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新闻记者   原创 杨馨

在2019年发生的“周杰伦粉丝打榜”事件中，“（明星—）粉丝—媒介平台—资本”的闭环暴露了其剥削本质，也体现出粉丝与偶像之间亲密关系的想象已经走向异化。在粉丝进行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的“社会工厂”中，媒介平台提供了外部的制度性框架，粉丝群体也以“自组织”（self-organized）的方式形成自身的规则，两者共同服务于资本的复制。随着情感与资本关系的进一步显性化，必然会出现关于情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域。

2019年7月16日，一篇题为《周杰伦微博数据那么差，为什么演唱会门票还难买啊》的文章发布在豆瓣上，在社区中引起激烈的讨论。7月19日，这篇文章以长图的形式被搬运到微博，引起了轩然大波，大量周杰伦粉丝“空降”微博超话，为自己的偶像“打榜”。最终，7月21日，周杰伦在新浪微博“明星势力榜”上超过了原本的“TOP”蔡徐坤，位列第一。在一些人眼中，这次打榜事件是由“真正的粉丝”用一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教育”了“00后脑残粉”——像他们这样从不参与网络骂战、默默购买专辑与演唱会门票支持偶像的人才是“粉群榜样”；而在另一些人眼中，这一事件不过是“两代人争夺网络话语权”的一场闹剧——随着时代变迁，华语乐坛早已迎来新的发展模式，而“80后”、“90后”的粉丝仍旧抱缺守残，甚至攻击掌握话语权的新生代粉丝……在这场“粉丝大战”中，谁才是真正的、最终的受益者？

“打榜大战”的赢家似乎是周杰伦的粉丝，但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捍卫的是原本他们不屑一顾的“虚妄荣誉”；对于蔡徐坤的粉丝来说，这一场“混战”原本与他们毫无瓜葛，却在争论持续发酵之后成为受攻击的靶子、“脑残粉”的代表人物……当热血沸腾的网友逐渐冷静下来之后，他们发现这一场混战并没有真正的赢家，除了在这场争论中获得大量“流量”、“日活（每日活动）数据”的新浪微博。这提醒了我们，仅从亚文化研究的视角把这一事件当作“脑残粉”们一时冲动的狂欢之举，就会忽略它背后隐藏的逻辑——情感已经变成一种劳动方式。

为了收集线上情感劳动的一手经验资料，笔者于2018年9月加入一位养成系偶像L的“后援会”（以下简称L后援会），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线上参与式观察，并对部分成员进行了非结构式访谈。这位偶像于2018年初通过电视选秀节目出道，他的粉丝成立了不止一个后援会。自2018年起，伴随着《偶像练习生》、《创造101》、《青春有你》等偶像养成选秀节目的播出，大量“养成系偶像”进入人们的视线。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针对的“爱豆”一词并非idol的音译，而是日文“アイドル”（aidoru）与韩文“아이돌”（aidor）的“变体”，国内将其戏称为“爱抖露”。“爱豆文化”是一种舶来品，是日韩流行文化产业、“造星”产业模式进入中国、扩散开来后产生的“新型偶像”。简单来说，周杰伦被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明星偶像，而在打榜事件中，他的“竞争对手”则是新生代的“爱豆”。

一、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与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

在以往研究中，粉丝此类“狂热”行为往往被贴上“非理性”的标签，不过，近年来，许多研究从原先的粉丝社群、亚文化领域、身份认同等文化研究议题，以及粉丝群体内互动、心理机制等微观议题，转向粉丝群体公共实践、政治表达、政治参与，以及“粉丝经济”这一“建设性”领域。特别是詹金斯提出的“情感经济”（affective economy），意味着学界意识到粉丝群体强大的消费意愿与消费力，也注意到他们作为“行动者”所蕴含的实践潜能，也愿意为粉丝群体赋予更多积极的理解。例如，对粉丝社群中“互动仪式链”的研究（潘曙雅，张煜祺，2014），对“养成系偶像”粉丝社区中的“拟态亲密关系”的研究（朱丽丽，韩怡辰，2017），对网络粉丝社群的政治表达的研究（陈子丰，林品，2016），等等。

