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罗伯特·索洛 比较

作者 | 罗伯特·索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于2023年12月21日去世，享年99岁。索洛教授是经济增长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索洛增长和索洛余值是每一个经济学人都熟知的概念。他喜欢研究，更喜欢教学，他调侃自己“我拥有您能想象到的最惊人的博士生名单”。他指导的博士生乔治·阿克洛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彼得·戴蒙德和威廉·诺德豪斯也先后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几年前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 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出版，引发对不平等问题的广泛关注之时，索洛教授曾就不平等问题和皮凯蒂的著作发表了评论，着重讨论了皮凯蒂关于经济增长率小于资本回报率的观点。我们特推送此文，以纪念为我们开启了理解经济增长之窗的索洛教授。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都在恶化，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富人与其他人群的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一不祥的反民主趋势最终引起公众关注并成为政治议题。如果对此有什么理性和有效的应对政策，那必须基于对不平等加剧原因的正确理解。目前的讨论发现了若干可能的因素：实际最低工资水平萎缩；工会力量与集体谈判机制衰退；全球化与来自贫穷国家的低收入工人的竞争加剧；技术和需求变化导致中层工作岗位减少，劳动力市场走向两极分化，一边是顶层高素质高技能群体，另一边是大量缺乏教育的底层低技能群体；等等。

以上各种可能因素似乎都反映了一部分真相，但即使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似乎也不足以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这些因素的分析至少存在两方面的缺陷：首先，它们没有回答真正的关键问题，即顶层1%收入群体同社会上其他人群脱节的趋势；其次，它们带有某些外来的偶然特征，而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40年来普遍存在的趋势更有可能源自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某些更深层的作用力。此时我们迎来了皮凯蒂，一位年仅42岁的法国经济学家，他填补了这样那样的缺陷。我认识一位知名的数学家朋友，他最喜欢用“严肃”一词来表达赞美，“某某是位严肃的数学家”，或者“这是幅严肃的绘画”。现在，皮凯蒂带来了一部严肃的著作。

它同时也是一部长篇巨作：英文版有577页排版紧密的正文，加上77页的丰富注解。顺便插一句，我诅咒那些把注解放在全书末尾而不是每页底部的出版人，因为这样排版肯定会让我这类读者忽略大量注解内容。皮凯蒂还在网上提供了内容广泛的“技术附录”，其中包含数据表格、数学推导、参考文献，以及他在巴黎授课时的精彩讲义的网络链接。由亚瑟·戈德哈默完成的英译版本读起来也文采斐然。

皮凯蒂的策略是从跨越空间和时间的全景式数据解读入手，再展开论述。之前他与一群合作者通过辛勤努力，编制出了仍在扩展和改进的庞大数据库，其中最知名的人士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同样来自法国的年轻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及现代不平等问题研究的先驱者和泰斗、牛津大学的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阿特金森教授已于 2017 年 1 月去世。——编者注） 。该数据库为皮凯蒂的观点奠定了实证基础。

整个论述从法国、英国和美国总财富（或资本）——包括私人财富和公共财富——的时间变化轨迹开始，从各国能获得的最早数据起延续至今。德国、日本、瑞典以及较少提及的其他国家，只要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统计数据，也被纳入该数据库。一本有关不平等问题的著作为何要从总财富的测算谈起，你如果对此感到困惑，且听下文分解。

由于研究的关键是对极大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加以比较，如何寻找恰当的可比单位自然是个问题，例如，如何能对法国1850年的总财富与美国1950年的总财富进行对比。皮凯蒂的解决办法是用当时的当地货币测算的财富除以当时的国民收入，于是这一财富收入比便采用“年”作为测算维度。因此刚刚提到的对比问题的结论是：法国在1850年的总财富大约相当于该国7年的国民收入，而美国在1950年的总财富仅相当于其4年左右。用直观的国民财富或资本与收入之比进行比较的做法，是整个研究的基础，经济学中也经常提到资本产出比或资本收入比。请读者们习惯这一做法。

