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8期 作者：赵月枝 

　　内容提要：

　　从达拉斯·思迈斯(dallas Smythe)、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和丹·席勒(Dan Schiller)这三位以“S”开头的北美传播学者与中国的学术关系切入，可以清楚看到西方“主流”和“批判”传播学术中的中国、传播学被引入中国的过程与学术“本土化”讨论中的政治、以及更为宏观层面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中外传播学术的知识社会学。而用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框架来反思新闻与传播学术发展本身的意义则在于，它在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是如何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与“西方学术”碰撞与转型的同时，也让我们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历史发展过程中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后革命国家在全球学术发展中的特殊历史资源、中外学术交流现实的多重性、以及有中国社会主义主体性和世界意义的新学术范式产生的可能性。

　　关 键 词：

　　达拉斯·思迈斯/威尔伯·施拉姆/丹·席勒/新闻学/传播学

　　作者简介：

　　赵月枝，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传播学院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卓越访问学者。

　　在中外新闻事业关系史上，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1885-1970)和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因他们同情中国革命的新闻报道和姓氏中都以字母“S”开头，被称为“3S”。本文以达拉斯·思迈斯(Dallas Smythe，也有翻译为“达拉斯·斯迈思”)、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和丹·席勒(Dan Schiller)这三位以“S”开头的北美传播学者与中国的学术关系切入，从他们在中国的学术活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是如何体现在他们所代表的西方“主流”和“批判”学术中的角度，来讨论中国传播学术的主体性问题和反思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希望以此继往开来。

　　很显然，这两组“3S的类比，有不妥的地方。且不说记者和传播学者有重要区别，在中国传播学术史的标准叙事和实际发展中，施拉姆1982年的访华是唯一真正历史性的。除了三位学者到中国的时间点和他们在中国传播学界的影响不一以外，更有人会对丹·席勒(Dan Schiller)的选择有不同看法——毕竟，即使要找施拉姆访问之后的第三个S，许多人多会有自己的选择。关于丹·席勒的选择，我会在随后的讨论中说明；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在这篇关于传播学术在中国发展历史的文章中做这个“这个3S类比，是希望从我近十年来所致力于探索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角度来反思传播学本身，讨论不同学术知识体系是如何在不平等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碰撞和转型的问题。套用这一框架的核心议题，这里的关键，是中国这样一个后革命国家在全球学术发展中的特殊历史资源、中外学术交流现实的多重性、以及有中国社会主义主体性和世界意义的新学术形式生成的可能性问题(赵月枝，2019)。

　　本文的讨论围绕以下四个问题展开：中国革命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和实践与这三位学者以及“西方学术”的关系，中国传播学术本土化讨论中的学术政治，中国新闻和传播学科与西方传播学不同学派的复杂历史性关系、以及后改革中国语境下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特殊关系问题。还需要说明的是，如标题所言，本文只是从中外传播学术交流史中的这“3S”说起。本文既不是对他们在中国的学术交流细节和影响的具体而系统的学术史研究，也不局限于他们。讨论会涉及其它学者，包括我自己作为一位跨文化和跨国传播学者的相关体验。

　　一、“西方”传播学术与“世界中的中国”

　　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不是外在于“3S”记者的报道，而是他们成为“3S”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国革命面向西方世界的报道，不但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外部舆论环境，也反过来鼓舞了中国的革命者，从而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同样，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对于这三位传播学者和更广泛的西方传播学术也不是外在的，不管具体的西方学者是否在研究中涉及中国。一方面，他们是生活在西方、不以中国研究为业的传播学者；另一方面，作为20世纪世界体系中的学术主体，他们的研究直接和间接回应包括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在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甚至有部分是直接关于中国的新闻思想与实践的。正如《风从东来》(Wind From the East)(Wolin，2010)、《黑色东方红》(The East Is Black)(Frazier，2015)等著作所示，中国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对西方批判知识界包括美国黑人知识界和社会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奠基者，达拉斯·思迈斯不但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而且在1970年代初和1970年代末两次到中国实地调研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传播理论、政策和实践，从而建立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之间的跨国和跨文化联系(赵月枝，2014)。思迈斯第一次到中国调研是在1971年12月到1972年1月间，早于尼克松1972年2月的历史性访华。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访问了北京、武汉、上海、广州等地的大学、报社、广播电视机构、甚至电子工厂等各种与传播理论、政策、技术和实践有关的单位，在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性”高度对中国传播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虽然中国传播学界把施拉姆1982年的访问称为“传播学进入中国的破冰之旅”，从中西方学术关系，而不是美国主流传播学在中国登陆的角度，是思迈斯在1970年代的访问①，而不是施拉姆在1982年的访问，才是西方传播学者对中国的“破冰之旅”。

　　1972年3月，也就是思迈斯结束中国之行不到两个月后，他就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学术论文。一年之后，他的这篇题为《大众传播与文化革命：中国的经验》的长达25页的学术文章就在基于这次会议的论文集中出版了(Smythe，1973)。文章开宗明义就指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从起源、内容和后果都是一场深刻和历史上全新的传播革命，而美国主流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管理和思想规训，并不适用于中国。作为中国经验和这篇文章在整部论文集中的分量的一个注脚，这部由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等人合编的著作，以《传播和社会政策：理解新的“文化革命”》为名(Gerbner，Gross & Melody，1973)。此后，思迈斯对中国传播道路和政策问题的深入思考不但主要体现在他那篇给中国政府的《自行车之后是什么？》内参报告中(斯迈思，2014)，而且也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依附之路》的关键内容(Dallas Smythe，1981)。直到今天，思迈斯基于两次中国调研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政策和实践层面的问题，依然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和传播发展道路不可回避的真问题，堪称“世纪之问”(赵月枝，2011：243-262)，而他对毛泽东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迂回曲折性(zig and zag)的判断的认同(Smythe，1981：247)，也具有前瞻性。

　　对于本文的第二个“S”，即思迈斯的学术论敌施拉姆来说，早在他1982年到中国大陆之前，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已是他学术研究的一个现实存在的“反例”和对西方资本主义的颠覆性力量。他与人合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是经典的冷战新闻学教科书，虽然其关于“共产主义”新闻模式的描述以“苏联”命名，书中对中国的描述也很少，但作为共产主义国家的中国也是被包括在这一模式之中，这一点是无疑的；他有关传播与发展的理论，针对冷战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后殖民国家提出，用的是当时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平台(他那本影响颇大的《大众传媒与国家发展》一书，就是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写的)，目的是避免这些国家走上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革命道路。除了如何遏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蔓延，把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接，还是他为自己的华人学生所提出的研究议程。

　　1980年代，后“文革”中国的改革方向问题成了冷战末期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的关键问题。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也不可避地成了这一斗争的一部分。1984年，读完新闻系本科后，我因没有自信当记者而选择考“新闻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当时还没有传播学专业)，没想到得到了当年公派加拿大留学的资格。当时，我以为，传播学就是西方更广义的新闻理论，而“西方传播学”就是以施拉姆为代表的美国主流传播学。1986年，我不知思迈斯，只知施拉姆，因担心自己英文不好而带着《报刊的四种理论》的中文版去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留学。作为我与现实存在的“西方传播学”的“碰撞”的最初经历和“西方传播学”的“多重性”给我的第一课，我到后不久就被思迈斯邀请去吃他的“免费午餐”②，并从他手上接过了那份当时还未出版的英文手稿《自行车之后是什么？》。

　　进入1990年代，随着思迈斯和施拉姆这一代相继离世，他们的后辈、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丹·席勒(Dan Schiller)成了最先强烈意识到中国之于传播研究核心地位的学者之一。1996年，丹·席勒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传播系难得的一个传播政治经济方向的教职的招聘委员会主任，我因自己的中国背景和批判学术取向被录用，于1997年成了他的学术同事。从此以后，中美两个国家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关系，就成了我与丹·席勒一直讨论的主题。2001年，我们以《与狼共舞？中国与数字资本主义的整合》为题发表了一篇合作论文，讨论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全球数字资本主义整合的路径、矛盾与前景(Zhao & Schiller，2001)。我不知道我的参与是否会影响有关这样的文章算不算“‘西方’传播学术”的判断，但是，有一点非常明晰：那就是，到了1990年代，传播学术所面对的是一个与美国信息资本主义深度融合的“世界中的中国”了。在讨论《与狼共舞？》一文的过程中，我与丹·席勒就有过激烈的争论：在他看来，数字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性的逻辑，中国的加入意味着这一逻辑在全球扩展的成功；我同意他的分析，但也认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中国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有在这一革命过程中锻造出来的国家以及国家意识形态中持续的社会主义宣称，还有中国工人农民对革命的认同、对正义的追求和社会抗争。基于这些，也是丹·席勒作为资深同事对我这个后辈的提携，一篇本来可能以“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为模式的文章，成了一个持续的、开放的对话的开端。③虽然当时我并没有深究，现在看来，我几乎是凭直觉对包括丹·席勒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和方向的判断表示存疑。这一方面基于中国改革和开放现实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另一方面基于我作为一个深受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影响的华人学者的主体性。

