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
2018-01-13 11: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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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量化研究方法

彭玉生,纽约城市大学(兼经济学)教授,1983年本科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专业,1993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博士学位。研究兴趣为经济社会学、组织研究、统计学方法。

导 言
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规范化和国际化的讨论被提上议事日程。本文旨在分析讨论西方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方法论范式。通过分析总结国际一流社会科学杂志之范文,本文勾勒出经验社会科学研究的八个组成部分:问题、理论(文献)、假设、数据、测量、方法、发现和结论。这种范式反映后实证主义逻辑,本文作者称其为“洋八股”结构。文中重点分析问题、理论和假设三股。
考虑到读者对研究方法的不同偏好,本推文摘选了定量研究者和质性研究者写作时共通的前两股内容(问题提出及文献综述),以及作者最后对“洋八股”与本土化之关系的讨论。有需要的读者,敬请参看《社会》2010年第2期上刊载的全文。

自从托马斯·库恩(Kuhn,1970)发表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我们认识到了范式及其变革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根据库恩的定义,范式指被学术共同体奉为标准的一系列普遍性规则、方法、概念及理论。社会科学的各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都尚未形成统一的实质理论范式,但已经初步形成了经验研究,特别是定量研究的普遍性方法论范式。所谓经验研究,广义指从经验资料总结理论并用经验资料验证理论的过程。方法论范式指学术界通用的连接理论与经验的基本规则和方法,其存在为形形色色的经验研究和大大小小的理论讨论提供了平台。纵观当前主流的社会科学刊物,如《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美国经济学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等,都采用一种非常刻板、近乎迂腐的格式;不遵循这个格式,就难以发表论文。林毅夫(1995)也曾指出美国经济学文章格式单一八股,千篇一律。笔者将这种结构戏称为“洋八股”,并力图从主流刊物中提炼出“洋八股”的一般结构,目的是为国内社会科学的年轻学者,特别是研究生,做规范化研究、写一流学术文章,提供一个范式参考。

经验研究虽然在实质性的领域、风格,以及性质上千差万别,但都有类似的结构,并且在逻辑上恰好有八个组成部分,因此称“洋八股”。表1列出“洋八股”的八个组成部分,并与“土八股”做对比。

两种八股文虽都以刻板、学究为特点,在内容和功用上却大相径庭。“土八股”用来写作道德哲学文章,而“洋八股”是经验研究的范式,反映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如Popper,2002/1959、1963)。关于实证主义哲学在社会科学的应用,学术界历来争议不断,比如基尔茨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宣布,实证主义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已经寿终正寝(Geertz,1973)。近几十年西方社会科学界涌现许多新方法论,如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等,但总体来看,实证主义依然是主流,并且越来越格式化。参见图1总结的洋八股的基本结构。

简言之,一项研究要从问题出发,然后综述相关文献和理论、讨论各种不同观点和可能的答案,进而从中抽出假设命题;之后测量概念,收集数据,设计分析方案;最后分析数据以检验假设,并做出总结。八个部分各行其职,环环相扣。

图1 洋八股与经验研究的基本结构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问题、理论(文献)、假设可以称为“前操作化阶段”,而数据、测量、方法和结果可以称为“操作化阶段”。社会科学之所以称为“科学”,就是因为操作化和资料分析阶段有程序和步骤可循,但同时由于其操作化不够、很难严格,所以称作“软科学”。数据、测量、抽样调查、实地观察、统计分析或个案研究都有标准教科书可参照,而问题、理论和假设这三个“前操作化阶段”既没有标准教科书,也没有程序可循,甚至可以说带有艺术和工匠的特点,所以又有别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杂志的文章一般短小精干,怎么做的试验,有什么发现,干脆利索,大部分文章不超过几千字。社会科学的文章则洋洋洒洒,动辄上万或几万字。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前沿问题比较清楚,没有很多异议,概念定义和操作程序标准化,所以用于理论和概念讨论的篇幅很少,而社会科学研究则需要用大量篇幅澄清理论和概念纠纷。

