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界危机到霸权重构:科恩与霍尔的道德恐慌与媒体研究范式转换
2020-08-01 17: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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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闻与传播学术前沿  原创 黄典林

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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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边界危机到霸权重构:科恩与霍尔的道德恐慌与媒体研究范式转换

作者 |黄典林

内容提要

科恩和霍尔等人关于道德恐慌和媒体的研究代表了这一领域的两个经典范式。霍尔等人的研究借鉴了科恩对道德恐慌的内涵、过程和特征的研究成果。但相对于科恩的建构主义越轨社会学模式的去政治化倾向,霍尔等人通过葛兰西转向把对道德恐慌的分析从相对微观的互动机制研究引向了更为宏观的文化政治批判,试图通过对道德恐慌形成机制的社会分析进一步追问这一现象的观念和政治社会根源,及其在特定历史情势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厘清道德恐慌的概念内涵和经典范式之间的关系,对本土社会科学研究避免概念误用,更好地考察中国语境下的道德恐慌与媒体问题,并展现与经典理论对话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道德恐慌 媒体 科恩 霍尔 范式

正文

一、引言

道德恐慌(moral panic)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早在麦克卢汉出版于1964年的《理解媒介》一书中即已出现过。1970年代,这一概念再次出现在英国社会学家乔克·杨(Jock Young)关于吸毒者的研究和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关于“摩登派”(mods)和“摇滚派”(rockers)的研究中。这也成为从社会科学层面对道德恐慌现象进行系统经验研究的两项最早的研究成果。杨的研究发现,作为一种过度的社会反应形式,媒体、公众、利益集团和官方共同营造的道德恐慌对塑造越轨行为的社会意义以及相应的社会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时隔一年后的1972年,科恩发表了著名的《民间恶魔与道德恐慌》一书,首次在学术上对道德恐慌概念的基本内涵、发生机制和构成要素进行了系统分析。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这两项研究在社会学、犯罪学、文化研究、传媒研究等领域激发了一系列新的研究,其中尤以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领衔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1978年发表的关于“行凶抢劫”(mugging)道德恐慌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霍尔等人通过引入越轨社会学之外的理论和方法资源,尤其是带有新马克思主义色彩的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在借鉴的同时批判地发展了杨和科恩关于越轨和道德恐慌的研究成果,并激发了关于道德恐慌理论的持久争论。以科恩和霍尔的经典研究为核心,学术界的争论最终促成了道德恐慌理论在1990年代的修正和发展,并在进入新世纪后继续在欧美学术界发挥着重要影响。

与欧美学术界对道德恐慌议题的持久关注相比,在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传媒研究领域,这一概念以及相关议题尚未得到足够重视。这不仅表现在对经典概念和理论范式的解读和分析不足,同时也体现在对本土道德恐慌的经验性研究的匮乏。目前国内出版的以道德恐慌为主题的国外著作仅有两本,而对道德恐慌经典研究的解析仅见数篇对霍尔和伯明翰学派对道德恐慌现象研究的探讨。在为数不多的运用道德恐慌概念对具体社会议题进行分析的文献中,研究者围绕媒体的娱乐化倾向、媒体关于艾滋病患者等特定群体或网络游戏等特定文化现象的报道所引发的道德恐慌,以及媒体本身或新闻报道的特定方式在道德恐慌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但本土研究大多没有建立在严格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对理论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也存在表面化的倾向。更有作者甚至直接脱离道德恐慌这一概念的学术脉络和问题逻辑,而将其直接视为一种需要通过道德教育加以纠正的社会不良倾向。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回到科恩和霍尔等在1970年代发表的这两项经典研究,重新理解道德恐慌的概念内涵和方法意义。之所以对科恩和霍尔的研究进行比较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两者都是在1970年代针对特定社会实践进行的经验研究,有着相近的社会情境、历史条件和学术语境;另一方面也因为霍尔的研究和科恩的研究形成了一种借鉴和发展的关系,两者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问题意识,对媒体与道德恐慌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不同的阐释,而两者间的关系也在学术界留下了长久的思想遗产,引发了关于道德恐慌的内涵、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的讨论。基于这些考虑,我们认为对这两个经典研究进行回顾和对比分析,既是可行的也是有意义的。按照这一思路,下文将在对科恩和霍尔的道德恐慌研究分别进行批判性评述的基础上,对两者在道德恐慌与媒体研究方面的关联性和差异性进行对比分析。通过这种分析,我们期望能改变目前中文学术界对经典研究关注不足、对相关概念和范式脉络把握不充分以及概念滥用的倾向,从而为当下传媒和传播研究提供一个有价值的理论线索。

