱世,民依阻山谷,与越相杂耳。其所居者虽越地,其人固多华夏也。

山越在抵抗官府的行动中,有时也与汉人大族合作,甚至依附以豪强为核心的地方宗族武装——宗部。据《三国志》记载,东汉末年,贺齐担任剡县(今嵊州)县长时,“县吏斯从,轻侠为奸。齐欲治之,主簿谏曰: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齐闻大怒,便立斩从。从族党遂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齐率吏民,开城门突击,大破之,威震山越”。后贺齐为永宁长,又利用贼帅张雅与其女婿何雄的矛盾,“令越人因事交构,阻兵相图” ,然后战而胜之。对此,吕思勉作了这样的解释:

夫能附中国之大族以为乱,且能交构于两帅之间,其名为越而实非越,尤可概见。盖山深林密之地,政教及之甚难。然各地方皆有穷困之民,能劳苦力作者,此辈往往能深入险阻,与异族杂处。初必主强客弱,久则踵至者渐多,土虽瘠薄,然所占必较广;山居既习俭朴,又交易之间,多能朘夷人以自利,则致富易而生齿日繁。又以文化程度较高,夷人或从而师长之。久之,遂不觉主客之易位。又久之,则变夷而为华矣。此三国时山越之盛,所以徒患其阻兵,而不闻以其服左衽而言侏离为患;一徙置平地,遂无异于齐民也。使其服左衽而言侏离,则与华夏相去甚远,固不能为中国益,亦不能为中国患矣。然则三国时之山越,所以能使吴之君臣旰食者,正以其渐即于华,名为越而实非越故。

作为吕思勉的私淑弟子,唐长孺也接受了其师的观点。他在1955年发表的《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一文中称,“山越虽然在称谓上表示其为一种种族,实质上除了福建、江西一些偏僻之区之外,只能认作居于山地的南方土著”;“三国时期的山越只能是南方土著,其中固有古代越人的后裔,但与汉人已很少区别,而更多的则是逃避赋役和避罪入山的人民”。虽然他也承认“山越分布状况和西汉时越族居地相同,只是退入山中而已”,但他依然认为不能“按西汉时的看法将山越认作与汉人截然不同的种族”,其理由是:

第一,经过三百年的杂居,除了十分偏僻的地区之外,即使住在山中的越人也不可能孤立地生活,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汉族文化。

第二,东汉末期更有许多人民逃避赋役,匿居深山,这些人和原来居于山中的人民一起生活,当然也不加分别地都成为山越。

不仅如此,唐长孺还认为,山越与“以大族为核心的宗部组织”事实上也是一体的:

山越与宗部关系的构成是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受大族的控制,特别是在东汉末年,为了徭役负担的特别严重,不论原来居于山中的山民或是本来居于平地的人民都在大族控制下,在险阻地区组成武装集团,于是宗部与山越成为一体。

吕思勉、唐长孺两人都是史学名家,且皆以精熟史料著称,他们的分析都建立在对史料的系统梳理之上,相当细致,但他们否定古人对山越族属的认知,将山越当作以汉人为主的团体,这就过于主观化了。诚然,古籍中的“山越”,也只是一种称谓。但对族群而言,称谓并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一种集体的认知。人们正是通过称谓将对一个族群的认知固定化的。按照建构论的观点,族群是指“任何根据感知的文化差异和/或共同渊源的认识,将自己与其他相互来往的共存群体分开的一批人群”。对族群的界定本来就是依赖于集体的认知(包括该族群的自我认同和他人对该族群的界定)的。既然在三国时期的历史情境中,人们将某些特定区域的某个特定群体称之为“山越”,并将他们与其他族群区别开来,实行区别对待,那就说明他们当时的确有可以被识别的族群特征,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已经被建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族群。这种族群特征既包括体型、肤色之类的生理特征,也包括地域、语言、服饰、风俗、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等等。特别是在语言服饰方面,身为东南土著的越人与来自北方的汉人本来就有很大的差别,当时人们在日常交往中是可以明显设别到的。既然东吴人士当时凭直观和长期打交道的经验,可以那么明确地把那些山地民众称为“山越”,而且《三国志》中有23次提到“山越”,表明这是一个确定的称谓,现代人究竟又有什么理由凭着一些简单的推论就否定古人的集体认知呢?