本文的重心在于分析八股结构中的前三股,即问题、理论和假设的功用以及关系,并试图总结粗线条的研究策略。其他各股,本文只予以原则性的概括,读者可参考相关教科书。

一、经验研究的八个组成部分

(一)第一股:研究问题

问题是一项研究的灵魂,一般在文章导言中开门见山地明确提出。假设是研究的心脏,其前的文献分析和其后的数据分析都是为它服务的。但一篇文章应该起始于研究问题而不是研究假设,因为问题是开放的,可以容纳不同答案,而假设则容易排斥其他答案和解释。所以,从问题开始能使我们思路保持开放,避免偏颇;而从假设出发则有先入为主、排斥异己观点之虞。在实践中,研究者往往在动笔写文章前,有时在开始研究前,已经有了答案,即某种假设。即便如此,我们在文章中还是必须探讨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理论观点、不同答案,以及相反的经验证据。事实上,研究者应该特别关注那些与自己相对立的理论观点,因为这显示了理论争议及其蕴含的争论、探索价值。

社会科学的经验问题可分三大类:描述性、解释性(explanatory)、意释性(interpretative)。对现象的描述和分类属于分类学的范畴。纯粹描述性研究在社会学和经济学较少见,除非所描述现象是全新的。在宏观和历史分析中,描述性命题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比如韦伯的世袭官僚制(patrimonial bureaucracy),以及黄宗智(Huang,2008)的“简约集权”,都是对中国历史上政体性质的描述。再如,迈克尔·曼(Mann,1984)根据基础能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和专制能力(despotic power)将国家分为四种类型的描述:弱基础、弱专制(中世纪西欧封建),弱基础、强专制(封建帝国),强基础、弱专制(现代民主制),强基础、强专制(现代集权国家)。应该指出,描述性问题不同于描述性方法。描述性方法,如细致叙事(detailed narratives)、深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等,是质性研究者常用来做因果解释或意义阐释的方法。

一个好问题往往比正确的答案更加重要,因为好问题会激发讨论和争论,如果问题不好,正确答案也会很快被忘记。如何问好问题?我认为取决于个人的知识结构、经历和灵性。我在这里提出几个评价好问题的参考标准。

1.具体。经验问题应该明确而具体,切忌空泛,以小见大远胜于虎头蛇尾。“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困境”这样的论题显得太宽泛,而“国企改革与银行改革的关系”则具体得多。“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过于含混,“社会网络结构与集体行动”则更加明确具体。纯实证研究最好看料下锅,根据手中的经验资料提出问题,脱离资料,好高骛远,就难免虎头蛇尾。假如手中的资料是个人收入,而提出的问题却是国企改革与效率,问题与资料便遥遥相望而不可及。

2.集中。专注于一个研究问题,或者彼此相关的一组问题。当一篇文章问多个问题时,这些问题应该围绕同一个理论轴心,而不是同一个现象或事物。例如,研究社会关系在国企下岗职工和农民工求职过程中作用的差异,就比全面研究下岗职工的失业原因、心理冲击、婚姻稳定性,以及再就业等问题更加有趣。写论文和写书的要求不一样。如果一个博士研究生计划写一本关于乡镇企业的书,包含乡镇企业发展、农村金融、乡村财政、外商投资等多个主题,那么分在不同章节,各章有各自的焦点,也未尝不可。

3.原创性。原创诚然可贵,却是真金难求。研究新现象往往能提出新问题,但新现象本身的独特或罕见性未必是创新。用新资料研究老问题,尽管有价值,但绝不是创新;而对一些老话题或普通现象以崭新的视角提出研究问题则可能具有独创性。比如周雪光(Zhou,2005)采用新颖的制度主义思路来研究社会分层的老话题,为解决老问题提供了有趣的新视角。对新现象提出老问题尽管有价值但绝不是创新。有时,真正具有独创性的研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被人们接受和欣赏,例如科斯(Coase,1937)的问题:“企业为什么存在?”