不过，如果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无法解答他们的“爱”如何被扭曲为异化劳动、成为资本增殖和权力扩张的来源。如今，政治经济学批判仍然是粉丝研究、粉群研究中的“盲点”，学者们较少使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分析粉丝现象，或者是理论的运用发生“错位”与失焦。例如，将粉丝对文本的参与实践称为“生产性消费”（productive consumption），但此处的“生产”指的是文化研究意义上的“意义的再生产”（祖俊，2016）。有研究提到了作为“免费劳工”的粉丝，以及他们所参与的礼物经济（gift economy）、情感卷入（胡岑岑，2018），不过，此处的“免费”指的是粉丝作品（fan works）的扩散是免费的，以及这种互文性的二次创作可以免于（free for）版权干预，其中的“生产”仍然局限于粉丝作品（fan art）的文本生产。有研究谈到了网络文学粉丝的情感劳动，认为这种“共创式”的参与是反抗异化的自主性生产，带来了人的自我增值（self-valorization），“剩余价值”并不仅仅是被商业资本变卖的物质利益，而是一种“哺育劳动者自身的生命权力”，具有“抵抗异化、超越异化的潜能”（林磊，冯应谦，2019）。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所援引的“情感劳动”的概念指向了两个不同的英文概念，其一是emotional labor，其二是affective labor。前者来自美国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于1983年出版的著作《被管理的心：人类情感的商品化》（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作者对美国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员展开了实证研究，发现除了传统制造业工人的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之外，服务业的劳动者还付出了“情感劳动”，包括劳动者对自身心理、情绪状态的控制，以及为了让服务对象感到满意而付出的微笑、殷勤、和善等“情绪管理”（Hochschild， 1983）。从这一视角出发，许多研究者将视线转向了社会性别（gender）、身体规训、消费社会等领域。例如，对女性“社工”的情感劳动的研究（王斌，2014；孟宪红，2015），在社会性别视角下展开的一系列“情感生产、消费”（叶文振，奂倩，2019a）与“情感劳动”（叶文振，奂倩，2019b）的研究，对网络主播的情感劳动的研究（涂永前，熊赟，2019；涂永前，熊赟，2018；胡鹏辉，余富强，2019），等等。此外，类似的研究还包括对霍赫希尔德的“空姐研究”进行的本土化验证（李晓菁，刘爱玉，2017）、对“情感劳动化”的研究（林颖，吴鼎铭，2017）、对服务业女性从业者受到的身体规训与控制的研究（阎玉芳，2015）、将抗争发声视为情感劳动的研究（冯剑侠，2019）等。

而后者，即本文使用的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概念，来自意大利自治主义者哈特、奈格里的同名论文《情感劳动》，它是由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提出、哈特与奈格里发展成型的著名概念“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的延伸概念。“非物质劳动”并非指生产过程与物质材料无关，而是指产品的非物质性。在哈特与奈格里看来，非物质劳动包含三类内容：（1）已被信息化和已经融汇了通讯技术的一种大工业生产，这种生产被视为一种服务，并逐渐与物质劳动相融合；（2）带有分析的创造性和象征的任务，同时也是创造性、知识性的劳动；（3）情感的生产与控制、虚拟的或实际的人际交往（即身体模式上的劳动）（哈特，奈格里，2008：284）。这其中，情感劳动是非物质劳动中最重要、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它包括情感的生产，以及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得到的产品也是无形的情感，包括轻松、友好、满意、激情，甚至是联结感与归属感（Hardt， 999:89-100）；它描述了非物质劳动内在的情感本质与“制约因素”（binding element），其生产的最终形式为社会网络、组织形式和生命权利，以及集体的主体性（collective subjectivities）、社会性（sociality），甚至是社会本身（林颖，吴鼎铭，2017）。也就是说，情感劳动并不是传统批判理论所强调的“非自愿的、强制性的劳动”，而是“劳动者在情感劳动的实践中不断地肯定自己，发挥自己的才智，以喜爱和激情作为驱动力，构建社群网络，获得极度自洽的认同感。在此过程中，劳动实践是一种主体性生产，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地获得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刘芳儒，2019）。

