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于谭天论道 

作者谭天论道

这是暨南大学新媒体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谭天教授的自媒体，关注传媒业界前沿动态，聚焦新媒体研究成果，同时也谈论传播、教育、生活、文化与思想。

摘 要：区别于20世纪的“分析时代”，认知科学的建立开启了学科大交叉、大融合的“综合时代”，其独特的研究工具和生理测量技术，成为应对传播研究危机的一种思路。认知传播研究经历了从符号认知到具身认知的阶段，集中在劝服实现、个体认知、媒介暴力、社交媒体的使用动机等核心议题和理论框架，解释或验证了部分经典传播理论，拓深了传播学研究。认知传播将在学科融合、研究技术与方法的混合使用、研究视角的耦合、研究对象的拓宽等多线发展中实现学科知识的增量与范式的奠定。

关键词：认知传播；研究范式；认知神经科学

作者简介 晏青，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导

本文刊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近年来，传播研究蕴含的危机引起学界广泛讨论，并形成如下共识：一是传播领域有大众传播效应或媒体效应的范式；二是传播学科呈现碎片化现象，对效果范式的适用性的讨论有所增加；三是传播理论仅能预测传播行为的小部分变化；四是传播理论在现存范式下变得越来越复杂；五是在传播研究中越来越多基于不同假设、不同问题和新方法。[i]传播研究呼唤新的范式，此时将生物学、认知科学与传播进行交叉研究成为共识。[ii]有学者认为，“传播研究迎来令人激动的范式转换”，媒介心理学成为一个广为认可的新的、专门化的媒介研究领域，这种研究范式超越了传统媒介效果的研究范式。[iii]心理学是认知科学的核心学科。随着心理“暗箱”被打开，认知之于传播的意义凸显。认知传播研究，旨在将认知科学理论、方法、范式融入传播研究，研究传播中的感知，理解，诠释和记忆的过程。传播研究是多层次的（侧重于宏观结构、中观相互作用和微观个体）和跨学科的（遍及广告、经济学、语言学、市场营销、社会学、政治学、公共卫生等学科）。所以，目前认知传播研究分布在很多领域，其研究焦点也因不同学科而有所不同。认知传播研究不仅为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新方法、新工具和新技术(比如，心率、面部肌电图、皮肤电活动、脑电等)，为经典传播学理论提供了生理心理的佐证，更为传播研究提供了来自人脑的数据，并最终理解媒介信息处理的心理生理机制。

一、认知传播研究取向：从符号认知到具身认知

认知科学的建立开启了学科大交叉、大融合的“综合时代”，区别于20世纪 “分析时代”。[iv]传播研究与认知科学密不可分，认知科学的发展及其研究极大影响认知传播的研究方法、对象与框架。本文遵循认知科学发展的逻辑将认知传播研究分为符号认知与具身认知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认知的符号加工阶段，基于计算隐喻（computermetaphor）方法研究意识和心理过程，将认知视为可以脱离身体的精神性“程序”或“软件”。注重“符号及其表征”的思想，心智被认为是按某种程序（算法）对符号进行的操作（计算），将人的认知活动比作正在运行的计算机，计算机必须输入数据，人也必须获取数据。符号加工模式强调个体如何精确表征世界，如何获得和加工信息，以及怎样提取和利用信息。

罗伯特·波特、保罗·博尔斯对这个阶段的认知传播研究有过部分梳理。[v]一般认为，媒介信息的认知研究在20世纪初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vi]心理学的主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在战争期间开始研究传播学，截至20世纪20年代末，社会心理学家开始研究劝服与态度变化、电影对儿童的影响和人际传播。[vii]这个时期的研究与皮下注射论的媒介效果范式相结合，在佩恩基金会的支持下出版名为《电影与青少年》的八卷本系列著作，通过实验法和田野研究法，发现各种类型的电影对儿童和成年人产生的情感效果[viii]，其中还关注了“色情”影片（主要指接吻与触摸）对个体精神生活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期，行为主义盛行并影响传播研究，它多以行为实验法和调查法研究传播过程和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归纳演绎法成为实验传播研究和媒体心理学中的标准认识论[ix]。在方法上，通过相关实验软件记录被试者完成任务时的反应时长、正确率等参数，作为实验测量的重要参照指标。霍夫兰利用行为实验法将信息与接受者态度改变之间建立联系，比如研究电影影响观众的意见改变。[x]议程设置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知识沟理论等是在行为主义取向下的成果。