但这里有小小的含糊之处：皮凯蒂把“财富”（wealth）概念等同于“资本”（capital），当作可互换的术语。我们很清楚如何计算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的财富，把所有资产的价值加起来，再减去所有负债的价值（这些价值由市场价格决定，在缺乏市场价格时可采用某种近似值计算），其结果即为净值或财富。至少在英语里，这通常被称为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的资本。然而“资本”一词还有另一种不完全相同的含义，即表示一种“生产要素”，即生产过程中的一种必要投入，以工厂、机器、电脑、写字楼或（提供居住服务的）住房等形式存在。资本的这一种含义可能有别于“财富”。仔细分辨会发现，某些具有价值、属于财富的资产并不参与任何生产过程，如艺术品、窖藏的贵金属等。你当然可以说挂在起居室中的画作能生产某种“艺术欣赏服务”，但这些产值通常未被计入国民收入。更突出的差异是，股票的市场价值、公司生产资本对应的金融资产可能发生剧烈波动，远高于国民收入的振幅。在衰退期间，财富收入比可能显著下跌，而生产性资本的存量甚至其未来的预期盈利能力或许变化甚微。当然，只要我们像皮凯蒂那样坚持考察长期趋势，这一细节问题完全可以忽略。

整体数据呈现出清晰的态势。在法国和英国，国民资本在1700—1910年相当稳定地保持在国民收入的7倍左右，在1910—1950年受战争和大萧条的影响迅速下降，在英国和法国分别跌至2.5倍和3倍的低谷。此后，两国的资本收入比开始回升，至2010年分别达到略高于5（英国）和略低于6（法国）的水平。美国的情况略有不同，在1770年略高于3，至 1910年提升到5，1920年略有下降，1930年恢复到5～5.5的高点，1950年下降到以下，2010 年回升到4.5。

美国的财富收入比始终低于欧洲。早期的主要原因是，在北美洲广袤的开放空间中，土地价值没有那么凸显。美国的土地当然有很多，但价格相当便宜。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的财富收入比更低或许是因为其生产率较高：同欧洲相比，给定数量的资本能创造出更大的产值。两次世界大战给美国造成的资本破坏和损耗要远远小于英国和法国，这是常识。皮凯蒂观点的一个重要之处在于，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乃至其他地方，财富收入比自1950年以来都在上升，目前已几乎回到19世纪的水平。他预测这一增长趋势将在21世纪持续下去，并造成重大影响，我们之后将对此展开讨论。

事实上，皮凯蒂并不特别自信却也绝非儿戏地推测，全球的资本收入比将从2010年略低于4.5的水平提升到21世纪末的略高于6.5，从而使整个世界回到少数欧洲富国在19世纪时的状态。这一推测从何来呢？或者更普遍地说，是哪些因素决定一个经济体的长期资本收入比？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有75年的历史，他们归纳出了被皮凯蒂当成长期经济“定律”的一个标准答案，其基本思路可以大致概括如下。

假设某个经济体的国民收入为100，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偶尔会有波动，但可以忽略）。再假设该经济体把10%的国民收入用于储蓄和投资，这样会增加资本数量，如国民收入为100时，资本存量将增加10。我们想探究的是，次年的资本收入比能否维持不变，或者说能否在长期持续稳定？要出现这种稳定状态，资本收入比的分子必须与分母一样保持每年2%的增幅。前面提到，当年的资本存量将增加10，因此原来的存量必须为500，既不能多也不能少。这样就能得到连续一致的变化过程：当年的国民收入为100，资本为500，资本收入比是5；第二年的国民收入为102，资本为510，资本收入比仍然是5。只要国民收入增长率为每年2%，储蓄率或投资率为国民收入的10%，以上过程就能够自动持续。更精彩的情景也可以成立：如果国民收入是靠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出来的，并服从收益递减的古老法则，那么不管经济体的起跑位置如何，它都会因为内在的增长逻辑到达这一独特的、自我再生的资本收入比水平。