由上述定义我们可以发现，两种“情感劳动”的定义存在着交叉之处——它们都涉及“与人接触”的服务业，都谈到了劳动过程中情感的付出，但emotional labor属于情感社会学的范畴，其侧重点是“商品化”与“管理”，以及由此延伸开来的“控制”与“规训”。在某种意义上，emotional labor是戈夫曼“印象整饰”理论的延伸，是一种“情感整饰”（emotional management），它是基于外部强加的一套规则而产生的“表面扮演”（surface acting）。而在这一过程中，服务业劳动者渐渐习得了通过行为和认知控制情境，从而调整自己的情感状态的能力，表面扮演转化为“深度扮演”（deep acting），即自发地唤起某种情感，以适应情境所要求的表情与举止——正因为这种外部强加规范的“内眷化”，emotional labor理论不可避免地指向情感的异化与脱轨。而affective labor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其侧重点是“生产”，强调情感与资本积累、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它基于意大利自治学派对“认知劳动”（cognitive labor）和“新知识无产阶级”（new cognitariat）的研究，包含着一种辩证的张力——情感劳动中既包含着“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对劳动者的剥削，又包含着“礼物经济”（gift economy）中劳动者解放、实现主体性的潜能。不过，在国内的研究中，两个概念存在不同程度的混淆，为明确区分，刘芳儒提出，将affective labor定义为“情感劳动”，而emotional labor则命名为“情绪劳动”（刘芳儒，2019）。

二、“情感劳动”如何生成

当笔者熟悉L后援会后，立刻发现该后援会有非常严密的准科层结构。在其内部有多个职能明确的小组：打投组（负责打榜、集资、应援等事务）、反黑站（负责“净化”偶像相关词条、“洗广场”、“控评”）、财务组（负责对集资费用进行管理）、核算组（负责预算、决算并监督款项使用）和数据组（负责购买明星专辑、代言产品，转发、评论、点赞微博）。笔者所在的“数据组”负责统计与明星相关的各项量化指标，并身体力行地“做数据”。L后援会中还有能够触到品牌公关、媒体从业者的“职粉”（职业粉丝），以及追踪偶像行程、拍摄照片进行发布且对普通粉丝有着强烈号召力的“站姐”。后援会的成员多为年轻女性，年龄在15-35岁之间，且多为在校学生，具有一定组织打投、应援活动的财力，也拥有大量空闲时间用于“追星”。这些成员“散落”在全国各地，主要的联络方式为QQ群、微信群、微博粉丝群。

之所以将L后援会的结构称为“准科层制”，是因为其存在着强烈的流动性——粉丝可以身兼数职，在不同的小组展开“工作”；小组乃至后援会都没有明确的、固定的“领导”与组织者，而是针对具体的事务、由粉丝群体推选出“工作组”来统筹各项事务；“职粉”与“站姐”受到后援会成员的严格监督，甚至不同后援会之间会以“卧底”的方式互相监督。但与此同时，后援会有着高效的执行力，成员训练有素、反应敏捷，能在短期内完成集资、投票、“轮博”、图片后期处理、影片剪辑等任务。拥有“资历”和一技之长的粉丝受到其他粉丝的尊敬，容易积累起“人脉资本”，同时也受到了同侪们额外的监督。笔者在后援会数据组期间，利用SPSS等软件帮助后援会统计数据，获得了许多L后援会成员的信任。笔者并未隐瞒自己的研究目的，她们在接受访谈的同时，也愿意向笔者倾诉自己的烦恼和困惑，这种友谊一直维持至今。

对于L后援会的成员来说，追星是一段非常“梦幻”的经历——她们抱着对偶像强烈的爱聚集到一起，齐心协力完成“打榜”、集资的任务，“陪伴”自己喜爱的偶像成名、实现偶像生涯的各种成就，也在后援会中收获了追星“姐妹情”（sisterhood）。正如工作组成员D告诉笔者，在后援会的经历是她“最难忘的记忆”，她每天“只要能看到哥哥就很开心”：

我觉得很梦幻，在我二十多岁、年华正好的时候遇到了哥哥（指偶像），我陪着他从默默无闻到出道，变成一个光芒四射的明星。哥哥有了我们的陪伴，他在奋斗的路上不会孤单，我们也因为哥哥的陪伴，能变成更好的自己，我觉得我到八十岁都不会忘了这段经历的……

