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全球传媒学刊

作者：周敏：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郅慧：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2期“气候传播 ”专栏。

【摘  要】在不确定性的风险表征下，由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下行风险可能产生风险的放大效应，深刻影响社会经济、文化与生活。气候风险的复杂性表明传统的气候传播模式已难以适应社会整体变革的要求，需从互构和协同的整体逻辑实现气候传播创新。本研究从气候紧急状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出发，结合不确定性、生态哲学观和系统性风险的理论视角，审视和考量气候传播的潜在特征和内在机制，认为应整合气候传播接收、溢出、反馈等多个系统的协同效应，提高对气候风险相互作用的理解，进而从实践层面探讨未来气候传播在理念创新、端口前移、主体协同、内容优化四个维度提升的可能路径，以期实现气候传播现实向度的转变。

【关键词】气候传播；不确定性；生态哲学观；系统性风险；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引言

气候风险是对个体与社会决策制定和应对能力的巨大挑战。与其他环境风险问题相比，气候在时间延展性、人类能动性、社会嵌入性以及新兴环境系统之间具有复杂关系（Steffen，2012，pp.21-37）。罗斯·加诺特（Ross Garnaut）认为，若未能充分应对气候变化的后果，气候风险“将困扰人类直到时间的尽头”（Garnaut，2008，p.597）。目前，世界范围内持续面临着气候风险带来的挑战。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简称WEF）发布的《2022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气候行动失败”被列为世界面临的头号长期威胁，气候变化已经迅速表现为干旱、火灾、洪水、资源稀缺和物种丧失等影响（世界经济论坛，2022）。在不确定性的风险表征下，由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下行风险可能产生风险的放大效应，深刻影响社会经济、文化与生活。同样，我国针对气候风险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适应战略。“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把安全发展贯穿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新华社，2021）这些均显示出全世界对于环境尤其是气候风险的重视。

当前，气候风险的复杂性表明，传统单一的、单向度的气候传播模式已难以适应社会整体变革的要求。因此，对气候风险的挑战应采取科学分析办法，将其放置于整个复杂社会系统进行综合考量，并将潜在因素纳入面向气候传播和风险决策的框架，用整体观、系统观的角度理解其内部诸要素的互动机制，从而为气候传播理想效果的实现奠定理论基础。同时，与气候风险相关的不确定性表明，传统的“先评估后行动”思维因气候复杂性的限制而难以生效，复合型的气候传播框架可以通过现有目标的整合和未来策略的提升更好地实现媒介的守望功能。基于此，本文通过梳理气候传播的时代背景和逻辑遵循，结合不确定性、生态哲学观、系统性风险等理论视角，对气候传播的内在机制进行系统剖析，进而从实践层面探讨未来气候传播在理念创新、端口前移、主体协同、内容优化四个维度提升的可能路径，以期实现气候传播现实向度的转变。

二、动态演化：气候传播的时代背景与逻辑遵循

（一）气候紧急状态：气候风险已成为社会关注的典型议题

自1979年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召开以来，世界社会对气候问题表现出关注，认为气候变化的趋势令人担忧，迫切需要采取行动。此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和2015年的《巴黎协定》等国际性公约和文件均发出了类似的警告和呼吁（Ripple et al.，2020）。在过去的40多年里，全球森林覆盖面积减少、海平面上升、酸雨污染、化石燃料消耗等气候相关问题持续增多，其潜在的不可逆的风险得到更大范围的探讨。2020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报告发表讲话，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宣布本国进入“气候紧急状态”（climate emergency），认为气候变化的加速程度和不利影响已经远远超出预期（Ripple et al.，2021）。同样，科学家们认为，气候的连锁反应可能对生态系统、社会系统造成巨大的破坏。为确保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呼吁进入气候紧急状态，采取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恶劣影响（Ripple et al.，2020）。气候风险已成为社会关注的典型议题。