　　之所以要强调以上这些情况，是希望能在传播学术领域超越作为地域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与“西方”的简单二元对立，以及这一对立所体现的文化本质主义、相对主义，尤其是胡德在《中国与东方主义》一书中批判的“汉学东方主义”逻辑(Vukovich，2012)。这一逻辑不但包含冷战和反共意识，而且包含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逻辑。这两者相互交集，集中体现在对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前30年的全盘否定上(Vukovich，2012：xv；Lin，2013)，体现在有关中国发展方向的颇有左右合流意味的“历史终结论”上。在这里，我希望把自己近10年来所探索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框架运用到对传播学术本身的“理论旅行”与“跨文化传播”的反思中。正如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言：

　　这一研究取向聚焦权力这一核心概念，以挑战西方中心主义、文化本质主义和媒介中心主义为己任，将传播、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等问题放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互动过程中来分析，强调社会体系的动态转型与历史性演变以及传播与文化的社会历史嵌入性和社会主体的能动性。一方面，它强调源于西方的强势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所主导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的划时代影响，对任何传统主义和本土主义(nativism)倾向保持警觉；另一方面，它尤为关注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碰撞与摩擦中的特殊历史文化资源和所形成的多样现代性，包括挑战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以及这种挑战的主体等问题(赵月枝，2009：115-116)。

　　首先，这一框架要求我们在全球史和跨国史的视野下，在全球资本主义与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此消彼长的斗争中，在马克思所倡导的过程关系本体论的思维方法指导下，重新反思传播学术在中国的引进和发展历史。其次，从这个框架出发，我们需要直面中国传播学术界一直纠结的“本土化”问题背后的学术政治。说传播学术在中国需要针对西方学术走“本土化”的道路不无原因，甚至有强烈的挑战西方中心主义诉求，但是，这里也存在用一个问题掩盖了另一个问题的倾向。一方面，这一话语意在回应作为学科化的传播学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对西方、尤其是作为美国冷战社会科学一部分的美国主流传播学的依附地位，其所遵从的是方法论民族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逻辑。另一方面，这一话语遮蔽了学术政治立场的区别。就“3S”而言，这就是作为批判学者的思迈斯和丹·席勒与作为美国冷战学者施拉姆的区别。毕竟，这几位同时或先后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传播研究院任教过、同为白人男性学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取向。就同时代的施拉姆和思迈斯而言，一个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美国霸权的维护者，一个是资本主义和美国霸权的批判者，甚至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情者和支持者。④从这个角度，没有抽象的“西方化”和“本土化”。“本土化”讨论掩盖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框架中的普世性和特殊性，还是林春在《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一书中所讨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的普世性和特殊性的问题(Lin，2013：198)。⑤

　　当然，在“历史唯物主义普世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t universalism，Lin，2013)或“左翼普世主义”(left universalism，Sekyi-Out，2018)框架内，我们需要分析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鸿沟，也可以讨论社会主义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进展、挫折甚至列宁所说的“进一步，退两步”的过程，分析这些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和在全球地缘政治经济中的不同地位对其具体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从197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思迈斯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到匈牙利、中国、智利等国家进行研究的。比如，除了有关中国的研究外，1972年3月，他和赫伯特·席勒(Herbert I.Schiller)还发表了他们对阿连德执政后智利在传播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实地考察文章。另外一位对智利的民选社会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和新闻传播问题予以极大关注的西方批判传播学者是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他们共同关注的，是严峻的传播与阶级斗争问题，包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正在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持续影响这一对社会主义成败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正如思迈斯研究中国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国主导知识界对技术的政治性问题的认识和这方面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遗留如何会影响中国社会主义的成败，马特拉也同样关注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对智利社会主义传播实践的束缚和胁迫作用。所以，毫不奇怪，赫伯特·席勒和思迈斯在对智利的调研文章中引用了马特拉已经看到的如下难题：“如果社会主义者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言论和表达自由的传统论述，那么社会主义者最容易遭受攻击”(Schiller & Smythe，1972)。

　　如果“世界中的中国”对于许多西方传播学者还相对遥远的话，“世界中的智利”更加接近他们。这不仅仅因为这个国家在拉美这一“美国的后院”地区和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尝试发生在传播学科诞生以后，而且因为这个国家产生过一个在西方议会政治框架内的民选社会主义政权，更因为这个政权在美国的干预下很快被颠覆了。在他的《传播革命》一书中，当代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McChesney)回忆到，1973年9月11日美国颠覆智利政权事件对自己作为一个美国青年的政治立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阿连德政权不同于苏联模式下的威权共产主义国家，美国还是不能容忍这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权，而是扶持了残酷和专制的皮诺切政权。这使许多他的同代人不仅怀疑美国对民主的真诚，而且认识到，“如果美国政府反对，世界其它国家的人民能否和平地自治”(McCheseny，2007：38)。没有比这一认识更能体现一位美国批判学者的全球视野和他们基于对美国帝国地位感知的学术主体性了。

　　总之，就像包括施拉姆在内的美国现代化理论倡导者把自己当作美国主导的战后资本主义体系的构建者，对于美国的批判传播学者来说，世界其它国家能否“自主”发展，更枉论社会主义能否在世界得到发展，是一个“内在”于他们作为美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帝国的学者的问题。从赫伯特·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Schiller，1992)到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Herman)与诺曼·乔姆斯基(Norm Chomsky)的《制造共识》(赫尔曼，乔姆斯基，1988/2011)，我们都可以看到美国批判学者的这一问题意识。直到1986年，当思迈斯把自己的那篇一直没有公开出版的《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的中国调研内参打印稿给我这个中国留学生的时候，他所关心的依然是中国在向西方开放后的政治方向和社会性质问题。思迈斯因为把自己定位为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以内参的方式向中国政府提交了自己的考察报告，并没有按照西方学术的“独立”和“不出版就出局”的逻辑行事；而我当时也没有把思迈斯这位西方学者的研究“本土化”的问题意识：他关于中国能否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传播与文化体系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二、学术“本土化”的政治

　　饶有意味的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探索”的“序幕”，是由施拉姆在1970年代访问香港时拉开的(吴飞，2014：40)。正是施拉姆在1977年在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时，首先提出要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学遗产；而他的华人学生、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创办者余也鲁，不仅果然在1978年第一次提出“传播学中国化”这一命题，而且在其老师所规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中国传播理论，即把这一问题的内涵定义为基于西方的“现代”传播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史冬冬，2015；吴飞，2014：40)。作为这一命题的华人“先导”，余也鲁的定位和路径显然影响了此后中国大陆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传播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命题，就悖论性地一方面是在带有极强冷战政治色彩和西方中心主义偏颇的现代化理论框架中被提出来，另一方面又包含强烈“去政治化”意味的文化主义内涵。而香港当时作为英国殖民地和冷战东西方交往的前沿，起到了西方冷战学术的“中转站”及其“本土化”先声的作用。

　　1989年后，这一有“去政治化的政治”内涵的“本土化”话语也恰恰符合了当时中国大陆部分学者的特定学术政治诉求。姜飞在一篇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的文章中，就透露了中国传播学界1990年代倡导本土化理念背后的某种政治考量和意识形态导向：由于当时“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对于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学者来说，回归传统文化既安全，又可以虚无中国革命，从而曲线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于是，1990年代，“本土化”成了学术政治上相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宜之计”(姜飞，2012：23)。

