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淼  来源：羊村传播 

“Infodemic（信息疫情）”一词最早出现于2003年SARS时期，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信息疫情”再次引起全球学者关注。在新冠病毒迅猛传播时期，谣言等不实信息借助社交媒体在全球范围内跨越地理和时间障碍迅速扩散，直接催生了世界各国抗击疫情的“第二战场”。可以说， COVID-19新冠疫情大流行时代，人类不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同时还在面临一场全球性的健康传播危机。本期小羊从“信息疫情”的来源、生成逻辑、传播特征及影响方面展现国内外学者观点。

什么是“信息疫情”

“信息疫情”的缘起是随着人类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爆发而涌现。随着人们与电子信息时代的深度融合，当人类的健康亮出红灯，与此紧密联系的信息传播也面临着重重危机。

（1）“信息疫情”是指当健康灾害来临时，过多的信息(包括正确、错误或虚假信息）反而会导致人们难以发现值得信任的信息来源，并且不知道要如何独立处理这些信息。

——WHO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report of WHO[R]. Geneva: WHO,2020.

（2）信息流行病学（Information Epidemiology），或称信息疫情学（Infodemiology），证实了一些专家所知道的证据和大多数人所做或所相信的实践之间存在着知识转换的差距，这也是“高质量”信息的标志。

——多伦多大学教授 冈瑟·艾森巴赫

Eysenbach G.Infodemiology:The

epidemiology of (mis) information[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2003,113

(9):763-765.

（3）“信息疫情”是指虚假信息或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和其他平台上迅速扩散而形成的疫情。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闫慧

闫慧,刘畅,张鹏翼,裴雷,黄崑,王琳,樊振佳,吴丹,姚志臻,桂文瑄,丁念.信息疫情:信息科学家的观点与对策[J].图书情报知识,2021(01):136-143.

（4）“信疫”的本质是新技术背景下人类社会信息传播的无序和失控，是民众、媒体、国家与国际社会整体对新形势不适应的一次集中、剧烈的爆发。其根源是互联网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大众传播、网络传播、自传播和智能传播等多种传播机制交错叠加的融合传播的复杂格局。
——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
方兴东、谷潇、徐忠良

方兴东,谷潇,徐忠良.“信疫”(Infodemic)的根源、规律及治理对策——新技术背景下国际信息传播秩序的失控与重建[J].新闻与写作,2020(06):35-44.

“信息疫情”的传播特点与生成逻辑

“信息疫情”在网络空间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其生成逻辑伴随着多角度的原因。这些特点和原因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信息疫情”并寻求缓解或解决“信疫”的办法。

（1）十大特点：传播的快速性、信息的过载性、关注的大众性、涉略的广泛性、内容的动态性、空间的跨域性、媒体的社交性、污名的歧视性、真伪的难辨性、效果的危害性。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王世伟

王世伟.略论“信息疫情”十大特征[J].图书馆杂志,2020,39(03):19-23.

（2）“信息疫情”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传播环境层面来说，社交媒体的兴起和普及开创了全新的公共领域，给“信息疫情”的生成搭建了平台；从心理根源层面来说，是社会记忆对过去经历的唤起、形塑、重构和反思的集中表达；从信息交互层面来说，则是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圈层双重作用的结果。

——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浙江分中心

梅鹏超、张蓂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 何勇伶

梅鹏超,张蓂,何勇伶.“信息疫情”现象分析:生成逻辑、伴生危害和防治策略[J].电视研究,2020(05):6-10.

（3）从总体上来看，信息疫情的产生，既有人们认知和行为方面的因素，也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传媒教育研究中心 耿益群

耿益群.信息疫情背景下媒介素养的新发展：海外经验与中国策略[J].新闻与写作,2020(08):13-23.

“信息疫情”的伴生危机与防治策略

"信息疫情"作为新冠肺炎时期突出的传播现象，不仅在公众的心理层面带来了恐惧、恐慌以及焦虑等情绪危机，还为政府防治疫情添加了一定难度。

（1）“信息疫情”最直观的后果，是引发公众非理性的恐惧心理，甚至是大规模的社会恐慌，并最终对社会稳定造成破坏性的影响。①政府对不实信息的校正是危机传播背景下应对“信息疫情”的有效策略。②网络意见领袖在危机传播中对于抑制“信息疫情”发挥重要作用。网络意见领袖可以通过广泛、持续的发声改变“信息疫情”的发展趋势，使得“信息疫情”的“拐点”提前到来；同时，不同立场类型网络意见领袖的数量差距对于“信息疫情”抑制效果有显著影响。③在一定条件下，封禁违规内容主体可以作为危机传播中“信息疫情”的补充应对策略之一。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

徐剑、钱烨夫

徐剑,钱烨夫.“信息疫情”的定义、传播及治理[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8(05):121-134.

（2）社交媒体海量化、低门槛的媒体属性，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关于疫情的过载信息和虚假信息在网络中急速传播，不但使有效信息淹没在信息的洪流之中，还助长了公众的恐慌和焦虑情绪，给疫情防控带来了极大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殷乐、王丹蕊

殷乐,王丹蕊.公众认知的再平衡:“信息疫情”语境下的建设性新闻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6):58-65+169-170.