二、科恩:道德恐慌与边界危机

作为对1960年代英国社会对青年亚文化群体越轨事件的过度反应的系统研究,斯坦利·科恩发表于1972年的《民间恶魔与道德恐慌》一书已经成为越轨社会学、文化研究和传媒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之一,对后续关于道德恐慌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该书伊始对道德恐慌的描述成为被引用最多的一个定义:“社会似乎会时不时地遭遇一些道德恐慌时期。某种状况、事件、个人或群体会凸显出来,并被视为对社会价值和利益的一种威胁;这些对象的本质会被大众媒体以一种格式化的、充满刻板印象的方式呈现出来;媒体编辑、主教、政治家以及其他有正义感的人们捍卫着道德门槛;社会声望卓著的专家们提出他们的分析意见和解决方案;人们提出或(更经常地)诉诸各种应对手段;然后危机会消失、被掩盖或进一步升级以至于变得更加引人注目。有时,恐慌的对象是全新的,而有时则是一些存在了很久的现象,只是突然成为关注的焦点。有时,恐慌会很快过去,并被人遗忘,只有在民间故事和集体记忆中才能找到它们的痕迹;但有时,道德恐慌会产生更加严重的长期影响,并可能导致法律和社会政策,甚至社会意识等方面的变化。”

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一个完整的道德恐慌过程包括这样几个关键要素:被视为对现有秩序或价值构成威胁的现象或人群、媒体对这种威胁的迅速关注和报道、公众关切的快速高涨、意见领袖和官方的强力反应,以及最终相应的政策措施或社会变化。这一概念中的“道德”一词意味着人们认为受到威胁的并不是一般世俗意义上的经济效益或教育标准,而是被理想化的社会秩序本身。尽管存在争议,学者们普遍认为道德恐慌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对特定群体行为的高度关注,以及不断高涨的对这些被认定为威胁的群体的敌意。但“恐慌”一词同时也意味着道德恐慌还可能具有一些其他特征,比如,易变性和不对称性。前者指道德恐慌可能会突然出现但也会很快消失,因而充满不确定性;后者指人们所假定的威胁的规模或严重程度往往要远远大于真实的威胁。

从上述定义出发,科恩试图通过对英国社会在1960年代出现的青年亚文化群体“摩登派”和“摇滚派”的个案研究,阐释作为对社会失序或威胁的反应形式的道德恐慌的发生机制,及其与恐慌的对象,即所谓“民间恶魔”之间的关系。对科恩来说,青年亚文化群体的小规模暴力事件与以媒体为代表的主流社会对之做出的强烈反应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媒体以一种夸张、扭曲和极具煽动性的方式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在整个社会引发了对所谓失序威胁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其中包括警方和司法在内的控制文化系统的过度反应。而这种过度反应又进一步恶化了亚文化群体与主流社会的冲突,导致更多的越轨事件,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主流社会对越轨者的认知。这种不断激化和升级的社会反应的循环互动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道德恐慌过程。

在这里涉及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越轨者或所谓“民间恶魔”是如何被成功锁定并成为道德恐慌的对象的?在科恩看来,青年亚文化群体之所以会成为道德恐慌的对象,并不是单纯因为他们所引发的特定事件或行为,而是社会总是需要某些特定类型的群体作为道德边界和社会规范建构的反面参照对象,他们“永远作为民间恶魔的形象而存在:一种作为反面教材的醒目标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科恩借鉴互动论传统的美国越轨社会学,尤其是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S Becker)关于越轨行为的标签理论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方法。贝克尔的研究关注的是社会反应,即公众关切和“象征性讨伐”是如何围绕特定社会状况形成并不断强化,从而形成他所说的“道德事业”(moral enterprise)的。在贝克尔看来,特定群体的行为是否越轨并不是由这个群体的固有特征或其行为的内在性质决定的,而是由特定语境下可变的社会规则边界所决定的,越轨因此是一种社会互动的结果:“社会群体通过制定规则,规定何种行为构成违规,并把这种规则施加于特定群体身上,把他们标记为违规者,从而创造出越轨现象。”在科恩看来,这种互动论和建构主义视角可以超越传统的行为主义越轨研究,转而要求研究者思考三个关键问题:为何会出现这种标记越轨的规则?将这种规则作用于特定个体或群体从而将其标记为越轨者的过程和机制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对这些规则作用的对象或整个社会而言,这种标记过程会造成何种影响和后果?这意味着研究的焦点应当从行为本身转向对行为的反应以及这种反应对行为的作用上,在社会互动语境中对行为意义的界定和建构成为分析的重点。