但是，行为主义取向的局限也较明显。比如，它缺乏适当工具，放弃对意识和心理等内部心理过程的研究，也就是说过于强调刺激—反应模式，或者无法考察刺激和反应之间的“中介变量”，这些中介变量包括影响行为的生理因素、遗传因素，也包括知觉模式、记忆痕迹、目的和期待等认知因素。[xi]心理学从行为主义取向中解放出来，选择信息加工取向的原则。

这个时期产生了很多代表性的成果。1989年，理查德·哈里斯（Richard Harris）和弗雷德·桑伯恩（Fred Sanborn）出版《大众传播的认知心理》（A Cognitive Psychology of Mass Communication），目前出版到第七版。该书采用认知和心理学方法，研究受众的媒体体验如何影响其获取世界知识的方式，以及这些知识如何影响我们的态度和行为，涵盖政治、性别、暴力、体育、音乐、情感、亲社会媒体等。[xii]波特（Potter）从认知的视角研究媒介素养，《媒介素养理论：认知的进路》（Theory of media literacy: Acognitive approach），试图建立一个桥梁，将人类注意力，记忆和学习的认知信息处理模型与媒体素养的概念化联系起来，这与媒体效果和效果的认知维度有着根本的联系。[xiii]《认知媒体理论》（Cognitive Media Theory）话题包括从色彩感知到角色的道德评估，再到我们与电子游戏的互动等主题展示了认知在传媒研究的成果，包括媒体理论的主要观点、心理学研究与传播理论、认知理论与媒体内容、认知理论和媒介形式。[xiv]这个时期，也有一些理论产生。比如，安妮·朗及其同事提出一个新的认知加工模型，动机性媒介化讯息加工的有限容量理论模型，简称LC4MP（limited capacity model of motivated mediated message processing）。该模型假定人类认知系统无法加工讯息中的所有信息，而是通过编码、储存和检索三个子过程转换成一个动态的记忆表征平行进行。[xv]何苗经过梳理发现，LC4MP模型广泛运用于健康传播、以电子游戏为载体的媒介暴力、游戏中的广告植入、网页信息搜索等研究。[xvi]

第二个阶段是具身认知（embodiedcognition）阶段。具身认知强调认知对身体的依赖性，强调具身的(embodied)、情境的 (situated)、发展的 (developmental )和动力学 (dynamic )的重要特征[xvii]，强调从控制实验转向情境分析、从静态的表征转向认知的动力学分析。以计算隐喻为核心假设的传统认知符号加工以及联结主义心理学均不能克服离身心智（disembodied mind）的根本缺陷，对知觉、注意、记忆、思维等心理过程的研究无法替代对意识的研究，而具身认知科学关注多变量（因素）之间耦合关系[xviii]，认为认知过程可以从身体反应推导出来。

尤其20世纪70年代神经科学兴起，通过心理生理学测量，反映心理状态变化的反应指标。在心理学上，二十世纪中叶的“认知革命”[xix]被“大脑十年”[xx]和“认知神经科学革命”击败。神经心理学研究已迅速扩展到现代心理学的几乎所有领域。[xxi]目前，涌现了一大批新的研究领域，如神经经济学、神经管理学、神经教育学、神经法学。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个转变影响传播学研究，认知神经科学与传播的结合，探讨传播认知过程的生物学基础，它能直接观测脑内活动信号，可以直接研究传播的微观过程。

生理测量主要用于证明媒体对身体机能的影响是可测量的，这又反过来影响信息的接受方式。遗憾的是，早期的媒介效果研究并未取得很大的影响，导致生理测量在传播研究中没有发挥应有的贡献。[xxii]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传播学院李海容教授认为，运用神经科学的手段对注意、唤起、情感、记忆这四种最基本的生理和心理活动进行测量，有助于实现传播学研究的新突破。[xxiii]