（3）对于错误信息的流行，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一个明显的想法是让技术平台更有效地监管其内容。一个更好的方法是调整社交媒体实践，使个人能够自己做出更好的决定，从而重新驱动（re-engineering）社交媒体，以促进真相的出现。

——马克·布坎南

Buchanan M.Managing the infodemic[J].

Nature Physics,2020,16(9):894-894.

（4）信息疫情治理的四大支柱：第一支柱是支持、促进和加强知识翻译的准确性；第二支柱是鼓励、促进和加强科学层面、政策与实践层面、新闻媒体层面以及社交媒体层面的知识提炼和过滤过程，以提升信息质量；第三支柱是提升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能力，以建立电子健康素养（e-Health literacy），进而选择和评估在以上四个不同层面上发现的健康和科学信息；第四支柱是持续监控和分析互联网上的数据和信息交换模式，类似于流行病中的监视，我们希望能够发现错误信息、谣言、谎言的爆发，并用事实或其他干预措施来反击它们。

——医学博士 冈瑟·艾森巴赫

How to Fight an Infodemic:The Four Pillars of Infodemic Management[J].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020,22(6):1-6.

媒体与“信息疫情”

媒体作为“信息疫情”的主要参与者和影响者，可以从自身功能出发,对“信息疫情”中的模糊信息进行核查、对虚假信息进行澄清、对网络空间中的价值观进行正向引导、对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建设性建议，等等。

（1）政务新媒体借助其特有的政治资源与信息优势，一方面通过与监管部门协同获取实时情报，研判舆情态势，确定阶段性信息报道主题；另一方面，不断寻求与互联网媒体平台的资源整合，以获取在主流报道信息上的全方位支持，扩大主流媒体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并且主动政务公开回应虚假信息以实现价值引导，跟踪报道社会热点以引领社会公共关注。

——集美大学法学院 张冬

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魏俊斌

张冬,魏俊斌.情感驱动下主流媒体疫情信息数据分析与话语引导策略[J/OL].图书情报工作:1-8[2021-09-18].https://doi.org/

10.13266/j.issn.0252-3116.2021.14.012.

（2）（网络）平台需要充分借助技术手段，帮助大众实现信息溯源；加大信息分类标识，提升不良信息的警示；对恶意用户的及时高效的标识和处置；开放平台，让更多独立第三方参与监督，参与治理等等。

——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

方兴东、谷潇、徐忠良

方兴东,谷潇,徐忠良.“信疫”(Infodemic)的根源,规律及治理对策——新技术背景下国际信息传播秩序的失控与重建[J].新闻与写作,2020(6):35-44.

（3）官方主流媒体需要及时奔赴一线，由专业记者进行实地报道。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拓展了媒体对事件的报道空间，也能有效保障新闻时效性和真实性，同时能进一步提高政府处理突发事件舆情传播的工作效率，帮助政府掌握引导舆论的主动权；发挥传统主流媒体引导舆情优势，收集舆情上达官方，传递信息下至民众。此外，主流媒体应该主动出击，设置议程。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刘娜、丁艺璇

刘娜,丁艺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及社会治理[J].当代传播,2021(01):73-76.

（4）为了发挥媒体正确舆论导向作用，遏制虚假疫情信息泛滥，有必要对媒体行业进行监管；各级政府需建立立体宣传网，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渠道进行持续性宣传，第一时间公布抗疫信息，充分宣讲抗疫相关政策规定；国务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准确、合法地向社会公布行政区域内传染病疫情信息。

——海南大学法学院 南靖杰

海南大学经济学院 颜洪平

南靖杰,颜洪平.虚假疫情信息治理探析[J].医学与社会,2021,34(04):123-128.

（5）针对来源与命名主题的网络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和新闻网站及时发布相关科学信息或澄清；高度关注短视频平台网络虚假信息的传播，利用图像识别技术和机器学习算法进行识别，从而反制其传播。有关部门和相关网络平台应协同多方力量，建立起长期有效的网络虚假信息治理机制，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整合权威信息进行内容聚合分发，同时对反复传播的网络虚假信息设置提醒标签，定期不间断地向大众推送，从而有效遏制网络虚假信息反复传播。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张帅、刘运梅、司湘云

张帅,刘运梅,司湘云.信息疫情下网络虚假信息的传播特征及演化规律[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1,44(08):112-118.

社交媒体作为疫情期间大众传播及接收信息的平台，为积极情绪、正确信息提供传播作用，但也因大众偏向刺激性、猎奇性的信息获得心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虚假信息及消极情绪在公众中的发散，淹没了部分有效信息，给疫情防控带来极大挑战。除了从信息源头、传播方式及平台、信息监控等方面进行整治外，未来研究也需进一步厘清其传播规律，探索信息协同治理的有效手段，从而帮助人类社会在病疫和“信疫”的双重战场取得最终的胜利。