道德恐慌研究涉及的第二个问题是从最初的“威胁”被识别后公众关切是如何被一步步放大并最终升级为大规模的道德恐慌的?这一问题要求研究者把分析目标转向舆论和媒体。毫无疑问,在建构越轨行为和越轨者的社会过程中,大众媒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仅因为媒体的反应本身也是社会反应的一部分,同时因为作为公众主要信息来源的媒体对特定群体和事件的报道也是社会其他成员和机构反应的催化剂。媒体除了对初始越轨事件进行定义并以煽情主义的报道方式严重夸大初始事态的严重性之外,还通过评论对未来威胁进一步加剧的悲观前景进行预测,并在象征化层面将亚文化群体的某些风格要素与负面印象结合起来。媒体按照自身内部的运作机制对社会事件进行选择:“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工作指南来告诉新闻工作者某些话题(毒品、性、暴力)是公众感兴趣的,某些群体(青年、移民)应该是重点加以关注的。相反,驱使媒体对某些事件进行报道的是某些固有因素,比如,新闻工作者关于怎样才算一个‘好新闻’的个人直觉、‘对公众投其所好’的工作信条,以及结构化的意识形态偏见。”因此,作为一种筛选机制的“新闻价值”,媒体以不可避免的偏向性对作为“新闻”的越轨事件的常规性报道方式,以及媒体机构所处的政治、经济和观念条件,共同决定了社会公众所能接受到的关于特定群体和事件的信息的性质。媒体在引起社会关切和设置社会议程方面的巨大潜力,使其成为意图赢得公众支持的道德倡导者积极利用的重要手段。在科恩看来,媒体在界定和识别越轨行为和越轨者以及营造与之相关的社会舆论方面的功能,最终在所谓越轨放大(deviancy amplification)的过程中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通过对包括媒体、公众和警方在内的主流社会对“摩登派”和“摇滚派”青年亚文化群体暴力事件的反应过程的个案研究,科恩系统剖析了围绕这一群体的道德恐慌发生和发展的过程、阶段和主要特征。根据科恩的越轨放大模式,一个完整的道德恐慌过程可以总结为表1中的几个关键阶段。

显然,媒体在阶段2和阶段3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而且这一社会反应的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一个不断螺旋上升直至道德恐慌所需的社会心理动能达到顶点为止的循环过程。科恩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对危机事件的再现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受到所谓控制文化体系的影响。这种体系由警察、政治家、法官、法律专家、媒体评论家以及公众等各种道德倡导者(moral entrepreneurs)组成。这些群体通过对有关越轨事件的公共话语的参与,在广度和深度上对事件所反映的问题进行拓展和升级,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这些不同的主张通过舆论压力的形式与国家的政策和立法机制发生联系,从而产生实际的政策后果。在这一过程中,被罪化的少数“危险”群体与主流群体之间出现了一种“社会经济的共生关系”:主流社会不断通过把特定群体界定为越轨者来获取政治和意识形态收益,道德恐慌和对越轨者的社会建构因此成为主流社会不断维系其价值边界和既有秩序的重要手段。

媒体和社会控制机构对道德恐慌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并不是道德恐慌出现的社会根源。在科恩的研究中,道德恐慌的出现与1960年代英国社会的特定背景有关。以“摩登派”和“摇滚派”为代表的白人工人阶级亚文化青年群体既是“富足社会”的象征同时又对既有的道德规范形成挑战。相对于这些群体的行为本身,更加重要的是他们的出现导致原本清晰的社会道德边界日渐模糊,从而出现了所谓的“边界危机”。作为对这种危机的回应,经历了战后激烈变迁从而对变化日益敏感的主流社会,通过把偏离主流秩序或道德标准的亚文化群体标记为越轨者,并对其造成的“威胁”发起道德“讨伐”来恢复或重新定义社会边界,从而最终消除这种边界模糊带来的社会焦虑。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恐慌并不是包括媒体在内的主流社会以一种阴谋的方式蓄意构造的产物,而是主流社会对某一群体或现象可能对自己的“地位、身份、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造成的威胁的焦虑性反应的结果。在霍尔等人针对行凶抢劫问题展开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从社会建构的视角对越轨和道德恐慌研究路径的影响。