请注意，从上述案例可以得出更为普遍的论点：如果某个经济体以每年g%的速率保持增长，并把每年s%的国民收入用于储蓄，则自我再生的资本收入比就是s/g（在上述案例中是10/2）。皮凯蒂认为，全球的产出增长率在未来一个世纪中将从每年3% 降至1.5%（该增长率为人口增长率与生产率增长率之和，他预期两者都会下跌）。全球的储蓄率或投资率则被设定为10%，于是他预计资本收入比最终将攀升到7左右（即10/1.5）。这是件将要发生的大事。皮凯蒂当然很清楚他所依赖的假设最后可能被证明是错的，没有人能看一个世纪那么远，但事情的进展完全有可能如他预测的那样。

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财富有一个关键特征，它可以自我再生，并且往往能获得正的净回报。这将是下一个需要探讨的主题。皮凯蒂估算了英国和法国的“净”回报率（在某些微小调整后），对英国回溯到1770年，对法国回溯到1820年，但没有涉及美国。他得出的结论是：“资本的净回报率在每年4%~5%的中心值附近波动，或者更普遍地说是在3%~6%的区间内波动，没有明显上升或下降的长期趋势……但从极长的时期看，资本的净回报率可能略有下降。”若找到美国的可比数据或许能提供更多有趣的启发。

现在，我们如果把资本回报率乘以资本收入比，就能得到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以下简称“资本收入份额”）。例如，假定回报率为每年5%，资本存量相当于6年的国民收入，那么资本收入就占国民收入的30%，剩下的70%则是劳动收入。于是在经过以上的各种准备工作之后，我们终于进入不平等的讨论议题，并涉及两层不同含义。首先，我们得到了一个功能性收入分配的结果，即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划分。其次，与劳动收入相比，财富总是更高度地集中在富裕人群手中（尽管美国近期在这方面显得较为异常），因此资本收入份额越大，整体收入在人们之间的分配状况就愈加不平等。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无论是好是坏，对一个社会而言都是最重要的方面。

可惜这点经常未得到充分理解，所以有必要做个简要的解释。从数学角度看，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以下简称“劳动收入份额”）完全等于实际工资除以劳动生产率。你愿意生活在一个实际工资快速提高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的社会，还是一个实际工资和生产率停滞不前、劳动收入份额也没有变化的社会？从狭义的经济角度看，前者肯定更好，因为你是靠自己的工资生活，与你在国民收入中占有多大份额无关。但后一个场景可能在政治和社会的意义上更具优越性。如果少数财富所有者阶层在国民收入中占有的份额越来越高，他们就可能在其他方面同样获得对社会的支配权。我们未必要做上述非此即彼的选择，但从中可以得到更清晰的认识。

假设我们接受皮凯蒂这一有一定根据的推测，即资本收入比在21世纪将会上升，最后稳定在7左右的较高水平，这是否意味着资本收入份额也会扩大？结论是不一定。请回忆一下，我们需要把资本收入比乘以资本回报率，而收益递减规律意味着资本回报率将下降。随着生产中的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想为新增资本找到有利可图的用途将越来越困难，或者说，越来越不容易继续用资本替代劳动。所以资本收入份额是上升还是下降，将取决于资本回报率的降幅与资本收入比增幅之间的关系。

经济学界对此问题已开展过大量研究，但尚未得出明确结论。这表明对资本收入份额的影响无论其变动方向如何，幅度应该都不大。皮凯蒂选择了资本收入份额上升的观点，我倾向于赞同他。在过去几十年的美国经济中，生产率增速一直领先于实际工资水平的提升，且没有逆转的迹象，因此资本收入份额有所提升，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资本收入份额或许将从30%左右提高至35%左右，这必然会给民主文化和政治带来各种挑战。

