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劳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
2020-11-05 20: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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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闻记者   原创 杨馨

在2019年发生的“周杰伦粉丝打榜”事件中,“(明星—)粉丝—媒介平台—资本”的闭环暴露了其剥削本质,也体现出粉丝与偶像之间亲密关系的想象已经走向异化。在粉丝进行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的“社会工厂”中,媒介平台提供了外部的制度性框架,粉丝群体也以“自组织”(self-organized)的方式形成自身的规则,两者共同服务于资本的复制。随着情感与资本关系的进一步显性化,必然会出现关于情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域。

2019年7月16日,一篇题为《周杰伦微博数据那么差,为什么演唱会门票还难买啊》的文章发布在豆瓣上,在社区中引起激烈的讨论。7月19日,这篇文章以长图的形式被搬运到微博,引起了轩然大波,大量周杰伦粉丝“空降”微博超话,为自己的偶像“打榜”。最终,7月21日,周杰伦在新浪微博“明星势力榜”上超过了原本的“TOP”蔡徐坤,位列第一。在一些人眼中,这次打榜事件是由“真正的粉丝”用一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教育”了“00后脑残粉”——像他们这样从不参与网络骂战、默默购买专辑与演唱会门票支持偶像的人才是“粉群榜样”;而在另一些人眼中,这一事件不过是“两代人争夺网络话语权”的一场闹剧——随着时代变迁,华语乐坛早已迎来新的发展模式,而“80后”、“90后”的粉丝仍旧抱缺守残,甚至攻击掌握话语权的新生代粉丝……在这场“粉丝大战”中,谁才是真正的、最终的受益者?

“打榜大战”的赢家似乎是周杰伦的粉丝,但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捍卫的是原本他们不屑一顾的“虚妄荣誉”;对于蔡徐坤的粉丝来说,这一场“混战”原本与他们毫无瓜葛,却在争论持续发酵之后成为受攻击的靶子、“脑残粉”的代表人物……当热血沸腾的网友逐渐冷静下来之后,他们发现这一场混战并没有真正的赢家,除了在这场争论中获得大量“流量”、“日活(每日活动)数据”的新浪微博。这提醒了我们,仅从亚文化研究的视角把这一事件当作“脑残粉”们一时冲动的狂欢之举,就会忽略它背后隐藏的逻辑——情感已经变成一种劳动方式。

为了收集线上情感劳动的一手经验资料,笔者于2018年9月加入一位养成系偶像L的“后援会”(以下简称L后援会),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线上参与式观察,并对部分成员进行了非结构式访谈。这位偶像于2018年初通过电视选秀节目出道,他的粉丝成立了不止一个后援会。自2018年起,伴随着《偶像练习生》、《创造101》、《青春有你》等偶像养成选秀节目的播出,大量“养成系偶像”进入人们的视线。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针对的“爱豆”一词并非idol的音译,而是日文“アイドル”(aidoru)与韩文“아이돌”(aidor)的“变体”,国内将其戏称为“爱抖露”。“爱豆文化”是一种舶来品,是日韩流行文化产业、“造星”产业模式进入中国、扩散开来后产生的“新型偶像”。简单来说,周杰伦被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明星偶像,而在打榜事件中,他的“竞争对手”则是新生代的“爱豆”。

一、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与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

在以往研究中,粉丝此类“狂热”行为往往被贴上“非理性”的标签,不过,近年来,许多研究从原先的粉丝社群、亚文化领域、身份认同等文化研究议题,以及粉丝群体内互动、心理机制等微观议题,转向粉丝群体公共实践、政治表达、政治参与,以及“粉丝经济”这一“建设性”领域。特别是詹金斯提出的“情感经济”(affective economy),意味着学界意识到粉丝群体强大的消费意愿与消费力,也注意到他们作为“行动者”所蕴含的实践潜能,也愿意为粉丝群体赋予更多积极的理解。例如,对粉丝社群中“互动仪式链”的研究(潘曙雅,张煜祺,2014),对“养成系偶像”粉丝社区中的“拟态亲密关系”的研究(朱丽丽,韩怡辰,2017),对网络粉丝社群的政治表达的研究(陈子丰,林品,2016),等等。