三、霍尔:文化霸权与道德恐慌

与科恩进行研究时所面临的困惑一样,引发霍尔等人对英国社会针对所谓“行凶抢劫”现象的反应展开研究的,也是这种反应的强烈程度与真实犯罪状况之间的不对称性。与互动论视角的越轨研究一样,霍尔等人研究的焦点也不是犯罪行为本身,而是社会反应。对霍尔等人来说,相对于搞清楚“行凶抢劫”行为的社会根源,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英国社会在1970年代初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势之下会以如此极端的方式对抢劫这一现象做出反应”。具体来说:“‘行凶抢劫’这一容易引起社会情绪反应的标签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在1970年代变得如此影响广泛;对这一标签的定义是如何建构并被放大的;为何当时的英国社会……会对此作出极端反应;结合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说明了什么。”

为了确认英国社会围绕“行凶抢劫”问题的确出现了道德恐慌的迹象,霍尔等人对所谓“犯罪上升率”公式中的构成要素进行了统计学对比分析。根据这个公式,不断增加的暴力犯罪事件加上“软弱的”刑罚政策,意味着只有回归传统的“严厉”措施才是解决日益严重的犯罪危机的办法。但霍尔等对官方统计数据的分析却发现,“犯罪率上升”公式中的每个要素都找不到作为“铁的事实”的数据的支持。犯罪的真实严重程度和人们对他们所假定的“犯罪浪潮”威胁的反应的激烈程度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性,这显然是一场道德恐慌已经降临的征兆。

霍尔等还从语义学的角度对“行凶抢劫”这个标签的外延和内涵进行了分析。在他们看来,标签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在理解重大公共事件或现象时对这些认识对象进行定位和识别,同时还通过它所携带的内涵意义将其语境化,从而与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源自美国的外来词汇,“mugging”一词除了外延意义上的行凶抢劫这种特定的城市犯罪类型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内涵层面,它在美国语境下与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失序和危机联系了起来,从而暗含了一种通过强力恢复社会秩序的保守立场。这种语义结构通过媒体对美国“行凶抢劫”问题的报道被移植到了英国。

当然,媒体不是塑造道德恐慌的唯一行动者,警方和法庭等社会控制机构的角色同样重要。它们不只是被动地对特定事件或社会问题作出反应,同时也通过发起整治运动和对自身行动的合法化建构来积极塑造了整个过程。换言之:“它们并不仅仅对‘道德恐慌’做出反应。它们是造成“道德恐慌”的机制中的一环。这构成了一个悖论:它们实际上有意或者无意地强化了自己要竭尽全力去控制的越轨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与控制机构之间呈现为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官方对“行凶抢劫”的反应提升了这些事件的新闻价值,因而进一步引起了媒体的重视。“媒体报道的主要内容并不是‘行凶抢劫’事件本身,而是官方对所谓行凶抢劫‘犯罪高潮’的反应的性质、程度和严重性”;另一方面,媒体不断升级的报道又进一步强化了控制机构的反应,从而扩大了威胁和反应之间的差距。这种不断拉大认知和认知对象之间矛盾的过程就是道德恐慌出现的过程,其实质是一种“意识形态置换”(ideological displacement)。

为了理解这种置换是如何实现的,霍尔等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对媒体运作的机制进行了分析。在他们看来,媒体运作的实质是在特定规则的约束之下对现实的社会建构,而这个建构过程除了受制于媒体机构特定的组织规则之外,还离不开特定的“意义结构”(structures of meanings),因为“在媒介生产过程中,表征活动所涉及到的不仅是媒介从业者和媒体组织的自我认同,同时还有在特定历史观念语境中围绕传播对象或广义的社会主体所确立的一系列假设前提”。这涉及到到两种对新闻生产来说至关重要的意义结构要素:一是作为新闻业专业规范的新闻价值,它规定了何为新闻以及新闻应当如何呈现,即规定事件在媒体中的可见性的基本规则;二是源自特定社会语境下道德政治话语秩序范围内的被社会大众所默认的共识或意识形态。为了确保报道的内容能够成为被公众所理解的有意义的话语形式,媒体必须在既有的主流观念系统和知识版图中对报道对象进行识别和语境化。“由识别和语境化所构成的过程极其重要,因为正是通过这一过程,媒体使得事件‘具有了意义’。一个事件只有被置于一系列已知的社会和文化关联性之中才‘有意义’”,而“这一‘使事件变得可以理解的’过程是一个由一系列特定的新闻实践所构成的社会过程,这些实践体现了(往往含蓄地)关于什么是社会以及社会如何运作的重要假设”。最终,上述所有要素的总和往往导致媒体在总体上不得不倾向于复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在这里,霍尔等明确指出,媒体这种“倾向于复制权势者和主导意识形态的解释”的“趋势是由新闻生产本身的内在结构和过程机制”,即结构化的常规的产物,而不是权势集团与媒体合谋的结果。媒体的组织方式和新闻生产的结构性压力使其高度依赖权威新闻源,这客观上导致具有高度权威的国家和控制机构的媒体话语权高于其他言说者,从而成为“首要定义者”。相比之下,媒体则成为“次级定义者”。当然,媒体对权势集团所提供的“材料”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经过了选择和转化。但这与对权势者定义的复制,即媒体的“意识形态再生产”功能之间“并不必然地存在结构性矛盾,因为媒体将一个新闻事件转变为特定公共语言形式的过程,同时也是将首要定义者的陈述和观点转变为某种公共言语的过程”。这意味着媒体实际上在公众和权势集团之间发挥着某种中介性功能,“‘日常’语言之中已经充满了各种占统治地位的论断和解释,但将正式的官方定义持续不断地转化为日常对话语言的过程,既强化也掩盖了这两种话语之间的关联。换言之,媒体向公众‘借用’他们的语言形式,然后又在注入占统治地位的共识性内涵意义之后将其返还给他们”。而这恰恰是在霍尔等在分析媒体在“行凶抢劫”道德恐慌中扮演的角色时所发现的现象:媒体根据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有选择性地挪用大众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从而把主导意识形态包装为“人民的声音”再反哺给人民。