身体在认知传播中的潜能被挖掘出来，认知传播研究有了新的范式，并产生了一系列论著，有《认知语用学：传播的心理过程》（Cognitive Pragmatics: The Mental Processes of Communication[xxiv]）、《传播学：具体话语的新科学》(Communicology: The New Science of Embodied Discourse)[xxv]、《具身性图景：进化，情感，文化和电影》（embodied visions: Evolution, emotion, culture, and film）[xxvi]、《传播的生物学之维：视角、方法和研究》（Biological dimensions of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s, methods, and research）[xxvii]等。具有标志意义的有，《传播与认知科学：媒介心理生理学测量的理论与方法》介绍了心理生理学的理论假设、收集心理生理学数据的操作细节，还包括回顾了使用心理生理手段研究大脑处理媒体过程的实验。[xxviii]有学者称此书的出版标志着传播学研究的认知神经范式产生。[xxix]安妮·朗2012年出版的 《媒介心理反应测量》(Measuring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to Media messages) 视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事件，波特(Potter) 与博尔斯 ( Bolls) 评价该书 “突破了单纯技术上的讨论，解释具体的心理测量如何用于评估媒介信息的心理加工的框架”，是近20年媒介心理学里程碑式的著作。[xxx]布鲁斯·巴索洛（Bruce Bartholow）和保罗·博尔斯（Paul Bolls）在《媒介心理生理学：大脑内外》（Media Psycholphysiology: The Brain and Beyond）介绍了媒体内容如何影响神经反应，以及神经反应作为心理和行为反应的生物机制。除此，还介绍事件相关电位、皮肤电等心理生理测量方法在媒介暴力和说服等认知和情绪研究中的应用。[xxxi]认知传播研究得到主流传播学界的认同。近年，世界最大的传播学会的国际传播协会（ICA）上，举办以“进化、生物学与大脑”为主题的会议，这些会议讨论将认知神经科学方法、心理学方法整合到传播研究。[xxxii]

在国内，认知传播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严格来说，这些研究大部分还只是运用认知科学或心理学的一些概念、理论解读传播现象。直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我国才开始真正有意识地、较规范地、系统地把认知科学和传播研究结合起来。国内最早有意识、较规范地传播研究中运用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手段与方法的是喻国明，他认为认知神经传播学给传播学研究带来范式革新，并提出认知神经传播学的理论尝试。欧阳宏生首次提出“认知传播学”的学科构想和架构。欧阳宏生及其团队对“认知传播学”进行基础理论研究，2020年出版专著《认知传播学》，尝试研究认知传播研究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学科溯源，以及搭建认知传播学科框架。认知传播学这些的理论想象、研究范式、方法论等问题在很多传播学者那里也有类似的反思与论断。比如，周鸿铎提出认知传播的核心支点理论[xxxiii]，刘海龙等提出具身性传播，倡导让身体进入传播实践[xxxiv]；邵培仁、王昀提出认知传播研究要进行本土化方法革新[xxxv]；王寅、林克勤提出“体认传播观”[xxxvi]。这些宝贵的探索从不同的视角切入认知传播研究，为该领域的持续讨论提供了话题与理论创新。

二、认知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

认知传播研究很丰富，分布在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等领域。笔者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结合cognition（或cognitive），和communication（或journalism、media、television、advertising）进行关键词搜索，搜索结果止于2019年2月12日，剔除不相关数据，共获2648篇论文。经过分析得知，认知传播研究最初与心理学研究关注的议题重合度较高，比如行为、认知、记忆、感知、劝服、态度、信息等较早被关注，在二十多年里反复被研究者关注，也与多个研究领域或议题所勾联（见图1），更是本领域长期的关注点和基础性话题。这些议题的研究也持续至今，不过在几十年里，出现这样一些新议题和动态，一是认知传播研究对媒介变化的关注，不同时期的主流媒介为研究者所重，比如，上个世纪后期在全球普通使用的电视媒介、新世纪初备受瞩目的互联网，以及近年流行的社交媒体。二是互联网全面影响生活，教育、健康、个体自尊、人际信任、风险感知、公共空间等问题引起关注，尤其随着电脑、手机等媒介的普及和易用性，媒介使用出现低龄化现象，关于媒介使用与青少年、儿童的问题凸显，比如对游戏上瘾、媒介素养等。三近年来兴起社交媒体研究，社交媒体与参与、个体行为、态度、身份、参与感等问题研究较多，其中Facebook的关注度最高。综合考虑关键词的频率、研究热度、媒介学术史等因素，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目前认知传播的核心议题进行梳理。