这一论证思路还有更强烈的启示，将带我们触及皮凯蒂的核心观点。就我所知，在他之前还没有人给出这一联系。回顾迄今为止的研究结论，历史和理论都表明，工业化资本主义经济体有资本收入比趋于稳定的缓慢趋势，资本回报率也同样如此。该趋势可能受到严重衰退、战争、社会事件和技术变革的干扰，却会在平稳环境中重新确立。在皮凯蒂梳理的漫长历史跨度中，资本回报率通常高于基本的经济增长率，唯一的明显例外是1910—1950年这一段时期。皮凯蒂把这个特例归因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间的大萧条造成的破坏，以及由此引发的高税收。

资本回报率超过增长率在理论逻辑上并没有必然性：一个社会及其中的个人可以增加储蓄和投资的数量，使得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把资本回报率压缩到长期增长率之下。但我们知道，这种可能的状态从社会的角度看是不合理的，因为如果减少过高的资本存量，使回报率回升到与增长率持平的水平，可以使每个人的消费水平都有永久性的提高，从而进入一个更理想的状态。虽然并没有“看不见的手”可以让市场经济摆脱上述反常状态，但它在现实中并未出现，或许是因为历史上的增长率水平一直不高，而资本则一直稀缺。总体而言，我们仍可以把资本回报率超过基本增长率作为一种常态。

接下来我们可以将注意力转向经济体内部发生的事情。假设某个经济体进入了资本收入比不变的“稳定状态”，则收入完全来自劳动收入的人群可以预期，其工资和收入将与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率增速保持同步。这个速度会略低于经济体的整体增长率，因为后者还包含了人口增长率。再看看收入完全来自积累财富收入的人群，其回报率为每年r个百分点（这里暂时不考虑税收）。对非常富有的人来说，他可能只会消费其收入的一小部分，剩余部分会用于储蓄和积累，使他的财富（和年收入）以每年接近r%的速度增长。好比你存在银行账户里的100美元每年产生3%的利息，你的存款余额就会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

于是我们可得到皮凯蒂的主要观点，也是他对这一古老课题强有力的全新贡献：只要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富人的收入和财富增速就会快于正常的劳动收入增速。另外，似乎不存在资本收入份额缩小的反方向作用，即使存在也很微弱。从这个趋势出发解释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尤其是解释顶层1%人群的收入增长，并不需要归结为经济制度的任何失灵，而是主要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在回报率不显著下降的情况下吸收越来越多资本的能力。这对整个经济体而言或许是好事，但对社会中的不平等状况而言则非常不利。

我们可以给这个变化过程命名为“富者愈富的动力机制”。该机制比皮凯蒂书中的描述要略微复杂一些。某些储蓄是来自劳动收入，使工薪阶层手里也有一定的资本积累。这部分财富的回报同样需要重视。但考虑到这些人的财富初始值较小，储蓄率也相对较低，而且小额储蓄获得的回报率较低，计算表明，这种因素不足以阻挡不平等扩大的趋势。

这一基本趋势还有另一个较为令人沮丧的含义。如果现有的大额财富总是比劳动收入增长更快，则相对于新近获得的、主要来自业绩的财富而言，社会中继承财富的地位很可能还会提高。毋庸讳言，工资收入总额增长较慢并不排除某些杰出的创新者、经理人、创业家等可以在有生之年积累大量财富，并进入食利者行列。可是较慢的增长速度显然会使此类成功故事更少出现。尽管对此还有待深入讨论，但数学计算显示，财富集中及其增长潜力会使人们的继承权相对于才能来说越来越占据优势。