至于说到山越与山民、山贼这三个概念的异同,其实,古人也并不是没有区别的。据统计,《三国志》中提到“山民”的地方共有十处,提到“山贼”的地方则有三十多处,其涵义与山越并不相同:山越重在表示其族群特性,山民则泛指山地居民,虽然有些实质上就是山越族群,但官方用到“山民”这个词的时候,往往是中性的,或者是带有肯定意义的;而“山贼”则是纯粹的贬义词,指的是据山作乱的反叛群体,重在表现其盗贼特性而非族群特征。从理论上来说,“山民”概念外延大于“山越”,可以包含“山越”,而山贼作为一个污名化的称呼,有时也被官府用来称呼反抗的山民尤其是山越族群,但在不同语境下究竟该用哪个词,史书中记载得是相当清楚的。如《吴书·诸葛恪传》中写道,诸葛恪作为抚越将军和丹杨太守,到丹扬上任后,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将田间谷物收割一空,“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可见官府是把山民视为怀柔的对象的,即使这些山民原本就是山越,官府也希望将其归化,使其作为编户齐民,或编入部伍。而当官府对山地民众径直以“山越”相称时,则是将其视为非我族类的反叛群体。

吕思勉先生为了说明山越并不具有明显的族群特征,曾举会稽别部司马周泰征讨的“六县山贼”、 钟离牧征讨的“建安、鄱阳、新都三郡山民”、 周鲂征讨的“贼帅董嗣”、 交州刺史征讨的交州贼帅和安南校尉征讨的苍梧建陵贼等为例,表示:“此等虽或言贼,或言民,实与言越者无别。以其皆与越杂处,而越已为其所化也。”但“建安、鄱阳、新都三郡山民”和“六县山贼”中本来也有汉族民众,几位被征讨的“贼帅”也很有可能是宗部首领,而不是山越首领,又怎么可以说他们与山越并无区别呢?

二、越族的分布和离散

在我看来,吕思勉、唐长孺两先生否定山越作为越人的族群特性,是因为他们既高估了汉民在山越群体中的比例,又高估了越人的华夏化程度。虽然他们在总体上都不否认汉初的越人还是一个与汉人不同的族群,山越源出于越地,与汉初越人的分布区域大致相似,但是,对于秦汉时期越族的分布和离散,他们并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这就使得他们的总体估计出现了很大的偏差。

那么,秦汉时期越人的分布情况究竟怎么样呢?

在这里,我们需要把视线拉回到先秦时期,看一看当时的越族分布状况。虽然在今人的认知中,越人这个概念往往用得比较宽泛,在广义上是指“百越之人”,甚至都包括了南越和西南少数民族,但在先秦时期,越人主要指的就是越国之人。虽然越国建国之前,东南地区也有多个以越为名的部族,如于越、干越等,越族的范围大于越国,但前者显然是以后者为核心的。

据《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周成王七年(1035 BC),东都雒邑(别称成周,即今之洛阳)建成之后,辅政七年的周公还政于成王。成王遂于成周举行祭祀仪式,并大会诸侯及四夷。与会的蛮夷部落首领中,就有来自东南地区包括东越(即闽越)、东瓯(今永嘉)、干越(今属江西上饶余干县)、姑妹(亦即后之姑蔑,在今龙游)、且瓯(即闽越之西瓯)、会稽等地越族部落的首领,他们分别献上了各地的珍稀特产作为贡品,其中包括东越海蛤、欧人蝉蛇、曰姑妹珍、且瓯文蜃、共人玄贝、海阳大蟹、自深桂和会稽鼉(亦即扬子鳄)等等,可见当时东南一带尚处于蛮荒状态,就连部落联盟也没有出现,各个部落首领都是以荒服身份参与朝会的。