老生常谈的问题很难做出新意,比如布劳、邓肯的升迁模型,从20世纪60年代提出便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主流,到现在40多年来学术界对它进行了翻来覆去的研究,已经变得索然无味。此类研究的“原创性”大多体现于从某个未被研究过的国家(如中国)搜集新数据,此外很难再做出新意。问题不新鲜,数据新鲜也可以,二流杂志也许感兴趣。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围绕当前学术界前沿争论提出问题,虽然不一定有创意,但不至于陈词滥调,抱着老掉牙当宝贝。

4.意义。这一标准包括语义上的意义和理论意义。语义上有意义的基本要求是研究问题要符合逻辑、符合事实,不应是假问题。不符合逻辑的假问题如:家猫是否质数?反正回答都没有意义。此类假问题在社会科学中并不常见。不符合事实的假问题则充斥社会科学领域,如“乡镇企业发展如何挤占农业发展劳动力”听上去似乎深刻,其实也是一个假问题,因为中国农业劳动力是过剩的。再如,进城农民工是否是造成动荡的“火山”则更显得荒诞。

学术研究特别强调理论意义,即理论缘由(theoretical rationale)。每一个好的经验问题背后都有一个理论问题。比如中国传统司法制度是否理性,蕴含的问题可能是韦伯对中国法律的理解是否正确?理论问题的水平,反映研究者的理论训练和理论修养,决定研究的价值。魏昂德(Walder,1995a)曾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是分裂的还是融合的?对许多中国学者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其实这个问题有深远的理论渊源,即新阶级理论。知识分子与官僚的冲突并非中国特色,而是社会主义体制自身的固有矛盾。

理论意义的评价从根本上看是主观的。例如,科学研究本身是否是有意义就很主观,清朝的官僚们曾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过是雕虫小技。那么,谁来对重要性做出评判呢?判断理论意义不仅需要学者的理论功底,并且必须是学术界认可。定义重要概念、提出重要问题要比做回归分析困难得多。对大部分研究者而言,只能通过文献分析来证明自己的研究问题有理论意义。“遛狗”、“交谈中的口误”是不是有意义的研究问题?我的看法是“无关紧要”,但是加芬克尔(H.Garfinkel)研究过这些问题,而他乃本土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之一代宗师,他感兴趣的问题一定是重要的、值得研究的。又如,倪志伟(Victor Nee)1989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发表第一篇关于中国市场转型的文章,提出农村改革使普通农民受益更多,干部受益较少命题,并将自己的研究同泽兰尼关于匈牙利从再分配机制向市场机会转型的研究联系起来。之后,随着倪志伟学术声望的提高,他只需要从自己以前的研究中提出问题。借助著名理论可以是“追捧”,也可以是批判。“追捧”大理论可以形象地比喻为“傍大款”策略,而批判大理论则被戏称为“稻草人”策略。无论是“傍大款”策略还是“稻草人”策略,都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实在在的经验研究,否则就成了追逐时髦的花架子。

应该注意的是,对理论缘由的追逐也可能将研究引向歧途。科学发展史上充斥着基于不当理论范式的“假问题”,比如对“以太”的探索、对炼金术的痴迷。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套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中国从秦汉到明清的历史平行于西欧的封建制,从而引发关于中国的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个人依附关系的探讨等等。在当代中国研究中,一些西方理论根本不适用,而不适用的理论就会衍生出不恰当的问题。具体科学理论(中层理论)能通过经验研究筛选淘汰,而宏大理论范式即使有误,也不能靠例行经验研究检验来扬弃,只能通过革命性的“解放思想”来击破。因为,例行经验研究绝大多数只在现行理论范式内,谋求证实或证伪具体的理论或经验命题。

研究者的个人动机不能算理论缘由。每个人选某个题目都可能有个人原因,比如,我想研究代沟,因为我跟父母搞不好关系;我要研究婚姻关系,因为找不到男朋友或女朋友;我想研究升迁,因为对自己攀爬社会阶梯的成绩感到洋洋得意;我想研究精神健康,因为觉着自己精神有点不正常;我想研究中国,因为她是我魂牵梦绕的祖国;等等。个人原因本身无可厚非,并且往往是强大动力,使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满怀热情。但这些个人原因并不适合作为选题的缘由写在文章中。

