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国际新闻界 ，作者王敏 孙志鹏

一

露丝·沃达克学术思想及其贡献

露丝·沃达克（Ruth Wodak）于1950年出生于英国伦敦，系国际知名语言学家、批评话语分析的权威专家，现为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话语研究的杰出荣休教授、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参议院荣誉会员。自1988年起，她先后担任奥地利科学院语言与传播学术委员会副主席、维也纳大学应用语言学首席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等职位，并因影响广泛的专业活动而获得奥地利妇女事务部“终身成就奖”。

自1970年开始从事学术研究至今的半个世纪间，露丝·沃达克涉足语言学、传播学、政治学及性别研究的多个领域，并将这些领域有机结合，形成独具特色、产生广泛影响的研究成果。她新近的学术研究与贡献集中于以下五个主题：（1）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尤其是采取话语-历史分析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简称“DHA”），同时强调文本与语境的融合策略；（2）（国家/跨国/欧洲的）身份政治；（3）（国家/欧洲）历史的政治，尤其是关于“二战”和犹太人大屠杀；（4）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仇外心理；（5）右翼民粹主义及其话语修辞。其中，由沃达克创建和改进的DHA不仅是一种整合话语事件、历史资源以及“社会-政治”场域的分析方法（Reisigl & Wodak，2009），而且发展成一个集理论、方法、方法论和经验研究实践于一体的多维度项目，具有历史语境、问题导向、现实观照、情境依赖、身份建构、学科交叉等特征（Reisigl，2017）。DHA的形成、发展与完善受法兰克福学派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福柯的后结构和后现代理论、维特根斯坦后期理论，以及布迪厄、吉登斯和伯恩斯坦的社会学理论的影响（杨敏，王敏，2019：347），其系统的定性分析主要从四层语境展开：言语、文本和话语之间的互文性和互语性关系；语言外的社会/社会学变量；文本和组织的历史与考古学；特定情境语境的制度架构（沃达克，2009/2019：50）。沃达克曾称自己的学术贡献在于，专注并践行跨学科研究，与其他批评话语分析学者相比，将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结合得更紧密（Kendall，2007）；国外有学者称，沃达克呈现了关于政治“前台”与“后台”的丰富研究，帮助人们理解“政治是如何做出来的”（Harman，2009）；国内学者认为，沃达克更突出的贡献在于政治话语分析，其学术关切体现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以及胸怀天下的济世情怀（杨敏，符小丽，2018：39）。

近年来，沃达克致力于欧美“极右政治”与民粹主义的媒体话语分析，深入研究“恐惧的政治”与“历史的政治”，并在新近的论著与演说中首提“后羞耻时代”的理论命题。其中，论著主要有《恐惧的政治：极右民粹话语的无耻正常化》（The Politics of Fear：The shameless normalization of far-right populist discourses，2020）、《十字路口的欧洲：遭遇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及全球挑战》（Europe at the Crossroads：Confronting Populist，Nationalist and global challenge，2019）、《语言与政治手册》（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2017）、《恐惧的政治：右翼民粹主义话语意味着什么》（The Politics of Fear：What Right-Wing Populist Discourses Mean，2015）以及重要章节《迈入“后羞耻时代”：欧洲非自由主义民主、民粹主义和新威权主义的兴起》（Entering the ‘post-shameera’：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populism and neo-authoritarianism in Europe，2019）；主旨演讲包括但不限于：（1）2018年4月25-26日，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恐惧的政治”与“民粹主义”演说；（2）2018年5月21日，布拉格“民粹主义”大会；（3）2019年1月16日，里斯本“民粹主义与媒体”论坛。笔者基于以上论著和演讲，于2019年1月至2020年4月对她做了书面专访，旨在阐释“后羞耻时代”这一全新命题，并对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欧美极右民粹主义的媒体话语作批评分析。

二

“后真相”还是“后羞耻”时代？

作者：您在新近的研究及演说中反复提到，欧美民粹主义政客的媒体话语昭示“后羞耻”时代的来临，而非通常所说的“后真相”时代。并以特朗普“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和民粹主义政客“永久循环媒体话语机制”（RWP Perpetuum Mobile）作为两个案例进行说明。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创见的理念，您能详细阐释“后羞耻”时代的含义吗？