图1 关键词关联图

（一）劝服实现的认知机制

传播学领域已形成意见领袖、把关人、传播者的印象管理等成熟的理论，但是关于信息传播之前的潜在心理机制研究还存在困难与空白，而认知神经科学为此提供了工具与方法。例如，有学者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测量信息传播者的神经反应，发现当传播者第一次听到信息时，他们的心智系统和奖励系统中的神经反应与成功的想法有关，从而产生了更强的心智系统活动，并且已经开始考虑如何传播信息。因此成功的传播者更擅长考虑他人的心理状态，并且显示出大脑心智系统的活动增加。[xxxvii]

成功的信息传播还取决于传播者准确预测接收者兴趣的能力。而传播者有效说服接收者与传播者的专业知识、来源可信度有关。研究证实，说服力因传播者的专业知识而提高，专家又被认为具备专业知识。[xxxviii]媒体神经科学较多运用于说服力的影响研究，相较而言，面对来自专业知识高的传播者的消息时，受众在参与语义加工（区域前额叶皮层）的区域以及内部产生了更大面积的神经激活。克鲁恰列夫（Klucharev）等人基于此提出了“专家权力”，认为专家与产品组合时，会使人们对产品的记忆力和购买意愿产生持久的积极影响。[xxxix]专家的说服力是通过调节尾状体活动来介导的，从而导致对目标的感知价值的重估。而来源可信度对说服力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名人”作为传播者的说服力研究中。在处理名人与产品配对的过程中，内侧眶额叶（mOFC）的活动增强，证实了名人的有效性源于从名人到产品的积极影响的投射、转移。[xl]

名人说服力的神经机制广泛运用于广告研究。观看名人脸与汽车的组合时，与奖励、记忆、语义和注意力处理相关的大脑区域中的神经活动会高于观看普通脸和同一汽车组合时。在传播的说服力和影响方面起重要作用的传播者除了以上探讨的专家、名人外，最常见的还有同伴影响。人们更喜欢团体内成员而不是团体外成员，因为团体内成员的行为与积极情感和奖励的体验紧密相关。[xli]

有趣的是，不同的内容会引发受众不同的劝服效果。比如，亲社会媒体（prosocial media）内容对人的“真善美”有促进作用。亲社会媒体对助人为乐有重要影响，并且在电视节目、电子游戏、音乐歌词等都有所体现。亲社会媒体的使用会引发长时期的同情心和乐于助人的行为。[xlii]同情心是新社会媒体短期影响的关键调节变量。甚至有些娱乐内容对受众的情感、道德感、利他行为有提升作用。研究表明，让人们举出一部有意义的电影时，人们举出的悲伤电影或剧情片比愉悦的电影要多。娱乐作品对心灵美的描述会增加受众对道德高尚行为的积极态度、利他行为的参与程度。[xliii]而负面内容却会引发负面行为的产生。比如，电影中烟草使用的暴露吸烟画面更可能会引发青少年的吸烟行为，暴露于电影的饮酒画面对现实酒精使用具有预测作用，性内容曝光会引向更开放的性态度。

（二）手机使用对个体认知的影响研究

不同媒介有着不同认知模式，影响人们信息处理方式与行为。目前研究除了比较印刷媒介、电视、电脑、VR等不同媒介带来的认知差异，更多聚焦于手机使用的认知机制。

1999年摩托罗拉公司的智能手机上市，开启了手机传播新格局。手机正逐渐演化为人类“延伸的大脑”，成为许多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但过度依赖手机对人类认知、执行、情感调节等能力的影响已成为关注焦点，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手机使用与认知能力的关系。主要集中在注意力、记忆力、满足延迟等三个方面。

在注意力方面，主要探讨手机使用对注意力集中和分散的影响。注意力集中指长时间专注某事的能力，媒体多任务成为手机使用的常见现象。习惯性媒体多任务行为的神经研究发现，注意力缺陷可能直接表现在大脑注意控制电路的功能中。具有较高媒体多任务指数MMI分数的人在右前额叶区域的活动也相对增加。作者以此认为日常多任务处理的增加导致个人在招募认知控制资源方面遇到更大的困难。[xliv]但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媒体多任务处理和任务切换之间没有关系，频繁的媒体多任务处理者反而更擅长任务切换，表现出了更强的多感官信息整合能力。[xlv]