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也不能作为选题的理论缘由。“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伟大的现实意义”是不算数的。如果一项研究包含政策涵义,当然是好事,政策涵义本身就可以是缘由,但不构成理论缘由。如果想做一流学术研究,则应该找理论缘由。道德关怀对研究而言往往是最浅薄的动机。我想研究腐败,“因为我对中国的道德衰落深感痛心”,这个原因虽然听起来高尚但并不能构成研究的理论缘由。最近,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2007)撰写《腐败的社会构造》一文,客观冷静地分析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在权钱交易中的作用,字里行间找不到仇视二字,虽然格氏肯定不是因为对腐败怀有恻隐之心才撰写此文。有时,道德关怀是强有力的研究动因;有时,道德关怀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意识形态的,而是自私、自怜或自我标榜。

针砭时弊的报纸或博客文章属于公共社会科学范畴,无可厚非,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纯政策性研究也不在“洋八股”的范围之内。如果研究的目的是政策评估,或向政府部门提交政策咨询报告,那么写文献综述、证明理论意义就是画蛇添足了。

以下列举几个好问题的范例。

例1:布莱恩·伍兹(Uzzi,1999:482)“研究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网络如何影响企业贷款成功率和贷款利率”。英格拉姆、罗伯茨(Ingram&Roberts,2000)提问:在悉尼竞争激烈的酒店行业,酒店经理之间的朋友网络是否影响酒店的业绩(入住率、房价等)。周雪光等人(Zhou et al.,2003)探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网络、交易成本以及产权对公司间契约缔结和执行的影响。这三项研究的问题明确具体,并且都有深刻的理论缘由,根植于“社会嵌入”理论。

例2:蔡丽丽(Tsai,2007)研究中国村落的祠堂、庙会是否对农村公共物品(自来水、学校等)提供产生影响,其理论背景是普特南(R.Putnam)等政治学家的社会资本理论,即社会网络和民间社团能提高民主政治的效率。蔡丽丽指出,中国村落的宗族和庙会就是社会资本;那么此类民间社团能否帮助村民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提高村民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改善村政府执政业绩,就成了一个极有理论意义的问题。

例3:魏昂德(Walder,1995b)在《美国社会学杂志》撰文,探讨乡镇企业为什么比国有企业发展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集体所有的村、镇企业取得成功显然与古典产权理论相悖,所以如何解释这一悖论,就成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热衷的话题。

例4:马什2000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撰文探讨“中国传统的法律系统是否具有实质理性”?这个问题缘于韦伯对中国古代法律系统的判断,认为它完全是非理性的,并因而抑制了理性经济组织的出现。所以这篇文章的理论缘由十分清楚,就是文章的标题:“韦伯对中国传统法律的误解”(Marsh,2000)。

例5:笔者的两篇文章(Peng,2004;彭玉生,2009),分别探讨中国村落的宗族网络对私营企业发展和生育率的影响。这两篇文章讨论问题不同,却有共同的理论缘由,即社会网络与非正式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前者讨论在缺乏正式私产保护法的前提下,宗族网络如何维系农民的私产观念,从而保护私有企业的发展;后者讨论在计划生育的大政策背景下,宗族网络通过维护传统的生育观念,进而提高农村的生育率。

(二)第二股:文献(理论)综述

文献综述指对与中心问题有关的文献进行分析和综合,尤其对年轻学者而言,这部分往往是研究中最难而且最耗时间的部分。现在国际一流杂志的文章,动辄数十篇甚至上百篇引文,但并非所有引文都与中心问题或中心假设(命题)有关,有时大多是用来引述历史背景(如统计年鉴类),讨论控制变量或技术细节。这类辅助性引文应与核心文献区别对待。下面讨论的文献综述系指核心文献。

1、文献综述有三个功用:澄清贡献,提供理论框架,提出理论缘由

功用一:澄清贡献。经验研究是事实性的,因此应该具有积累性。

从哲学意义上讲,所有科学知识都来自经验观察,但并不是所有经验研究都要从零开始。我们不必每项研究都做出开天辟地头一遭的姿态。文献综述能够勾勒出研究领域的前沿阵地,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哪些是新观点、新理论或新资料,哪些是现有的,哪些是我们的新贡献。不同于道德哲学需要天天讲、月月讲(因为永远不能证实),科学发现仅仅需要被提出、证实(或证伪)、验核,之后更多的验证就是重复了,只有教学功用。社会科学当然没有这么简单,需要验证的次数多一些。因此,社会科学研究也需要证明自己有新贡献,不管是新理论还是新数据。如果学术刊物没有这样的基本要求,要么是“天下文章一大抄”,要么是人人都在“重新发明轮子”。