到了周成王二十四年(1018 BC),东南一带的于越部落也与周室建立了朝贡关系。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二十四年,“于越来宾”,可见当时已经有了于越这个族名。另据《尚书·顾命》篇记载,周成王二十二年驾崩之后,周室乐官在礼堂上陈设了各种珍稀物品,其中就有“越玉五重陈宝”,这很有可能就是两年前于越来宾时的贡品。但于越与周室之间的朝贡关系却是相当脆弱的。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周惠王六年(前671),楚成王即位,遣使朝拜天子,周惠王在赏赉使者之时,曾经交代楚国要“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当时,周惠王从内乱中复位还只有两年,对诸侯国缺乏统驭之力。南方夷越对周室并不臣服,且常有侵扰中原之举,故周惠王将镇抚之责交托给楚国。楚国于是趁机扩张,将疆域扩张到南北千里的范围。公元前601年,楚兴兵灭舒蓼(在今安徽舒城),至滑汭(在今安徽巢县一带),召吴、越会盟,越不得已向楚纳贡。但靠近中原的吴国并不甘心受到楚国的控制。公元前585年,吴国君主寿梦称王,次年与晋国结盟,发兵征讨楚国及其属国巢、徐二国,夺取了楚国的州来邑。吴国从此成为大国。其后,吴、楚两国经常交战,越因与楚结盟,且与吴有地缘政治冲突,因而也被卷入到与吴国的战争中。

吴越交战之初,越国都城尚设在诸暨北界的埤中,其核心区仍在会稽山地。于越与周边诸越族的关系,也只是部落联盟的关系,并没有建立起如同中原王朝那样严格的统属关系。公元前497年,越侯允常卒,其子句践继位。三年后,勾践出兵伐吴,与吴王夫差率领的十万大军在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太湖边)决战,结果大败而归,带着五千余部逃到了会稽山上城。吴军乘胜追击,攻陷越都埤中,又追到会稽山下。句践迫不得已,只得向吴纳贡称臣,在吴国做了三年人质。公元前490年,句践被赦归国后,徐图复兴,将大本营从会稽山区迁往山会平原,“在今绍兴卧龙山麓建立了他的国都小城,随即又建立了与小城毗连的大城。小城是越国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堡垒,大城则是经济中心和生产基地”。此时,越国的国土规模有了扩展。据《国语·越语》记载:“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今属诸暨),北至于御儿(今属桐乡),东至于鄞(今属鄞州),西至于姑蔑(今属龙游),广运百里。”经过八年的刻意经营,越国国力蓬勃上升,已可与吴国比肩。而吴国当时正忙于逐鹿中原,亦无暇顾及后方。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率兵伐齐,北会诸侯于黄池,做了名义上的霸主,越国乘机起兵伐吴,攻入吴都。其后经过多次战争,终于在公元前473年吞并吴国,将越国的势力范围扩展到江淮一带。公元前468年,句践将国都从会稽迁至琅琊(今山东诸城县东南),此时,越国国力已超过齐、楚、晋三大国,越王句践成了春秋五霸中的最后一霸。据考证,句践之后三四代,越国都保持着强盛之势。直到越王翳晚年,才由盛转衰,不得不于公元前379年将国都迁到江南的旧吴故都姑苏。到了公元前333年,“王无疆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宾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此时,越国已经分裂成了几个向楚国表示臣服的小国,分别散落在钱塘江以南以会稽为中心的于越本土以及东瓯、闽越等地。

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挥师南下,平定楚江南地,又攻占会稽,降伏越君,将越地与原已被楚占领的吴地合并为一个郡,称作会稽郡,郡治设在吴(原吴国故都,今苏州)。其后,秦军又挥师南下,将东越王摇和闽越王无诸废为君长,并将两地并入新设置的闽中郡。为了将越地牢牢掌控在自己的统治之下,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东巡会稽之时,又采取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政策,“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鄣”,将越国都城大越民众迁居到今余杭、安吉、长兴一带及与之接壤的安徽东南的丘陵山区。大越周边的越人,大多也只能退避到山区。这也是越族由大越之民向“山越”转变的开始。与此同时,秦始皇还将各地的犯罪的吏民,流放到钱塘江南岸大越故地,用以防备“东海外越”,并将大越更名为山阴。这就彻底改变了大越的人口构成,使得越人在越地成了少数族群。对此,越人自然十分不满,因此,当秦末起义爆发之后,已被废为君长的闽越王无诸和东越王摇就分别率部加入了反秦的阵营。后来,两人又在楚汉之争中加入刘邦阵营。汉五年(前202),无诸被汉高祖刘邦复立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前196)摇也被复立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闽越、东瓯成了越族在东南地区最大的聚居地。