　　虽然“本土化”是个多元的话语结构，但是在这一特定的“本土化”话语中，中国独特的、现代革命过程中的传播理论和实践被虚无了，更枉论中国在这一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已经把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来自苏联的共产主义新闻理论和实践“本土化”过一次了。总之，“中国”对“西方”也罢，“传统”对“现代”也好，“中国化”也罢，“本土化”也好，被忽视的往往是本土化了的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这一“传统”，不被认同的是林春所阐述的中国特色就是社会主义这一立场(Lin，2013)。实际上，林春在批判西方主流政治学研究时所提出的一个观点对传播学同样适用：与其说西方政治学的问题是西方中心主义，毋宁说其核心问题是“资本主义中心主义”(capitalist-centrism)——毕竟，反资本主义对欧洲而言也从来不是陌生的(Lin，2017；Lin，2013：189)。

　　正如李彬在1995年讨论到“传播研究本土化困境”时已经体认到的那样，1990年代的传播研究本土化话语是对1980年代“西学热当中彻底反传统”的一种回应，而这里的反传统，实际上是中国现代革命中形成的新闻学“传统”，“就传播研究而言，1986年的第二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就曾颇为急切地欲将西方传播学的一整套家当全盘照搬进来，并十分自信地断言‘传统’新闻学已走入死胡同，可以寿终正寝。”(李彬，1995：8)。

　　而中国传播本土化问题的“困惑”，或现有讨论所必然导致的刻舟求剑倾向，恰恰在于用“古代”或近代西方引入的传统掩盖和代替现代革命传统，甚至站在“民族文化”复兴的道德高地，批评中国革命破坏甚至摧毁了中华文化遗产。李彬就含蓄指出：“本土化的指向自然在于常说的‘中国特色’，但当人们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去总结、概括、提炼什么特色时，不是早有固定的范式与框架预先设置在思想中么？”(1995：9)。虽然李彬没有点明，这个范式和框架应该就是施拉姆所倡导的现代化框架和线性发展逻辑。这里最为吊诡的地方在于，要在后革命中国的改革开放语境下引入这个包含“现代与传统”对立的框架，就必须“虚无”掉中国从1919到1979年的现代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传统。参照以上所引姜飞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不能说这种虚无是完全无意识的。

　　黄旦在一篇题为《对传播研究反思的反思》的文章中转引自己的观点指出，“中国大陆一开始之所以对传播学发生兴趣并动了引进之念头，与因‘文革’而陷入僵死的新闻学和新闻实践的刺激有关”(黄旦，2014：42)。不过，针对吴飞提出的“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走偏了”，“存在严重的方向性错误”的观点，黄旦强调，当时中国引入传播学有“历史现实根源”，或“自有其道理”的“现实依据——逻辑”，“一开始不存在什么偏”(黄旦，2014：42)。此处我无意在这二位学者的讨论中做评判，但是，直到今天，余也鲁所提出的“本土化”问题意识，还影响着这一议题的讨论框架，就不得不让人去寻找这一根深蒂固的问题意识背后的思想根源及其盲点了。比如，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李金铨依然诉诸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与“外国全新介绍进来”相对立的叙述框架：

　　据说传播学引进中国三十年了，许多学者对“传播学”有严重的身份危机感：到底传播学在中国走对了路，还是走错了路，下一步何去何从？其实，不仅中国学界对于传播学有认同危机，国际传播学界对这个学科也有认同危机。我提到传播学“引进”中国是很关键的，因为传播学不是继承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而是从外国全新介绍进来的。

　　从厦门大学学者史冬冬2015年一篇对“传播学中国化”问题的文献梳理文章中也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讨论不仅依然遵循余也鲁所提出的“回到过去”，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传播观念”和“着眼当下”，即“借鉴西方理论研究中国问题”(史冬冬，2015：46)这两条路径，而且依然被“西方”普遍/中国“特殊”这一二元对立框架所羁绊。作为新思路，史冬冬认同西方现代化理论有局限和“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理论仍然是一种地方性理论”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的中国化传播研究，一方面继续致力于对中国经验的研究，另一方面也需要具有全球的理论视野，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上升至普遍性。”(史冬冬，2015：49)不过，在谈中国经验时，通篇文章是高度抽象的。这里没有任何“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字眼。当然，也更无法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有全球视野的理论框架？

　　其实，“西方”不是铁板一块，李彬所说的“西方传播学的一整套家当”也好，李金铨的“外国”也罢，黄旦文中所指的中国大陆感兴趣的“传播学”也好，史冬冬文章中的“西方传播理论”也罢，实指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和基于这一模式的美国主流传播学。这里被遮蔽的是西方内部的批判理论传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包括马列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后果。正是因为“后文革”语境中许多中国新闻学者对于作为马列新闻思想本土化成果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学已经“陷入僵死”的认知，以及更广泛层面的彻底否定“文革”，甚至“告别革命”的意识形态思潮，美国主流传播学才有了吸引力。这也恰恰诠释了全球范围内，美国主流传播学作为冷战社会科学和战后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的“胁迫之术”(辛普森，2015/2017)的主导地位。回到我自己的亲身体验，1986年我一到加拿大，有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姐就告诫我，思迈斯对“文革”的认识很“左”，很可怕，最好远离他，而思迈斯则通过一位海外华人研究生主动联系我，我也抱着“兼听则明”的态度与思迈斯交往。在这样的语境下，自1980年代初“传播学”在中国“创世纪”诞生后，中国的传播学界在1978到1989年间让西方批判理论成了引入和消化过程中的“失踪者”(刘海龙，2007)，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尽管思迈斯在1970年代的访问和他有关中国如何在西方资产阶级传播理论、实践以及技术路线的影响下走出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成了中国传播学的“史前史”，1980年代和1990年代对西方传播学的引入尤其是吸收也一边倒地倾向美国主流实证传播学，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学术国际化投入的增加，西方批判传播学者还是“前赴后继”来到中国，颇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架势。毕竟，西方传播学界更有全球视野而且对中国更感兴趣的学者，往往是多少有点批判意识的学者。2002年春，也就是思迈斯访华后的30年和施拉姆访华后的20年，当时还叫北京广播学院的中国传媒大学举办了一场“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的学术讨论会。这场讨论会首次大规模邀请了一批欧美批判传播学者参会。这批学者包括Kaarle Nordenstreng，Dan Schiller，Vincent Mosco，Janet Wasko，John Downing，John Sinclair，Emile McAnany等。不过，在传播学已在施拉姆的影响下迅速发展的本世纪初的中国，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国外批判传播学团队，对于学科发展方向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当然，此后西方批判传播学界与中国传播学界的交往多了，“世界中的中国”在他们的学术中的地位也更为至关重要了，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些学者中，丹·席勒不仅在自己的研究中延续了思迈斯和赫伯特·席勒的问题意识，而且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就把“世界中的中国”放在他的信息资本主义理论的核心位置来分析，从而使他有理由成为本文中的第三个“S”。丹·席勒是一位人文和历史功底十分深厚的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他在1980年代初的第一部著作《客观性与新闻：公众与美国商业新闻的兴起》聚焦19世纪美国新闻史，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讨论了早期劳工报刊与商业新闻业的历史性斗争关系。也正是为了突出丹·席勒传播学术思想中在哲学意义上的创造性劳动(productive labor)这一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下的劳工的重要地位，作为主编之一，我建议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翻译丛书把他英文原名为Theorizing Communication：A History一书的中文书名定为《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现在看来，我当时可能有不懂中国学术政治语境与“受众口味”的问题：我想当然地以为，有马克思主义问题意识的“劳动”概念会吸引中国学者；而事实上，对这一概念，一些中国学者可能避之唯恐不及。如果此书书名被直译为《理论化传播：一部历史》，它会不会吸引更多中国学者的兴趣？不过，正如黄旦教授在论及中国传播学引入历史时所言，“一辈子没有后悔药好吃”(2014：41)。

　　甘惜分在谈到中国新闻学的未来方向时曾说过，需要“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马献忠，2013)。这对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同样适用。从与本文论及的“3S”的关系角度，这意味着从施拉姆的影响中走出来，续接思迈斯的问题意识，并在与以丹·席勒为代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学术展开对话和对其进行批判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本人也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引介了《马克思归来》等著作(赵月枝，2018a)。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角度，回顾历史，甚至说当年“走偏了”，不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后见之明”，而是为了重新出发，尤其是为重新出发找到方向。毕竟，“矫枉过正”有时不可避免；更重要的是，是否“偏了”有历史的原因，还看一个人的旅行目的——一个人的“阳关道”正是另一个人的“旁门左道”。对学者来说，这就是学术立场。我把丹·席勒当作本文中的第三个“S”来讨论，除了与他的学术联系最多，也多次介绍他到中国讲学与开会，让他参与中文丛书编委会外，还因为他的学术立场。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与曼纽尔·卡斯特名噪一时的、明显带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色彩的《网络社会的兴起》三部曲形成对比，丹·席勒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先后出版了《数字资本主义》(席勒，1999/2001)、《信息拜物教》(席勒，2006/2008)、《数字化衰退》(席勒，2017)、和《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扩张》(席勒，2018)四部著作，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被“信息社会”或“网络社会”所超越。随着中国与信息资本主义的整合的深化，在这些著作中，有关中国的内容和中国在他的分析中的分量，也不断增加。