在详细分析了英国社会与犯罪问题相关的意识形态要素之后,霍尔等人通过引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关系分析以及种族和后殖民主义研究的相关理论资源,把研究的视角进一步扩大为对英国社会从二战结束后到1970年代初的社会共识演变和政治合法性模式的转变。这意味着媒体所参与建构的关于黑人青年群体及其“行凶抢劫”行为的道德恐慌,表面上是对不断增加的社会暴力和安全威胁的反应,但实际上它所反映的却是英国社会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日益复杂的种族和阶级矛盾,以及从战后以福利国家政策为基础的共识政治(politics of consensus)向共识瓦解后的强制性政治(politics of coercion)和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转变的国家文化霸权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媒体在内的主流社会合力营造的道德恐慌成为国家在面临文化霸权危机时合法化凸显权威和秩序的强力统治手段,进而赢得大众支持、重塑文化霸权和维系社会结构再生产的一种意识形态机制。但道德恐慌作为文化霸权危机的表征并不是一个一步到位的过程,相反,作为社会总危机的一个征兆,“行凶抢劫”恐慌是从1960年代以来英国社会在日益动荡的背景下出现的各类道德恐慌序列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融合”阶段。表2所展示的就是这些不同阶段的道德恐慌前后相替并逐渐融合为总危机表征的过程。

总体而言,尽管使用了不同的理论资源和概念工具,霍尔等人对道德恐慌的主要内涵、发展阶段、构成要素、衡量指标的论述基本借鉴了前述科恩的模式。但他们也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即从强调表意实践和宏观政治批判重要性的角度出发,对科恩的模式进行了补充和发展,提出了表意螺旋(signification spirals)和道德恐慌的融合模式。所谓表意螺旋是指“对特定事件进行描述和解释,但同时又会在本质上不断放大这些事件所带来的威胁的一种表达方式”。这一概念明显受到科恩等人的“越轨放大”概念的启发。不同之处在于科恩等人的概念指的是过度的社会反应加剧了越轨现象,而表意螺旋则聚焦于道德恐慌中的话语实践,是“表意过程内部的一种自我放大机制:在表意过程中,被媒体和其他主体所讨论的活动或事件似乎变得更加具有威胁性,从而导致这些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了”。

这一过程的构成要素包括:(1)问题;(2)与之相关的群体;(3)与其他问题的“融合”;(4)临界点;(5)对前景的预测;以及(6)对强力措施的呼吁。其中,融合和临界点是推动表意螺旋不断放大和事态升级的两个关键环节。融合机制“用成问题的一部分来代表一个复杂现象的整体”,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置换机制。比如,把政治事件中的暴力因素放大简化为对整体进行定义的唯一要素,从而通过把政治问题转化为刑事问题而使其去政治化,并为相应的强力反应提供合法性。而所谓临界点指的是人们在表意层面对事件意义的容忍极限。一旦对某一危机事件的解释“处于更高级别的临界点上,就意味着这一事件给社会秩序造成的危害会更大,相应的压制性反应措施就会更强硬,更显得理所当然”。如图1所示,在一系列临界点中,“合法性”和“极端暴力”是两个关键节点。推动对越轨群体或事件的解释框架向更高的临界点转变,是不断合法化对其采取强力措施的重要话语机制。