与著名理论或学说“攀关系”很重要,与前人研究“划清界线”更重要。找出现有文献的空白点或缺陷是一种常见的澄清贡献的途径,但作者必须熟读文献。类似“现有研究都忽略了……”这样的一棒子打翻一船人的断言,说说容易,证明艰难,往往站不住脚。但如果有根有据,也不失为一种很有效的策略。比如,古德(Gould,1991)认为集体行动的文献越来越重视社会网络因素,但由于网络分析都采用个人层面指标,因而不能对网络结构进行操作化。基此,他以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为例,从网络结构操作化入手,分析起义者的地域网络如何影响不同市区国民自卫军的参与度,从而加速起义的蔓延,有力地推进了相关研究。再如,英格拉姆、罗伯茨(Ingram&Roberts,2000)认为,尽管许多研究认识到正式的组织关系对组织行为和业绩的影响,比如连锁董事会、企业与企业间的合资关系、供货关系等,但没有人关注跨组织的私人关系对组织之间互动的作用。他们则藉分析悉尼酒店经理之间的朋友关系网,发现即便是竞争对手之间的私人友谊也有益于酒店盈利,从而拓展了组织关系对组织行为和业绩的影响的研究视野。

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和理论到底有多少积累性,很难说得清楚。经济学好一些,从古典理论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新制度主义和信息经济学,继承和积累关系比较清楚。相比之下,社会学的实质理论经常是循环和跟风的,反映出社会学尚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论范式来推动中层理论的发展和成熟。社会学还处在“前范式”阶段,还在摸索统一范式。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都试图建立统一的理论范式,但都并未成功。理性选择理论很有前途,但距离被普遍接受尚“路曼曼其修远兮”。缺少统一的理论范式说明社会学还不是以“拼图填空白”为主的规范科学。但话说回来,多种“范式”共存未必是缺陷,也许反映学科的本质特点。对社会学来说,积累方式主要是对前人学术传统的承袭,比如从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到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从韦伯的权威分类到本迪克斯(R.Bendix)对传统与现代权威的分析,从马克思的阶级论到赖特(E.Wright)的阶级分析,等等。

功用二:提供理论框架。科学知识的增长依赖理论的建构和经验证据的积累。没有好的理论,我们积累的只是资料而不是知识。彭加勒(Poincare,1952/1905:141)曾形象地比喻:“科学是由事实组成的,就像房屋是石头砌成的;但是事实的累积并不等于科学,就像一堆石头不等于房屋一样”。

社会科学研究者时常面对浩如烟海的资料不知从何入手。寻找理论视角是文献综述最重要的功用。理论有时能让我们对习以为常的事实产生新视角,加深对理所当然事件的理解,令人耳目一新。即使研究者面对的是从未观察过的新现象,比如一个新部落社会,理论依然很重要,因为它提供了观察视角。

例1:魏昂德(Walder,1995a)运用新阶级理论(New Class Theory)来分析中国知识分子与官僚之间的冲突。他发现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具有不同的筛选标准,享有不同的特权。虽然这个结论对中国学者来说既不新鲜,也不令人兴奋,但魏昂德将其置于新阶级理论的框架之下,从而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知识分子境遇的理解。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并非中国独有,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

例2:笔者对中国宗族网络与私营企业关系的分析,理论框架既可以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和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的整合(Peng,2004),也可以说源于韦伯关于科层化、形式理性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关系的理论(Peng,2005)。所以,同一经验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理论框架。

当然,研究人员也可以创造自己的理论框架,不必囿于现有理论。本文强调理论框架的重要性,并不倡导对现有理论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有时用现有理论来解释具体个案会有隔靴搔痒、不着边际之感。但是,即使研究者决定发展新理论,仍然应该对文献认真综述,对现有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回顾。通过澄清与现有理论的渊源和区别,研究者才能说明自己的创新之处。关于理论创新,容稍后详述。

功用三:提供理论缘由。如果能做到以上两点,理论缘由也就水到渠成了。如果研究者能够在文献中形成自己的问题,并将自己的研究与重要理论联系起来,那么已经证明了研究的意义。