　　丹·席勒有关信息资本主义的前三部著作均有中译本。在《信息拜物教》中文版序言中，我对他的信息资本主义理论作了述评(赵月枝，2008)。王维佳在《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扩张》一书的书评中，更是阐发了席勒有关美国国家在信息和网络技术与产业发展中的主导角色和围绕信息资本主义的全球地缘政治斗争这两个主题(王维佳，2018)。从本文所强调的“世界中的中国”角度，丹·席勒研究数字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信息技术和中国是全球资本主义1980年代以来得以克服1970年代的危机的“两个增长极”，而这一美国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围绕信息传播领域(资本积累逻辑向社会生活领域的深入)和中国(资本积累逻辑在地理空间上的扩展)的重构，则可以追到尼克松时代的一系列内政与外交政策。也就是说，尼克松1972年访华这一国际地缘政治重大事件与他执政期间对美国信息传播领域的重组，是美国主导的信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两个相互联系的关键。丹·席勒2016年10月在北京大学“大讲堂”的四场演讲中，从美国信息传播业的历史和全球地缘政治两个层面展示了他的分析。这四个专门为了中国学者准备的演讲，成了201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扩张》一书的内容(席勒，2018)。这部没有英文原著，而是直接在他提供的英文演讲修订稿基础上翻译成中文的著作，不仅成了中外传播学术交流史上的一个新里程碑，也是关注全球传播秩序的中国传播研究者绕不开的一部著作。今天，我们如何在这本书所建立的有关全球信息资本主义批判性视野里，走出被美国主流传播学的现代化逻辑所定义的学术“本土化”问题意识的误区，发展有全球视野和中国社会主义立场的传播学术？

　　三、在“主流”和“批判”之间：中美传播研究在兴衰历史时间上的错位

　　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客观上成全了美国信息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样，1982年施拉姆访华事件，助推了美国主流传播学在中国的“扩散”。不可否认，1949年以来，美国主流传播学因其资产阶级性质一直被思迈斯(Dallas Smythe，1981)所赞赏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甑别”机制堵在国门之外。然而，形式上被堵在外面是一回事，实质上如何看待美国主流传播学是另外一回事。更何况，中国新闻学界也是有迂回引入的办法的。正如姜飞所注意到的，即使在1950年代到1982年间，中国对西方主流传播学的介绍和引进就已经“暗流涌动”，而1982年施拉姆的到来，“掀起中国第二次传播研究大潮”，并形成“波涛滚滚”的局面(姜飞，2012：2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拉姆是时代的施拉姆、世界的施拉姆、也是被中国化的施拉姆”(姜飞，2012：19)。吴飞在他的文章中也认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入分两次”，第一次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批判资产阶级”名义的内部“早期引入”。他特别提到，1978年，郑北渭在复旦大学新办的新闻学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上介绍了美国传播学。不过“为了防止被指责为‘宣扬资产阶级观点’，郑北渭加了一个按语，批判‘公众传播工具’是‘垄断资产阶级控制舆论，制造舆论，毒害人民，奴役人民的宣传工具’”(吴飞，2014：40)。按照吴飞这里的行文：郑北渭是为了“防止被指责”才加上这段话的。也就是说，如果这就是思迈斯所称颂的中国对西方的“文化甑别”机制的表达的话，那么，这一机制是从外在(或上面)被强加的，是一种“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装饰，甚至是掩护，而不是内在于学者本人的政治自觉与学术自觉。1980年代，如此并非内在于学者自己的学术信仰和学术价值的“文化甑别”机制已经溃散，再也阻挡不了新闻学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洪流了。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施拉姆1982年访华之时，他所代表的美国主流传播学本身，已在1960-1970年代批判传播学者的批判下失去了其主导地位。虽然我们不应该忽视学术领域的相对独立性，但是，西方的“主流”和“批判”传播学的发展和较量以及此消彼长，与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全球领域内的意识形态和地域政治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整个学科是在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背景下，在批判与反批判的较量中发展的。”(赵月枝，石力月，2015：2)。具体而言，193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随后的“二战”，催生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播思想，也为思迈斯和赫伯特·席勒等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作了奠基；战后美国自由—多元主义“主流”传播学和“传播与发展”理论，一方面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有关“单向度的人”等理论的批判，另一方面又是对冷战语境下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对后殖民国家的意识形态争夺；而1960年代的到来，尤其是1970年代初开始的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第三世界”的抗争，则催生了以激进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批判传播学。1976年，连主流学术范式的先驱罗杰斯(Everett Rogers)也不得不承认“激进派十年的攻坚起了作用”，从而致使主流的“这些传统再也没有正当性可言”(席勒，1996/2012：132)。也就是说，如果思迈斯1971至1972年对中国的访问所产生的学术影响还局限于西方批判传播学界的话，那么到了1976年，罗杰斯承认主流范式的失败和中国基于本土系统产生的“现代化奇迹”的文章和他那个“每个国家，也许每个村庄，都可能根据自己的道路发展”的结论，就成了美国“主流”传播学不得不面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见证(Rogers，1976；赵月枝，2018b)。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1976年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夜；几年之后，美国主流传播学在中国登堂入室，得到了处于“新启蒙”和“思想解放”热潮中的中国新闻学者日益广泛的认同。

　　尽管李金铨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一文中完全忽视了批判传播学术在美国的存在，他还是用“理论贫乏和‘内卷化’”描述了美国主流传播学在1970年代之后的状况(2014：60)。作为例证，李金铨提到，施拉姆1974年与人合编的《传播学手册》有跨学科和国际视野(有五分之一文章是国际问题)，而施拉姆学生史蒂文·查菲(Steven Chaffee)在1987年与人合编的《传播科学手册》，不但“作者全部来自传播本行”，而且“对国际传播几乎全然漠视”(李金铨，2014：61)。李金铨的如下观察值得大段引用：

　　早在一九七0年代，我初入研究院就读时，新闻系内部密集出现以下的“理论”：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知识鸿沟(knowledge gap)、使用与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认知共同适应(co-orientation)、第三者效果(third-person effect)、涵化(cultivation)、框架和铺垫(framing，priming)、创新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等等。这些“理论”的生命力不等，有的一开始就有气无力，有的刚提出时颇有新意，但因为长期孤立使用，过劳而透支，很快呈现疲态。几十年后，我都快退休了，看过各种走马灯似的流行，抓住几个老题目不断再生产，固然资料累积很多，但见解增加几许？何况连这类“内部理论”也长久不见有人提出，而整个学科生态又满于划地自限，不作兴跨学科互动，其理论贫瘠的尴尬境况可想而知……为何我们缺乏深邃的“范式”引导传播学的研究工作？(2014：61-62)

　　意味深长的是，李金铨的观察和他关于传播学在美国整个社会科学界没地位的看法，与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的看法异曲同工。不同的是，麦克切斯尼发现了被李金铨所遮蔽的西方批判社会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尤其是思迈斯和赫伯特·席勒等人开创的北美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及其引导作用。在麦克切斯尼看来，1980年代是一个关健的转折年代，也是美国学术史上传播学“跳出它的边缘地位”的一个失去的机遇(McChesney，2007)。跨学科、国际化、甚至有机于现实的社会运动是1980年代出版的批判传播学著作的特色。而且，这些著作即使在规模上和知识体系的建构和“学科化”层面，也不比施拉姆和他的学术传人的成果逊色。