孝景三年(前154),吴王刘濞发起七国之乱,东瓯王率兵万余加入其中,后见势不妙,又乘吴王兵败之际将其诱骗杀害,结果虽然获得了朝廷的谅解,却也得罪了七国旧部。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闽越王在刘濞之子的怂恿下,发兵攻打东瓯。应东瓯国新君邹望请求,汉武帝派中大夫严助持节至会稽调兵,从句章(今宁波)渡海去援救东瓯。闽越王得知,当即退却,东瓯得以解围。朝廷却乘机让邹望上书,“请举国徙中国”,令其率领族属军队四万多人北上,将其安置在江淮流域的庐江郡(今安徽舒城一带),并将其降封为“广武侯”。三年后,闽越王郢反,被朝廷发兵消灭。其后,朝廷取消闽越国,立无诸之孙繇君丑为粤繇王,又立郢之弟余善为东越王。元鼎六年(前111)秋,东越王余善自立为“武帝”,汉武帝发兵征讨,将东越纳入会稽郡管辖范围。“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据人口史专家葛剑雄分析,东越国原先大约有十余万人,经过多次迁移,基本上都到了江淮一带。而闽越国的人口则有二十万左右,除在都城东冶及闽江谷地等处比较集中以外,其余人口分散在十余万平方公里的丘陵山地,不可能完全迁出,估计只有三分之二迁移到江淮,总数约十四五万人。余下五六万人则避居深山,成了化外之民。

到了东汉末年,江淮一带成了曹魏与孙吴的相持之地,建安十八年(196)正月,曹操率兵攻打濡须,与孙吴部队相持月余而退。在此之前,曹操“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但当地居民原本都是南方人,且大多为越人后裔,肯定不愿随曹军北迁,故“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本来,江东一带自春秋战国以来原本就有许多越人生息于斯,秦始皇时期又有许多大越民众被强制迁入,已经是越人密集聚居之处,再加上当时从江淮一带东渡回来的原东越、闽越移民后裔,则江东越人规模当有数十万之众。当时,江东早已是汉人豪族主导的社会,越人生活在底层,深受压迫和剥削,肯定会产生反抗和逃避的心态。其中避居到山区的越人,日后就成了“山越”。其后涌入的,恐怕也以越人居多。因为当时越地的汉人本来就是北方移民的后代,大多在平原地带生活,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即使其中一些人比较穷困潦倒,在当时的宗法社会里,他们也会集体依附豪族为生,很少有人会流落到山区。当然,也不排除一部分人因犯罪等原因逃到山区,与越人杂处,但这部分人毕竟是少数。而且,他们都脱离了汉人的社会结构,根本不可能对越族民众产生太大的影响,甚至使山越华夏化,反而更有可能融入山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山越化。

以往的华夏化论述,大多强调中原周边“四夷”,尤其是东南少数族群被华夏化的一面,甚至把华夏化与本土性对立起来,似乎少数族群一旦被华夏化,就必然会失去其族群特性。我认为,这个观念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虽然在理论上来说,华夏化意味着四夷接受华夏文化,被华夏文化完全同化。但在实际上,只要一个族群没有解体分散,以个体形式完全融入另一个族群的社会生活之中,获得另一个族群的身份,这种完全的文化同化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对古代的华夏王朝来说,同化首先意味着归化,只要少数族群首领通过朝贡的形式向汉族君主表示归顺,臣服于王权之下,接受“王化”,将整个族群纳入到王权大一统的统治体系之下,华夏化就已完成了第一步。至于第二步,则是打破少数部族原来的社会政治结构,将少数部族郡县化,纳入帝国的基层治理体系,使少数族群成员成为国家和地方社会的编户齐民。这其实也是秦汉以来的社会进程。但是,成为编户齐民,只是意味着少数族群成员也要向官府缴纳赋税,接受征发徭役,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此失去了自己的族群身份。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于越人来说,舍弃自己的族群身份,完全融入汉族,需要在语言文化、生活方式上都有一个彻底的改变,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即使少数人在理论上可以做到,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可能被官府和汉人社会接纳。因为官府所需要的只是能够缴纳赋税并可供役使的齐民,而不是可以当作族人接纳的同类,汉人当时也处于宗法社会的等级制度之下,不可能有平等接纳少数族群的意愿。越人即使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方面已经与汉人没有多大区别,也不会因此就失去自己的族性。事实上,即使到了如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各个族群之间的差异也仍很明显。所以,以越人在汉代经过三百年已被华化为由,否定其族群特性,这是不合理的。