皮凯蒂喜欢较为具象地描述收入和财富分配，而不是采用统计学术语。他关注顶层1%人群（有时还包括顶层1%人群中最顶层的10%）、顶层10%人群、顶层之下40%人群以及余下50%人群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他把夹在顶层10%人群和中位数之间的40%人群称为“中产阶层”——由此界定的中产阶层全都位于中位数之上，颇有些自相矛盾的意味。但美国人习惯把夹在富有人群与可怜的贫困人群之间的所有人都视作中产阶层，与之相比，我认为皮凯蒂的定义还是要好一些。

这方面的数据较为复杂，做跨时间和空间的对比并非易事，但皮凯蒂描述的整体图景能提供帮助。资本的分配状况确实非常不平等，在当前的美国，顶层10%人群拥有的总资本份额超过70%，其中一半又属于最顶层1%人群。在顶层人群之下的40% 中产阶层拥有的总资本份额约为25%，其中大多是住房。其余占人口总数一半的人群仅拥有5%的总资本，接近于一无所有。即便是中产阶层拥有的财富数量从历史上看也是新现象。典型的欧洲国家稍微平均一些：顶层1%人群拥有总资本的25%，中产阶层拥有35%。而在一个世纪前，欧洲的中产阶层基本上不拥有任何财富。如果财富所有权在 21 世纪剩下的时间里变得更加集中，前景将变得相当灰暗，除非你对寡头社会情有独钟。

来自财富的收入可能比财富所有权本身的分配更加集中，原因如皮凯蒂所述，大额财富的回报率往往高于小额财富。这一优势部分源自规模经济，但更可能是由于大投资者有机会接触到更广泛的投资机会。劳动收入自然比财富收入的集中度更低。在皮凯蒂对当今美国的类型化描述中，顶层1%人群拥有全部劳动收入的12%，接下来的9%人群拥有23%，中产阶层拥有的份额约为40%，其余50%人群拥有约25%。欧洲的情况大体相似：顶层10%人群的份额略少于美国，其他两个主要群体略多一点。

由此我们看到了全貌：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而且“富者愈富的动力机制”强烈预示着不平等将会加剧。不过这里还有个问题要回答，它与极高工资收入的出现有关。我们先看看顶层收入构成的某些数据，美国现在顶层1% 人群的收入中约有60%来自劳动，只有把范围缩小到顶层1%人群中最顶层的10%人群时，资本收入才占据主导。而对顶层1%人群中最顶层的1%部分，大约有70%的收入是来自资本。这种情况在法国也大致如此，只是对每个分层来说，劳动收入所占的份额都比美国要稍高一点。显然，社会上存在着非常高的工资收入，或许人们之前不曾听说过。

不过这是近期才出现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美国顶层1%的工资收入者在全部劳动收入中的份额只是略高于5%。该比例此后便持续提高，到今天，已占据全部劳动收入的10%~12%。法国的情况则有较大不同，顶层1%群体在全部劳动收入中的份额长期维持在6%，最近才提高到7%。劳动收入近期在顶部出现的极端不平等，或许主要是美国发生的现象。皮凯蒂与赛斯对美国高收入者的纳税申报开展了细致研究，他们把这一现象归因于他们所说的“超级经理人”的崛起。极高收入阶层中包含众多大企业的高管，他们有着非常丰厚的薪酬组合。其中有超正常比例的相当多的人（虽非全部）来自金融服务业。无论收入中是否包含股票期权，这些巨额薪酬组合都会转化成财富以及来的财富收入。因此一个基本事实是，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加剧，很大部分正是由于这些超级经理人的涌现。

目前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并不多，皮凯蒂的著作也没有深究。他当然清楚高级管理者的薪酬往往是由董事会和薪酬委员会在彼此关照的氛围中决定的，其组成人员跟他们要聘用的高管背景上非常类似。这里显然有乌比冈湖效应（Lake Wobegon illusion）的成分：每个董事会都愿意相信其高管的水平高于平均水平，也理应得到高于平均值的报酬。那些超级经理人当然有可能名副其实，他们的超高薪酬可能只是反映了他们对企业利润的巨大贡献，按此思路，他们自20世纪 60年代以来的影响力提升或许也能找到明确的缘由。但如果该现象是美国独有的，那么这种解释就难以服众。法国并没有出现类似现象，德国或日本大致看来也没有。这些国家的高级管理者缺乏某种优秀基因吗？即便如此，也应该存在巨大的移植空间。