　　正如我在不同文章中已经分别提到的那样，1980年代初和1980年代末的两部国际批判传播学重要工具书及其对中国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处理就是例证(赵月枝，2018a；赵月枝，2018b)。首先是阿芒·马特拉联合独立文化人和出版者塞思·塞格拉伯(Seth Seigelaub)主编的国外学界第一部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大型文集，上下两卷的《传播与阶级斗争》。这部文集于1979到1983年间出版，总共收集了128篇涉及传播实践和理论在世界范围阶级斗争历史背景中的发展关系的文章，涵盖已经出版、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的文章和原创文章的三个种类。第一卷出版于1979年，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两个总揽性主题。第二卷1983年出版。与“主流学者”认为批判传播学“只重批判，不重建设”的说辞相反，第二卷以“解放”和“社会主义”为主题，同样收入了64篇文章，其中有38篇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或是原创。作为一项有意识地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文化理论的发展做奠基性工作的最重要努力，本书的编者在上下两卷结尾收录了1150多条参考书目。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该文集上编收集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下编收入了源于中国《自然辩证法》杂志的一篇文章，内容是中国上海科技界围绕如何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群众路线”，发展中国的电子计算机。与李金铨批判的美国主流传播学“舍本逐末”、做着“技术性的分发丝”(李金铨，2014：62)的研究不同，“这里没有经院哲学，没有绕来绕去、不知所云的文献综述，更没有为了学术而学术的花拳绣腿”(赵月枝，2018a：3)。

　　1989年的四卷本《传播学国际百科全书》是一部美国批判传播学者主导、同时有效整合美国国内各学术流派和国际批判学术资源的集大成工具书。这是世界传播学术的第一部百科全书，用其主编在前言中的话，该书“是全面定义这一领域的第一次努力”(Barnouw，1989：xx)。作为批判传播学术曾一度从边缘走向中心的重要标志，它所确立的跨学科历史视野和全球视野的传播知识体系，为其后类似工具书所难企及。此书由在美国传播学界非常主流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是时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院长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1982年开始推动，历时六年的大型传播学科建设项目。格伯纳是一位非常有组织能力和高超领导能力的批判传播学者，在其任职安南堡传播学院院长期间，他为批判学术争取了空间。为了推进这个项目，他把美国广播电视史学界权威埃里克·巴瑙(Erik Barnouw)聘为主编(Editor in Chief)，自己任“编委会主席”(Chair，Editorial Board)，施拉姆被聘为“咨询编辑”(Consulting Editor)。同时，施拉姆和丹·席勒还是25位分支编辑中的两位。书中所列的170人庞大国际编委会成员中，有包括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等国际知名批判学者，同时还有三位华人。不过，他们不是学院派学者，而是资深华人新闻工作者——分别是英文《北京周报》前顾问、中央电视台教育部主任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主任。虽然在此书问世时，施拉姆已经变成“中国的施拉姆”，他在这部百科全书中的位置是他当时在美国的学术地位已经明显下降的注脚，而传播学在中国培养出自己的国际化学者之前，中国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与美国传播学前沿也通过书中的内容和编委会成员实现了“对接”。

　　书中三个条目及其对中国的处理值得仔细分析。第一个条目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这个条目包括“起源与发展”和“第三世界取向”两篇文章。阿芒·马特拉是“第三世界取向”的作者。他在文章开篇就指出，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是包含多元取向和贡献者的批判理论组成部分，许多来自第三世界。文章把毛泽东新闻思想当作最好的范例之一，并与古巴革命者格瓦拉的思想做了比较。在讨论中，马特拉用更广泛的传播概念代替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中的新闻概念，指出毛泽东对传播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于人民战争和群众路线，强调传播在教育、鼓舞和组织人民斗争中的作用，包括毛泽东如何致力于建立知识分子与其它社会阶级的有机联系和如何不同于格瓦拉，“把传播放在更普遍的文化背景中”；二是毛泽东与国际共运中的经济主义传统和阶级化约论的分野(Mattelart，1989：480)；三是他和甘地倡导的“自力更生”(self-reliance)，认为这一思想指导了无数关于先进传播技术的扩散的批判研究和对文化认同和多样性的要求(Mattelart，1989：482)。

　　第二个条目是“发展传播”。这个条目包括“历史与理论”“另类体系”“项目”三篇文章，第一篇“历史与理论”由Predro F.Hernandez-Ramos和施拉姆合写，文章开头讲到西方殖民历史和发展问题的由来，最后部分提到，到了1970年代中期传播与发展的“主导范式”已经被质疑(Hernandez-Ramos & Schramm，1989：12)。第二篇文章“另类体系”专门有一节聚焦“西方发展模式反思”。罗杰斯1976年那篇著名的“主导范式的消逝”中总结的这一范式在8个方面的错误被一一列出，其中第四点以中国为例讲到这一范式没有能“解释自主发展的可能性”(Beltran，1989：14)。

　　第三个条目是深受一些中国传播学者青睐的自由主义学者迈克·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写的“政治传播”。在这里，有关中国的讨论出现在政治传播的“20世纪发展”这一节里。舒德森一开始就把列宁主义的政党和“可以被称为公关国家的兴起”当作这一世纪的两大发展，而且把列宁缔造的政党叫做“政党的新模式”，它“不是宪政中的多党制度的部分，而是革命的队伍和动员的工具”。接下来，舒德森讨论这一模式在苏联的形式和在古巴和中国被采纳的情况，包括中国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和形式，以及人际传播和媒体在其中的地位。他用的词汇是“instrument of hegemonic communication”(Schudson，1989：310)。舒德森的条目值得关注，是因为他在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和列宁主义政党之间作了学术上的区分，而不是像今天冷战和反共意识形态影响下的自由主义学术话语那样，用“一党专政”把这两类政党间的区别一笔勾销。

　　总之，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美国“主流”与“批判”学术间的关系——如果施拉姆是中国的施拉姆，那么，“美国主流”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的美国主流”，是中国学者1980年代以来无视甚至虚无在本土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对美国传播学术有选择的引入，以制度化的访问学者计划和各种几十年不变的教科书叙述所强化形塑的。就这样，尽管北美“批判”和“主流”代表性人物(思迈斯和罗杰斯)都在1970年代初就关注中国本土的“传播与发展”模式，并从不同的角度“反思和修正西方主流传播范式的局限”(方晓恬，王洪喆，2019：74)，尽管西方“批判”和“主流”的代表性人物(马特拉和舒德森)在1980年代已把包括“群众路线”在内的中国新闻理论与政治传播理论和实践编入权威传播学书籍，“而中国自身，反而在1990年代重新将战后实证主义主导的受众研究奉为某种理想型”(方晓恬，王洪喆，2019：74)。

　　与此相辅相成，是中国学者对国外批判学术如何讨论中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和实践的遮蔽。需要强调的是，在国外批判学术的框架里，中国是有传播理论和传播实践的，两者不可分离。这里没有后来的“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问题，更没有下文讨论的新闻学与传播学问画地为牢的鸿沟。对国外批判传播学者来说，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就是中国重要的传播理论和实践，而中国在1970年代没有学科化的传播学这一事实既没有妨碍思迈斯和罗杰斯到中国的学术交流，也没有让西方批判学者把中国新闻理论和实践排斥在国际性传播学集大成学术成果中。今天，我们如果要全面深入了解国外传播研究，就不能既感叹美国主流学术的理论的贫乏，同时又叶公好龙，无视真正有历史和国际视野、有建设性的美国批判传播学术的存在，无视这一学术是如何处理中国的新闻理论和实践的。

　　至于这一批判学术传统何以在美国本身被污名化、边缘化，甚至被完全遮蔽，除了其内部的局限性之外，当然与美国作为资本帝国的知识权力关系有关。在《制造共识》中，爱德华·S.赫尔曼(Edward S.Herman)和诺姆·乔姆斯基讨论了作为美国新闻“过滤器”之一的反共意识形态的存在。实际上，这一“过滤器”在传播学术领域也以其独特的方式发生作用。思迈斯的经历是最好的例证。他曾在美国罗斯福新政期间任职美国联邦政府部门，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首席经济学家，为在美国广播电视业中确立作为“福利方案”一部分的公共利益原则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随着美国政治从罗斯福新政到冷战和反共导向的转型，思迈斯不得不离开美国政府，于1948年转而进入学界，成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商学院和传播研究院的双聘教授。然而，他还没有正式上任，一封麦卡锡主义者的诬告信就已寄到他的学校，企图阻止他入职。施拉姆当时是该校新成立的传播研究院院长，他对此事的处理在思迈斯眼里带有落井下石和不那么光明磊落的态度，更使这两位分别作为美国主流和批判传播学的奠基者从一开始共事就彼此间有深刻的隔阂(Lent，1995：30-32)。思迈斯在出版方面也受到压制。比如，他批判主流传播效果研究的一篇文章不得不先翻成意大利文出版；后来由于美国《传播学刊》拒绝出版他那篇发起“盲点讨论”的《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Communications，the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文章，他只好在加拿大一本新创刊的学术刊物《加拿大政治与社会理论学刊》(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上出版(Lent，1995：37-39)。著作出版以后，还有书评的问题。例如，在《依附之路》的书评作者让我转交到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的思迈斯书信中，一位苏格兰的年轻学者在1981年10月19日给思迈斯的私信中，就为自己对《依附之路》“在许多方面不公正”的书评道歉。这位学者还解释道，由于苏格兰对英格兰的文化顺从，学术刊物的视野非常狭窄，所以只好在一本非学术的刊物上出版《依附之路》的书评。为了迎合这本刊物，就只好牺牲理论讨论，放大此书的民族维度。另外，这位年轻学者说，由于自己刚刚任职，“被迫放弃”对思迈斯的思想“更深刻的回应。”如果思迈斯这样一位曾经有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经历的白人男性学者尚且如此，那么，反共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对其他学者、尤其非白人和女性学者的压制性作用是什么样，可想而知了。