2.什么是好的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反映研究者对所研究领域文献的掌握程度和理论思维能力。评价文献综述并没有硬性标准,就像评价艺术品只有指导性原则而没有硬指标一样。笔者在这里只是提出一些“软标准”供参考。

(1)前沿性。文献综述应该关注学术的最新发展,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为了防遗漏。

(2)覆盖性。一个好的综述应该涵盖所有重要文献,围绕研究的中心问题,探索方方面面的答案,包括自己不同意的答案。对与自己的假设或发现不一致的文献或理论,尤其不能忽略。首先,只有站在对立面上,才能真正深思熟虑地斟酌自己的观点。其次,如果你能驳倒某个主流的观点或有影响力的理论,那么你的研究将更有分量。再次,对立面的存在至少说明你的结论并非显而易见,琐碎无聊。

(3)相关性。在坚持“全面”原则的同时,我们又不能对所有文献不加选择地包揽。我们只需要回顾与本研究直接相关的、或至少间接相关的文献,避免讨论不相关文献。

(4)分析而不是堆砌文献。罗列文献是初级水平,成熟的文献综述要有分析。最重要的分析技巧包括辨识有重要理论贡献的关键文献,依据不同的理论视角将文献进行归类,比较各种观点之间的差异和逻辑关系,并且批判性地评估各种观点的理论价值和经验证据。

(5)连贯性。好的研究综述应该自始至终围绕一条主线,为作者的思路服务,一步一步推演出研究假设。年轻的学者容易被繁琐的文献牵着鼻子走,偏离主题。

3.理论创新

学术贡献有两种方式:理论创新或新证据。就是说,研究者不一定非要创造新理论来对知识积累做出贡献。如果新的经验证据涉及重要而又未被解决的理论争议,那么经验证据本身就十分重要。例如,笔者(Peng,2001)曾在《美国社会学杂志》撰文,比较解释中国集体乡镇企业为何成功的三种理论:非正式私有化、地方国家公司主义,以及市场监督(预算约束)理论,这三种理论分别来自倪志伟(Nee,1992)、魏昂德(Walder,1995b)和林毅夫等(1997)经济学家,并且都没有经过严格经验证明。而笔者此文的贡献就在于为裁判这三种理论提供了比较严格的经验证据。

理论创新优胜于简单地综述、解释、拓展他人的理论。真正的理论创新有赖大脑的创造力和对相关文献的深刻理解。但不幸的是,很多“创新”只反映作者的学术自大情结,或者作者对相关文献的无知。理论创新包括创造新理论或新概念,也包括有创意地应用一般理论,扩展或整合现有的理论。概念纯粹是人脑的构造,不存在“真实的”概念。概念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只能根据其解释力来评判其是否有用。定义一个有用的概念需要天才与灵感,最重要的是,需要学术界的认同。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概念,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以及黄宗智的“商业化的农业内卷”概念因为具有解释力而得到广泛的使用。创造新概念一定要慎之又慎。如果大家都去创造新概念、新术语,那么,最后的结果是谁都不知道自己的同行在说什么。

科学的理论或假设常常表述的是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比如社会网络与规范控制之间的关系,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等。而历史学家关注个案的分类和描述,例如黄宗智(Huang,2008)对传统中国国家政体的“简约集权”描述。

根据波普尔和默顿(RobertMerton)的定义,理论有两种类型:(A)能够被经验资料证实或证伪的科学理论或中层理论,以及(B)不能或无需用经验资料检验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ies)。宏大理论如帕森斯AGIL模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博弈论、理性选择理论,以及周易八卦理论。虽然宏大理论也是基于对人的行为和人类社会的观察,但与经验研究联系不大。它们不受时空限制,具有普遍适用性。宏大理论本来就不打算接受经验资料的检验,而是根据效用来评判:能否充分而又简洁地解释经验现象。

无论与经验研究联系密切与否,理论创新不可能从零开始,它经常以批判地总结前人学术成果为基础,从现有的或普适性理论中获取灵感。用一句套话说,后人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理论创新既包括创造新理论、新概念,也包括有创意地应用一般理论,扩展或整合现有理论。