这种“梦幻感”中同时包含着一种逃避主义（escapist）的倾向和对亲密关系的想象，前者体现为“追星少女”借助仪式化、狂欢化的追星活动来将自己抽离出单调、枯燥、平庸的日常生活，后者则意味着粉丝在自己与偶像之间投射了一种想象的亲密关系，她们将偶像称为“我哥”、“弟弟”、“老公”、“小孩”、“崽”等等，这便是朱丽丽等提出的“拟态亲密关系”（朱丽丽，韩怡辰，2017）。不过，在笔者看来，这种想象之中还包含粉丝对自我主体的投射与建构，正如拉康所说，个体的主体性实际上是自我与镜像的叠加（詹明信，1997：212-213），在这一前提下，“自恋”也不过是建立在异化之上的“异恋”，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主体已经将自己的起源让渡给了一个“不是他自己”的“他者”（张一兵，2014），使自己沉迷于一个从他自己异化出来的意象之上，而“他人之镜”正是这种想象性误认的根源。在他人的凝视之中，我们通过一种暴力性的情感交流来调适自身，使主体符合“他人之镜”的期待。成年之后，人们便习惯了“互为他者”，人与镜像之间的认同关系实现了社会泛化。亲密关系的想象正是这种镜像关系的延伸，粉丝将所属群体的亲密关系投射在自己与偶像身上，以偶像为“镜”，寻求一种情感认同的代偿。

在观察与访谈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几乎每一个L后援会成员都把“要是我真的有一个这样的哥哥/弟弟/男朋友/儿子就好了”挂在嘴边，他们将偶像视为家庭成员、亲密伙伴，并以此为动力，为偶像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在这些粉丝看来，“我们喜欢小孩，为他出钱出力，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后援会财务组成员XL）这样的付出、投入进一步巩固了这种想象的亲密关系——她们付出得越多，这种想象性就越稳固、越纯粹。同时，亲密关系的想象是抽离了欲望的“柏拉图之恋”式的情感，偶像是超越性别，甚至可以是无性的，男性偶像不仅可以被视为兄弟/男友/儿子，也可以被视为姐妹/女友/女儿。在这种纯粹的想象式关系中，日常生活中一切琐碎的鸡毛蒜皮都被排除了，亲密关系被“提纯”为一种形而上的、戏剧性的幻想关系，在剥离了金钱、社会地位等所有可能构成矛盾来源的现实因素之后，亲密关系的想象就变得“干净”而甜美，同时也变得极为空洞——偶像可以是任何人，甚至可以是虚拟的，它只是一个飘浮的能指，一种被神化的对象。粉丝在这种空洞的关系中寻求认同与共鸣，将理想化的自我投射于偶像之上，并以“某某的粉丝”为身份锚点，建立起对“主体”的想象式认同。

大部分粉丝相信自己的辛苦、疲惫都能被对偶像的“爱”和追星带来的满足感抵消，她们抱着强烈的爱、自由自愿地加入后援会，这样的行为谈不上“被剥削”，而是“必要的付出”——“‘用爱发电’的姐妹都不会计较回报”（后援会财务组成员XL）。在笔者看来，这样的付出正是一种“情感劳动”，情感既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浓缩，也是粉丝们创造的“产品”。情感劳动是一种无酬劳动（free labor），泰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在分析无酬劳动时特地强调，许多网络用户抱着“分享”的心态，自愿在网络上发布自己创作的内容，供其他用户免费使用，或是作为“志愿者”无偿地维护网络社区运行，这些人并非受到剥削者，而是反抗互联网商业化浪潮的“先锋”（Terranova， 2019：9-38）。也就是说，泰拉诺瓦区分劳动者是否受到剥削的标准更接近于“自我指认”，即劳动者是否形成了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以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文化研究学派的许多学者也持这样的观点。而学术界另一种界定“剥削”的方式更倾向于物质标准——凡是产生了剩余价值的行为，都可以被视作劳动，而剥削就是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福克斯谈论的“生产性劳动”（productive labor）。根据这种观点，剥削完全可能在无形中发生，在闲暇时间发生，在工作场所以外发生，不论劳动者是否萌生了“阶级意识”，只要他为某种资本产生了剩余价值，他就受到了剥削。

这也正是意大利自治学派与“正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分歧所在——前者强调主体性的解放，后者强调异化与剥削。而在笔者看来，哪怕是从自治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也很难说粉丝在后援会的情感劳动中获得了主体性，他们既没有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也没有形成文化上的自觉。主体性（subjectivity）与主动性（agency）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后者则是一个社会学行动主义的概念，粉丝主动地加入后援会，主动地“轮博”、“控评”、“做数据”，并不意味着粉丝彻底摆脱了剥削与控制，获得了主体性的解放。