不过,如果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无法解答他们的“爱”如何被扭曲为异化劳动、成为资本增殖和权力扩张的来源。如今,政治经济学批判仍然是粉丝研究、粉群研究中的“盲点”,学者们较少使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分析粉丝现象,或者是理论的运用发生“错位”与失焦。例如,将粉丝对文本的参与实践称为“生产性消费”(productive consumption),但此处的“生产”指的是文化研究意义上的“意义的再生产”(祖俊,2016)。有研究提到了作为“免费劳工”的粉丝,以及他们所参与的礼物经济(gift economy)、情感卷入(胡岑岑,2018),不过,此处的“免费”指的是粉丝作品(fan works)的扩散是免费的,以及这种互文性的二次创作可以免于(free for)版权干预,其中的“生产”仍然局限于粉丝作品(fan art)的文本生产。有研究谈到了网络文学粉丝的情感劳动,认为这种“共创式”的参与是反抗异化的自主性生产,带来了人的自我增值(self-valorization),“剩余价值”并不仅仅是被商业资本变卖的物质利益,而是一种“哺育劳动者自身的生命权力”,具有“抵抗异化、超越异化的潜能”(林磊,冯应谦,2019)。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所援引的“情感劳动”的概念指向了两个不同的英文概念,其一是emotional labor,其二是affective labor。前者来自美国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于1983年出版的著作《被管理的心:人类情感的商品化》(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作者对美国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员展开了实证研究,发现除了传统制造业工人的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之外,服务业的劳动者还付出了“情感劳动”,包括劳动者对自身心理、情绪状态的控制,以及为了让服务对象感到满意而付出的微笑、殷勤、和善等“情绪管理”(Hochschild, 1983)。从这一视角出发,许多研究者将视线转向了社会性别(gender)、身体规训、消费社会等领域。例如,对女性“社工”的情感劳动的研究(王斌,2014;孟宪红,2015),在社会性别视角下展开的一系列“情感生产、消费”(叶文振,奂倩,2019a)与“情感劳动”(叶文振,奂倩,2019b)的研究,对网络主播的情感劳动的研究(涂永前,熊赟,2019;涂永前,熊赟,2018;胡鹏辉,余富强,2019),等等。此外,类似的研究还包括对霍赫希尔德的“空姐研究”进行的本土化验证(李晓菁,刘爱玉,2017)、对“情感劳动化”的研究(林颖,吴鼎铭,2017)、对服务业女性从业者受到的身体规训与控制的研究(阎玉芳,2015)、将抗争发声视为情感劳动的研究(冯剑侠,2019)等。

而后者,即本文使用的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概念,来自意大利自治主义者哈特、奈格里的同名论文《情感劳动》,它是由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提出、哈特与奈格里发展成型的著名概念“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的延伸概念。“非物质劳动”并非指生产过程与物质材料无关,而是指产品的非物质性。在哈特与奈格里看来,非物质劳动包含三类内容:(1)已被信息化和已经融汇了通讯技术的一种大工业生产,这种生产被视为一种服务,并逐渐与物质劳动相融合;(2)带有分析的创造性和象征的任务,同时也是创造性、知识性的劳动;(3)情感的生产与控制、虚拟的或实际的人际交往(即身体模式上的劳动)(哈特,奈格里,2008:284)。这其中,情感劳动是非物质劳动中最重要、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它包括情感的生产,以及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得到的产品也是无形的情感,包括轻松、友好、满意、激情,甚至是联结感与归属感(Hardt, 999:89-100);它描述了非物质劳动内在的情感本质与“制约因素”(binding element),其生产的最终形式为社会网络、组织形式和生命权利,以及集体的主体性(collective subjectivities)、社会性(sociality),甚至是社会本身(林颖,吴鼎铭,2017)。也就是说,情感劳动并不是传统批判理论所强调的“非自愿的、强制性的劳动”,而是“劳动者在情感劳动的实践中不断地肯定自己,发挥自己的才智,以喜爱和激情作为驱动力,构建社群网络,获得极度自洽的认同感。在此过程中,劳动实践是一种主体性生产,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地获得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刘芳儒,2019)。

