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 前 言 -
12月1日下午，在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共同主办的“沟通城市：数字技术与多元文化”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18）闭幕仪式上，中心主任、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黄旦教授，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深圳大学吴予敏教授，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单波教授，中心副主任，新闻学院副院长孙玮教授和中心副主任陆晔教授根据本次会议开展状况，对学术研究的现状、问题及未来展开讨论。

黄旦（教授，中心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一个会议，不仅开幕式要进得来，闭幕式也要出得去。出去之后，仍要让人感受到学术的氛围，在总体的学术路径上保持交流，学术的样貌才能得到彰显。今天这样的形式，在我们中心这十几年的发展中是第一次，其他很多论坛也没有。开我们这个会很辛苦，接下来，我们大家根据自己听到的，谈谈自己的想法，包括对未来的一些期待与希望。

吴予敏（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深圳大学教授）：这个会到今年是第十三年了，作为中国传播学术界很有影响的会议，很值得谈。前段时间我邀请孙玮、陆晔、黄旦三位老师到深圳大学开了一个小会，去讨论学术的理论与方法。我自己作为一直以来的参与者与评议人员，很有感触。复旦大学建立的学术共同体慢慢延展到全国中青年学者群体，影响力渐渐扩大，这十三年来，中心的学术影响力卓著。传播学在国内已经是显学，每一年都有很多相关的活动和学术论坛，但是很多学术会议流于形式。如何评价一场学术会议的含金量？是参会人员的人数、头衔么？

复旦大学在中青年学者群中形成学术共识，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在创新方面，中心屡有突破。就传播学的知识边界而言，过去中国的传播研究，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美国大众传播学的框架下进行套用，加以验证。现在来看，我们的眼界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开阔。

我们开始意识到，传播的问题和社会转型紧密联系，逐渐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议题，这不是一个狭窄的学科概念，而是一个多学科交汇的核心领域。传播不是学科概念，也不是专业概念，这个共识已经形成。我们通过学术研究讨论，慢慢厘清，这需要一个过程。我慢慢发现，传播学是一个领域，不是一门学科。以前，可能只是我的一个观感，现在则是大家的发现和共同认知。

有时候我们也会有困惑，某些议题到底是否在传播学领域内，知识的边界是什么？我们自己的认知把我们推到哪个位置，那里就是我的知识边界。因此，这个论坛有知识解放的性质。我们过去对媒介的看法，往往是渠道、组织、机制……我们过去都是这么理解的，以功能主义为核心，万变不离其宗的工具理解。现在，媒介越来越和人的存在方式同一。我不去具体讨论某一个观点，我只想说，当我们把媒介和人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媒介的概念就得到具体的延展和创新。以上。

单波（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教授）：我补充一点。现在大家开始瞄准城市空间里发生的事件，如同刚才吴老师说的，研究打破了传统的界定，有了超越，在城市传播的空间建构新的想象空间。这是复旦大学的传播学派建立的新东西，给了我诸多冲击感。

这也倡导一种从日常生活出发的学风。我们很难说这么去关注脚底下的生活。我们也在谈人与技术的融合，但是又不从生活出发，那么，实践和认知就是分离的。这次会议强调以中国为方法。传播学发展这么多年来，大家做了很多的统计和论文发表，但是大家还是焦虑的，中国的概念，中国的方法，中国的解释在哪里？我们用英文写了发表了，还是焦虑。我们按照英文论文发表的套路来做，我们也会自我审查“到底好不好”、“到底是不是国际视野”。

我们不是要拒绝西方的东西。这种现代性的，全球化的关系始终存在，无法避免。如果自我封闭，中国传播学死定了。也不是说到传统的概念里找几个祖宗的东西来解释现代，这也得不偿失，我们欣赏祖先的创新活力，但是放在今天，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创造了自己的、可以和西方对话的研究方式？我们的思想资源要能够和西方对话，不是自我孤立，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话语和其他人的区别性。我们在努力，争取通向好的方面。我们要把这样的想法保持下去，围绕城市传播展开研究。