　　四、“新闻”与“传播”学科地位在中国的嬗变与错位

　　回到“3S”中的施拉姆，正如前文所示，1982年，当美国传播学术界开始编纂其第一部百科全书时，这位已退休的美国传播学之父的地位已经相对边缘了。然而，对急需“反思”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和实践，甚至认为以前的道路已经进入“僵死”绝境的中国新闻学界，施拉姆不啻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性符号，他的到访成了中国新闻学术从“政治化”到“科学化”、从阶级社会中的“人民”到抽象的“人”转型的“及时雨”和催化剂。施拉姆所代表的、以貌似客观社会科学面貌出现的美国冷战传播学，在1980年代初成为挑战意识形态鲜明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学“传统”的利器，而这也开启了新闻学与传播学在中国独特的学术政治关系。1982年第14期《新闻学会通讯》和中国传播学界2012年纪念施拉姆访华的两篇重要文章，十分生动地记录了这一过程。新闻学与当时叫做“传学”的传播学的关系在施拉姆在198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访问中，是讨论的问题之一。《新闻学会通讯》1982年第14期那篇题为《传学与新闻及其它》的宣伟伯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座谈会上解答问题”的文章，记录了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也被提了出来。陈崇山也写到了施拉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传播学对新闻学没有什么消极的影响，有了传播学以后，新闻工作者在受众和民意方面会得到更多有用的知识，传播学的范围比新闻学广，新闻学研究的也是人的传播，但对人的传播的研究却不等于新闻学研究。”(陈崇山，2012：15)

　　与陈崇山的讨论形成互文，徐耀魁在回忆文章中也写道，当时“研究传播学会不会影响新闻学研究等问题较多”，但施拉姆认为，“它们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只会彼此促进”(徐耀魁，2012：10)。

　　本文无意回应吴飞和黄旦两位教授在2014年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逻辑起点”进行的争论(吴飞，2014；黄旦，2014)，但套用吴飞教授在更抽象和普遍的学科分析层面所得出的新闻学与传播学有“不同的研究逻辑”的结论(吴飞，2014：45)，就1982年的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学与美国主流传播学有着不同的学术政治和意识形态框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回到施拉姆访华时的历史语境，不管是问者有心，答者无意，还是双方都会心会意和心照不宣，当时横亘于中国新闻学者心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以及“无产阶级新闻学”与“资产阶级传播学”之间的立场区别，就这样去政治化地被抹去了，只剩新闻学和传播学之间研究领域大小和宽窄的区别。

　　关于受众研究和“反馈”问题的讨论，遵循着同样的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接轨”逻辑。陈崇山回忆道，自己在社科院同施拉姆的座谈会上，介绍了北京新闻学会受众调查项目，即中国传播学发生史上著名的“北京调查”：

　　会上，我介绍了北京调查的指导思想是党的群众路线，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通过调查，了解民意，是新闻报道真实反映社会实践，使新闻传播更加切合群众需要。我问“这是否就是你们所说的‘反馈’？”得到施拉姆的首肯(陈崇山，2012：16)。

　　徐耀魁在文章中写道，施拉姆认为，“‘反馈’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是社会科学中最有用的概念，与中国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基本上是一回事。”(2012：10)

　　就这样，以施拉姆的这次访问为标志，传播学作为“增量改革”，最终成功地被中国新闻学者引入；两套性质不同的政治传播模式，也通过“群众路线”和“反馈”机制之间的类比好像似是而非地对接起来了。当然，“传播学在中国的落地并非一蹴而就”，1982年的“北京调查”也“没有复制施拉姆等提到的问题意识”，从这一基于“群众路线”的“本土范式”到以“人的现代化”所代表的“西方框架”的演变，是一个到了1990年初才完成的过程(方晓恬，王洪喆，2019：64-65、71)。但是，回到1982年的语境，在当时意识形态斗争还非常激烈的中国新闻学界，没有比的这样的访问和对话更具有“新启蒙”作用和“思想解放”意义了。从思迈斯1970年代到中国做研究时的问题意识来看，恐怕也没有比这更生动的中美意识形态和学术话语较量中，哪种学术话语占了上风的描述了。在上一节所讨论的《传播学国际百科全书》中马特拉文章的框架里，“群众路线”是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中的第三世界取向的重要贡献；而以上的对话中，它与美国主流传播学中基于物理学的“反馈”“基本上是一回事”。当然，“反馈”研究从来不是抽象的，当广告学成为传播学的重要分支，当收视率成为“反馈”的主要机制，当“群众”被置换成广告商所需要的“受众商品”时，中国新闻理论和实践离作为共产党政治传播模式的“群众路线”有多远就不言自明了。

　　1982年，施拉姆是以参加在广州举行的非常技术性的“电化教育讲习会”名义受邀来中国的，是中国国内学者对他所代表的美国冷战传播学的巨大兴趣，促使了他的访问被延长。与思迈斯以调研为主的访问不同，施拉姆以讲学为主。尽管他“非常谦虚”，中国新闻学者对他的顶礼膜拜跃然于当时新闻学界对他访问的报道中：“在短短的八天中，宣博士就像一位导游家，指点着我们在传学这门新兴学科的花园里游览。”(晓凌，1982：22)可以说，这个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座谈的一开头就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一直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非常景仰的美国人”(宣伟伯，1982：16)，对当时正在处于“文革”后的危机和反思节点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和平演变”作用是非常强大的。由于到了当时北京和上海的中国新闻学核心机构——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并得到时任国务委员薄一波的接见，施拉姆的访问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如前所述，施拉姆的访问只是外因，中国新闻学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长期遗存，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在“文革”过程中的挫折，从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对“文革”的清算、甚至因“文革”而对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失去信心，才是真正的内因。比如，虽然他在中国以介绍让人耳目一新的传播学为主，他那更为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新闻理论著作《报刊的四种理论》在1980年就被中国人民大学以提供内部“批判”资料为由翻译过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被中国新闻学界、包括我这样的新闻学本科毕业生所熟知了。所以，施拉姆访问时，围绕这本书的“问题比较多，较尖锐”，其中一个问题是“中国是不是集权主义”(徐耀魁，2012：10)。

　　实际上，在当时的语境下，施拉姆如何回答已经不重要，讨论的框架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变成了民主与集(极)权的对立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这从现有回忆文章围绕《报刊的四种理论》的讨论中也可略见一斑。姜飞比较坦率地描述了以《报刊的四种理论》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传播理论引入者的主观动机：

　　“文革”所形成的不分青红皂白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潮一律进行批判的惯性依然存在，作为策略，在引进传播学时学者们是把它当作批判对象引进的。用早年翻译介绍《报刊的四种理论》的人民大学林珊教授的话来说，“要批判，总得有个东西拿在手上批判，我们是打着批判的名义引进介绍西方传播学一些论著”(姜飞，2012：21)。

　　姜飞这里关于林珊的描述与前面所引吴飞关于郑北渭的描述有异曲同工之妙。总之，1980年代初，传播学被引入中国新闻学界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而“文化甄别”机制的失灵和形同虚设也昭然若揭。

