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编者按】2019年12月20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45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全国人大常委、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江小涓就“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国情、改革及全球化”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主持。
本文根据江小涓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本人审定。全文共约1.7万字，分上下两篇，本期推出下篇。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he second part of Jiang Xiaojuan speech's transcripts that delivered in the 45th Lecture on Contemporary China. After summarising the status quo of China’s opening structure, Jiang Xiaojuan analysed the changing situations at both domestic and abroad. In correspondence to the evolving conditions, China's opening up policies should undergone strategic adjustments, stepping up to a new stage featured with horizontal division of labour, more balanc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openness.

2.3开放推动体制改革

开放从四个方面推动了体制改革。第一，开放创造了新的体制需求，不开放我们不知道市场经济在中国能够运转，运转产生新的需求；第二，开放提供了新的体制供给，我们可以看一看别人怎么做；第三，开放推动了法律制度的建设，这是一个更长久的变化；第四，开放加大竞争压力，促进企业改革。四个方面的作用都非常突破和明显。

2.3.1开放创造新的体制需求

开放创造新的体制需求是从特区开始的。市场特区建立，允许外商投资，建立出口企业来生产，这时商品市场有了、要素市场有了、劳动力市场有了，那么政企关系、企业所有制结构、治理结构经济管理体制、法律法规体系等市场经济中需要的体制因素必须跟上去，市场经济体制框必须形成和发展。

我们不可能按照原来的计划方式管理外商投资的由市场配置资源的企业，自然在特区就需要跟上一套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使特区成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区。邓小平同志讲，深圳的发展经验证明，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个批示是非常有名的。

2.3.2开放提供新的体制供给

开放提供了新的体制供给。开放型市场经济的运作很多国家已经实践了多年，对外开放我们能够学习和借鉴，不必从头开始试错。比较典型就是我们入世的时候中央、地区修改了将近三千项法规和文件。在“入世”过程中，依法行政、公开透明、减少审批、企业改革等理念逐步形成、加快推进。

这张图片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承诺以后履行的一些重要的制度性建设，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知识产权保护。

2.3.3开放推动法律制度建设

开放推动法律制度的建设。我国与市场经济相容的法律制度建立，是从制定吸收外资相关的一系列法律开始的。

从1981年开始制定到1991年底，仅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颁布的涉外经济法规就超过200多个。在这些法律法规中，引入了市场经济中最必要、最基本的概念和制度框架，是我国随后的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先导和启蒙。

举个例子，大家知道盗版软件问题。最早我们到中关村去装电脑，他会给我们随便偷偷把软件装上去。在入世中我们承诺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们政府非常认真地要求政府机关首先实现软件正版化，一台台机器去查，先带头不要再去搞盗版，为社会做出一个贡献。这是我们开放中受到理念的变化、行为的变化，开放推动了法律制度的建设。

2.3.4开放加大竞争压力，促进企业改革创新

开放加大竞争压力，促进企业改革创新。我们国内民营企业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长大的，从开始就非常适应市场竞争。但是有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原有体制和跨国公司在技术、资金、特别是体制机制上的灵活度很难匹配，改革过程中面临存量调整，有很多制约因素。很多跨国公司在90年代中期进入以后，真正地促进了国有企业行为的变化和改革，但是在最初冲击是非常大的。

1992年，特别是1995年以后，很多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受到外商投资企业冲击，经营很困难。国内企业受到外资企业打压，报纸的通栏标题说，“引进一家外资企业，冲垮中国一个行业”，确实有这样的实际情况发生。当时各方面呼声很高，直达高层，再继续引进外资，中国企业特别是排头兵企业就将全军覆没。当时出过政策，要求各行业排头兵前三位是不能合资的，要保留我们中国企业骨干的力量，可见冲击有多大。

在1997年10月份，我收到一个指示,要去调研外资问题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怎么看这个问题。这里举的例子是我们的洗涤用品行业，这个行业很经典，有全军覆没的案例。