在记忆力和知识层面，媒介技术在某些情况下对于人类记忆和掌控知识的能力具有负面影响。如，对手机设备中GPS导航系统的过度依赖会产生空间知识障碍，不利于自身认知地图的构建。[xlvi]而在对美术馆特定物体进行拍摄的实验中也发现，拍摄照片会减少对观察对象的记忆，使用相机的参与者也表现出较差的识别对象的能力。[xlvii]此外，频繁的媒体多任务处理者表现出了较差的工作记忆能力。

在延迟满足方面，手机媒介使用会导致延迟满足向即时满足转变。媒介使用与满足延迟之间具有潜在关系。相比于等待更大但延迟的奖励，频繁使用移动媒介的人更倾向于接受更小却更直接的奖励，即不断使用手机等移动设备可能会产生即时满足的需求，导致个人延迟满足的能力降低。[xlviii]

（三）社交媒体使用的动机研究

用户使用社交媒体的动机分为三个层面：社会认知（socialcognition）（比如用户发布信息前后，会考虑他人如何回应）、自我指涉认知（self-referentialcognition）（比如分享自己的主观众体验，发布自己的想法可能会引发进一步自我反思）、社会奖励处理（social rewardprocessing）（社交的正面反馈会激活大脑的奖励系统，进而花更多时间投入社交媒体）。[i]

在社会认知方面，研究证实一个人的在线社交网络的大小与社会认知相关的大脑局部结构密切相关，即颞叶和双侧杏仁核的灰质密度与Facebook朋友的数量呈正相关。[ii]Facebook的使用可以唤起以高正价和高唤醒为特征的心理生理状态。这种效果对老年群体有效，研究证实，老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可以改善认知功能。[iii]

其中，学界专门提出认知需要（Need forCognition, NFC）的动机，它是一种参与和享受需要思考的活动。有学者利用认知需求和知识的调节作用检验信息框架对社交网站的态度。结果显示，在社交网站上，虽然高NFC个体对负面框架消息的态度比正面框架消息更积极，但低NFC个体对正面框架消息的态度比负面框架消息更积极。相比之下，知识匮乏的低NFC个体对积极框架的消息持有比消极框架消息更有利的态度。[iv]认知需求和互联网不良使用（problematic use of the Internet）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即认知需求较高的个体更可能以建设性和健康的方式使用互联网。认知需求与内在政治自我效能感（IPSE，internal political self-efficacy）在社交网站中对他人印象形成的作用机制。[v]

在自我指涉认知领域，人们会通过社交媒体的内容作为参照进行自我评价，并考虑自己与其他用户的关系。通过NAcc（大脑奖励回路的重要枢纽）观测，表明自我呈现是使用社交网络的动机。[vi]通过测量对“Instagram”图片喜欢的神经行为反应，发现青少年更有可能喜欢“点赞”量多的图片，证实了该群体在社交媒体中对虚拟同伴的认可。[vii]关于社交媒体中的信息共享行为，有研究通过神经影像测试信息选择和共享行为发现，人们在分享新闻与自我消费信息时，通常会同时考虑信息之于自已和他人的价值。人们往往在自我反思，以及通过分享与他人联结中获得价值。有学者讨论有效信息传播的神经关联度后发现，个体如愿意将观点分享给他人的话，那么在初始编码过程中心理系统会产生更主动的行为。

在社会奖励方面，如何处理与声誉相关的信息一直是神经科学关注的议题。管理他人对自己的印象也是社交媒体使用的主要动机。换言之自我表露与形成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的脑区(包括伏隔核和腹侧被盖区)活跃性增强密切相关。[viii]与此同时，研究验证了声誉的神经处理与个人之间使用Facebook的程度呈正相关。[ix]“点赞”作为社交媒体的流行功能，也共享着离线世界中金钱带来的奖励功能。除此，基于对Instagram图片的研究发现，在社交媒体上提供”点赞”会与奖励处理和亲社会行为相关的区域中的反应有关，在多种情况下，与奖赏处理相关的区域中脑和杏仁核也观察到了显著激活。社会化互动是新闻共享关键的驱动因素。提高个人声誉和社会地位的愿望是新闻共享背后的关键动力。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信息互动，其神经反应涉及激活大脑的奖励循环。