露丝·沃达克（以下简称沃）：在我看来，当前欧美政客拒绝对话的政治行为，正是“后羞耻”时代的表现之一，而不是像许多学者认为的那样，仅是“后真相”时代的问题。

例如，当前普遍存在的反精英主义者和反多元、排他性的修辞；象征性的政治（例如，政客和媒体过度关注穆斯林妇女的“头巾”，而忽视了与移民和融合相关的复杂社会经济问题）；还有目前普遍存在的“数字煽动”（digital demagogy）、“粗鲁与无礼”（rudeness and bad manners）以及“反政治”（anti-politics）等现象，都对当前许多“强人”政客的不规范行为提供了潜在的支持。同时，这一系列的现象也经常与这些政客及其政党或政府的核心追随者产生了某种对于“真实”的共鸣。欧美政坛没有探讨并试图解决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青年失业、气候变化等问题，而是将难民和移民视为所有困境的替罪羊。

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反政治”被定义为一种特定的态度和话语，它系统性地破坏了民主制度（Diehl，2017）。同时，国家乃至整个政治体系都受到严峻的挑战，就像在电视中现场直播的综艺节目或者电视剧一样：无耻、参与者的羞辱、诽谤、谎言和广告攻击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Wodak，2019）。这种毫无羞耻的行为屡见不鲜。例如，在2016年的奥地利总统竞选期间的几次电视辩论中，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奥地利自由党，FPÖ）候选人诺贝特·霍费尔（Norbert Hofer）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Wodak，2017）。学者马斯特罗保罗（Mastropaolo）也曾提到类似的丑闻模式、“政治娱乐化”（“politicotainment”）以及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政治中的民主程序衰退现象（Wodak，2009：159）。

作者：您对于“后羞耻”的描述中，多次提到真相与谎言。在您之前的演说和论著中，也多次提到“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的概念。请问，“真相”、“谎言”以及“另类事实”与您所说的“后羞耻”时代有什么关联吗？

沃：正如汉娜·阿伦特（Arendt，1967）所说，以真相和政治为主题的探讨可谓老生常谈，二者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古老而又复杂的故事，不宜将其简单化或予以道德谴责。她还断言，长久以来，政客可以迅速将事实改造成观点，而其他政客可用“另类观点”（alternative viewpoints）无耻地加以反驳；这样一来，学术和事实证据可以被抹杀甚至否定（Wodak，2019：204-205）。在我看来，在“真相”与“谎言”之间还有其他许多层面，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比如，在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流行于社交媒体（尤其是twitter）的“另类事实”就是复杂、含混的另一面。

“另类事实”一词来源于特朗普的总统就职典礼上一张媒体发布的对比图，图片展示的是2017年特朗普就职典礼与2009年奥巴马就职典礼的空中俯瞰，暗示参加特朗普就职典礼的人相较而言少很多。很快，时任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SeanSpicer）谴责媒体有意低估特朗普总统就职典礼的参与人数。而在第三天，特朗普的高级顾问凯利安妮·康威（Kellyanne Conway）在参加电视采访节目时，被NBC记者切克·塔德（Chuck Todd）追问：“为什么白宫新闻秘书要在出席总统就职典礼人数这么容易证伪的事情上说谎？”康威替新闻秘书辩解：“斯派塞给出的是‘另类事实’。”塔德针锋相对地反驳：“‘另类事实’不是事实，而是谎言。”

这一事件在社交网站上迅速发酵。“另类事实”遂成网络金句。知名记者丹·拉瑟（Dan Rather）在Facebook上发布对特朗普政府的批评：“当美国总统发言人和顾问以奥威尔式无稽之谈‘另类事实’来包装谎言时，这个国家便进入了不同寻常的时刻。真相和事实本就无党派之分，而应该是国家的民主之基。”

同样的“另类事实”现象也出现在欧洲。在另一件黑天鹅事件“英国脱欧”中，针对关键性议题“英国对欧盟年度预算的贡献值”的辩论时，“脱”方频繁引用贡献的预算而不提及获得的退款，而“留”方则是拿苹果和橘子作比较，即把预算贡献和其他收益作对比。整个过程中，双方都毫无羞耻地误导公众。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后真相”时代，而是“后羞耻”（Post-shame）时代。谎言古已有之，而今“另类事实”层出不穷，也显示出当今时代更缺乏羞耻心。