由此可见,从话语视角出发,霍尔等人凸显了道德恐慌过程中的言语实践,并把表意螺旋过程视为包括媒体、控制机构、公众、政治团体等不同言语主体介入到道德恐慌建构的主要机制。尽管在霍尔等人的分析中,以控制机构和统治集团为主导的“法律-秩序”话语最终在表意螺旋中占了上风,但从他们所调用的葛兰西的文化霸权逻辑出发,表意螺旋是一个不同言语主体围绕争议事件的界定在不同临界点之间形成意义争夺关系的话语空间。

四、道德恐慌研究的范式转换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霍尔等人的“行凶抢劫”研究与库恩的“摩登派”和“摇滚派”研究之间既存在着复杂的借鉴、发展和转化关系,同时又因为不同的理论取向和学科背景而形成了不同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范式差异。

一方面,霍尔等人的研究明显借鉴了科恩的研究所代表的批判越轨社会学范式,两者对道德恐慌的研究都受到了英美建构主义社会学传统的深刻影响,都强调了越轨现象的社会建构本质。认为越轨实际上并不是那些被认定为偏离社会正常轨道的特定行为的内在属性,而是这些行为的实施者与社会对这些行为的反应之间互动的产物。科恩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越轨现象以及围绕这些现象所建构的道德恐慌的,后者实际上正是这种社会互动过程的表现,其最终的结果是反应和越轨的双重放大。这些观点和方法显然对霍尔等人的研究产生了影响,从而使得这两项研究在诸多方面具有颇为相似的特征。

首先,与科恩的研究一样,霍尔等人也认为研究的起点应该是社会对特定事件或行为的反应,而不是这些事件或行为本身。研究的对象不是作为实体的事件或现象,而是围绕这些对象所展开的社会互动过程、象征实践或社会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都对传统越轨社会学“没有考虑到越轨行为与公众的反应以及这些行为的控制机构之间的关系”,而直接将这些行为视为一个“客观”事实的本质主义倾向提出批评。

其次,两者都把媒体视为社会反应得以展开的关键机制,都把媒体的反应以及媒体为多元主体参与舆论建构所提供的话语空间作为分析的重点。为了搞清楚媒体在道德恐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两者都对传媒和新闻生产的结构化常规进行了社会学分析,并用了可观的篇幅对媒体文本进行研究。两者对媒体角色的强调,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大众传播的发展对道德恐慌概念的形成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第三,在对道德恐慌的概念界定上,霍尔等人不仅直接引用了科恩的著名定义,而且突出了科恩定义中所强调的道德恐慌的关键特性,尤其是对作为焦虑和危机转嫁对象的边缘群体的妖魔化,以及反应和威胁,或认知和认知对象之间的严重不对称性。与科恩的策略一样,霍尔等人在对统计数据与控制系统的强烈反应的对比分析中所发现的严重不匹配性也成为界定出现道德恐慌的主要依据。在对道德恐慌过程进行分析时,霍尔等人也明显借鉴了科恩的分析模型。虽然在具体的表述上,霍尔等人的研究用一整套具有鲜明文化研究特色的术语对科恩的越轨社会学术语进行了转化,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在整体模型上的相似性。

最后,在研究取向上,无论是科恩的研究还是霍尔等人的研究都试图恢复被主流犯罪学和越轨社会学的行政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所弱化的涂尔干社会学传统所强调的那种方法论,即对越轨现象进行研究不是为了论证刑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是为了对整体社会结构进行更好的理解。涂尔干把犯罪视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正常要素,“它同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联系在一起,由此也就成为有益的,因为与犯罪有密切联系的这种基本条件本身是道德和法律的正常进化所必不可少的”。因此,对涂尔干来说:“与人们通常的想法截然相反,犯罪已不再是绝对的反社会存在,不再是社会内部的寄生物,即不可同化的异物,而是社会生活的正常成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恩和霍尔等人都把越轨以及社会反应的建构过程理解为社会团结方式处于转型时期不断增加的社会深层焦虑的一种症候,尽管他们对这种焦虑根源的解释有所差异。