传播媒介参与着气候风险的建构过程，影响着社会公众对于气候风险的认知。气候紧急状态背后同样体现着气候传播的理念。媒体对气候紧急状态的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到社会政治和行业因素的影响。媒体生产者在报道这一复杂领域时面临着多重挑战，迫切需要揭示塑造当前表现形式的“幕后”因素（Anderson，2009）。有研究发现，自2000年以来，随着气候议题上升到进入政治议程，记者越来越多地将极端天气事件（如洪水和热浪）与全球气候变化联系起来（Carvalho & Burgess，2005）。媒体通过议题的设置引起社会对于气候风险的关注，但其紧急性和迫切性尚未得到充分强调。例如，近期的气候传播活动忽视了战略层面上的一致性，往往导致此类传播活动在气候变化复杂性或紧迫性上不具有适应性，公众难以意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重要影响（Cox，2010）。因此，气候紧急状态实际上表达了国际层面对于气候风险的更深刻、更广泛意义上的关注。一方面，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共识，加强气候风险管理，适应气候变化，是保障气候安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稳定的基本选择（赵小凡等，2021）。另一方面，气候紧急状态体现了新闻媒体在气候报道中的角色转型，即媒体正以更为积极的角色参与到全球气候治理当中，并且也强化了环境记者所具有的动员属性（史安斌、童桐，2022）。在这一语境的转换过程中，媒介属性和社会环境形成了相互促进的交织状态，如何通过气候传播帮助社会理解气候变化进而形成更为自主的相关行为，被提上重要议程。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气候传播是践行全球治理观的重要实践

气候风险不是单个国家或地区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面对日益复杂的气候变化状态，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工作，将其放在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2006年至2015年，科学技术部会同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先后发布了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决策提供了依据，为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在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正式写入宪法，从政治概念上升为法律概念（李志斐等，2021）。2020年，我国宣布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制定了全球合作计划，将帮助崛起的中国开启一个作为全球气候责任领导者的新时代（Wang & Wang，2017）。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重要节点，我国曾在2021年“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强调，“勇于担当，戮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民网，2021）。这一理念的阐述表明了我国应对好全球气候环境挑战的决心，也为我国气候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时代背景和逻辑遵循。

气候传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过程。有学者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性与中国当代和传统价值观非常契合。这将为当前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注入丰富的内容（布赞、崔顺姬，2021）。在观念层面，气候传播能够通过社会气候风险的表述和传达，推动社会公众对于议题的关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同共生的感知，进而指导日常生活中的气候实践。更为重要的是，气候传播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新发展理念，有助于推动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气候治理观（郑保卫等，2021b）。在行为层面，气候传播能够通过媒体的连接作用，提升国际社会间气候议题的探讨和沟通，展现各国具有代表意义的气候治理实践，为世界各国提供参考，在互商互鉴中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架构。实际上，气候传播承载了信息沟通、环境守望、舆论引导等多种价值，它能够集中反映当前我国气候治理的多个方面。在复杂性风险系统中，气候传播通过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勾连，将参与社会的全领域和全环节，成为转变社会生态观念、构建共同体的重要连接点。

三、再理解：气候传播内在机制与系统认知

（一）不确定性：风险社会形构的潜在特征

风险社会演化的非线性机制使得不确定性成为现代社会的潜在特征。风险是指结果未知、但结果的概率分布已知的随机性，它来自对特定取值或结果控制过程的不完全理解（刘昌义、潘家华，2012）。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曾提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不同于以往工业社会的风险社会。贝克在研究中将风险与全球化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风险全球化”的问题，现代风险已不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地域或群体，它跨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形成了全球风险社会。在宏观层面，不确定性通常反映了环境风险的模糊性。不确定性是相互关联的，是从“一个困境到其他困境的连锁”，是将特定的概率和价值判断整合到所在环境结构中的结果（Babrow，1992）。随着世界进入了以流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为主要特征的“乌卡”时代，“全球风险社会”正带来越来越多的挑战（史安斌、童桐，2021）。