三

“后羞耻”时代：

极右民粹主义与恐惧政治的话语

作者：我们在对您数十年来主要研究成果的主题作简要统计后发现，民粹主义（populism或populist）出现41次，右翼（rightwing和far-right）出现36次。这两个概念是您集中研究的对象。您可否针对“后羞耻”时代的现象，对这两个概念作一些总结性阐释？

沃：Anna Krasteva（2017：150）在《重构、解构与建构极右青年：迷失的一代与有争议的公民之间》一文中指出，“极右民粹主义是从阶级政治转向价值政治，从政党政治转向象征政治，从意识形态政治转向身份政治，从社会经济学断裂走向文化断裂的催化剂。”关于“极右民粹主义”到底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哲学、一种特定媒体现象、一种右翼极端分子的战略选择（譬如，20世纪30-40年代纳粹党所使用的战略）抑或是一种特定的政治沟通风格，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引述较多的是，Mudde与Kaltwasser（2017：9-12）所强调的民粹主义三要素：第一，“人民”与“腐败精英”（the corrupt elite）的对立；第二，扎根于人民的暴力；第三，特征是淡薄的意识形态，因其不是一种连贯的信仰结构，而是以折衷的方式组合各种矛盾的意识形态。

但是，Mudde与Kaltwasser并未将该定义局限于右翼民粹主义，其中的“人民”概念，既指主权人民，也指普通民众，还可以是“民族”（ethnos）。此外，“精英”的概念被区分为具有（文化、经济或社会）权力的精英以及纯粹基于种族的精英。最后，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等同于卢梭所谓的“人民的普遍意志”。在我看来，这一笼统的定义需要得到澄清。在欧盟最近的政治发展背景下，四个方面至关重要：

其一，民族主义/本土主义/反多元主义：极右民粹主义政党规定了一个看似同源的民族或大众群体，通常以血缘相关的本土主义者进行界定。这些政党珍视祖国或精神家园，强调要保护其免受危险者入侵。基于此，威胁的场景被构建出来：家园或“我们”（we）受到“他者”（others）的威胁。“他者”是指社会内外的陌生人。

其二，反精英主义：这类政党都呈现反精英和反智的态度（我称之为“无知的傲慢”）。这与欧盟强烈的怀疑主义精神相关。这些政党认为，民主本质上应被简化为多数原则，即“真正人民”的规则。

其三，威权主义：一个救世主，或者说一个受到崇拜的魅力领袖，在“侠盗罗宾汉”和“严格的父亲”两种角色之间切换。这类魅力四射的领导人需要一个等级分明的政党和政府，以保证“法律与秩序”以及“安全”。

其四，保守主义/历史修正主义：极右民粹主义政党通常代表保守价值观（强调家庭价值观），坚持维持现状或回到过去“更好”的时代。保卫祖国的目的也建立在共同的历史叙事之上。在这种叙事中，“我们”要么是英雄，要么是恶行（如阴谋、祖国的敌人等）的受害者。即是，把过去的苦难或失败转变为人民成功的故事，或者变成背叛与被背叛的故事。同时强调，社会福利只应给予“真正的”民族成员，便将移民排除在外（Wodak，2020）。

当然，并非所有的极右民粹主义政党都赞同以上观点，但这些以特定组合而实现的观点可以概括为极右翼的典型意识形态特征。一般而言，极右政党都会提倡变革，声称要远离一条危险的道路或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否则将直接导致灾难。

作者：“批评话语分析”，尤其是采取话语-历史分析法，是您的研究专长。我们想知道，您是否会将当前的“后羞耻”时代中极右民粹主义话语，与欧洲或美国在冷战或其他典型历史时期的极右话语进行比较？

沃：是的。从许多方面来看，当前的极右主义的话语造成了摩尼教式分裂，同时也促进了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盛行。这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西斯和极右话语非常类似。而在冷战时期，极右民粹主义话语则更多地与摩尼教模式相似，也即更像是“9·11”之后的“敌人模式”修辞，却很少涉及民族主义模式。因此，在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不断兴起的今天，与法西斯主义时期相比，大多数政党并不支持暴力，而是仍然处于自由民主国家的限制内，其话语修辞元素有：“计算的矛盾心理”（“calculated ambivalence”）、持续挑衅（continuous provocation）、“好人”与“坏人”的二元对立划分（Manichean Division into“good”and“bad”people）、扭转局势/反败为胜（turning the tables）、代表“人民”以及为“人民”发声（speaking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people”）、承诺救赎与解放（promise of salvation and liberation）、粗鲁。