由上述定义我们可以发现,两种“情感劳动”的定义存在着交叉之处——它们都涉及“与人接触”的服务业,都谈到了劳动过程中情感的付出,但emotional labor属于情感社会学的范畴,其侧重点是“商品化”与“管理”,以及由此延伸开来的“控制”与“规训”。在某种意义上,emotional labor是戈夫曼“印象整饰”理论的延伸,是一种“情感整饰”(emotional management),它是基于外部强加的一套规则而产生的“表面扮演”(surface acting)。而在这一过程中,服务业劳动者渐渐习得了通过行为和认知控制情境,从而调整自己的情感状态的能力,表面扮演转化为“深度扮演”(deep acting),即自发地唤起某种情感,以适应情境所要求的表情与举止——正因为这种外部强加规范的“内眷化”,emotional labor理论不可避免地指向情感的异化与脱轨。而affective labor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其侧重点是“生产”,强调情感与资本积累、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它基于意大利自治学派对“认知劳动”(cognitive labor)和“新知识无产阶级”(new cognitariat)的研究,包含着一种辩证的张力——情感劳动中既包含着“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对劳动者的剥削,又包含着“礼物经济”(gift economy)中劳动者解放、实现主体性的潜能。不过,在国内的研究中,两个概念存在不同程度的混淆,为明确区分,刘芳儒提出,将affective labor定义为“情感劳动”,而emotional labor则命名为“情绪劳动”(刘芳儒,2019)。

二、“情感劳动”如何生成

当笔者熟悉L后援会后,立刻发现该后援会有非常严密的准科层结构。在其内部有多个职能明确的小组:打投组(负责打榜、集资、应援等事务)、反黑站(负责“净化”偶像相关词条、“洗广场”、“控评”)、财务组(负责对集资费用进行管理)、核算组(负责预算、决算并监督款项使用)和数据组(负责购买明星专辑、代言产品,转发、评论、点赞微博)。笔者所在的“数据组”负责统计与明星相关的各项量化指标,并身体力行地“做数据”。L后援会中还有能够触到品牌公关、媒体从业者的“职粉”(职业粉丝),以及追踪偶像行程、拍摄照片进行发布且对普通粉丝有着强烈号召力的“站姐”。后援会的成员多为年轻女性,年龄在15-35岁之间,且多为在校学生,具有一定组织打投、应援活动的财力,也拥有大量空闲时间用于“追星”。这些成员“散落”在全国各地,主要的联络方式为QQ群、微信群、微博粉丝群。

之所以将L后援会的结构称为“准科层制”,是因为其存在着强烈的流动性——粉丝可以身兼数职,在不同的小组展开“工作”;小组乃至后援会都没有明确的、固定的“领导”与组织者,而是针对具体的事务、由粉丝群体推选出“工作组”来统筹各项事务;“职粉”与“站姐”受到后援会成员的严格监督,甚至不同后援会之间会以“卧底”的方式互相监督。但与此同时,后援会有着高效的执行力,成员训练有素、反应敏捷,能在短期内完成集资、投票、“轮博”、图片后期处理、影片剪辑等任务。拥有“资历”和一技之长的粉丝受到其他粉丝的尊敬,容易积累起“人脉资本”,同时也受到了同侪们额外的监督。笔者在后援会数据组期间,利用SPSS等软件帮助后援会统计数据,获得了许多L后援会成员的信任。笔者并未隐瞒自己的研究目的,她们在接受访谈的同时,也愿意向笔者倾诉自己的烦恼和困惑,这种友谊一直维持至今。

对于L后援会的成员来说,追星是一段非常“梦幻”的经历——她们抱着对偶像强烈的爱聚集到一起,齐心协力完成“打榜”、集资的任务,“陪伴”自己喜爱的偶像成名、实现偶像生涯的各种成就,也在后援会中收获了追星“姐妹情”(sisterhood)。正如工作组成员D告诉笔者,在后援会的经历是她“最难忘的记忆”,她每天“只要能看到哥哥就很开心”:

我觉得很梦幻,在我二十多岁、年华正好的时候遇到了哥哥(指偶像),我陪着他从默默无闻到出道,变成一个光芒四射的明星。哥哥有了我们的陪伴,他在奋斗的路上不会孤单,我们也因为哥哥的陪伴,能变成更好的自己,我觉得我到八十岁都不会忘了这段经历的……