三、山地族群与国家政权

如前所述,东汉建宁二年(169)九月,“丹阳山越贼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这是越人以“山越”之名进入历史叙述的第一个事件。此时距汉武帝将闽越之民迁到江淮的时间,已有280年。在此期间,越人作为一个边缘族群,已经被整合到了汉帝国的统治结构之中,大多成了编户齐民。即使处在山区和外海,也是波澜不兴。那么,为什么到了东汉末年,他们却以反叛者的身份,走上历史舞台呢?这显然与当时朝廷因权力更替酿成的政治危机有关。公元168年1月,在位24年的汉桓帝驾崩,年仅十二岁的解渎亭侯刘宏被选为继承人,是为汉灵帝。桓帝晚年,宦官干政,与士大夫发生冲突,已经酿成党锢之祸。灵帝继位后,身边的宦官与朝廷辅政大臣窦武、陈蕃等人发生冲突,并将窦、陈等人诛杀。其后,宦官把持宫中大权,清洗反对势力,与士大夫势成水火,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不断,造成政治混乱、社会失序,也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使得汉王朝的统治合法性遭到质疑,面临民间社会的挑战。这也正是包括山越和黄巾军在内的各种反叛势力四处纷起的主要原因。

作为一个少数族群,越人在东汉末年的政治格局中处于边缘状态,不能结成政治体与其他政治势力相抗衡,因此,就采取了武装反叛的方式来捍卫本族群的权利。熹平元年(172),也就是在丹阳山越暴动失败后的第三年,会稽越人聚集起来,打出越王的旗号,发动叛乱,试图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政权。对此,《三国志》和晚出的《后汉书》作了略有不同的叙述。据《三国志》记载:

会稽妖贼许昌起于句章,自称阳明皇帝(灵帝纪曰:昌以其父为越王也)。与其子韶扇动诸县,众以万数。坚以郡司马募召精勇,得千余人,与州郡合讨破之。是岁,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状,诏书除坚盐渎丞,数岁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

由此可见,孙坚发迹,最初就是从镇压越人叛乱开始的。孙吴与山越的冲突,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根由。另据《后汉书》记载:

熹平元年,会稽妖贼许昭起兵句章,自称“大将军”,立其父生为越王,攻破城邑,众以万数。拜旻扬州刺史。旻率丹扬太守陈夤击昭,破之。昭遂复更屯结,大为人患。旻等进兵,连战三年,破平之,获昭父子,斩首数千级。

这段记载,与《三国志》的记载稍有出入:一是叛乱首领许氏人名不同,二是叛乱持续时间不同,相同之处在于其规模和性质,以及许氏父子号召越族民众造反的方式。在大越民众在秦代就已被强制移民的状况下,许氏父子能够在会稽集结起数万人,主要靠的是句章一带的越人以及会稽各地的山越,以及越王旗号对于越地民众的号召力。但越人作为少数族群,在当时并不具备独立建立政权的力量。因此,当会稽许氏父子叛乱失败之后,越人就再也没有在平原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反叛行动。他们大多退居山中,成为山越,依阻山险,与官兵及其他军事势力抗衡。由于势单力薄,山越有时也与当地的宗部结合起来,一起采取军事行动。但宗部本身也只是地方豪强所领导的宗族武装,与割据一方、把持政权的孙吴军事集团在实力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当山越和宗部与孙吴势力发生军事冲突时,得胜的一方往往是后者。而孙吴势力的壮大,也往往得益于对山越和宗部的征讨。

如前所述,孙坚最初发迹,就是在熹平元年(172)以郡司马身份召募精勇千余人,参与征讨句章许氏父子领导的会稽越人的反叛。这一千余人就是孙吴军队最初的根基。中平四年,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爆发了以区星、周朝、郭石为首的叛乱,朝廷敕封孙坚为长沙太守,将其讨平。据《吴书·黄盖传》记载, “孙坚举义兵,盖从之。坚南破山贼,北走董卓”,可知孙坚此时征讨的对象正是官府称为山贼的干越山民。初平二年(191),孙坚死后,其兄之子孙贲率其余部投奔袁术,“术表贲领豫州刺史,转丹杨都尉,行征虏将军,讨平山越”。兴平元年(194),孙策率军打败扬州牧刘繇的部队,占领曲阿。此时,孙策部属已达数万,因向周瑜表露心迹:“吾以此众取吴会平山越已足。卿还镇丹杨。”可见平定山越,正是孙吴割据江东战略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