　　到了1997年，当新闻学和传播学并列成为一级学科的时候，传播学在中国的地位已得到充分的承认和巩固。学术可以被理解为广义的“文化”。中国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后，如果有一个类似于古巴学者菲南多·奥梯茨(Ortiz，1947)在描述两种不平等的文化在碰撞时所经历的包含“deculturation”(去文化化或文化萎缩)和“acculturation”(涵化)的“跨文化”(transculturation)过程的话，那么，从新闻学到传播学、从“群众路线”到“反馈”、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到自由民主与集权专制的对立，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正如王维佳所分析的那样，在改革开放初期，包括新闻学者在内的新启蒙知识分子有“十分明确而完整的‘现代化’蓝图，即按照成熟市场关系下的各种法权秩序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型’，直至重构整个中国的上层建筑”(王维佳，2019：6)。作为这个“现代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初期的新闻传播研究完成了以下三项任务：一是推动新闻传播理论从‘政治化’到‘科学化’的转型，“以此完成对中国前一个历史时期传播理念和传播机制的涤荡”，“二是构建‘人类传播’由落后到先进的一套历史主义叙述，把西方商业传播模式的伦理和原则普遍化和规律化”，以此“廓清中国传播业的具体转型路径”，“三是提出了信息服务、受众需要、媒体属性、商品机制、新闻法等理解现代传播机制的‘元问题’，框定了日后新闻传播研究政治想象的边界。”(王维佳，2019：6)

　　不过，正如王维佳强调的那样，“如果将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40年发展单纯地看作一个与西方学术体系‘接轨’的‘现代化’过程，就会忽视中国本土政治进程对这一学科思想路线所产生的重要影响”(2019：6)。最重要的是，与奥梯茨所针对的古巴被殖民化的语境不同，在40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弃其在新闻与传播学术领域的“文化甑别”努力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领导权建设。在一些传播学者那里，这就是外在于“真正独立”的中国新闻与传播学术的官方意识形态的限制。令人欣喜的是，中国传播学者无论持何种立场，都一直没有停止对传播学引入中国的道路、结果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反思。一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者，不但从来没有中断传播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化努力，而且意识到自己在后全球化时代新的批判学术担当。面对全球资本主义2008年以来的新一轮危机和西方“媒体建制派的失败”(王维佳，2017)，“马克思归来”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新学术潮流。正如我和吕新雨在《批判传播学》书系“总序”中所说：

　　以马克思主义为重要理论资源的批判传播研究在长期复杂的历史与现实中，一直坚持不懈地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推动传播学的发展，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促进传播制度朝向更平等、公正的方向转型，并为传播理论的多元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时代迫切要求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汇聚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的力量、视角与方法，探索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新批判理论的新路，对当代社会的危机与问题做出及时而有力的回应(赵月枝，吕新雨，2015：1)。

　　基于中国问题与传播问题是讨论资本主义全球化危机与出路的两个重要领域这一认识，我们相信，“中国传播学界具有担当起自己历史责任的义务和条件”，而这要求我们“在全球的视野中整理、理解与反思”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发展的传统，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促进这一传统的发展。重要的是，我们强调，全球视野不仅意味着面向西方，更意味面向非西方国家和地区(赵月枝，吕新雨，2015：2)。

　　总之，1982年，中国新闻学界借施拉姆访华的“西风”拥抱美国主流传播学，并以此为“增量”，冲击本土化的、当时面临“文革”后危机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虽然以美国主流传播学为基本范式的传播学术在中国已经发展得蔚为壮观，但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传统与美国主流传播学在中国的各种“本土化”演绎有着明显的内在矛盾和意识形态张力。所以，也许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曲折发展过程中“否定之否定”辩证法的体现，2016年5月17日，是新闻学而非“传播学”或“新闻学与传播学”，被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定为11个“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不可否认，传播学的研究范围的确比新闻学广阔，传统新闻学在技术问题上的盲点、网络和社交媒体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传播技术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全球治理中广义的传播问题的关键地位等，都意味着把“传播学”定为支撑性学科应该更合适。如果不是从这两个学科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学术取向的角度来分析，无论如何也没法解释为什么是“新闻学”，而不是“传播学”在国家学术体系中取得如此殊荣。

　　针对当年引入美国主流传播学的“错”，吕新雨在2018年批判传播学年会等场合所提的建议是“将错就错”。当然，诚如黄旦(2015)所言，这不是简单的“对与错”的问题。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议程导致不同学术话语和研究范式的问题，包括研究设计、结果和政策建议的问题(Lin，2017)。用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审视传播理论的跨国传播本身，这是不同的权力和学术话语体系在不平等的全球学术体系中碰撞的结果，而这也为社会主义学术思想如何在与更强势的西方主导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拉锯式的斗争中谋求发展提出了挑战。

　　如果说，1980年代的“党性与人民性之争”实际上是资产阶自由化语境下对延安时期的党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独立性之争的一种置换的话(向芬，2018)，那么，1980年代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超越研究范围、具体对象以及理论和实践关系之外的分离，也包含着用学科的鸿沟遮蔽政治和意识形态分野的策略。今天，我们需要克服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画地为牢的区隔，在网络化与全媒体的语境下，在推进传播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中，促进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有机融合。这不是回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和“工具论”等化约主义教条的过去，而是在“否定之否定”或“看山还是山”(赵月枝，2018b)的基础上走向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跨学科”甚至“后学科”融合的未来。这要求我们在反思“去政治化的政治”以及“方法论崇拜”迷思的基础上，在充分理解东西方学术关系的过程中，重新厘清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的关系，重新理解何为社会科学方法、何为政治以及何为知识分子的“天职”(吕新雨，2018：5)。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重新开启西方社会科学方法、本土政治资源和革命遗产、以及中国当下的社会主义实践之间有机对接的探索。⑦而一旦具体历史中的全球地缘政治和国际阶级斗争、国家的阶级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独立性”或“中立性”迷思之间的关系被厘清，我们也可以在更深刻的层面把握学者的政治立场与国家、民族、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更自觉地践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知行合一的学术道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就像我们需要对思迈斯以“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一员”的身份主动向中国政府提供政策内参表示敬意一样，我们也没有必要为施拉姆秘密为美国政府工作而觉得他有什么人格上的“两面性”。在20世纪血与火的斗争中，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就为美国国家情报机构提供了关于纳粹德国的秘密报告，用自己的知识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Neumann，Marcuse & Kirchheimer，2013)。

　　五、结语：“3S”和“第三次浪潮”之后是什么？

　　按照姜飞在2012年的分析，从1997开始，传播学在中国进入“惊涛拍岸”的“第三次浪潮”。其中，由海外华裔传播学者组成的“域外军团”成了“西方传播学理论、方法的传教士”(2012：24)。的确，在过去20年中，海外华人研究学者以自己在语言、文化、学术背景和交流方式方面的优势，影响了传播学术在中国的发展。在海外华人研究学者中，本人因为国家留学计划而走了一条非美国主流的学术道路。尽管出国时既不知西方传播学中有“主流”与“批判”之分，更不知西门菲莎大学的传播学是以美国主流传播学的批判者的定位而建立起来的，但是，一到加拿大，“西方传播学”的现实“多重性”就十分明显地展现在我的面前：不但我不需在课上阅读自己从国内带去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中文版，而且思迈斯亲手交给我的《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的内参报告所包含的问题意识，也成了我无法违避的问题意识。当然，思迈斯在他的1979年访华笔记中特别强调，中国“太大、太复杂”，他仅限于中国几个城市的短期观察是“印象式”的。因此，虽然他罗列了当时从中国城市社会和知识与媒体精英阶层所看到和听到的中国在“西化”的几十条证据，他也写道，自己“没有办法评估中国工农大众的态度，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已经忘记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Smythe，1979：F-16-5-7)。如前所述，他也强调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性(Smythe，1981)。

　　从1986年与思迈斯的初次交往开始，在与西方批判学者围绕中国与资本主义整合的性质与方向问题进行了多年的学术对话和碰撞之后，我不但深感西方批判传播学中存在的种族主义、东方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等认识论层面的局限与偏颇，而且深感他们对中国革命遗产以及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也存在局限和盲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批判地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同时，也从西方内部的后殖民和反种族主义批判学术和基于亚非拉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学术中汲取理论资源，进而通过重访乡土中国与重新反思城乡关系和中西方关系视野下的传播与现代化问题，探索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道路。从这个框架出发，与其把自己定位为西方批判学派在中国的“传教士”或“代理人”，我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为一名力图融通中外的跨文化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学者。