90年代初中期，全球洗涤用品有四大跨国巨头，宝洁、联合利华、汉高和日本花王大规模进入到中国，现在中国市场上我们高端洗发水很多还是这几个品牌的。从1993年到1996年，中国洗涤用品15个排头兵企业全部合资而且全部外方控股。控股后外资采取的战略都比较一致，都是先控股，然后把当时市场上最流行的品牌，当时有熊猫、白猫、沙市活力28，不再给这些大品牌做宣传。外资转而用我们国内原来品牌销售赚的钱拿来给他们的企业做巨额广告，几年之间把这个替换过程完成，让我们的品牌效应消失掉，让他们的品牌发展起来。尽管他们品牌同类产品的价格比我们国内大概高40-60%，但是他们广告做得很好。

年龄稍微大点的人应该记得，那时候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也就是《新闻联播》播完《天气预报》之前中间那个广告。广告里孩子打篮球回来衣服脏了，他妈妈把衣服泡在水里，又搓又洗一看污渍还在。于是妈妈又试了广告里的洗衣液，倒进去然后泡一泡，一甩拿起来什么污渍就都没有了。这个广告做了很多年，我就不相信。我把这两个品牌自己去泡了一次，广告那个是要好一点，但是绝没有那么好，而且价格更高。当时联合利华一家全球销售额240亿美金，中国所有洗涤用品行业50家加起来只是他的九分之一。

这样的企业我们能拼得过吗？我们就从洗涤用品行业切入，做了一个调研。当时中国洗涤用品行业的15个排头兵企业，我们一家一家都去看过。当时上海制造厂被利华拿掉了，北京日化二厂被宝洁拿走，沙市活力28，沙市活力用品被德国奔腾公司拿走，这些企业全部被合资掉了。

2000年我再次调研洗衣粉年产量最大的10家企业，其中6家是新的国内企业。从1993年到2000年仅7年时间，国内企业竞争以后再次崛起。我们刚才讲，一些传统知名品牌在被外资合并后不做广告，消费者喜欢的产品影响在消失、在降低，外资企业想做宣传的自家产品，但价格难以被接受，于是腾出了一个市场空间。2000年时，成长起来的南风、全力和纳爱斯这几家都是后起的多种所有制企业，他们直觉非常灵敏，照样做广告，广告也做得非常好看。很快用平价的价格、很好的广告、非常好的营销手段，两三年的时间把市场拿回来了。

后面几年发生了情况？跨国公司发现市场价格降下来了，自己的产品卖高价玩不转了，然后开始降价。

我从1998年一直到2007年，我坚持在超市买7种品牌的洗衣剂，眼看着外资品牌的第三代产品，400克产品价格从9块多掉到7块、6块。虽然物价在上涨，但是为了竞争，外资洗衣粉的价格掉到跟我们国内同档次产品基本一致的价格水平，然后他们又开始占领市场份额。

总的来讲，这场仗国内企业没有打输，国内企业绝对不是不堪一击。如果没有跨国公司的冲击，企业有很多地方难以改变。我觉得冲击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呢？是环保。原来我们的洗涤用品是非常高污染的行业，很难进车间里面去；但是跨国公司的企业进车间一看，我们几乎不知道他是生产洗涤用品的行业，里面一点味道都没有。这次冲击整个把环保给改变了，带来很多东西。

2.4参与全球分工体系

我们开放以后可以参加全球分工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在加速。为什么我们能够那么快地有出口，有外商吸引和投资呢？是因为大背景是全球化加速推进，全球分工体系迅速扩展和深入，引进外资其实就是加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去。

如果不用这种方式，我们没有能力挤到这样的产业链中去。引进外资，就是加入其中，能在全球价值链上找到位置，分享全球生产的益处。参与这个过程能够和全球主流产品和技术相关联，可以知晓和学习很多的东西，是我们参加全球分工体系的另一个好处。

2.4.1参与全球分工体系的收益

参与全球分工体系的收益怎么算？这是当时吵得一塌糊涂的事情。

有人说我们出口一部车在国际市场上卖1万美元，我们只能拿到销售收入的五分之一，2000美元都不到，只赚那么一点钱，其中利润更少。也有人说，那时候我们出口一部摩托罗拉的模拟制式手机，只能拿到销售收入的七分之一，利润总额的十分之一。我们出口多少千万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等这种说法，到现在还有人在讲，特别有些经济学者在用这个数字，听上去是很心痛的。