据《三国志》记载,兴平二年(195),孙策已平定宣城以东,惟泾以西六县未服。丹杨太守太史慈因进驻泾县,“立屯府,大为山越所附”。孙策于是亲自率军征讨,将其俘获,作为部属。建安二年,刘繇 “亡于豫章,士众万余人未有所附”,孙策又派太史慈前往招募。因太史慈与豫章太守华歆(字子鱼)为州里,众人怀疑他会乘机投奔华氏。但太史慈却如约带兵回营,还跟孙策谈了他对华歆的看法,结果促成了孙策对豫章的兼并。据《江表传》记载:

慈见策曰:“华子鱼良德也,然非筹略才,无他方规,自守而已。又丹杨僮芝自擅庐陵,诈言被诏书为太守。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鱼所遣长吏,言‘我以别立郡,须汉遣真太守来,当迎之耳’。子鱼不但不能谐庐陵、鄱阳,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发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鱼亦覩视之而已。”策拊掌大笑,乃有兼并之志矣。顷之,遂定豫章。

若以汉室正统角度而论,无论扬州刺史刘繇,还是豫章太守华歆,都比拥兵自重的骑都尉(袭爵乌程侯,领会稽太守)孙策更有合法性,但在汉末纷争的政治形势下,政治和军事实力实质上已经取代朝廷册封的权威,故鄱阳民帅可以自行建立宗部,阻兵守界,不接受华歆所遣长吏,而孙策亦可发兵吞并刘繇和华歆的势力。在当时州郡割据的政治格局下,任何一方要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都要以兼并其它州郡作为主要手段。至于征讨山越和宗部,则是孙吴势力在其境内强化统治、扩充财赋和兵员的一种重要手段。

如果说,在孙策割据江东时期,孙吴与山越、宗部之间的冲突往往表现为相互之间的攻伐,那么,到了孙权执政时期,这种冲突就大多变成了孙吴一方对山越和宗部的主动征讨。

据《三国志》记载,建安五年(200),“曹公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屯吴,使丞之郡行文书事”,表示朝廷已经承认了东吴割据的现实。于是,孙权就“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其部下诸将,大多参与了征讨山越的行动。如老将黄盖,就是孙吴早期镇抚山越的一员主将:“诸山越不宾,有寇难之县,辄用盖为守长。……凡守九县,所在平定。迁丹杨都尉,抑强扶弱,山越怀附。”又如全琮,也是东吴镇抚山越的一员干将。早在担任奋威校尉期间,他就率兵数千人征讨山越,又招募得精兵万余人。黄武五年(226),“丹杨、吴、会山民复为寇贼,攻没属县”,孙权分三郡险地为东安郡,任命全琮为太守。全琮到任后,“招诱降附,数年中,得万余人”。

再如前面说到的那个曾经平息了剡县、永宁县等地民众暴动的贺齐,更是东吴镇抚山越和宗部的一员骁将。建安八年(203),今江西东部建安、汉兴、南平一带山民起事,“贼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五人,率各万户,连屯汉兴,吴五六千户别屯大潭,邹临六千户别屯盖竹,同出余干”,贺齐率军大破之。“凡讨治斩首六千级,名帅尽禽,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拜为平东校尉。十年,转讨上饶,分以为建平县。”建安十三年(208),贺齐迁威武中郎将,讨伐在丹阳黟、歙等地据险反叛的歙帅金奇、毛甘和黟帅陈仆、祖山等部(部属共有四万户),大获全胜,“凡斩首七千”。 孙权遂将新征服的六县割为新都郡,任命贺齐为太守。建安十六年(211),“吴郡余杭民郎稚合宗起贼,复数千人,齐出讨之,即复破稚,表言分余杭为临水县”。十八年(213),“豫章东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为贼乱,众万余人。齐讨平之,诛其首恶,余皆降服。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二十一年(216),“鄱阳民尤突受曹公印绶,化民为贼,陵阳、始安、泾县皆与突相应。齐与陆逊讨破突,斩首数千,余党震服,丹杨三县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从上面的数据来看,当时湘赣皖浙一带的山地反叛民众是相当多的,赣地和皖地总数计有六万一千多户,浙地和湘地总数计有一万数千人,若每户以四人计,四地总数共有大约二十六万。而贺齐通过征讨所得到的兵员也相当可观,仅赣地就“出兵万人”,丹阳又得精兵八千人。这也是孙吴征讨山越的目的之一。