　　虽然“域外军团”包含强烈的共同体内涵，西方传播学内部的学术范式分野和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阵营分化无不影响到“域外军团”中的每个成员，而我也一直把自己当作一名批判传播学术领域的“跨国学术游击者”。这不是因为我没有华人的认同感或“华人传播想象”，而是因为我深深感到，在当下这个不仅“中国何去何从”是个问题，而且连“何以中国”都成了问题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下(罗岗，2019)，谈“华人传播想象”就像谈“西方传播学”一样，都有遮蔽传播学术发展过程和中外学术交流的历史和现实的多重性问题、学术主体的不同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向的问题，以及“华人”和“西方”内部围绕不同的“普遍”和“特殊”想象而展开斗争的问题。这也是我用“3S”与传播学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关系来提出问题和重思该学科在中国发展方向的根本原因。

　　以“3S”来看西方传播学中“批判”与“主流”学者同中国的互动，看他们对“世界中的中国”的分析，不难看到这样的一个曲折的、多个回合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历史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作为对其超越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逻辑中展开的：在国外传播学语境下，思迈斯是施拉姆学术的“否定者”，1970年代初，他被当时自己眼中相对于西方资产阶级传播理论和实践更为“先进”的中国社会主义传播理论和实践所吸引，在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建交以及中国刚刚开始全面改革开放的这一关键时段(1972-1979)，通过两次访问和对中国主导知识精英的意识形态的分析，一方面肯定了中国社会主义传播和文化建设的成就，一方面深感资本主义技术基础、政治经济势力和思想胁迫的影响，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何去何从的问题。作为这种影响的证据，施拉姆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和美国主流传播学思想不但早就以“暗流”形式影响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学者，而且他在1982年以晚年的一次关键学术访问，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新闻学界拥抱美国主流传播学提供了催化剂。这也证明，思迈斯当年对中国学界能否对资产阶级学术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有效“文化甄别”的担心并非多虑；在此后30多年中，中国与美国信息资本主义的整合进入了实质性阶段；深受美国主流传播学影响，中国传播学也得到蓬勃发展，并成为这一整合的学术部分。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前后阶段学术历史的断裂以及中国传播学对国外学术的选择性引进和吸收，即使到2014年，《自行车之后是什么？》这篇从传播角度讨论意识形态斗争和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文章，依然无法在中国传播学刊物上被采用，最后只能通过《开放时代》进入中国学术界。到了此时，对于作为施拉姆学术的否定者和思迈斯学术思想继承者的丹·席勒来说，中美之间的问题也是资本主义内部的竞争问题了(席勒，2018：170)。今天，在中美就信息资本主义何去何从进行激烈斗争的语境下，中国传播学者如何以丹·席勒毕其一生研究，专门为中国传播学界提供的《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扩张》和更广泛的西方批判传播学术为参考，重新反思40年来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整合的历程，包括中国传播业和传播学术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这里最为关键的，正是我和丹·席勒从2001年合作撰写《与狼共舞？》一文时就讨论的问题：中美之间是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还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中国的发展会促进信息资本主义从美式霸权到“多极化”发展，还是会超越信息资本主义逻辑本身？⑧前文提到，在余也鲁受施拉姆引导所开启的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讨论里，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和实践传统是被他用文化主义虚无的⑨。值得关注的是，在丹·席勒的政治经济学框架里，这一传统也是被模糊和被忽略的，或者至少是没有被更多展开讨论的。

　　我们不应苛求丹·席勒或其他任何一位不懂中文、没有到中国做过田野研究的学者做华人学者应该做的研究，我们也需要对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西方学者的冷战意识形态、西方中心主义甚至白人种族主义遗产有清醒的认识。在中西方关系因“中国崛起”而更加复杂的当下，我们更需要认识到西方批判学者在涉及中国问题时所面临的资本主义知识权力体系的“胁迫”。但是，有一些问题我们无法回避：如何回应包括丹·席勒在内的西方批判学者的“中资”甚至更为剧烈的“中帝”论对中国内外传播研究的学术议程所提出的挑战？如何通过具体的，基于对城乡中国的大量实证研究的传播学术来有效参与有关中国学术话语的讨论？而一旦“本土化”讨论所掩盖的有意无意虚无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倾向被澄清，我们也可以在超越文化本质主义、媒介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的前提下，重访这一讨论所涉及的真问题。这就是，如何从传播学的角度理解和分析中国农耕文明的遗存和积淀，重思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农民、农业、农村的地位与作用以及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建立、巩固、发展与乡土文化的关系，进而在全球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面临多重危机的时代，从生态社会主义的高度重新认识乡村视野的世界历史文化和生态意义和展开“新地球村”的想象(赵月枝，2015，2017)。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回应“何以中国？”“中国如何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定位自己？”“中国如何改变世界”这样的问题？

　　总之，传播学要在“第三次浪潮”之后的中国“蝉蜕”和“化蝶”(姜飞，2012)，就必须一方面续接当年被其挑战和边缘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传统，另一方面克服现有西方批判传播学的局限，对其进行“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只有这样，才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普世主义”或“左翼普世主义”的框架下，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与“新闻学”一道成为有中国立场和世界意义的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中一个“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毕竟，正如林春指出的那样，以“普世”宣称的欧洲资本主义现代性不可能用任何特殊性来超越，只有不断增强的社会主义才能最终消除资本主义中心主义和冷战意识形态的长期与短期影响。这是因为，只有一个能推翻以欧洲工业资本主义价值观为中心的普世主义宣称的认识论范式转型，“才能抗击东方缺陷的神话和耻辱”(Lin，2013：196)。在我看来，这也正是网络时代中国传播学术“本土化”的真正意涵所在。

　　*感谢黄樱芬、吴畅畅和李彬在文章修改过程中所提的意见，也感谢方晓恬从西门菲莎大学发回的相关中文资料。

　　注释：

　　①美国主流传播学者罗杰斯(Everett Rogers)也在1970年代访问了中国(见方晓恬，王洪喆，2019)。

　　②在思迈斯著名的“受众商品论”中，他用“免费午餐”来比喻商业广播电视节目。此处我指他邀请我吃了一个午餐这一具体的事。

　　③本人2008年出版的英文著作Communication in China:Political Economy,Power and Conflict是这一对话的持续(赵月枝，2019)。

　　④当然，学者的立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思迈斯而言，他的立场经历了一个从年轻时选共和党、后来先后参与美国罗斯福新政改良和全球传播新秩序运动对资本主义进行至上而下的改良，再到后来不断激进化，成为深刻的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者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是当时被认为更激进的“中国道路”支持者的变化。因为与一般学者年纪变大以后倾向于保守的情况相反，他把自己的思想轨迹描述为“逆时针”——而这也是他的传记的书名(Smythe,1994)。

　　⑤在《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一书中，华人马克思主义学者林春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去西方中心主义批判阐释和中国与亚洲的革命历史经验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普世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t universalism)的概念。林春认为，可以用亚洲作为一个想象中的基点来重铸具体历史斗争中的普世主义。这样的普世主义并不依附于任何文化层面的同一性(uniformity)，而是基于共同的政治承诺和社会愿望、以及相互借鉴和平等对话(Lin,2013:198)。另一个与林春的历史唯物主义普世主义相关，但根植于非洲批判思想的概念是加纳政治哲学家塞科伊—欧图(Ato Sekyi-Out)的左翼普世主义(left universalism)(见Sekyi-Out,2019)。虽然各有侧重，林春和塞科伊—欧图的普世主义理念都基于对共产主义作为一个理想和一个历史性运动的认同(林春在书中提出了“共产主义道义经济”的概念，塞科伊—欧图在书中专门有一章讨论“非洲思想中的道义共产主义”)，反对后现代主义相对主义，拒绝把“普世主义”的婴儿从欧洲中心主义的洗澡水里泼出去，反对用本土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去抗拒欧洲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普世主义。

　　⑥“宣伟伯”是当时余也鲁特意为施拉姆取的中文名字，因为他“可称为美国宣传教育界的一位伟大的伯父”(晓凌，1982：22)。

　　⑦以上观点化用方晓恬和王洪喆(2019：69)有关“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与本土的政治资源和革命遗产之间不必然是相互排斥的要素与分析范畴”的观点。他们认为，1982年以“群众路线”为指导思想但引入了抽样统计方法的“北京调查”，体现了这样的一种历史可能性。

　　⑧王维佳在《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书评中，就表达了如下愿景：“对信息帝国主义的超越，应该同时指向对信息资本主义的超越!”(王维佳，2018：10)。

　　⑨与文化本质主义相关，这里也不排除香港、台湾学者自身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影响——毕竟，这些学者没有在一个“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生活过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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