由于形成机制复杂、结果的不可逆以及人为因素的参与，相较于其他社会风险而言，气候风险具有更为明显的不确定性特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在变得更加可预测的同时也变得更加复杂。当情况的细节不明确且具有概率性时，不确定性就会产生，它使得人们对于自己的总体知识状态感到不安（Brashers，2001）。具体而言，社会整体领域变得更加先进，对专业内容的需求也在增加。气候风险是环境中光、热、水等元素共同作用而导致的，非专业人士实际上难以获得关于气候风险的深层次认知，媒介发展带来的信息量增大与公众气候专业内容的接收存在悖论。正如学者福德（Ford）所言，虽然科学的主要目标可能是减少不确定性以实现可预测性和可控性，但“科学过程最常见的结果可能不是事实，而是不确定性”（Ford et al.，1996）。此外，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使得风险成为生活的常态，成为人们控制不确定性或使不确定性后果最小化行为所引发的结果（范如国，2017）。人为风险与自然风险的大规模累积使得气候风险相互耦合、相互关联，产生了风险整体的放大效应。在现代社会，多数公众通过信息系统产生对风险的感知，而媒介是核心的信息传播介质，在风险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任围等，2021）。互联网的连接属性将权力下放给普通社会公众，形塑了气候传播的多元主体结构，新闻传播主体“三元”类型结构的初步形成——职业新闻传播主体、民众个体传播主体和脱媒传播主体的共在结构（杨保军，2013）。气候传播如何呈现风险并在此过程中消除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是亟待关注的重要议题，一方面，它能够增强个体改善生活的策略和能力，另一方面能够实现社会整体的平衡和稳定。概言之，面对风险社会形构的潜在特征，气候传播蕴含着减少和消除不确定性的基本逻辑。

（二）生态哲学观：理解气候传播的整体视角

气候传播作为与生态、环境、风险等相互交织的研究和实践领域，其中包含着人与自然、社会、媒介的多种复杂关系，理解其内部诸要素的运行机制需从整体性的视野出发，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纳入考察。生态哲学观是一套为追求生态和谐与生态平衡的系统性、个性化的哲学观（Drengson，2005，p.3）。为气候传播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理论视角。

生态哲学观（ecosophy）最早由挪威学者阿恩·内斯（Arne Naess）提出，指与环境相关的一系列态度、价值和假说，是“审视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体、无生命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理念”（Stibbe，2015，p.11）。其中，“ecosophy”是由“eco-”与“-sophy”组合而成，“eco-”意指“生态”，“-sophy”源自“sophia”一词，意为“智慧”，生态哲学观被视为指导人们行为的智慧性准则（何伟、刘佳欢，2020）。目前，生态哲学观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主要聚焦于人、生态、文明等核心领域，而当我们将媒介与传播的作用纳入其中，则可发现其中蕴含着的媒介逻辑适用于当下气候传播的理论建构过程，为其提供了新的要素补充。第一，自主性与去中心化的原则契合了当下媒介生态对于社会的解构和赋权机制。生态哲学观具有多样性、复杂性、自主性、去中心化、共生、平等主义和无阶级原则（Naess，1973）。目前，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媒介技术通过连接与再连接特性实现对于社会个体的赋能赋权，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微粒化”状态，传统传播者中心化的策略已逐渐被消解，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到传播的全连接和全环节，气候传播中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接收者等要素的边界逐步被打破，多元主体协同的气候传播策略已逐步得到实践领域的重视。第二，生态哲学观蕴含着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共生思维，而传播发挥着基础的连接功能。学者卢风曾概括生态哲学的核心思想，他认为人与地球上的非人生物共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地球生物圈的健康，人类不可继续以征服者的姿态对待大自然（卢风，2021）。这意味着，传统自然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均无法适应现实的发展要求，流动与共生才是处理环境尤其是气候问题的底层逻辑。而在媒介下沉为社会的基本运行方式时，整个社会均按照媒介的逻辑运行和调整，气候传播亦在媒介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与外部环境共生的状态。第三，生态哲学观与气候传播的根本目标均聚焦于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胡振亚等学者将生态哲学概括为：以人与自然界关系为基本问题，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标，用生态系统整体性观点和复杂性思维去分析问题，提供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新的理论框架，是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哲学基础（胡振亚、秦书生，2003）。气候传播通过媒介的方式展开，有助于从实践层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具体而言，气候传播是将气候变化信息及其相关科学知识为社会公众所理解和掌握，并通过公众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寻求气候变化问题解决为目标的社会传播活动（郑保卫等，2021a）。整体上看，气候传播围绕对于人的价值、人的尺度和人的尊严的把握，其最终目的和功效在于社会尤其是传播活动的可持续。