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是什么概念呢？起码的理念是一个产品由多国共同完成。中国干什么呢？中国往往在做最后的加工装配环节。产品是价值链上大家一起做的，虽然是从我们手上卖出来的，但卖东西的收益应该大家一起来分，这是最简单的常识。

举个例子，一个手机卖了200美元，最后我们只得了200元人民币，可我们也只是最后把零件装了一下。产品是从我们这出口的，出口额确实是200美金，但是我们要分给芯片、分给屏幕以及更多的制造商，分完以后我们能拿到的确实就是一点点。

再举一个例子，一辆福特车由17个国家共同生产，我们中国做了天窗、玻璃、制动钳、安全带、电子控制系统、总泵助力器、减振橡胶件、组装了整车。车从我们这里销售到国际市场上，出口一台车卖一万美金，最后我们只拿一两千美元。但这是大家一起生产的，也要大家一起分配，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美国也一样，也不能获得生产一架飞机的全部收益，一半以上由国外公司获得。787梦幻客机是在美国生产比例最高的客机，是美国化程度最高的产品。一架787客机大概13个国家一起在生产，全球一起生产，全球一起分配。

用比较专业的话来说，分析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一定要区别增加值和出口额。出口额是销售收入的概念，既包含在我国国内新创造的增加值，也包含从国外转移的价值即进口投入品的价值。其中只有增加值计入我们的GDP之中，而转移价值的部分与我们的投入无关，是不计入我们GDP中的。

三、

国内国际环境变化

接下来我们看看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内环境的变化主要是要素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竞争力的改变。国际环境的变化在于全球化内在的推动力减弱，各国都在延伸产业链，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趋势明。此外，数字和网络技术助力服务全球化，成为新的积极推动因素。

3.1国内环境变化

国内环境变化还看生产要素结构改变这张图（图18）。

我们刚才讲了1980年的结构，这是我们现在的结构。我们劳动力已经不那么有优势了，虽然数量还不少，但是在全球的相对比重是下降的。技术和资金已经变成相对比较有优势的因素了。

未来我们在劳动力、耕地、淡水、石油四个部分的占比基本不会增加了，但我们在投资和研发这两部分还会继续上涨。将来中国会变成一个要素结构倒过来的国家，这一部分怎么解决呢？我们为什么要进口那么多大豆呢？进口大豆就是进口土地。这和出口劳动力是一样的，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就是出口劳动力；进口富含自然资源的产品，就是进口自然资源；进口土地密度高的产品，就是进口土地。土地可以拿来做很多用途，如果一定要在这里生产大豆的话，要素配置是非常昂贵的，没有实现最高效率的使用。

国内环境根本性的变化，在于生产要素结构和四十年前比有本质性的改变，产业竞争力也发生改变。一方面资本和技术能力极大提升。全球四分之一的投资总额、三分之一的制造业投资在中国，全球研发投入的22%在中国。大部分产业技术已达世界先进和较为先进的水平。我们讲跟跑、领跑和并跑，现在并跑是大多数，领跑和跟跑相对是较少数。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优势迅速减退，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已经超过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考虑到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我们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劳动成本也不具备明显的优势。

3.2国际环境变化

国际环境发生什么变化呢？

全球化的产业基础在发生变化。一是产业链的全球分工好像触及到天花板。二是自动化、智能化使发达国家提出回流和再工业化具备可能性。三是发展中东道国的本地化努力抑制了全球化继续发展。东道国原来只生产1个零部件，现在想生产3个零部件、想制造发动机、想生产整车，想把原来全球分工的产业链更多转移到自己国家，最后会降低全球化的程度。