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传媒与道德恐慌研究的两个经典范式,霍尔等人的研究与科恩的研究也由于问题意识和理论取向的不同而呈现出很大的不同。这首先表现为在媒介研究方面,尽管两者都十分重视大众传播在道德恐慌中的关键角色,并且都提到了媒体的运作常规对新闻生产的制约作用,但与霍尔等人的研究中关于媒介意识形态功能的详细理论分析相比,科恩关于媒介本身的运作逻辑阐述不仅不够充分,而且在对媒体不断放大的渲染所引发的道德恐慌与所谓“民间恶魔”之间究竟是如何产生联系的这一问题进行解释时,陷入了实证主义媒介研究的刺激反应效果模式的逻辑之中。换言之,为何特定的群体会成为“民间恶魔”?科恩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严重依赖他的媒介假设。相比之下,霍尔等人的研究系统地提出了一种建构主义的媒介观,并在此基础上既深入剖析了媒介如何遵循机构逻辑在道德恐慌融合和表意螺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也探讨了作为社会诸要素之一的媒介机构及其话语实践与不同政治集团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媒体对某一群体的妖魔化不只是媒体遵循新闻价值的机构常规塑造出来的结果,同时也与广阔的社会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有关。

与此同时,霍尔等提出的表意螺旋概念也丰富了道德恐慌的媒介和话语层面的研究。拓展了社会学意义上的道德恐慌研究的边界,将其从具体案例的经验研究推进到关于道德恐慌长期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层面的研究,并最终把研究的逻辑推进到危机和情势(conjuncture)的历史逻辑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霍尔等人的研究是把主流媒介社会学与文化研究视角下的媒介研究相结合的一次尝试。

不过,两个范式之间根本性的差异在于它们的不同问题意识和学术旨趣。科恩的研究尽管在欧美建构主义思潮和美国互动论的影响下,把研究的焦点从行为以及对行为的控制转向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但它依然是一个典型的涂尔干式的主流社会学研究。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指出,人们在宗教活动中通过象征性的仪式实践把神圣和世俗区分开来,这种划分为个体的归属和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提供了一种以等级化的分类系统呈现出来的总体解释,即投射到“事物秩序”之中的信念体系,从而在制约社会生活的同时,也为之提供了稳定的意义和权威秩序。这种划分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呈现为一种道德秩序,即对共同体内的社会关系发挥调节作用的一套共享的对现实的认知系统。涂尔干因此认为象征边界作为一套关于现实为何的共享定义,实际上是社会之所以能够维系下去的重要条件之一。这种边界的形成不是强制的结果,而是社会主体之间互动的产物,其中最关键的机制是社会舆论:“舆论在根本上是一种社会事物,是权威的来源;甚至可以设想,舆论是所有权威之母。”在这个意义上,边界权威的建构和维系恰恰是作为舆论机关的现代媒体运作的内在功能之一。

从涂尔干的这些经典论述出发,科恩研究的出发点是从这些理论路径出发对行为主义越轨社会学和犯罪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倾向进行批判。后者把越轨行为本质主义化为某些客观原因引发的社会问题,从而推导出相应社会控制的必要性。科恩的道德恐慌模型反其道而行之,证明由于越轨现象的社会建构过程的互动本质,日益强化的社会反应和控制反而进一步强化而不是削弱了越轨现象。科恩把道德恐慌及其在媒体舆论上的表征理解为主流社会对其赖以生存的道德边界出现危机的一种反应。和涂尔干对犯罪的解释一样,科恩对道德恐慌的研究也遵循了一种功能主义的解释:通过媒体捕捉和放大所形成的对越轨群体及其越轨行为的指认和恐慌情绪,实质上既释放了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边界日益混沌所造成的社会焦虑,同时也是社会重塑道德边界的一种调适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表现为道德恐慌的社会互动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越轨群体和越轨现象恰恰是维系社会结构的一种必要手段,由此而来的仪式化示范惩戒和污名化被充分调用起来以达到捍卫受威胁的道德边界的目的。

相比之下,霍尔等人的“行凶抢劫”道德恐慌研究则试图通过援引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资源,尤其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和国家理论,来超越涂尔干式的功能主义,把对道德恐慌的分析从微观和中观的社会结构与功能研究的视角引向宏观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阶级和种族关系的政治分析。涂尔干视角下的道德恐慌和越轨现象被视为社会结构内具有激发边界意识功能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社会自我维系的必要环节,而与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政治权力关系没有必然联系。故而科恩的研究重点在于道德恐慌与越轨的生成机制和发展过程,而非这些现象与宏观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关系。科恩自己也承认,该书的不足之一就是它可能会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道德恐慌的发生似乎是一种与特定历史和政治情境无关的现象。