还有一个冲击点是跨界对话。我认为学界、业界的对话是有益的，我记得我们曾经也有过对话，在武汉大学，有很多学者和业界的大佬来。业界按照惯常，就是批评我们学界闭门造车。在当时我就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虽然学界的确有一些问题，但我们要去反思的是，我们有些好的理论为何没有运用到实践之中？是什么阻隔了实践和理论的联系？难道仅仅是学者不深入实践？那有些人是很深入实践，也做了很多精细分析，但是他们的东西，是不是被你们视而不见？实用主义的做法和学界的壁垒在哪里？我们要辩证地看。一个可沟通的城市和中国，需要我们努力。

黄旦：我们设置一个会场，要看到双方的碰撞和刺激，这样才是一种良性的互动。第十期的《新闻传播与研究》上有我的一篇文章，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并非是正中，我们并非是唯一的。我们这次讨论的议题是很新的，但我并不是说我们这些才是正确的，你们就不是；而是希望我们去提防原来形成的一些观念，就是衡量研究领域的唯一尺度，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学术研究，去打破曾经的桎梏。现在，新技术的出现给我们提供了契机。

我这篇文章说，大众传播研究就是广播技术的产物，让我们所有人困在其中，我们去找哪个合适哪个不合适。现在，从我们十三届论坛来看，是将它打破了。打破之后，肯定会有一些不适应，这种不适应刺激我们去学习。实际上，所有的学科都在重新学习、不断学习。所以我最开心的是看到我们这次会议的议程。一个新的东西要做好，是很漫长的过程，但是有这样的想法，才会有新的面貌。“眼高手低”不怕，这还有“手高”的希望，“眼低手低”，就彻底完蛋了。

陆晔（教授，中心副主任）：在筹备这次会议的过程中，我有两个比较深的印象：第一，我看到青年学者和学生们投稿的论文已经有意识去打破既有的框架，这在当前背景下，是很值得我们关心的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第二，很多人对我们的安排有疑虑，问我：这些人到底能不能放在一起谈？怎么可能把他们凑一桌？然而，当所有人聊起来，你就会发现，不管是我们传统媒介行业内部，还是在新技术领域，还是其他学科学者，我们关心的东西是有共性的，但是之前我们忽视了。我们之前也有过类似的尝试，这次算是一个延续。这次，我们把当代艺术纳入了进来，我们面对新的社会现象的时候，往往会回到传统的、大众媒介时代的脉络之中，我自己也有偏好的视角，但我承认，这些边界已经不那么明晰了。青年学者和研究生们看问题的方法和理论视野，已经开始超过我们老一辈学者了。这些问题，不是我们臆想出来的，而是真真实实存在的。我希望这种状况能够不断拓展、激发新的思考和思想。

说到不足。在理论拓展上，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文献准备上很不足，虽然想法很好，但是文献还不够扎实。新技术这么多年了，有了新的东西介入，但是大家的准备不够充分。另外，对经验材料的把握，尤其是学生论文，我们关注的议题肯定不是单一的，而是生长在具体的中国语境中的。有的学生的案例是孤立的，问题就变得很可疑，好像这个问题没有别人关心过吗？对经验材料的把握上，我想告诉年轻的学者们，在你们自己觉得自己已经是独立研究者的时候，你要把自己放到中国的背景中去思考，你要看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发生了什么，这样，你对经验材料的把握可能会有所不同。以上。

孙玮（教授，中心副主任，新闻学院副院长）：吴老师把我们中心的想法进行了阐释，我和你达成了共识。单老师说的，我也有一些想法。我想从我的危机感讲起。参加会议，一年比一年难，我觉得参会的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他们的传播经验和理论视野，对我本人都是巨大冲击。我会想，自己凭什么坐在这里？现在，我们论坛确实形成了一种学术交流，依靠的不是学术道德上的平等，而是思想交锋上的平等。

我们面临的问题，我和黄老师讨论过。我们城市传播的三个面向，无论是我们中心倡导的、还是全球范围内的研究，都是散点的爆发。这种散点的爆发特征很清晰，它不是体系，而是学科进入社会核心领域的结果。

我比较悲观，我认为，我们和其他学科可以对话、可以竞争，但现在还远远不够。我们希望形成的、复旦的城市传播学派，还面临很多问题。这些散点如何汇聚起来，形成学术思潮的中心，是我们更加艰难的任务。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散点聚拢起来。