全球价值链增长明显放缓。1980年到2000年是一个高速全球分工的阶段，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也就是跨国公司的国际贸易是那个阶段国际贸易增长的主要部分。全球跨国公司相关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1980年只占三分之一，2000年占到将近70%。此后速度一直在放慢，从2000年到2010年只提高了5%，2016年和2010年相比甚至有所回缩。这是一个基本的产业面变化。制造业全球分工从技术和成本角度看似乎达到了均衡稳定状况，再继续细分和转移的必要性、合理性下降。制造业中，只有可切割和加工装配型制造业可以全球分工。我们可以把零件拆开然后在另一个国家装配起来。我们可以把一盏灯放到另外一个国家制造，还可以把灯罩和灯盒放到两个国家制造。但是很难想象再细分，把一个灯头的玻璃罩、灯丝、螺丝帽再去分割，最后由一个国家拧一把来组装。这种分割一定有远距离来回运输的成本，分割的合理性会下降。

例如汽车产业，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几种车型，80年代大概海外制造国家有7家，到2010年有36个，而到现在也只有37家。在技术和产品架构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很难设想再如同以往继续推进全球分工的细化和深化。

例如手机行业，一个苹果手机拆开来有200种零部件，价值链上至少有6个国家，很难想象这些零部件还会再拆分。拆分是有成本和收益比较的，所以目前全球产业链的分解趋于停滞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性变化。

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发达国家的回流和再工业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提升，使得人工成本占比下降。综合考虑下来，有越来越多在中国生产、对北美出口的产品，已经没有竞争优势。

我们国内的企业到美国投资，到底合算不合算？我举一个例子，现在中国工人的工资大概是美国工人的四分之一，但是美国工人的生产率是中国工人的4-8倍，产品质量的稳定性非常好。企业就不值当在中国生产、往美国出口了，所以就大量在北美生产。

此外，发展中东道国努力延伸本国产业链。初始仅能接纳全球分工体系中一小部分的国家，随着本土产业配套能力延伸、生产技术提升和人才成长，努力拓展本土制造部分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长度和宽度，争取在本土构建完整的产品生产能力。

例如，最开始我们制造手机壳，然后我们想制造手机里面的零件，最后我们还要制造手机的芯片，实际上是全球化回缩。所有后起国家都有生产完整产品的愿望，这种让分工体系回缩到本土的正当努力，导致全球分工体系一部分转为本土体系。

上述因素是导致国际贸易投资增长势头趋缓的产业基础。

过去10年中，实际上全球化在减速，全球和中国的贸易增速、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均有所下降，背后就是全球化分工触及天花板。发达国家上岸和发展中国家本地化的努力，使得全球产业链基本面发生变化。

3.3网络与数字技术助力服务全球化

长久以来，服务业大部分是“不可贸易”的产业。服务业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服务生产和服务消费同时同地，不能错时、不能错位，不可远距离贸易。互联网时代以后，服务从“同时同地”变成了“网络抵达之处”。今天我们的讲座就有网络转播，可以连通全球。在线软件、电子商务、在线支付、文学作品、音乐、游戏、文化与体育视频等，都变成全球生产，全球消费。凡是可以在网络空间提供的服务都是规模效益极大、边际成本极小的，对服务的可贸易性带来本质变化。

在服务全球化方面，我国有明显优势。我国接入互联网的绝对人数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我们的小众产品就能够具有商业价值，可能成为很好的商业模式。

有1%的人感兴趣就有一千万人，这在小国完全是很难想象的。有时发布一个视频在很短时间内就有一个亿的观看和点击量。仅仅为老年人提供广场舞服的，就有6个网站融资在1亿美金以上。数字服务业在国内市场就足以同时获得规模经济和竞争效应，双重力量成为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

四、

中国对外开放趋势变化与战略调整

对应国际国内的基本面变化，中国对外开放发生趋势变化和战略调整，主要包括如下趋势。第一，我们从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第二，我们从有偏向的开放转向中性的开放。第三，我们从政策性的开放转向制度性的开放，这也是我们四中全会提出的要求。

4.1从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

过去长期以来，我们主要参与垂直国际分工。我们劳动力相对便宜，就出口出口劳动密集的中低档次产品；我们缺资金、缺技术，就进口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目前，我们进入以水平分工为主的全球化阶段。

水平分工指贸易各国生产同质、同水平的产品，出口水平相近的产品和服务，这也是当代全球化的主流形态。双方品质和技术相当，但外观设计、特定品质、规格、品种、商标、牌号或价格有所差异，从而产生了国际分工和相互交换，它反映了消费者偏好的多样化和分工细化的竞争力。