三、作为“社会工厂”的媒介平台——情感劳动的外部框架

当资本将人们的闲暇时间、日常生活，乃至情感全部转化为劳动之后，“社会工厂”（social factory）便诞生了。在“社会工厂”中，就像李凡特说的那样，人们只要醒着，就在劳动，就在为资本复制资本。而在媒介化的当下，各个数字媒介平台的涌入为社会工厂提供了新的“厂房”，提供了一种外部的、制度性的框架与机制。前文提到的“打榜”，指的正是通过一系列的行动，例如与明星“微博互动”、在“超话”里“签到打卡”、购买数字专辑等方式，使自己的偶像在各种网络“榜单”中名列前茅。此类榜单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新浪微博推出的各种“明星势力榜”。榜单五花八门，涉及的类目也是纷繁复杂，但这些指标均需要衡量明星相关微博的总阅读量、转发、评论微博、赞微博、回复评论、赞评论、明星粉丝群内发言等，简而言之就是各种量化数据，粉丝们“做数据”时，遵循的核心原理正是“流量逻辑”。

以量化的形式对劳动进行评估是工业化大生产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在平台时代，这种量化一切的标准便体现为“流量”（traffic）的形式。在平台的语境下，流量意味着互联网中传输的网络应用数据，通过技术人员的识别（classify），这些海量的二进制代码能够与具体的应用、类别、用户行为相对应。而在粉丝研究的语境中，“流量”可以指代明星能在网络中获得的曝光度、话题度、讨论度，因此，人们也会将网络热度高的明星称作“流量明星”。与工业时代大众文化所贩卖的虚幻满足相比，当下“明星—粉丝”关系中一体两面的“爱”与“流量”渗入“劳动者—资本—消费者”的链条中，形成了一个“（明星—）粉丝—媒介平台—资本”的闭环。在这一闭环中，粉丝相信通过“打榜”、“做数据”等行为，不仅能让自己的偶像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也能够增加偶像的知名度，从而为偶像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即更多的商业合约、品牌代言、节目通告、出演影视剧的机会等等；而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各种网络媒介平台以各种“指标”和“数据”来量化粉丝的追星行为，并以“榜单”的形式刺激不同粉群之间互相攀比、竞争，并将排名与明星可能获得的“利益”直接挂钩；各大品牌、企业、广告主也试图以更直接的方式将这些数据转化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它们将代言与销量捆绑，以此来刺激粉丝购买，提升销量，通过“后援会”等组织向粉丝提出直接的“数据”要求，甚至将这些指标明码标价地写在明星代言条件中。

之所以将它称作“闭环”，不仅是因为粉丝的“打榜”、互动主要发生在新浪微博上，更是因为偶像的知名度也体现为“网络知名度”、“微博知名度”，在新浪微博以外的地方、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或许“并不红”；而广告主也会选择新浪微博而非传统的电视、报刊作为偶像代言信息的主要曝光平台，选择新浪微博的数据作为衡量广告效果的标准——新浪微博将粉丝对亲密关系的想象压缩在特定的媒介场域中，使粉丝们围绕着“数据”这台机器，像工蚁一般忙碌地劳动着。在新浪微博这个“厂房”之中，粉丝既是为媒介平台和广告主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者，也是其生产的商业信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超话”打卡、“控评”、“打榜”都是组织粉丝行为的手段，也是粉丝“计件劳动”的方式，更是对粉丝进行“绩效考核”的途径；“榜单”不仅是平台租赁给粉丝的“生产工具”，也是刺激粉丝之间相互竞争的“生产成果”，它甚至可以将粉丝的“绩效”直接与明星的商业价值挂钩。在笔者进行参与式观察的过程中，曾遇到过偶像代言的品牌方要求广告微博转发量达到70万，此事一度引起了后援会“众怒”：

品牌方简直不做人……我在外面玩得好好的，PR（公关）一句话，我就得回来给他做数据……他们要求那条微博（品牌方发布的广告）达到70万转发，他在做梦吗？要是全中国有70万人喜欢我们家崽（指偶像），我做梦都能笑醒！（笔者：那现在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我们每个人开十几个小号去转那条微博……每个小号还要吹一堆彩虹屁（指夸赞明星的话），还得吹不一样的，不然就会被当成僵尸号……（后援会数据组成员Z）