（三）系统性风险：把握气候传播的特殊机制

在进入全球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下，社会整体具有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和复杂性日益增加的特征，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相互融合、不再分离。气候风险具有典型的系统性风险的特征。系统性风险会耦合人与自然系统中的网络，可通过复杂的生态、经济、社会网络与人类系统相互作用（Bi et al.，2021）。这种系统性风险呈现出强耦合系统的典型性质：一是整个社会系统变化的快速性，可能超过人们了解系统的行为或人类反应的速度。二是一个微小事件的发生可能触发更多事件，从而产生放大和级联效应。级联效应意味着系统从稳定状态到不稳定状态的转变，从而使系统失去平衡态。三是极端事件的发生频率往往高于预期（Helbing，2013）。气候风险不仅仅是实际暴露的产物，而且是社会脆弱性变化的产物，它需要人们和机构具有避免、抵抗、应对、从中恢复和适应气候风险影响的能力（Few et al.，2017）。因此，作为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气候风险在微观层面同样应从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出发进行审视。

在空间尺度上，气候风险呈现出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的复杂性，任何一个地方的局部气候风险都可能导致整个地区的变化，其影响可能从一域扩展至全球。例如，一个地区的极端天气风险可能通过对上游产业链的影响导致其他地区产业风险的发生。这种系统性的结构变化不可能是一个离散的事件，而是由许多不同的事件触发的长期过程。正如研究所言，许多关键的全球可持续性挑战紧密交织在一起，它们在组织层面、空间层面和时间层面上相互关联，需在所有维度上整合社会生态系统和人类环境系统（Liu et al.，2015）。在时间尺度上，气候风险不再具有线性的表征，而是呈现出非线性、流动化的复杂状态。具体而言，流动是物质、能量或信息在系统之间的运动，流可以是单向的，也可以是双向的，可以遵循直接在发送和接收系统之间流动的路径，也可以通过溢出系统间接在两者之间流动（Liu et al.，2013）。也就是说，气候风险不应仅仅理解为风险的简单叠加，而应考虑其在流动过程中产生的溢出效应。这也意味着，气候传播不应以静态的视角进行单一、孤立案例的考察，将流动性的风险生态纳入传播议程更为重要。在情感尺度上，互联网背景下的情感转向契合了系统性风险的不确定性内涵。个体与社会的非理性认知和决策将会增加系统性风险治理失灵的概率（杨建勋等，2022）。在此基础上，气候传播应把握理性和感性的平衡机制，一方面需满足社会公众对于气候风险、气候决策等方面的理性认知需求，掌握基本的气候风险事实；另一方面，还需把握公众的情感基调，避免情感化传播策略的过度使用引发社会焦虑和恐慌情绪。实际上，系统性风险的视角为气候传播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手段，来整合传播、接收和溢出等多个系统的权衡和协同作用，并提高对气候风险相互作用以及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有效性的理解。