90年代初期，我们是典型的垂直分工。我们生产很多鞋帽出口，是纯粹劳动密集型；进口很多高端电子产品，比如模拟制式手机。我们给摩托罗生产零部件，生产这个行业里低端的产品，而外国企业可以进行高端产品的出口。

现在，我们形成了参与水平分工的产业基础。我们的产品是世界一流的，我们出口盾构机，出口风电的叶片，出口高附加值冷轧薄板。我们的移动支付打遍全球，到哪里都能够使用我们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我们和国外同类产品、同样架次、同时上市，国外人也买我们的华为，我们不少人也用苹果，是高质量产品之间的贸易，只不过消费者偏好有一点差别。

4.2从有偏向的开放转向中性的开放

长期以来，我们的开放政策倾向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资金流入、限制资金流出。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面对的政策条件各有优劣，特别是为了吸引外资企业，我们长期有很多优惠政策。总体上看，这种倾向性是由我国国情、发展阶段和产业竞争力所决定的，与国情是匹配的。

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可以向中性开放体制转变，促进更有效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第一，在进口和出口之间保持中性。我们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与通过进口引进土地、水、能源等各种短缺资源，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两者同等重要。

第二，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之间保持中性。吸收外资带来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与对外投资带来的投资收益和当地生产优势等，两者同等重要。我们为什么要对外投资呢？当一个国家资金比较宽裕时，在国内配置的收益会下降，不如在缺乏资金的国家投资回报高。

第三，在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保持中性。原来我们常说外资带来资本和技术，所以给予更多优惠。但是现在国内企业同样优秀，公平竞争能筛选出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促进整个产业提升效率和竞争力。

如果我们无法区别在两者之间哪种倾向对我们更有利，我们就把它交给市场配置，这样至少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4.3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

过去40年，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我们用不同的政策引导开放过程。我们从特区开始，然后从沿海地区、沿江地区、沿边地区、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最后是中部地区，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用不同的政策实现逐步开放。

四中全会指出，要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要致力于制度性开放体制更加完善和相对定型。在制度设计过程中，要立足国情，也要学习借鉴，形成稳定、可预期的制度性开放体制。

4.4一些新的挑战与风险

我们开放中面对过很多挑战，中国企业很伟大，我们的宏观调控也非常匹配，一步一步克服了困难和挑战。不可避免，今后我们也还会面临新的挑战与风险，主要有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特定服务领域开放的风险问题。例如金融业开放可能产生金融稳定问题，一定要管控好。再如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涉涉及文化认同、社会舆情、意识形态等方面，不少国家对文化相关特定领域的开放有更严格的要求。

服务全球化的抵制力量和利益平衡问题。从母国和东道国两方面看，抵制服务全球化的力量都强于制造全球化。服务全球化进程必然有起伏，要理性解读和正确应对。

第二，服务全球化的抵制力量和利益平衡问题。无论母国还是东道国，抵制服务业全球化的力量均强于制造业全球化。服务全球化的进程中必然有起伏，将来我们的数字和网络相关服务业走向全球一定会碰到诸多问题，我们国内对服务业开放也会有不同声音。我们一定要理性解读和正确应对，不要碰到小的问题就拉到大的判断上去。

第三，对外投资中的风险问题。从长期看，中国未来对外投资会多于引进外资。国际环境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对外投资的风险不可忽视。未来需要政府更多在投资保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五、小结

回望中国对外开放70年特别是近40年的历程，我对中国开放道路的独特性和规律性谈一点体会。

中国开放道路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从最早在沿海地区“三来一补”、生产劳动密集型商品，逐步从地域和行业上一步步渐进式开放，这是理解“中国奇迹”的一个重点。

我们同样要看到，中国开放道路也是独特性与规律性并存的过程。从规律性来看，理论推断应该出现的趋势和基础性变化，我们都相继出现。预测未来5年、10年我们大概会怎样，是对最基本规律的理解。

因此，我们要全面解读中国开放道路的特点：立足国情和尊重规律相统一，竞争强度与产业承受力相匹配，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