最终，在后援会成员投入了大量“小号”、不眠不休地“轮博”之后，该广告信息达到了73万转发，“70万转”风波有惊无险地结束了。在这一事件中，后援会的成员们感受到强烈的“被剥夺感”，关于剥削的讨论也正是由此而来。不过，后援会本身是高度流动化的，有自由退出机制，那么，自认为受到剥削的粉丝为什么不退出后援会呢？原因就在于，在“（明星—）粉丝—媒介平台—资本”这一闭环之中，粉丝、偶像乃至广告主都对新浪微博有着极高的依附度。新浪微博的各种榜单不是制度、胜似制度，它以“数据”这种高度抽象的标准来为粉丝的情感劳动下定义，以一种看似客观的方式告诉粉丝：你愿意为偶像付出多少精力、财力，他就有多“红”。因此，对于粉丝来说，新浪微博是一个令他们无法脱身的“场域”（field）。事实上，许多后援会成员已经意识到这种潜在的强制性：

“我爱我哥，我愿意用爱发电，我也知道那些品牌只是利用我们，但要是没有我们这些‘人肉电池’，我哥靠什么吃饭呢？”（后援会打投组成员C）

与此同时，“数据”也向粉丝们宣示着偶像对新浪微博这一平台的依赖度，“离开了微博，哥哥什么也不是”（后援会工作组成员Y），粉丝对偶像的处境“恨铁不成钢”，但也无可奈何：“我倒是希望我哥赶紧拿出作品来堵那些黑子的嘴啊！可这不是没有吗？他要是能像以前的‘四大天王’一样，有很多牛X的作品，我们就可以就地解散了，对不对？”在“数据为王”的流量逻辑之下，粉丝必须时时审视自身，考虑自己的一言一行会给偶像带来怎样的后果，自己的每一次转发、每一次点赞、每一条评论会给偶像带来怎样的“利益”，自己参与的每一场“骂战”能为偶像争夺到怎样的“舆论阵地”……正因为他们对流量的逻辑深信不疑，他们的“狂热行为”背后蕴藏着高度计算的工具理性，新浪微博这一媒介平台的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迫使所有用户接受了它的逻辑，并以此来规训自身。在这种情况下，媒介平台成为一种权力场域，借由粉丝行动等媒介仪式，使媒介权力走向合法化与自然化。“打榜”也好、“出征”也罢，甚至不同粉群之间的“骂战”，都是一种仪式化的展演（display），粉丝以这种方式宣示自己对媒介权力的占有，殊不知他们自己只是媒介权力掌控、异化之下的情感劳工。

因此，新浪微博不仅仅是为粉丝群体提供了活动平台，它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化的结构，它所生产的“空间”并不是物理上的空间，或是虚拟的网络空间，而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结构性条件（condition）超出了后援会的范畴，甚至消解、吞噬了原有的经纪公司的职能，成为一种权力场域，并将传统的经济资本、符号资本、社会资本整合到这一场域之中，形成无远弗届的广阔空间。这样的空间消解了工作场合与休闲场合的界限，使得整个社会都成为“生产接合”（articulation of production）。

四、“共在”光环之下的自组织行动——情感劳动的内部逻辑

按照布雷弗曼、布洛威等人的观点，在工业生产中，资本家通过使工人与技术分离，去除了工人进行反抗的权力，或是在生产中引入竞争机制，诱导工人们相信生产是一种“竞赛游戏”，而在媒介化的社会工厂里，“劳工”们遵循着另一种“游戏规则”，即一种“自组织”（self-organized）的格局与特征。“自组织性”正是“（明星—）粉丝—媒介平台—资本”这一情感劳动异化闭环不同于传统的工厂劳动的核心特征——后援会看似缺乏严密的、建制化的组织，显得流动而松散，成员可以自由地加入或退出，不受任何制度、规则的约束；“社会工厂”内没有权力的核心，只有成员之间约定俗成的“条件”（condition），每个人都是彼此平等的“行动者”，而非受雇佣的“工人”，成员彼此监督、互相制约。在后援会中，组织者是隐形的、去权的（disempowered），却又是威权的（authoritarian）、无处不在的；成员是平等的，却又是层级分明的；权力似乎被消解了，却又弥散于后援会的每一个角落中。