这种“梦幻感”中同时包含着一种逃避主义(escapist)的倾向和对亲密关系的想象,前者体现为“追星少女”借助仪式化、狂欢化的追星活动来将自己抽离出单调、枯燥、平庸的日常生活,后者则意味着粉丝在自己与偶像之间投射了一种想象的亲密关系,她们将偶像称为“我哥”、“弟弟”、“老公”、“小孩”、“崽”等等,这便是朱丽丽等提出的“拟态亲密关系”(朱丽丽,韩怡辰,2017)。不过,在笔者看来,这种想象之中还包含粉丝对自我主体的投射与建构,正如拉康所说,个体的主体性实际上是自我与镜像的叠加(詹明信,1997:212-213),在这一前提下,“自恋”也不过是建立在异化之上的“异恋”,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主体已经将自己的起源让渡给了一个“不是他自己”的“他者”(张一兵,2014),使自己沉迷于一个从他自己异化出来的意象之上,而“他人之镜”正是这种想象性误认的根源。在他人的凝视之中,我们通过一种暴力性的情感交流来调适自身,使主体符合“他人之镜”的期待。成年之后,人们便习惯了“互为他者”,人与镜像之间的认同关系实现了社会泛化。亲密关系的想象正是这种镜像关系的延伸,粉丝将所属群体的亲密关系投射在自己与偶像身上,以偶像为“镜”,寻求一种情感认同的代偿。

在观察与访谈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几乎每一个L后援会成员都把“要是我真的有一个这样的哥哥/弟弟/男朋友/儿子就好了”挂在嘴边,他们将偶像视为家庭成员、亲密伙伴,并以此为动力,为偶像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在这些粉丝看来,“我们喜欢小孩,为他出钱出力,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后援会财务组成员XL)这样的付出、投入进一步巩固了这种想象的亲密关系——她们付出得越多,这种想象性就越稳固、越纯粹。同时,亲密关系的想象是抽离了欲望的“柏拉图之恋”式的情感,偶像是超越性别,甚至可以是无性的,男性偶像不仅可以被视为兄弟/男友/儿子,也可以被视为姐妹/女友/女儿。在这种纯粹的想象式关系中,日常生活中一切琐碎的鸡毛蒜皮都被排除了,亲密关系被“提纯”为一种形而上的、戏剧性的幻想关系,在剥离了金钱、社会地位等所有可能构成矛盾来源的现实因素之后,亲密关系的想象就变得“干净”而甜美,同时也变得极为空洞——偶像可以是任何人,甚至可以是虚拟的,它只是一个飘浮的能指,一种被神化的对象。粉丝在这种空洞的关系中寻求认同与共鸣,将理想化的自我投射于偶像之上,并以“某某的粉丝”为身份锚点,建立起对“主体”的想象式认同。

大部分粉丝相信自己的辛苦、疲惫都能被对偶像的“爱”和追星带来的满足感抵消,她们抱着强烈的爱、自由自愿地加入后援会,这样的行为谈不上“被剥削”,而是“必要的付出”——“‘用爱发电’的姐妹都不会计较回报”(后援会财务组成员XL)。在笔者看来,这样的付出正是一种“情感劳动”,情感既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浓缩,也是粉丝们创造的“产品”。情感劳动是一种无酬劳动(free labor),泰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在分析无酬劳动时特地强调,许多网络用户抱着“分享”的心态,自愿在网络上发布自己创作的内容,供其他用户免费使用,或是作为“志愿者”无偿地维护网络社区运行,这些人并非受到剥削者,而是反抗互联网商业化浪潮的“先锋”(Terranova, 2019:9-38)。也就是说,泰拉诺瓦区分劳动者是否受到剥削的标准更接近于“自我指认”,即劳动者是否形成了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以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文化研究学派的许多学者也持这样的观点。而学术界另一种界定“剥削”的方式更倾向于物质标准——凡是产生了剩余价值的行为,都可以被视作劳动,而剥削就是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福克斯谈论的“生产性劳动”(productive labor)。根据这种观点,剥削完全可能在无形中发生,在闲暇时间发生,在工作场所以外发生,不论劳动者是否萌生了“阶级意识”,只要他为某种资本产生了剩余价值,他就受到了剥削。

这也正是意大利自治学派与“正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分歧所在——前者强调主体性的解放,后者强调异化与剥削。而在笔者看来,哪怕是从自治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也很难说粉丝在后援会的情感劳动中获得了主体性,他们既没有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也没有形成文化上的自觉。主体性(subjectivity)与主动性(agency)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后者则是一个社会学行动主义的概念,粉丝主动地加入后援会,主动地“轮博”、“控评”、“做数据”,并不意味着粉丝彻底摆脱了剥削与控制,获得了主体性的解放。