(四)媒介暴力的影响研究

媒介暴力是指公开表现以暴力对抗他人或自我，或者反对他人意愿的强制行动造成被伤害或杀害的痛苦。暴力本身也是一种媒介信息。

虽然媒介中的暴力现象与文明一样古老，但直到20世纪的广播传播开始引起关注。20世纪60年代，由于电视的普及，美国兴起了媒体暴力研究，包括电视新闻、动画片、视频游戏、电影片段、互联网等媒介内容。对媒体内容的情感反应的研究都是基于效价（valence）和唤醒（arousal）的结合：唤起是情绪激活的指标、效价表示情绪的愉悦（正/负）。[x]后来发现唤醒并不是影响暴力的唯一因素。因此，近年转而聚焦如何运用心理生理测量，建立或检验宽泛意义上的媒介暴力效果理论。神经科学方法进入暴力视频游戏和非暴力视频游戏研究。勒内·韦伯（René Weber）、于特·里特费尔德UteRitterfeld）和克劳斯·马蒂亚克（Klaus Mathiak）是最早使用人fMRI探讨玩暴力视频游戏期间的神经结构。研究发现，潜在暴力和延髓前扣带回皮层（rACC）和杏仁核中血氧水平依赖性（BOLD）信号的变化与情绪相关处理有关。[xi]

媒介暴力之于个体的研究较多。媒介暴力之于个体认知的影响研究主要沿着攻击者效应（aggressor effect）、受害恐惧效果（fear ofvictimization effect）、良知麻木效果（conscience-numbing effect）三条线索展开。[xii]

一是攻击者效应，即暴露于媒介化的暴力会导致更高水平的攻击性。生动媒体暴力理论（theory of Vivid Media Violence）讨论暴力内容对个体心理状态短期和长期的理论。这里的生动主要包括，真实性（演员、场景等细致性）、临近性（刺激发生位置接近程度）、情绪兴趣（事件的熟悉激发个体在情绪上的兴趣）、细节广度（个体感知到刺激的数量）、细节深度（刺激呈现的质量）。而一般进攻模式（General Aggression Model）用来解释为什么个体差异和情境变量与攻击行为有关。比如，电视暴力主要由视觉形象激发、流行音乐则由暴力色彩的歌词引发、暴力视频游戏更多与独特的奖励和惩罚机制有关。[xiii]

二是受害恐惧效果，即人们对自己成为暴力受害者的评估。媒体效应的差异易感性模型（the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o Media Effects Model)，揭示具体的方式和原因媒体类型会影响某些人；为什么有些人特别易受媒体影响；以及如何提高或降低这种敏感性。

三是良知麻木效果，即暴露于暴力信息导致个体对负面情绪的脱敏。大量研究揭示，媒介中的暴力会造成类似脱敏的结果。玩20分钟暴力视频游戏后，在观看真实的暴力场景会降低皮肤电导率和心率。相对来说，玩暴力游戏的参与者在随后的现实暴力内容的视频中，皮肤电反应更低一些，这表明玩暴力游戏可能会暂时抑制对社会中暴力的负面情绪。[xiv]在对唤醒的影响中，媒介内容的外部情境很重要，比如玩多人协作暴力视频时比独自玩，皮肤电传导水平更低。

暴力效果的调节因素也为研究者所重，比如，年龄、性别、暴力呈现程度。比如，心理生理学测量有助于理解暴露于暴力媒介内容的涉身性认知和情绪过程，如何影响到情绪性唤醒，在大屏幕观看暴力内容会诱发更高皮肤电传导水平。

三、认知传播的研究技术与方法

长期以来，传播学者主张”客观反映、经验调查、数据统计、定量分析”的方法，注重行为实验法、调查法研究传播过程和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随着心理学范式进入，自然观察法、实验法、观察法等逐渐成为了传播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些方法在一定的媒体心理研究中起作用，但是每个特定的理论只能产生一部分解释，因忽略媒体心理现象的多层次组织，而无法提供有效的预测力。[xv]与传统方法相比，心理生理学测量方法更加客观，能提供更加细致的、不容易被人捕捉到的细节。心理生理学测量具有一定的时间精确度，可以使研究人员精确地找出高度情绪化的媒体内容，并调查对正面或负面信息的回应。[xvi]