目前所看到的研究，有四个问题：

第一，单一的权力观。现在很多研究走出来，都是单一的权力观，都放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上。比较多都是传统马克思的宏观权力，而忽视了日常生活的权力。比如，技术也有权力，不是所有的权力都必须收归到政治和社会。这是比较突出的问题。我们要看到不同的权力观在不同层面展开。

第二，简单的因果决定论。我们常常习惯用线性决定论去解释和传播相关的元素。

第三，普遍预设的理论。一个理论是普遍预设的，它的前提变成是不证自明的。我举个例子。很多人问我是不是人文主义，这是个好问题，但我的回答是，我是反人文主义的。如果我们把人文主义当作是一个当然的起点，一定是大错特错，我们要去反问，自己的起点从哪里来？我们针对怎样的现实去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反思在其他学科，可能就是基本的学术训练。所以，我们要记得问从哪里来。我想举一个例子：基因婴儿的问题，很多人举着“人文主义”大旗来辩护，但是，我在微信上看到一篇文章，引用了一句来自于《希伯来书》的话：“人算什么，你们凭什么这么惦念他？”人制造出来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以人为中心？古希腊、文艺复兴都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就是所谓人文主义的传统。其实霍克海默、海德格尔都对这些进行了批判。很多环保主义者就不是人文主义者，他们把自然中的一切看得和人一样重要。

第四，我们不能用新鲜的经验去证明以前的理论是对的。经验是经由理论敞开的新东西。我们不是用新的经验去证明旧的理论正确，而是理论化为一个新的视角，这种视角是原来的理论里没有的。其他学科往往将此视作一种基本的学术训练。我觉得，我们也要对自己的思维有所打破。经验的敞开需要增加新的面向与维度，增加新的东西。我对传播学是有梦想的，希望它一定要汇入到整体学术思潮中。

黄旦：我最后稍微讲几句。首先，我们要破，不破不立，先不要管太多，你破了再说。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你是不是提出了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破得完全不够。先不要去问一个问题是不是传播的问题，我们常常被这种问题困住。我常常用《狂人日记》的一句话：“从来如此便是对吗？”这些是谁安排的？有了这个东西，你的脚步才能迈得出去。

第二，要思考的是，你的研究的特殊意义在哪？你不能说你研究这个问题、研究那个问题，到头来得到的都一样。从这两天的讨论来说，我们认为媒介是切入点，我们把媒介概念化，对媒介重新作出了理解，这不是为了去界定哪些算媒介、哪些不算，而是重新概念化。不同的问题，概念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思维方式是最重要的。我在团队里面做报刊史研究，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如果思维方式不变，就会很生硬。

第三，不要随便命名、加标签。“后现代”、“现代”这些命名，都是给自己加上的围栏。说难听一点，就是懒惰。我根本不在意是“现代”还是“后现代”，我关注的是，你有没有提出新鲜的东西。如果都命名完了你没说清楚，只能说明“不是什么”，始终无法说明“是什么”，比较来比较去，二者差异很大，又如何？所以，不要随便命名，一种命名就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们要学会徐冰老师说的“复眼观看”。我们知识系统的形态，始终是树和根的关系。从脉络上，我们要有总体把握，但是从思维方式上，我更喜欢茎块性的、不断生长。如果按照那样的标准，历史就是不一样的历史。如果我们在做之前就给自己命名，就会很致命。

我们这个会开到现在，完全是老师与同学共同努力下做出来的。无论办会、写文章、还是上课，都要把自己当回事，只有你自己认真对待别人，别人才会认真对待你。你怎么对待你自己的文章，别人就会怎么对待你的文章。无论文章成熟与否，无论做学术与否，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敬畏感。当我们开会、作报告，都要认真对待自己，这样别人才会认真对待你。

我们的论坛和暑期学校，传达的都是复旦的精神。复旦新闻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人来参加，因为我们的老师不是在敷衍。我希望，我们大家回去以后，无论我们提了哪些意见，都可以好好修改，一篇文章改一年很正常，一年能改好，说明你是天才。每一步要认真对待自己。如果你对这个东西真的抱有热情的话，我们会议的目的就差不多了。

掌声感谢为这个会议服务的老师和同学，感谢大家的认真参与，我们明年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