另一种颇具吸引力却依然有些模糊的可能性是，高级管理者的薪酬待遇中至少有一部分并不真正属于劳动收入，而是代表资本的某种附属收入，应作为资本收入的一种分享形式。对这个谜题的解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美国顶层人群在近期的收入不平等扩大现象。当然这一谜题或许难以求解，因为其中包含的各种条件和结果过于复杂。

无论如何，我们非常清楚超级经理人阶层在社会和政治上属于食利者阶层，而不是同更广大的工薪阶层、独立执业人士及中层管理者们站在一起。因此，我们依然需要正视皮凯蒂对21世纪的前景展望：人口和生产率增速较慢，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增长率，财富收入比回升到19世纪的高水平，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可能提高，继承财富相对于新获得财富的地位提升，以及顶层收入人群与其他人群的差距拉大等。对此或许可以有一些存疑。例如，历史上相当稳定的资本回报率是收益递减与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折中结果；未来的增长率下滑可能使资本回报率大幅下挫……或许会如此。但假设皮凯蒂总体上是正确的，那应该如何应对呢？

皮凯蒂强烈地倾向于对财富征收年度累进税，尽可能在全球征收，以免资本逃离到所谓的税收天堂。他承认全球征税是难以企及的目标，但认为有可能在欧洲或美国这样规模的地域内实施区域性财富税。他设想了一份税率表：100万欧元以下的财富税率为0%，100万~500万欧元的财富税率为1%，500万欧元以上的部分为2%（我写作本文时的汇率约为1欧元兑1.37美元）。请注意这是一种年度税，而非一次性征缴。皮凯蒂估计，这一税种如在欧盟实施会带来相当于GDP 2%的税收收入，可以用作公共支出或者按照既定的公式进行再分配。他倾向于略带累进性的税率设计，我对此表示赞成。当然这种税收的征管需要金融机构及其他企业有很高的透明度和完善的报告。《21世纪资本论》较为详细地讨论了该税种在欧洲可以如何实施。与其他所有税种一样，毫无疑问需要持续努力堵塞税收漏洞、防止逃税行为，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情况。

创造每年相当于GDP2%的税收收入不算太大或太小，但收入不是皮凯蒂所提建议的中心目标。他着眼的是增长率同税后资本回报率之间的差距，而这是导致富者愈富的不平等状况扩大的根源。如果按照他建议的税率结构征税，资本回报率同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将缩小约1.5个百分点，从而显著削弱上述作用机制。

该建议颇有理论上的意义，因为对皮凯蒂发现的不平等扩大的动力机制来说，这是天然解药。我们还记得，富者愈富的变化过程是在财富累积基础上运转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它并不需要通过个人的创新激励甚至储蓄激励来发挥作用，因此削弱这个过程并不一定会损害上述激励。当然，资本的税后回报率下降可能使大额财富积累的吸引力略有下降，但这也没有定论。总体来看，该建议的影响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皮凯蒂似乎认为，这样的财富税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在欧洲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因为欧洲已经有征收资本税的某些经验。我对此尚无明确看法。在大西洋的这一端，当前对这一建议似乎还看不到像样的前景。我们在政治上连保留真正有效的遗产税的能力都没有（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或许还有个合理的起点），更不用说推行累进程度更高、与现有税制相比对资本收入更不友好的所得税了。顶层人群的收入超过其他人群的内在趋势，不能被某些小修小补逆转。如果美国成为自由者的乐土、勇敢者的家园，以及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的最后避难所，这样的结果有吸引力吗？你能接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