最初传播与认知研究最常见的末梢神经系统量度包括心率（每分钟心跳数，心率变异性，脉搏），皮肤电导（皮肤电导水平/ SCL，皮肤电导频率/ SCF，皮肤电导幅度/ SCA），以及面部肌电图。在媒介研究中，心率（HR）可以揭示许多传播过程的重要信息，例如注意力、努力、唤醒和情感，探究在处理中介消息时有关注意力资源分配的假说。[xvii]有研究就探讨不同情感内容的电影、广播、电视广告的面部表情反映，认为面部活动（如颧骨和皱眉肌活动等）对不同媒介内容会有所不同。如负面内容产生的皱眉肌活动逐渐增加，而正面电影引起颧骨活动的增加。[xviii]

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技术与方法更进了一步，它从工具层面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一整套全新的研究工具体系。[xix]包括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potentials, ERPs）脑电（EEG）、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颅磁刺激（TMS）、近红外成像（NIRS）等。通过这些技术和方法，人类能直接“看到”大脑的认知活动，即大脑在进行各种认知加工时的功能定位和动态过程。从分子、突触、神经元等微观水平和大脑、身体、环境等阐述感知客体、记忆信息、推理决策、情绪和动机过程中的心智过程及其神经机制。这些技术与方法运用于受众研究、传播效果、营销传播、政治传播等研究。

大脑科学被视为揭示媒体效应发生的复杂和动态方式最有效的方法。脑部成像方法包括脑电活动（脑电图/ EEG）、血液动力学（功能磁共振成像/ fMRI）、磁场（磁脑图/ MEG、磁共振成像/ MRI、磁共振波谱/ MRS）、放射性（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 PET）和X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CT，脑血管造影）。目前，脑电图和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运用广泛。传播研究中脑电使用主要聚焦在这样几个方面：媒介诱发的脑电图活动、信息特征、媒体输出（outcomes）（记忆、注意）、人际传播、基于个体差异的沟通、暴力和视频游戏。[xx]脑电图相对于功能磁共振成像的主要方法学优势是能捕捉毫秒级大脑活动变化的能力，而后者可能要持续几秒的时间。脑部活动的生理指标不仅是媒体研究人员常用的工具。[xxi]而且使得神经科学也已牢固成为提供传播科学知识基础的学科之一。

四、认知传播的研究趋势

已有研究在拓展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同时，也存在一定局限。一是研究范式自身的局限。传统的认知传播研究方法为人诟病，而认知神经科学方法让研究者担忧，因“新颅相学”和“花哨方法论”被认为不能解决概念或理论上的争议[xxii]，尽管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能提供关键的因变量有效约束理论检验[xxiii]。其中，脑电图可能无法提供额外的见解或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议程设置、框架研究在多大程度、怎样的视角受到认知科学的影响仍存在争议。[xxiv]二是神经社会科学测量的“瞬间性”与传播学的效果研究的错位。[xxv]目前主流的认知神经科学的特长是探讨信息的微观瞬间加工，并不适合于具体阐释大部分传播效果，不足以解释中长期传播效果背后的复杂动因。三是国内研究者学科群知识资源使用不足。认知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基本的理论、概念、技术手段与方法积累不足，限制了理论的运用与创新。

这些问题与不足也在“催促”认知传播研究朝更纵深发展，在学科融合、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对象等方面呈现有前景的发展趋势。

一是传播学与认知科学深度融合。未来认知传播研究会更加依托传播学与认知科学的相结合路径，解决传播领域特定的问题。认知传播学是认知科学和传播学结合的产物，前者的研究是基于对一些特定领域感觉、知觉、记忆、思维等；而后者的研究基于态度、交流、中介等，既可以是社会性的，也可以是非社会性的。要调和这些差异、并更好解释认知传播现象，更好在持守传播学原有的理论概念外，还需有融合两个学科而成的术语。将认知科学方法融入传播问题（比如如何将生物学的方法、观点、假设纳入传统研究范式，并对人际传播、媒介效应和群体关系研究提供新机会）；认知传播尤其可以准确地验证和测量其变化和影响，让传播学研究有更高的信度，更科学。利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技术、方法，将最大程度地为（当代的）传播科学难题、模型和理论做出贡献（扩展、完善、澄清）[xxvi]，并超越具体的学科方法，形成一般化的理论模型，解释更广泛的社会问题。