对于山越的反叛给孙吴造成的影响,《三国志》中曾经作过这么一个判断:“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但事实上,山越与孙吴之间的战争,往往是孙吴一方主导发起的。孙吴征讨山越,一方面是要扩大实际统治区域,实现对东南全境的完全统治,另一方面是要将山越纳入编户齐民,用以扩充兵员,增加赋税徭役。据《三国志》记载,嘉禾三年(234),诸葛恪屡次主动请缨,乞求孙权任命他为丹杨太守:

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众议咸以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猨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

但诸葛恪却“盛陈其必捷”。于是,孙权就拜他为抚越将军,领丹杨太守。诸葛恪到任后,实行坚壁清野政策,“移书四郡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旣尽,新田不収,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经过三年,所得“人数皆如本规”(亦即甲士四万)。“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几乎完美地解决了连年征讨而未能解决的丹杨山越问题。

不过,到了东吴晚年,由于统治的严酷和腐败,山民聚众反抗的事件又时有发生。据《三国志》记载,东吴宝鼎元年(266),末代皇帝孙皓迁都武昌,扬州诸郡民众溯流供给,劳役繁重。“故刺史会稽朱符,多以乡人虞褒、刘彦之徒分作长吏,侵虐百姓,强赋于民,黄鱼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贼并出,攻州突郡。冬十月,永安山贼施但等聚众数千人,劫皓庶弟永安侯谦出乌程,取孙和陵上鼓吹曲盖。比至建业,众万余人。”民变平息后,朝廷为了镇抚山越,将吴郡乌程、阳羡、永安、余杭、临水及丹杨故鄣、安吉、原乡、於潜诸县从两郡中划分出来,单独设置了一个郡,称作吴兴郡,治所设在乌程;又将会稽郡西部的长山、乌伤、永康、丰安、新安、太末、定阳、平昌、吴宁九县分置为东阳郡,治所设在长山。

除了孙吴之外,曹魏势力早年也曾将割据山中的地方武装视为对手,对其实行征讨。建安四年(199),袁术败走,曹操率军驻扎寿春,“时庐江界有山贼陈策,众数万人,临险而守”。曹操听从刘晔建议,派遣重兵,一举攻克了陈策坚守的深山营垒。不过,当孙吴势力在江东坐大之后,曹魏又对割据山中的东南地方武装采取拉拢政策。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操授予丹杨宗师首领费栈印绶,希其煽动山越作为内应。孙权派遣陆逊前往征讨,得胜之后,又将以山越为主的东三郡民众纳入部伍,“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总的来看,曹魏对孙吴境内山越和宗部的拉拢并没有多大效果,倒是孙吴却通过征讨山越、宗部等少数族群和地方武装,有效地增强了自身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实力),最终成为与曹魏、蜀汉三足鼎立的一个军事王朝。这是以山越生存空间的被剥夺为代价的。

结语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山越是以“依阻山险,不纳王租”的化外之民的身份出现的。按照詹姆斯·斯科特的观点,山越也是“离开国家,逃向蛮夷”的山地族群的一个典型。“从历史上来看,变成蛮夷的过程是很普遍的。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变成蛮夷的过程甚至比文明化更普遍。这个过程只需要为了成为蛮夷而离开国家空间,而且他们往往就被族群化为‘部落人’。”虽然斯科特间接地接受了唐长孺的观点,把“山越”视为只是为了逃避纳税而流亡的普通民众,认为他们与那些纳税且被统治的人在种族和文化上并没有任何区别,只是由于生活在国家范围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才逐渐成为山越族。这种情形与山越并不相符,但他所说的那种变成蛮夷的部落化的情形却的确是存在的。

詹姆斯·斯科特认为:“将山地人群看作抵御国家的社会,或者是反对国家的社会,更有利于理解山地的农业实践、文化价值和社会结构。”但与东南亚的赞米亚族群不同的是,山越与国家政权、地方社会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作为中国早期东南地区的主体民族,越族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各种国家叙事连结在一起的,其中既有春秋战国时期越族建国、兴国、强国的国家叙事,也有秦汉帝国大一统格局下的离散叙事,以及孙吴割据下的反叛叙事。即使成为被边缘化的少数族群之后,越人也不是自觉地要“离开国家,逃向蛮夷”,而是在山区重新集结起来,依恃山险与征服者进行抗争,其中有些甚至还曾借助“越王”这个符号,试图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中心区重新建立以越族为主体的政权。虽然由于自身力量薄弱,这些努力最终仍归于失败,但山越对孙吴的抗争,仍然在历史上打下了很深的印记,其意义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在政治人类学的视野中,山越与赞米亚既有类似之处,又有不同特点,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在更深的层面上分析少数族群和国家政权的复杂关系,提出更有深度的理论思考,需要我们作出更多的努力。