四、新通路：气候传播的现实向度与实践策略

（一）理念创新：立足本土文化，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

当前，全球处于同一个有机生态系统之中，建立一个有利于各国发展的生态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面对复杂性气候系统风险，气候传播亟需用整体观的视角实现理念的引领和创新。人与自然协同共生的理念已得到学界的诸多阐述。学者余泽娜（2021）认为，作为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人类看待人类与生命共同体的关系应打破线性思维，树立系统性思维、复杂性思维，关注人类活动为生命共同体带来的连锁影响；人类的活动应在自然法则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推进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共生共荣、协调发展。在此共识下，中国提出的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等文化观念，立足于中国实践，真正有助于解决本国的资源和环境挑战。与此同时，相关的行动为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为其他希望避免对传统发展道路的依赖和锁定效应的发展中国家起到了示范作用。只有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生态观和哲学观，才能感受到中国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思路的智慧。

第一，气候传播应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当下的传播环境来看，情感因素的作用在互联网的助推下得以进一步增强，拓宽了气候传播的发生场域。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传播结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信息流动逐步超越了边界化的限制，形成分布式的延展模式。气候传播需将中国提出的创新性观念融入世界文化背景，从微观视角描绘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动案例，通过个体化的视角唤起国际社会的共情，以情感共振实现良好传播效果。第二，气候传播应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气候传播应注重个体经验层面的感知，将个体力量进行聚合，进而通过传播的连接机制扩大气候行动的影响范围。例如，有学者研究了尼泊尔高海拔地区居民对气候变化趋势的经验感知、风险感知以及对气候问题的态度，发现个人经验和获取气候信息的知情外部来源会导致更高的风险感知，这反过来可能有助于提高他们对脆弱性和应对效能的理解，并增强他们在采取缓解行动时的信心（Poudyal et al.，2021）。因此，通过气候传播影响个人经验，增强社会对于气候风险治理的信念，是从认知层面进行社会观念拓展的方式之一，也应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实践层面的重要措施。

（二）端口前移：开展动态监测，建立复合型气候风险评估体系

传播涉及信息生产、输出、反馈等多个环节，因而气候传播应立足整体视野，将气候风险评估体系纳入考量范围，通过传播端口的前移实现未雨绸缪，奠定后续传播策略的坚实基础。气候变化风险是由社会经济驱动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以及对风险的个人或集体反应形成的，会在物理系统、生态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中造成级联风险，这些风险往往是相互关联的，并在多个尺度上不可逆转。随着概念和方法的发展，风险评估体系在解决复杂的全球问题中的作用增强。风险评估的关键问题是，是否可以减少可能性或后果评估的不确定性；减少不确定性是否会导致决策更有效；准确性是否是评估所必需的以及是否可以在风险不可预见或不可知的情况下纳入系统性要素（Adger et al.，2018）。传统的风险评估方法都不足以从空间和时间维度处理气候风险问题。因此，建立和评估跨领域的气候风险评估方法是气候传播的重要内容。

风险传播科学的发展表明，需要通过更具参与性、知情性和预防性的创新方法来识别深层不确定性，而不是遵循基于简化指标的传统风险评估方法（Klinke & Renn，2002）。首先，需建立涵盖能源、环境、卫生等多领域的复合型气候风险评估体系，并将其放置在国家战略制定的重要位置。例如，根据气候风险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建立不同等级的风险划分，并按照一定规则进行周期性气候风险发布，培养社会公众的气候风险意识。其次，需细化气候风险的评估指标，将气候舆情风险纳入整体范围。我国目前的气候变化政策对适应气候变化任务的责任部门、评估指标、监控和评估机制、反馈机制等均未作规定。未来应加强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实施机制的研究，开展动态监控和评估（赵小凡等，2021）。具体而言，可采取大数据、区块链等先进技术进行气候风险的场景化、精准化推送，并对相关信息和内容进行存储和溯源，完善全流程、全环节、多层次的气候风险评估体系。最后，气候风险评估还需要考虑跨部门和跨地域的复杂传播机制。气候、粮食、卫生等风险经验表明，应对措施需要协调跨政策领域的战略，还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信任（Challinor et al.，2017）。通过国际案例的借鉴和吸收，共同评估气候的复合风险和放大因素，以期实现提前预警，拓展气候风险评估的全球化视野。