总体而言，当前欧洲的极右民粹主义话语有以下影响：削减言论出版自由，破坏选举公平，损害司法独立，违反欧盟法规和人权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将“种族、宗教、语言、政治”上的少数派工具化为“替罪羊”，视其为对“我们”（us）的威胁，对“我们的”（our）国家的威胁。这即是“恐惧的政治”（politics of fear）的崛起。

作者：您刚才提到“恐惧的政治”的崛起。实际上，我们注意到，从2014年开始至今，您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并在欧洲各地的公共演说中对此持续发声。包括您的重要专著《恐惧的政治：右翼民粹主义话语意味着什么》再版，也是专注于“恐惧的政治”这一右翼话语的研究。您能简述一下“恐惧政治”的特征吗？

沃：的确如此。我在伦敦、布鲁塞尔、维也纳、莱比锡、奥斯陆、雅典、特拉维夫等地的发言，包括在美国波士顿的演说，主题都是关于“恐惧的政治”。我的专著《恐惧的政治》第二版也即将出版。集中发声和研究的现实原因在于：近些年来，右翼党派弥漫着恐惧。

2016年的一项独立政治调查显示，78%的AfD（德国右翼和极右党派）选民、76%的FN（法国右翼党派）选民、69%的FPÖ（奥地利右翼自由党）选民、66%的意大利北方联盟（意大利右翼党派）选民、57%的PVV（荷兰右翼党派）选民、58%的PiS（波兰极右党派）选民、61%的Fidesz（匈牙利右翼执政党）选民、50%的英国独立党（UKIP，极右翼党派）选民都视全球化为一种威胁。在这些惧怕全球化的右翼群体中，53%的人视移民为重大挑战，55%与外国人无接触，54%的人则表现出反外国人的情绪。即便是那些视全球化为机会的右翼群体，42%的人认为移民是重大挑战，43%与外国人无接触，36%表现出反外情绪（DeVries & Hoffman，2016）。全球化的其他挑战，诸如经济危机、贫困、战争、恐怖主义、犯罪与气候变化等，所造成的恐惧情绪在两个群体中大同小异。

右翼民粹主义先营造“恐惧的政治”心理氛围，后以“人民”的救世主和发声者的身份，承诺“解决”这一问题。这即是“希望政治”的施展。右翼民粹主义党派都支持“无知的傲慢”（arrogance of ignorance），诉诸常识和情感（尤其是同情）。反智主义则被视为真实、真诚。从话语角度来看，我们当下正经历“排外修辞”（rhetoric of exclusion）的“正常化”（normalization）。

四

右翼民粹主义话语何以主流化？

作者：据您这里所说，右翼民粹主义的话语（或支持的话语），如“无知的傲慢”、“反智主义”和“排外修辞”等，出现了“正常化”的趋势。那么，您能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详细谈谈这些“极右话语”（far-right discourse）的特征吗？

沃：我们以特朗普“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为例。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于2015年11月至2016年7月间在四次演讲中提到“修建隔离墙”，分别是在纽约（2015年11月21日）、伯明翰（2015年12月8日）、爱荷华（2016年6月16日）以及拉斯维加斯（2016年7月11日）。这些演说以简单口语、不断重复的话语方式，以排外的修辞，直接鼓动美国民众接受建墙的提议。以下是他在演讲中不断提及和重复的话语：

（1）“美国给非法移民的待遇甚至超过了我们光荣的老兵。”“移民像洪水一样涌入。”

（2）“当墨西哥向美国输送移民，他们没有输送最好的人......他们没有输送对的人”；“他们输送的是他们不想要的人”“当墨西哥输送移民时，他们输送有许多问题的人”“（这些人）获取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给他们支付利息。”“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

（3）“伊斯兰王国授意罪犯谋杀非信徒等暴行......对美国人造成巨大伤害的斩首行为及其他不可想象的行为，尤其是对妇女”“他们想谋杀我们。”“这些是不想接受我们的制度的人。他们不想接受我们的制度，对人的生命没有丝毫尊重。”