三、作为“社会工厂”的媒介平台——情感劳动的外部框架

当资本将人们的闲暇时间、日常生活,乃至情感全部转化为劳动之后,“社会工厂”(social factory)便诞生了。在“社会工厂”中,就像李凡特说的那样,人们只要醒着,就在劳动,就在为资本复制资本。而在媒介化的当下,各个数字媒介平台的涌入为社会工厂提供了新的“厂房”,提供了一种外部的、制度性的框架与机制。前文提到的“打榜”,指的正是通过一系列的行动,例如与明星“微博互动”、在“超话”里“签到打卡”、购买数字专辑等方式,使自己的偶像在各种网络“榜单”中名列前茅。此类榜单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新浪微博推出的各种“明星势力榜”。榜单五花八门,涉及的类目也是纷繁复杂,但这些指标均需要衡量明星相关微博的总阅读量、转发、评论微博、赞微博、回复评论、赞评论、明星粉丝群内发言等,简而言之就是各种量化数据,粉丝们“做数据”时,遵循的核心原理正是“流量逻辑”。

以量化的形式对劳动进行评估是工业化大生产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在平台时代,这种量化一切的标准便体现为“流量”(traffic)的形式。在平台的语境下,流量意味着互联网中传输的网络应用数据,通过技术人员的识别(classify),这些海量的二进制代码能够与具体的应用、类别、用户行为相对应。而在粉丝研究的语境中,“流量”可以指代明星能在网络中获得的曝光度、话题度、讨论度,因此,人们也会将网络热度高的明星称作“流量明星”。与工业时代大众文化所贩卖的虚幻满足相比,当下“明星—粉丝”关系中一体两面的“爱”与“流量”渗入“劳动者—资本—消费者”的链条中,形成了一个“(明星—)粉丝—媒介平台—资本”的闭环。在这一闭环中,粉丝相信通过“打榜”、“做数据”等行为,不仅能让自己的偶像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也能够增加偶像的知名度,从而为偶像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即更多的商业合约、品牌代言、节目通告、出演影视剧的机会等等;而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各种网络媒介平台以各种“指标”和“数据”来量化粉丝的追星行为,并以“榜单”的形式刺激不同粉群之间互相攀比、竞争,并将排名与明星可能获得的“利益”直接挂钩;各大品牌、企业、广告主也试图以更直接的方式将这些数据转化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它们将代言与销量捆绑,以此来刺激粉丝购买,提升销量,通过“后援会”等组织向粉丝提出直接的“数据”要求,甚至将这些指标明码标价地写在明星代言条件中。

之所以将它称作“闭环”,不仅是因为粉丝的“打榜”、互动主要发生在新浪微博上,更是因为偶像的知名度也体现为“网络知名度”、“微博知名度”,在新浪微博以外的地方、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或许“并不红”;而广告主也会选择新浪微博而非传统的电视、报刊作为偶像代言信息的主要曝光平台,选择新浪微博的数据作为衡量广告效果的标准——新浪微博将粉丝对亲密关系的想象压缩在特定的媒介场域中,使粉丝们围绕着“数据”这台机器,像工蚁一般忙碌地劳动着。在新浪微博这个“厂房”之中,粉丝既是为媒介平台和广告主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者,也是其生产的商业信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超话”打卡、“控评”、“打榜”都是组织粉丝行为的手段,也是粉丝“计件劳动”的方式,更是对粉丝进行“绩效考核”的途径;“榜单”不仅是平台租赁给粉丝的“生产工具”,也是刺激粉丝之间相互竞争的“生产成果”,它甚至可以将粉丝的“绩效”直接与明星的商业价值挂钩。在笔者进行参与式观察的过程中,曾遇到过偶像代言的品牌方要求广告微博转发量达到70万,此事一度引起了后援会“众怒”:

品牌方简直不做人……我在外面玩得好好的,PR(公关)一句话,我就得回来给他做数据……他们要求那条微博(品牌方发布的广告)达到70万转发,他在做梦吗?要是全中国有70万人喜欢我们家崽(指偶像),我做梦都能笑醒!(笔者:那现在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我们每个人开十几个小号去转那条微博……每个小号还要吹一堆彩虹屁(指夸赞明星的话),还得吹不一样的,不然就会被当成僵尸号……(后援会数据组成员Z)