参考文献

1、[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1956年,第18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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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鸿:《六朝时期的华夏网络与山地族群——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历史研究》2016年第05期。

6、Scott, James C.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美] 詹姆斯·C·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7、据《三国志·吴书·韦曜传》:“韦曜,字弘嗣,吴郡云阳人也……孙亮即位,诸葛恪辅政,表曜为太史令,撰《吴书》,华核、薛莹等皆与参同,孙休践阼,为中书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孙皓即位,封高陵亭候,迁中书仆射,职省,为侍中,常领左国史。”([晋] 陈寿撰、[南朝宋] 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本文所引《三国志》文本均出自此版,以下仅注篇目,不出页码。

8、[南朝宋] 范晔[唐] 李贤等注编:《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第330页。

9、[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 中华书局, 1956年,第1817页。

10、《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11、叶国庆:《三国时山越分布之区域》,《禹贡》1935年第2期。

12、吕思勉:《山越》,《燕石札记》,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99-104页。该文后亦收入《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41-645页)。此处引文即据上古版摘录,下亦同。

13、《三国志·吴书·贺齐传》。

14、汉顺帝永建四年(或永和三年),分章安县东瓯乡立永宁县,属会稽郡,大致上相当于今之温州。

15、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43页。

16、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外一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7页。

17、即使在今天,同样作为汉人,吴语、粤语与北方话也有极大的不同,而吴语区内各个小方言区域也有极其明显的语言特征。

18、希安·琼斯:《族属的考古: 构建古今的身份》,陈淳, 沈辛成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定义”页。。

19、《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20、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41页。

21、陈桥驿:《越族的发展与流散》,《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22、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中华书局,2002年,第570页。

23、李步嘉校释:《越绝书校释》,中华书局,2013年,第230页。

24、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

25、《史记·东越列传》。

26、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27、[晋] 陈寿 撰、[南朝宋] 裴松之 注:《三国志(全五册)》,中华书局,1959年。

28、葛剑雄据东吴将领列次征讨山越俘获的兵员数量,推测山越的总数至少应有二三十万。

29、满人在现代应该说是文化同化相对彻底的一个少数族群,其中有不少上流人士已经成功地融入了汉文化之中,但即使是像老舍、启功这样的文化精英,身上多少也还带着一些满族的文化烙印,具有满文化的某种底蕴。

30、《三国志·孙坚传》。

31、《后汉书·虞傅盖臧列传》。

32、《三国志》写的是许昌、许韶父子,《后汉书》写的是许生、许昭父子,但记载的应是同一件事。

33、这可能与切入角度不同有关,《三国志》是从孙坚的角度切入,只写到了孙坚参与征讨的那一年,而《后汉书》是从臧旻的角度切入,写到了“连战三年”的整个过程。

34、《三国志·吴书·黄盖传》。

35、《三国志·吴书·孙贲传》。

36、《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37、《三国志·魏书·太史慈传》转引《江表传》。

38、《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39、《三国志·吴书·黄盖传》。

40、《三国志·吴书·全琮传》。

41、《三国志·吴书·贺齐传》。

42、据贺齐本传:“歙贼帅金奇万户屯安勤山,毛甘万户屯乌聊山,黟帅陈仆、祖山等二万户屯林历山。”

43、《三国志·吴书·贺齐传》。

44、《三国志·吴书·锺离牧传》。

45、《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46、《三国志·吴书·孙皓传》。

47、《三国志·魏书·刘晔传》。

48、《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49、[美] 詹姆斯·C·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45页。据其注释可知,此处表述是以陈永海(Wing-hoi Chan)《山区中的族群称谓:畲“贼”之例》(Wing-hoi, Chan. “Ethnic Labels in a Mountainous Region: The Case of She ‘Bandits.’” In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255:28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为依据的。而陈文的依据,据笔者查证,正是唐长孺的《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一文。

50、[美]詹姆斯·C·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53-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