（4）“是时候制止这一切了，是时候立即制止这一切了。”“为了让美国强大，我们不得不阻止边境（的移民）。”“我们不得不设立边界，我们不得不建一堵墙”“我们不得不建，而且能够建。”“如果不建墙，美国就难以伟大。”

通过分析特朗普的这些话语，我们可以总结出他关于“修建隔离墙”这一主题的话语框架：美国处于危险之中——修建隔离墙可提供安全保障——历史上围墙保护了其他国家，建墙也将保护美国——资金足够，围墙可建。特朗普在竞选演讲及其他公开演讲中的另外一些议题，也多采取类似的话语方式。

作者：以此次新冠疫情议题为例，尽管世卫组织早已将“新冠肺炎”命名为“Covid-19”，以避免“污名化”，但特朗普仍在其社交媒体和记者会上反复称之为“中国病毒”。一些学者指出，特朗普的这种标签化命名是特定背景下的种族主义修辞；还有学者认为，特朗普的话语隐喻以病毒为名义的新种族主义。在您看来，这是否也是“后羞耻时代”极右民粹话语的表现之一？

沃：不仅仅是特朗普，许多“极右”领导人在疫情期间都试图把责任推给“替罪羊”。例如，还有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和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埃尔多安（Recep Erdogan）。特朗普把责任推给中国人，欧尔班把责任推给移民和犹太人，埃尔多安把责任推给孩子和反对派，等。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模式和策略：为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找到一个极其简单的解决方案。无论是特朗普、欧尔班，还是埃尔多安，其“替罪羊”策略都未能成功。面对大量的批评和专家意见，他们不得不改变修辞话语。

作者：请问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的话语，是如何逐步正常化为“主流话语”，并为媒体及大众所采用的？

沃：右翼民粹主义往往采取两种突出的策略，成功而频繁地主导媒体议程。第一，挑衅的策略。特朗普等人反复触发“永久循环”（RWP Perpetuum Mobile）媒体话语机制。该机制包括错误指控（wrong accusations）、受害者-施害者反转（victim-perpetrator reversal）、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ies）、替罪羊（scape-goat）等要素。具体的循环模式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客制造了丑闻——媒体报道丑闻的大量细节——报道被政客否认——事件被重新定义——政客声称是受害者，受害者-施害者反转——戏剧化：阴谋论出现——找到替罪羊——新的证据、新的指控出现——政客似是而非的道歉——政客制造新丑闻，构成一个闭合回路，如此循环往复。其中，政客似是而非的道歉（Quasi-apology）即是第二种话语修辞策略，被称为“计算的矛盾心理”，也就是向多样的受众传递相互矛盾的信息。

通过以上两种策略，极右民粹主义话语（包括专门术语、政策主张及争论论据）再情景化、再符号化，以网络跟帖、采访新闻、会议演讲、法律条文、教科书内容等方式发布，分别进入社交媒体、新闻媒体、政治、法律、教育等社会公共领域，最终成为主流话语（见下图）。

这是重大的“话语转变”。首先，可言之语的边界发生变化，以前是禁忌的右翼民粹话语内容和术语变得正常化。包括煽动仇恨、反犹太主义、厌恶女性和反穆斯林言论、引用纳粹术语等，正突破禁忌，产生一种习以为常的效果。社交媒体的勃兴，使得被称为“第四权力”（the Fourth Estate）的独立新闻界开始对一些政客和政党失去意义，甚至变得过时。而今，政客们通过Facebook、Instagram和Twitter等直接接触他们的“朋友和追随者”（“friends and followers”）。

其次，话语的另一个转变与我所说的“无耻正常化”有关：许多成规惯例正日益被政治辩论所抛弃，例如，礼貌、会话准则以及讨论、谈判、冲突管理的常规规范等。其中包括特朗普对女政治家和女记者的性别歧视与攻击言论，以及他几乎每天都通过传统媒体或社交媒体发布的谎言和不实言论。尽管这些言论都很快被戳穿，但关键是，这种行为几乎不用承担任何后果。道歉似乎不再必要，侮辱言行层出不穷。