最终,在后援会成员投入了大量“小号”、不眠不休地“轮博”之后,该广告信息达到了73万转发,“70万转”风波有惊无险地结束了。在这一事件中,后援会的成员们感受到强烈的“被剥夺感”,关于剥削的讨论也正是由此而来。不过,后援会本身是高度流动化的,有自由退出机制,那么,自认为受到剥削的粉丝为什么不退出后援会呢?原因就在于,在“(明星—)粉丝—媒介平台—资本”这一闭环之中,粉丝、偶像乃至广告主都对新浪微博有着极高的依附度。新浪微博的各种榜单不是制度、胜似制度,它以“数据”这种高度抽象的标准来为粉丝的情感劳动下定义,以一种看似客观的方式告诉粉丝:你愿意为偶像付出多少精力、财力,他就有多“红”。因此,对于粉丝来说,新浪微博是一个令他们无法脱身的“场域”(field)。事实上,许多后援会成员已经意识到这种潜在的强制性:

“我爱我哥,我愿意用爱发电,我也知道那些品牌只是利用我们,但要是没有我们这些‘人肉电池’,我哥靠什么吃饭呢?”(后援会打投组成员C)

与此同时,“数据”也向粉丝们宣示着偶像对新浪微博这一平台的依赖度,“离开了微博,哥哥什么也不是”(后援会工作组成员Y),粉丝对偶像的处境“恨铁不成钢”,但也无可奈何:“我倒是希望我哥赶紧拿出作品来堵那些黑子的嘴啊!可这不是没有吗?他要是能像以前的‘四大天王’一样,有很多牛X的作品,我们就可以就地解散了,对不对?”在“数据为王”的流量逻辑之下,粉丝必须时时审视自身,考虑自己的一言一行会给偶像带来怎样的后果,自己的每一次转发、每一次点赞、每一条评论会给偶像带来怎样的“利益”,自己参与的每一场“骂战”能为偶像争夺到怎样的“舆论阵地”……正因为他们对流量的逻辑深信不疑,他们的“狂热行为”背后蕴藏着高度计算的工具理性,新浪微博这一媒介平台的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迫使所有用户接受了它的逻辑,并以此来规训自身。在这种情况下,媒介平台成为一种权力场域,借由粉丝行动等媒介仪式,使媒介权力走向合法化与自然化。“打榜”也好、“出征”也罢,甚至不同粉群之间的“骂战”,都是一种仪式化的展演(display),粉丝以这种方式宣示自己对媒介权力的占有,殊不知他们自己只是媒介权力掌控、异化之下的情感劳工。

因此,新浪微博不仅仅是为粉丝群体提供了活动平台,它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化的结构,它所生产的“空间”并不是物理上的空间,或是虚拟的网络空间,而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结构性条件(condition)超出了后援会的范畴,甚至消解、吞噬了原有的经纪公司的职能,成为一种权力场域,并将传统的经济资本、符号资本、社会资本整合到这一场域之中,形成无远弗届的广阔空间。这样的空间消解了工作场合与休闲场合的界限,使得整个社会都成为“生产接合”(articulation of production)。

四、“共在”光环之下的自组织行动——情感劳动的内部逻辑

按照布雷弗曼、布洛威等人的观点,在工业生产中,资本家通过使工人与技术分离,去除了工人进行反抗的权力,或是在生产中引入竞争机制,诱导工人们相信生产是一种“竞赛游戏”,而在媒介化的社会工厂里,“劳工”们遵循着另一种“游戏规则”,即一种“自组织”(self-organized)的格局与特征。“自组织性”正是“(明星—)粉丝—媒介平台—资本”这一情感劳动异化闭环不同于传统的工厂劳动的核心特征——后援会看似缺乏严密的、建制化的组织,显得流动而松散,成员可以自由地加入或退出,不受任何制度、规则的约束;“社会工厂”内没有权力的核心,只有成员之间约定俗成的“条件”(condition),每个人都是彼此平等的“行动者”,而非受雇佣的“工人”,成员彼此监督、互相制约。在后援会中,组织者是隐形的、去权的(disempowered),却又是威权的(authoritarian)、无处不在的;成员是平等的,却又是层级分明的;权力似乎被消解了,却又弥散于后援会的每一个角落中。