正是因为亲密关系的想象所具有的纯洁性、空洞性，粉丝与偶像之间形成了一种虚拟的“共在”（co-presence），与“虚拟在场”不同的是，共在强调的是“共”，而不是“在”，即一种“共同感”，它比“认同”更加灵活——认同是一种长期的、持续的、结构性的心理，而“共同感”是短暂的、瞬时的，由某一具体事件激发的共鸣。正因为情感劳动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媒介场域提供的“共在”恰到好处地填补了共同感的缺失，使得情感上的共鸣扩散到了整个空间之中。在这种想象关系中，偶像是隐匿的、图腾性的，他们与粉丝的虚拟“共在”（co-presence）也是一种亲密的“幻象”，他们只需要适当地、间歇性地在媒介平台上“营业”，这些瞬间就会成为粉丝群体中的“圣餐仪式”，引发狂欢式的实践。通过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媒介仪式，例如偶像生日、出道纪念日，也包括和“黑粉”的骂战、“轮博”，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即时性的狂热瞬间，使媒介的权力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合理化、常态化。在这一意义上，这些狂热的媒体仪式都是一种“附魅”的过程，使间歇性、断裂性的“共在”能够以一种不断发生的方式延续下去。流量与数据的逻辑看似是这种“共在”的铁证，也是粉丝所拥有的媒介权力的展示，而事实上，“共在”本身就是由流量逻辑建构的，它在征服了文化领域之后，又将触角伸向了人们的情感领域。

起初，后援会的雏形只是一小撮“圈地自萌”的粉丝的自娱自乐，而当这些“老粉”掌握了一定的媒介权力之后，他们便有能力集结更多的“粉丝”，以“粉头”自居，驱使着粉丝无酬地参与打投活动，甚至转型为“职粉”（受经纪公司控制、以引导粉丝为业的“职业粉丝”），从“（明星—）粉丝—媒介平台—资本”的闭环中营利。渐渐地，这种制度化的后援会成为粉丝行动的模板，情感劳动也从“粉头”手中下沉到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后援会成员身上，就这样，粉丝变成“劳动者”，而曾经的“老粉”变成职业经理人和“包工头”，情感便被彻底扭曲成异化劳动，媒介权力、经济权力与传统的迷群权力结构发生了接合：“粉头”对普通粉丝颐指气使，不同粉群之间党同伐异、相互攻讦，粉丝对偶像产生了占有欲与控制欲，甚至开始干涉偶像的日常生活……笔者所在的后援会逐渐形成建制之后，类似的矛盾也开始暗流涌动——普通成员认为“粉头”与广告主沆瀣一气、压榨粉丝，而管理层则认为自己“夹在品牌跟粉丝之间两头不讨好，品牌的人觉得我们出工不出力，定个指标还要讨价还价，后援会其他人觉得我们跟品牌一个鼻孔出气，觉得我们肯定是拿了品牌的好处”（后援会工作组成员D）。

2019年年中，后援会支持的偶像与经纪公司解约、退出了他所在的组合（此时笔者已离开后援会），后援会也在此时走向解体，许多粉丝指责偶像“违约”、“忘恩负义”、“没有团魂”，纷纷脱粉，甚至“回踩”（变成了该偶像的“黑”）；选择继续支持偶像的粉丝则抨击经纪公司过度压榨偶像，没有给予偶像与其他组合成员同等的待遇。讽刺的是，他们同样选择了“数据化”的逻辑，比较所有组合成员商业代言的数量、综艺通告的数量，甚至是MV里露脸的镜头数，来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在这个弥散的社会工厂中，粉丝哪怕“脱粉”了，也无法从“明星—粉丝—流量—资本”的闭环中脱身。亲密关系的想象已经被固定在资本循环的链条中，当他们迷上新的偶像后，依旧会再一次“用爱发电”。

五、关于情感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反思

在平台媒体时代，资本已经渗透进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一种非物质劳动的“情感劳动”就这样成为资本复制资本的来源。因此，粉丝这个“用爱发电”的群体也不可避免地沦为资本大循环中的“免费劳工”。粉丝的情感劳动被深深地嵌入了“明星—粉丝—流量—资本复制”的闭环之中。在周杰伦的“打榜大战”中，连冷眼旁观的“非粉丝”终于也被“饭圈”浪潮波及，被拖进了“（明星—）粉丝—媒介平台—资本”闭环的异化与反抗中。其实，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无论我们是否追星，都在为互联网产业与媒介平台创造着剩余价值。