二是多种研究手段、方法的混合使用。将不同的研究方法，尤其将传统的认知科学研究方法和神经科学方法结合起来，进行认知传播研究。近年来，混合研究取向运用于传播研究的趋势更为明显。比如，自我报告无法呈现认知和情感过程的图景，所以很早就有学者主张将自我报告与其他行为和/或心理生理测量相结合。[xxvii]心理生理测量结合调查问卷、语音记录等行为学测量，测量视频观众的积极态度和消极态度表现的行为差异。[xxviii]结合皮肤电活动测量和自我报告的形式，研究电视节目的感知[xxix]。脑电图、皮肤电导等生理心理测量法、深度访谈法、自我报告法相结合的方法，评估电视剧中的情感体验。[xxx]这种趋势尤其在社交媒体的认知研究领域，其中FMRI、眼动仪实验法与问卷调查，访谈等相结合的方法也是一大亮点。近年来脑电技术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结合这种研究手段，再通过超扫描（SuperScan）评估个体间的一致性（不同个体的同步性或超连接性），它可以衡量不同个体的脑电活动的同步程度。[xxxi]

三是认知传播研究的多种视角，拓宽传播研究的视域。从不同学科视域出发，不同理论资源为认知传播的未来研究提供新的视域。认知科学与计算社会科学的交叉领域是一种有前景的新方法创新。[xxxii]尽管神经科学方法通常解决个体层面的问题，大数据通常会在许多个人之间聚集，但神经科学和计算社会科学的工具可以相互补充。[xxxiii]这两者的结合会为认知传播研究考察个体认知与海量信息传播提供新的思路。2心理信息学（Psychoinformatics），认为智能手机/社交媒体使用的神经科学研究需要进行心理信息学研究。[xxxiv]为了评估社交媒体的使用规律，人们认为神经科学需要包括更多的人机界面/计算机交互产生的数字痕迹。[xxxv]3网络神经科学，它提供了理解人类大脑中结构连接和功能耦合的复杂模式的新方法，能够解释思想和行为如何在社交网络传播的神经科学，也被视为研究大脑网络动态和社交网络动态的方法。具体来说，思想和行为的在一段时间内通过口头或非口头传播的过程，涉及生物耦合（例如语言模式）或非语言符号[xxxvi]，以及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大脑活动[xxxvii]。除此，像心流的生理心理学（the psychophysiology of flow）、神经影视学（neuroimaging）等都可视为认知视角衍生的范式，为传播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方法和路径。

四是研究对象上的增多，拓宽传播研究的边界。认知科学在社交媒体领域研究有上升趋势。神经科学家已经确定了神经系统可以引起痛苦和愉悦的体验[xxxviii]，而神经系统又被认为会参与到社交媒体的使用中，帮助我们处理社交媒体引发的思想和行为。[xxxix]社交媒体克服了传统社交中的时空障碍，提供了一种新的、离身性的线上社交模式。因而，这种在线社交模式也为神经科学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研究领域。[xl]另外，社交媒体“成瘾”问题也是研究的重点。从当下流行的短视频而言，它作为社交媒体研究的热点，将来也应该也是短视频成瘾与神经科学的关联。除此，人工智能的心理建模与人机交互是认知心理学的前沿领域,人工智能对新闻产品、传播流程的参与，为认知传播带来新的机遇。从研究群体来看,对老年群体的研究应是未来研究的一种趋势，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报告指出，虽然千禧一代经常在技术使用方面领先，但是自2012年以来，老人技术采用率有了显著增长。[xli]全球老人9.6亿，中国2.4亿。研究显示，具有丰富互联网经验的老年人在互联网搜索期间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活动增强[xlii]，在延迟记忆测验中也具有更好的表现[xliii]。总而言之，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等新的研究对象、研究人群的不断汇入，使得认知传播的边界不断外扩，提升学科知识增量，重塑传播学的学科空间。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心理学博士、陈广耀副教授的建议为本文增色不少，在此感谢）

（注释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