正是因为亲密关系的想象所具有的纯洁性、空洞性,粉丝与偶像之间形成了一种虚拟的“共在”(co-presence),与“虚拟在场”不同的是,共在强调的是“共”,而不是“在”,即一种“共同感”,它比“认同”更加灵活——认同是一种长期的、持续的、结构性的心理,而“共同感”是短暂的、瞬时的,由某一具体事件激发的共鸣。正因为情感劳动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媒介场域提供的“共在”恰到好处地填补了共同感的缺失,使得情感上的共鸣扩散到了整个空间之中。在这种想象关系中,偶像是隐匿的、图腾性的,他们与粉丝的虚拟“共在”(co-presence)也是一种亲密的“幻象”,他们只需要适当地、间歇性地在媒介平台上“营业”,这些瞬间就会成为粉丝群体中的“圣餐仪式”,引发狂欢式的实践。通过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媒介仪式,例如偶像生日、出道纪念日,也包括和“黑粉”的骂战、“轮博”,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即时性的狂热瞬间,使媒介的权力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合理化、常态化。在这一意义上,这些狂热的媒体仪式都是一种“附魅”的过程,使间歇性、断裂性的“共在”能够以一种不断发生的方式延续下去。流量与数据的逻辑看似是这种“共在”的铁证,也是粉丝所拥有的媒介权力的展示,而事实上,“共在”本身就是由流量逻辑建构的,它在征服了文化领域之后,又将触角伸向了人们的情感领域。

起初,后援会的雏形只是一小撮“圈地自萌”的粉丝的自娱自乐,而当这些“老粉”掌握了一定的媒介权力之后,他们便有能力集结更多的“粉丝”,以“粉头”自居,驱使着粉丝无酬地参与打投活动,甚至转型为“职粉”(受经纪公司控制、以引导粉丝为业的“职业粉丝”),从“(明星—)粉丝—媒介平台—资本”的闭环中营利。渐渐地,这种制度化的后援会成为粉丝行动的模板,情感劳动也从“粉头”手中下沉到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后援会成员身上,就这样,粉丝变成“劳动者”,而曾经的“老粉”变成职业经理人和“包工头”,情感便被彻底扭曲成异化劳动,媒介权力、经济权力与传统的迷群权力结构发生了接合:“粉头”对普通粉丝颐指气使,不同粉群之间党同伐异、相互攻讦,粉丝对偶像产生了占有欲与控制欲,甚至开始干涉偶像的日常生活……笔者所在的后援会逐渐形成建制之后,类似的矛盾也开始暗流涌动——普通成员认为“粉头”与广告主沆瀣一气、压榨粉丝,而管理层则认为自己“夹在品牌跟粉丝之间两头不讨好,品牌的人觉得我们出工不出力,定个指标还要讨价还价,后援会其他人觉得我们跟品牌一个鼻孔出气,觉得我们肯定是拿了品牌的好处”(后援会工作组成员D)。

2019年年中,后援会支持的偶像与经纪公司解约、退出了他所在的组合(此时笔者已离开后援会),后援会也在此时走向解体,许多粉丝指责偶像“违约”、“忘恩负义”、“没有团魂”,纷纷脱粉,甚至“回踩”(变成了该偶像的“黑”);选择继续支持偶像的粉丝则抨击经纪公司过度压榨偶像,没有给予偶像与其他组合成员同等的待遇。讽刺的是,他们同样选择了“数据化”的逻辑,比较所有组合成员商业代言的数量、综艺通告的数量,甚至是MV里露脸的镜头数,来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在这个弥散的社会工厂中,粉丝哪怕“脱粉”了,也无法从“明星—粉丝—流量—资本”的闭环中脱身。亲密关系的想象已经被固定在资本循环的链条中,当他们迷上新的偶像后,依旧会再一次“用爱发电”。

五、关于情感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反思

在平台媒体时代,资本已经渗透进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一种非物质劳动的“情感劳动”就这样成为资本复制资本的来源。因此,粉丝这个“用爱发电”的群体也不可避免地沦为资本大循环中的“免费劳工”。粉丝的情感劳动被深深地嵌入了“明星—粉丝—流量—资本复制”的闭环之中。在周杰伦的“打榜大战”中,连冷眼旁观的“非粉丝”终于也被“饭圈”浪潮波及,被拖进了“(明星—)粉丝—媒介平台—资本”闭环的异化与反抗中。其实,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无论我们是否追星,都在为互联网产业与媒介平台创造着剩余价值。