例1:理论创新泰斗之头衔,非科斯莫属。科斯《社会成本问题》(Coase,1960)一文是在批判继承庇古(Arthur C.Pigou)关于外部不经济和税收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一些个案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当交易费用为零时,外部性问题能通过市场交易自动解决;当交易费用不为零时,外部性问题要靠合理的产权配置或政府税收来解决。

例2:黄宗智(Huang,2008)受迈克尔·曼关于低基础能力和高专制能力的国家类型的启发,提出“简约集权”的概念。简约集权指一个世袭皇权(高度专制),凌驾于一个简约的官僚机器(的基础能力)之上。这一概念发展补充了韦伯提出的“世袭官僚制”概念。韦伯认识到中国古代国家既有封建世袭的特点,又有理性官僚制的特点,是二者的混合体;而黄宗智则更明确地指出了这种混合体的结构和存在条件。

例3:魏昂德(Walder,1995b)曾在《美国社会学杂志》撰文,从理论上重构科尔奈“公有制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的命题。科尔奈据匈牙利改革的经验认为,软预算约束是公有制无法解决的弊病,因而在公有制体制内国有企业改革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魏昂德指出,中国集体所有乡镇企业却是一个例外,它们的预算约束是硬的,且发展胜过国有企业。他提出地方国家公司主义的概念,将一个地区(村、镇、市)的公有企业视为集团公司,地方政府视为公司的董事会,认为分析公有产权应该考虑整个“公司”的组织特征。村、镇政府较城市政府管辖的“集团公司”规模小,(财政收入)利益更直接,因而有更强的激励和能力来监督维护其产权。

二、兼论“洋八股”与本土化

经验研究的核心是理论、假设和数据,余下各部分只是将这三部分有机地连结为一个整体。假设是文章的核心观点。但仅有观点是不够的,观点需要论证才能转化为知识。我们需要提供两种论证:理论论证和经验论证。这是“洋八股”的基本出发点。就其本质而言,“洋八股”是组织研究的一种简约有效方式。将核心观点和发现置于“八股”的结构之中,研究者才能周密、清晰地思考自己的研究和现有文献之间的关系,假设和资料之间的关系等等。同时,也能帮助读者一目了然看清楚这些关系。

必须强调,所谓“洋八股”指的是研究的最终产品的结构,不反映研究过程。研究过程贯穿以上讨论的八个部分,但并没有固定的结构。思维的过程混沌复杂、循环往复。标准的研究方法教科书,如现在流行的巴比(Babbie,2006),或者20世纪80年代最早引入的贝利(Bailey,2007)的相关著作,不论定性还是定量,都将研究视为循环往复、持续不断的过程。研究者可能从某个问题出发,对文献或数据做初步分析后发现当初所提出的问题是错误的,又打算换个新问题或采用新的理论视角,等等。再如,有些研究并不一定从问题开始,它可能起始于经验观察,也可能始于理论问题。特别是对研究生来说,他们的研究往往是从数据开始的,从数据中倒腾出一个有趣的结果之后,才开始翻文献、寻找理论解释等等。这都是正常思维过程。不过,当我们撰写研究报告时,没有必要直白地把自己混乱的思维过程一一交代清楚。“八股”结构是研究者思考后呈现给读者的最终产品。

实践中,已发表文章也不一定机械地分解为八个部分,还是有很强的灵活性和变通的。例如,文献综述和理论建构可以由多个部分组成。假设有时隐含在文献综述和理论建构部分。资料、测量和方法经常合并为一节。定性研究经常将概念的定义隐含在案例的叙述当中,等等。优秀文章不一定各个部分都优秀。有的文章好在完备的理论论证和创新,经验证据不充分或者根本没有经验证明。比如倪志伟关于杂交组织理论(Nee,1992),魏昂德关于地方国家公司主义(Walder,1995b),两篇文章其实只有问题、理论和假设三部分,除了一些例子之外,并无严格证明,但两篇文章对后来的许多实证研究产生巨大影响。同理,有的文章好在扎实的经验分析或假设检验。还有些经验研究,比如历史叙事,本身就很有意义,生拉硬扯理论,反而弄巧成拙。