（三）主体协同：打造协同合力，厘清气候传播多主体的角色定位

在当前智能化媒介发展的背景下，具有科学性、可读性的气候传播内容更容易引起公众的注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改变公众的气候认知和气候行为，最终实现意识向行为转变。在气候传播的过程中，不同主体均肩负着培养公众气候和环保行为的责任，为此需厘清气候传播中多主体的角色定位，打造气候传播的协同合力。

首先，媒体应主动肩负社会责任，积极推动气候信息传播。气候信息的传播与其他内容类型的传播相比更具有公益性质，以培育公众观念和传达环境信息为主，带来的效益具有些许滞后性。这意味着媒体应当积极宣传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实事求是、积极充分地报道气候信息，提升公信力和美誉度。此外，媒体应不断提高自身大局观，将气候传播视角向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经济和谐发展、环境和谐发展的大局观转变，杜绝“蹭热点，博卖点”行为，为社会公众创造良好的气候信息环境。气候传播从业者需提高气候风险的敏感性，提升自身的专业性和职业素养，根据气候客观事实，进行客观真实地报道。应该认识到，公众的气候风险意识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需满足公众对于气候信息的潜在需求，拉近与公众之间的距离，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介接触对社会公众气候风险意识和行为的影响。其次，应提升普通公众的气候传播参与感，推动涉气候议题的观点聚合和意见表达。当下，互联网的圈层化特质凸显，各种垂直类、小众化的社交媒体平台纷纷涌现，成为气候传播的又一重要通道，也为社会公众的意见流动提供了更为重要的空间。因此，在气候传播中，普通个体与专家学者均成为气候传播影响力渐次产生的重要力量，其观点聚合、意见表达、舆论引导、议程设置等功能较之传统媒体时代进一步加强。因此，我国气候传播还需培育具有广泛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意见领袖群体，系统化、专业化地阐释气候传播的科学内涵，向世界公众普及和倡导以人为本、绿色和谐的生态文明观念。最后，还需注重政府、环保企业、智库等主体的配合和联动，一方面，完善气候传播的顶层设计，从战略层面推动气候传播的发展；另一方面，打造组织间的互动交流平台，实现气候传播在学术研究、观念普惠、社会生产间的引领作用。

（四）内容优化：更新传播手段，推动气候传播优质内容流动

当前，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推动新型传播方式成为可能，新方法、新技术赋能传播创新都已变为现实。在数字革命的浪潮下，气候传播拥有了不同于传统传播时代的平台和手段，如何使气候传播真正入脑入心，实现从意识观念到行为方式的转变，应是其需面对的问题和理想目标。毫无疑问，我国在数字传播等领域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云集大量的科技创新企业，不断创造出高新技术，如果能将这些技术通过与媒体生产的有效结合转化为实际应用，利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气候变化实践的丰富素材制作生产出高质量、立体化、沉浸式的内容产品，将会有助于吸引社会公众尤其是海外公众的关注和参与，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例如，2023年世界气象日之际，新华社发布《解锁天气预报背后制作“秘籍”》，邀请专家利用动画、视频等方式解读天气、气候、水之间的关联，创新传播手段，促进气候传播的立体化，最大限度地拓展传播范围、提升传播效果。

此外，气候传播还需在战略和战术上同向发力，让我国的气候传播产品和生态文明理念真正“走出去”，成为增强中国生态话语权的重要突破口，为形成我国气候传播的国际影响力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支持。一方面，要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全球的涉气候舆情现状，以及对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主流认知和价值态度，形成国际气候传播研究的中心枢纽，为气候传播的选题和策划提供基础支撑，并最大限度地防范和避免气候传播风险；另一方面，需充分把握社会公众用户的媒介使用习惯和个性化内容诉求，为更好地进行场景化传播、分众化传播和沉浸式传播提供支持，实现气候传播“稳定常态化机制+创意生动式生产”的结合，从而形成既有秩序，又有活力，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的良好传播态势。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环境传播的创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XCB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