此外，拒绝学术精英和专业技能的话语，导致了对独立批判专家的拒绝。换言之，拒绝基于事实的知识。事实正退化为观点，变成所谓的“另类事实”。简单的解决方案自然会带来快速的成功，但结果往往是短视、无效甚至错误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以牺牲差异化和复杂内容为代价的政治表现正占据上风。口号已取代辩论的功能，表面的共识代替多元意见和讨论（Wodak，2020）。

五

如何应对右翼话语的主流化倾向？

作者：在里斯本演讲的结尾部分，您提到“后羞耻”时代带来的现实后果正在显现，包括“黑天鹅事件”美国大选与英国脱欧。甚至2019年新西兰“3·15”枪击案的嫌疑犯也曾接触过欧洲的极端右翼群体。演化为暴力的民粹主义是世界各国都不想看到的结局。您能从话语分析的视角谈谈如何应对右翼话语的主流化倾向吗？

沃：我们需要在几个方面来讨论这个后果：一方面，媒体应该停止对特朗普等民粹主义政客的每一次挑衅话语都做出反应。同时，其他政党也可以在平等、团结等理念的基础上提出对于未来更积极而非浅显的叙事话语及议程设置。

此外，在多元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人们必须去应对移民以及多元差异；政客应该始终在人权和立法的范围内，支持这种认知和应对的方式，而不是更加孤立、排外和分裂。

最后，我们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所有人都生活在移民社会中。因此，我们应该在幼儿园和中小学就开始全面教授跨文化学习、交流与传播，将政治教育作为一种长期的应对策略。

作者：这里，您提到了针对政治教育的长期战略。作为有着四十多年教育经验的教育者，您能谈谈对大学政治教育和媒介素养教育的看法吗？

沃：我认为，教会学生如何批判地阅读以及批判地理解媒介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即如何去挑战“给定”的文本和话语。我们也需要去挑战并防止那些不一定能够“给予”的本质化现象。这即是批判性思维和意识。

其次，我们还应强调历史教育。从各种角度来看，当前发生的一切，不仅是霸权叙事，还是一种复调式叙事。当然，事实就是事实，但对于事实的阐释却各不相同。此外，重要的是，教育学生们能够产生对于各种体裁的意识，例如如何理解政客演讲和政治口号、宣言等，并能够理解文本的固有特征和有说服力的比喻修辞。

最后，我们应该尝试教育儿童和青年人认识到人权的重要性，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事实，还有自由民主等基本原则。

作者：近期，您的著作《话语、政治与日常生活》（The discourse of politics in action：politics as usual）中文版付梓，我们读过后，非常好奇是什么促使您将话语、政治、传播及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另外，请问您最近的新作是在讨论什么议题？能否与中国读者分享最新作品的一些观点？

沃：政治弥漫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出生于一个每顿饭都会在餐桌上探讨政治的家庭，父母都是德国纳粹时期的难民，流亡到英国才幸免于难。这种创伤性记忆让整个家庭弥漫着“政治可能极度危险”的恐惧。但是后来，我的父母都成了外交官。因此，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无数次见证外交谈判与政治决策，以及对政治修辞和新闻报道作评估分析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我也亲历了国际政治的日常生活，见证了政治发生的“后台”（Wodak，2009：xi-xii）。年少时的经历，以及我在成长中与政治、政治传播现象的接触，直接影响到我的学术研究，包括去理解国家和国际组织如何运作；明白日常政治在媒体中的再现建构和强化“做政治”（doing politics）的神话；能够联系特定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语境去解释权力、意识形态、政治与话语间的关系。这些刚好是我近年来的研究主题。

我刚刚完成几篇文章：一篇关于争夺霸权记忆的论文，主要讨论该如何提升对不同身份叙事与历史政治的意识，以及这些叙事是如何与不同的政治利益和权力游戏产生关联。同时，我也刚刚完成另一篇关于“围墙的语言”的论文，讨论了历史上围墙的许多功能，并详细阐述了美国各界关于“特朗普围墙”的辩论。围墙在字面上和隐喻上都是为“包容”或“排外”的决定服务，并始终保护内部人员，以及排斥其他人。那些“倒下”的围墙（比如“柏林墙”）说明你无法真正地将人们分开，而人们也总会找到翻越围墙或匍匐前行的方法。媒体及大众关于围墙的辩论，正在帮助特朗普宣传自己是国家的“救世主”并制造恐惧......而且，这些辩论终将扰乱其他重要的议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