“洋八股”结构主要适用于定量经验研究,对质性研究的适用性尚需斟酌。在我看来,大部分用定性个案研究探讨一般理论的文章,严格说来都是“前操作化”分析,即只有问题、理论、假设三股;从案例中总结出来的“发现”严格说来只是新的假设。不过,如果个案研究检验的理论是关于个案本身的理论,比如韦伯关于中国法律制度的论断,此类质性研究也有严格的实证性质,用八股格式未尝不可。

新文化分析学者(new culturalanalysts)认为研究应该从经验观察开始,不应该因为一些先入为主的概念、猜想、假设或理论而产生偏见。但我认为这个主要指收集经验资料的过程。这些文化分析者也强调理论框架和理论视角对分析经验资料的重要性(Denzin&Lincoln,1998)。质性研究者也需要做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从中找出自己的视角,构造分析框架,提出主要观点,然后讨论资料收集方法,分析经验数据。但他们中许多人回避或拒绝“检验假设”和“操作化”之类的科学主义概念,因为逻辑上他们确实没有检验假设,只是提出了假设。

“洋八股”以演绎逻辑为主,归纳逻辑为辅。波普尔演绎逻辑是科学理论惟一正确的逻辑(Popper,2002/1959)。让我们试想一下反映归纳逻辑的文章结构:(1)提出问题;(2)收集资料;(3)分析资料、解释变量等等;(4)用理论解释经验发现;(5)概括新理论。这种归纳过程本身没有错,并且是完整研究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反映假设产生过程而不是假设检验过程。许多单纯质性研究其实就是这样的步骤,虽然他们大多不承认或者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谓结论不过是尚待验证的假设。

但如果社会科学研究都遵循这种路径,则只有假设的产生而没有检验,更谈不上通过学术积累实现理论的建构。社会科学的发展有赖于精确的概念和形式演绎逻辑。理论的逻辑是演绎逻辑。如果没有理论演绎和假设验证,我们永远处于搜集事实、积累假设的阶段。所以“洋八股”将这种结构头尾倒置过来,要求研究者从现有理论中推导出假设,然后验证假设。大部分经验研究是应用或验证现有理论。如果一个研究者从其经验分析中归纳出了一个全新的天才理论,不能从现有理论演绎出来,那么这个时候理论就是个新的假设,需要用不同的数据进行再证实。

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我简单探讨一下“洋八股”与本土化的关系。本文提倡“洋八股”,但绝不是提倡全盘引进西方的社会科学的实质理论和概念。我十分赞同实质理论应该具有本土特色。实质性概念和理论的创新应该来源于扎实的经验研究而不是照搬西方理论(黄宗智,2007)。但我认为起码目前没有必要创造新的方法论范式,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现阶段应该遵循“洋八股”这一方法论的范式,理由如下。

第一,本文所讲的“洋八股”,只是形式上的八股,是学术研究的形式主义规范,不是实质理论上的八股。作为形式规范,研究者可以将任何实质性的概念和理论放进去,不论是西方的还是本土的,或者是中西结合的。一方面,本土理论应该立足于对中国现实的切肤而深刻的观察与理解。直接将西方的理论和概念应用于中国现实有时让人觉得隔靴搔痒。在学术研究中,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可能会谬误千里,在实践中则更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如俄罗斯在后共产主义转型中的“休克疗法”,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处理(Stiglitz,2002)。

第二,笔者认为“洋八股”的应用将切实推进本土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过去20年,中国社会学有了长足进步,对理解中国改革的过程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许多文章仍然只是简单地报告一些观点或观察、或经验,而没有理论依据或严格的经验支持。国内社会学研究至今没有形成学派或理论流派,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学者们不能对他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很好的综述和辨析。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没有学术争论,更没有积累。如果大家都做规范的学术,那么至少能够增进有益的学术对话,促进本土理论流派的形成。

第三,现有理论失效的地方则可能是新理论产生的沃土。中国40年改革经验在许多方面充满了创新性和独特性,新理论、新概念呼之欲出。中国正经历着高速的经济发展和急剧转型的社会变迁。这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创造一流学术成果、为国际学术界做出重要贡献提供了宝贵的机会。这不仅需要对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奉献,也需要遵守国际学术界的标准和模式。做规范研究,写一流文章,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才能再向前迈进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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