粉丝在后援会中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张力之中——追星和后援会既是束缚也是释放，粉丝能够逃避工作、学业的压力，逃避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却也深陷机械、枯燥、繁重的“做数据”的压力之中。他们的情感生产（affective production）具有双重性，既生产了热爱、激情、快乐，也生产了剩余价值——唱片公司的销量、综艺节目的收视率、广告主的销售额，以及新浪微博等媒介平台的“流量”。当情感被裹挟在资本复制的进程中时，不啻是一种“双重异化”：第一重异化是与自己的“本真”相背离，由他者建构了自身的主体性；第二重异化是劳动的异化，即将自己异化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免费劳工”。

在平台媒体上，似乎人们的七情六欲都可以成为资本复制资本的资源。“字幕组”的“被收编”与产业化是对“兴趣”的异化与剥削，“玩工”是对游戏、“娱乐”的异化与剥削，而粉丝劳动是对“情感”的异化与剥削。在某种程度上，三者都属于“非物质劳动”，都打破了“工作”与“闲暇”之间的界限，都可以视为“社会工厂”中的一部分。但相对于“兴趣”和“娱乐”，情感是人类心理中更深层、更难被抽象理论描述的部分，它不是一种“认知”，不受认知理性的支配；它也不是一种“行动”，尽管情感确实可以导向具体的行动。情感曾经被认为是人类心智中最私密、最个人化的部分，因此，情感的异化可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对人类生活的“殖民”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的爱憎喜恶不再是私密的、纯粹的，而是资本逻辑与媒介逻辑合谋建构的产物，它是生产资料、劳动过程，也是被生产出来的商品，服务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生产循环。哈特与奈格里曾相信情感劳动有着“超越异化”的潜能，马尔库塞和弗洛姆曾经相信爱与情感是一种终极救赎，而在今天，这种超越和救赎并没有实现，相反，情感变成了资本复制资本的最佳原材料。当然，并不是所有L后援会的粉丝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情感变成了资本自我复制的资源：我觉得我被剥削了……（笔者：谁在剥削你？）品牌方啊！还有微博……他们都能赚钱，我们什么也没有，他们赚了钱又不会分给我们一毛……我觉得我们就是用爱发电，要不是为了我哥（指偶像），谁要来干这个……（后援会打投组成员C）

而且这种“被剥削”的意识变得越来越明晰：他们发现自己为广告主、新浪微博带来了经济利益，但并未得到报酬，仿佛自己已经沦为品牌方和新浪微博随叫随到的“工具人”。

我们现在就像是上班一样……我们每天打卡、转微博、净化广场，跟上班天天签到、做PPT也没什么区别啊？（笔者：真的没有区别吗？）区别就是你BOSS会给你发工资啊！你还能按时下班，我们是一天24小时无休的，也没有周末和节假日。（笔者：工作组是你们的BOSS吗？）你是不是傻？工作组（名义上）和我们是平等的，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们是管着我们的！你仔细想想看，我们每天要完成指标是谁定的？你做完数据打完卡是跟谁汇报的？你每天做这些事情，跟上班有什么区别？你领工资了吗？（后援会打投组成员T）

不仅如此，哪怕只是情感上的报酬也没有。L后援会的许多成员都向笔者表达了他们内心的无奈：“我们还能回到哥哥刚出道时那种纯粹的关系吗？”（后援会成员X）

吊诡的是，不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多么理性的认识，但多数仍然在行动上自愿地接受这个现实。尽管这种媒体文化现象让人绝望，但也正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角度和新视野。当传播政治经济学长期身陷政治权力与市场权力博弈的泥潭时，“渐渐变成了毫无营养的陈词滥调”（胡翼青，2020）。然而，当情感劳动浮出水面时，新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也同时浮出了水面，这一研究视角也可以被看作是“盲点之争”传统的重要延伸。随着情感与资本复制间的关系进一步显性化，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出现关于情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域。

（杨馨：《情感劳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以L后援会为个案》，2020年第9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