正因为如此,尽管霍尔等人几乎完全沿用了科恩的道德恐慌概念和过程分析模式,但后者只是他们研究的起点,更关键的是在这一基础上通过所谓的葛兰西转向为道德恐慌研究注入了更为宏大的分析视野,从微观社会互动机制的社会学解释转向了社会文化层面的政治解释。“以葛兰西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型为基础,霍尔等把国家视为被市民社会中介化的政治范畴,霸权的建立、瓦解与重构均是通过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斗争过程得以实现。从这一角度出发,道德恐慌与媒介话语的复杂关系被定位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批判视野之中,社会危机事件所引发的道德恐慌被看作是国家对文化霸权合法性危机作出的一种反应,通过危机话语的建构,国家为自身以强力方式介入对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改造提供了合法化手段。”显然,霍尔等人研究的最终落脚点不是要像科恩那样从互动论的视角发展出一种关于道德恐慌现象机制的社会学解释,而是要通过对道德恐慌的剖析来追问这一现象的观念和政治社会根源及其在特定历史情势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其最终旨趣是要从阶级和种族关系的视角出发对当时英国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及其意识形态修补机制进行文化政治批判。

当然,霍尔等人的政治批判范式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道德恐慌现象都必然与社会合法性或文化霸权危机有关,也不必然总是一个社会的政治主导集团出于巩固合法性的目的而自上而下营造的结果,许多社会恐慌现象依然可以通过科恩所描述的那种越轨社会学模型得到解释。这意味着道德恐慌的来源是多元的,而不能用一种统一框架来界定其根源和功能。随着道德恐慌研究的深入,科恩在后来关于政治冷漠的研究中甚至意识到道德恐慌不仅是保守势力捍卫既存秩序的手段,也是进步运动中必不可少的一种策略,比如,在道德层面对环境危机、人道灾难和政治不公的关注和忧虑恰恰是激发政治意识和推动社会进步必须的条件之一。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科恩和霍尔等人的道德恐慌与传媒研究分别进行了批判性概述,并对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和差异性进行了比较分析。正如我们在本文伊始指出的那样,对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本土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厘清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其在不同经典范式中的方法逻辑可以避免在本土研究中对相关概念和理论的误用。尽管科恩和霍尔所研究的都是英国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特定议题,但他们的研究对道德恐慌的内涵、过程和发展机制的探讨,对我们理解中国语境下的类似现象同样具有启发性。就新闻传播学所关注的传播媒介本身来说,社会对新出现的媒介技术的恐惧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这种围绕新信息技术出现的道德恐慌是现代性的一个固有特征。这在大部分现代新信息传播技术都是西方舶来品的中国语境下表现尤为突出。比如,胡泳意识到把对社会道德秩序以及潜在的政治秩序失范风险的担忧,与特定的文化形式,尤其是媒体技术的使用方式或具体的传播内容联系起来是中国社会的常见现象。通过援引科恩的道德恐慌理论,他对中国社会对大众娱乐文化和社交媒体的担忧情绪背后的社会心理动机进行了分析。

不过,总体而言,运用道德恐慌理论进行本土研究的成果依然较少,而且基本停留在照搬应用的分析层次,缺乏对经典研究语境和问题意识的深入把握。尤其是对强调宏观政治分析和批判取向的霍尔等人的道德恐慌研究范式缺乏应有的重视。随着社会转型复杂性和风险性的不断增加,对社会失序的担忧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制度建构和治理框架中的核心要素之一。从霍尔等人的研究范式出发,这意味着对特定危机事件或道德恐慌现象的研究,以及对诸如舆情和媒体宣传等传播议题的研究,不能脱离当前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情势。相比简单运用道德恐慌概念对具体案例的解剖,这种更为宏观的政治情势和意识形态分析的研究路径或许对本土传播学研究来说具有更深刻的学术和社会意义。

但正如前文所言,道德恐慌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意味着我们不能直接照搬某一理论范式,当代中国的道德恐慌研究应在汲取西方理论方法的基础上,注重本土经验的研究,并与西方理论展开对话。比如,由于媒体体制的差异性,中国和西方语境下新闻媒体在道德恐慌过程中的作用有何异同?不同社会的文化和“常识”系统对道德恐慌有何影响?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模式下,国家与道德恐慌的关系与西方情形有何不同?以及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传播环境的变革,道德恐慌的全球化是否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趋势?总之,我们应该改变简单套用概念的“削足适履”式研究,转而从不同道德恐慌现象背后的具体经验和问题出发,对其内在机制进行新的语境化考察,从而展现出与西方经典理论对话的可能性。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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