粉丝在后援会中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张力之中——追星和后援会既是束缚也是释放,粉丝能够逃避工作、学业的压力,逃避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却也深陷机械、枯燥、繁重的“做数据”的压力之中。他们的情感生产(affective production)具有双重性,既生产了热爱、激情、快乐,也生产了剩余价值——唱片公司的销量、综艺节目的收视率、广告主的销售额,以及新浪微博等媒介平台的“流量”。当情感被裹挟在资本复制的进程中时,不啻是一种“双重异化”:第一重异化是与自己的“本真”相背离,由他者建构了自身的主体性;第二重异化是劳动的异化,即将自己异化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免费劳工”。

在平台媒体上,似乎人们的七情六欲都可以成为资本复制资本的资源。“字幕组”的“被收编”与产业化是对“兴趣”的异化与剥削,“玩工”是对游戏、“娱乐”的异化与剥削,而粉丝劳动是对“情感”的异化与剥削。在某种程度上,三者都属于“非物质劳动”,都打破了“工作”与“闲暇”之间的界限,都可以视为“社会工厂”中的一部分。但相对于“兴趣”和“娱乐”,情感是人类心理中更深层、更难被抽象理论描述的部分,它不是一种“认知”,不受认知理性的支配;它也不是一种“行动”,尽管情感确实可以导向具体的行动。情感曾经被认为是人类心智中最私密、最个人化的部分,因此,情感的异化可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对人类生活的“殖民”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的爱憎喜恶不再是私密的、纯粹的,而是资本逻辑与媒介逻辑合谋建构的产物,它是生产资料、劳动过程,也是被生产出来的商品,服务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生产循环。哈特与奈格里曾相信情感劳动有着“超越异化”的潜能,马尔库塞和弗洛姆曾经相信爱与情感是一种终极救赎,而在今天,这种超越和救赎并没有实现,相反,情感变成了资本复制资本的最佳原材料。当然,并不是所有L后援会的粉丝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情感变成了资本自我复制的资源:我觉得我被剥削了……(笔者:谁在剥削你?)品牌方啊!还有微博……他们都能赚钱,我们什么也没有,他们赚了钱又不会分给我们一毛……我觉得我们就是用爱发电,要不是为了我哥(指偶像),谁要来干这个……(后援会打投组成员C)

而且这种“被剥削”的意识变得越来越明晰:他们发现自己为广告主、新浪微博带来了经济利益,但并未得到报酬,仿佛自己已经沦为品牌方和新浪微博随叫随到的“工具人”。

我们现在就像是上班一样……我们每天打卡、转微博、净化广场,跟上班天天签到、做PPT也没什么区别啊?(笔者:真的没有区别吗?)区别就是你BOSS会给你发工资啊!你还能按时下班,我们是一天24小时无休的,也没有周末和节假日。(笔者:工作组是你们的BOSS吗?)你是不是傻?工作组(名义上)和我们是平等的,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们是管着我们的!你仔细想想看,我们每天要完成指标是谁定的?你做完数据打完卡是跟谁汇报的?你每天做这些事情,跟上班有什么区别?你领工资了吗?(后援会打投组成员T)

不仅如此,哪怕只是情感上的报酬也没有。L后援会的许多成员都向笔者表达了他们内心的无奈:“我们还能回到哥哥刚出道时那种纯粹的关系吗?”(后援会成员X)

吊诡的是,不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多么理性的认识,但多数仍然在行动上自愿地接受这个现实。尽管这种媒体文化现象让人绝望,但也正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角度和新视野。当传播政治经济学长期身陷政治权力与市场权力博弈的泥潭时,“渐渐变成了毫无营养的陈词滥调”(胡翼青,2020)。然而,当情感劳动浮出水面时,新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也同时浮出了水面,这一研究视角也可以被看作是“盲点之争”传统的重要延伸。随着情感与资本复制间的关系进一步显性化,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出现关于情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域。

(杨馨:《情感劳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以L后援会为个案》,2020年第9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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